經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蘇大會”，確定了最後時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國在即，可是，時至10月，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許多基本法卻沒有製訂。
立國無法，國為何國？制訂紅色法律，成為燃眉之急。即將就任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常委緊急磋商，問：“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這些法律的人？”任弼時立即搖頭。
毛澤東想了想，無奈地說：“只有電告中央，請那邊抓緊起草電告。”“那邊”，指的是駐滬的中共中央局。幾天后，任弼時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毛澤東：“有辦法了，中央給我們派來了一位紅色法律專家！”“喔，那太好了，他是誰？”毛澤東高興地問。
“他叫梁柏台，中共早期黨員，1921年，和劉少奇、肖勁光、王一飛我們一起從上海去莫斯科學習，在那邊，他與蔡和森、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葉劍英、劉伯承、劉伯堅、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後來，專門從事法律工作，對政府工作也很熟悉。”“他在哪裡，我們去看看他。”毛澤東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見人。
“他和他愛人周月林同志，已經到達了長汀，路途不暢通，暫時滯留在閩粵贛省委幫助工作。”“哦，那趕緊，派劉伯堅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們接過來。”數日後，劉伯堅專程率一支精銳的小部隊，開闢了贛閩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陸定一的妻子唐儀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葉坪村，見到了早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就結識的任弼時，見到了毛澤東、朱德等人。梁柏台臨急受命，立即著手製訂紅色法律：《憲法大綱》、《婚姻法》、《組織法》等，“一蘇大會”後，他成為司法部部長，後兼任內務部部長。
周月林擔任中共中央局婦女部部長，是因為一個偶然契機。
起初，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婦女方面的工作，名稱不叫婦女部，而叫中央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周月林是主任，金維映、範樂春等同志是委員。臨時中央政府，討論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組織綱要》。經過一段調查研究，周月林著手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開展放腳運動。蘇區的婦女，雖然在政治上規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權利，在經濟上同男人一樣分得了土地，因為是小腳，行動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參加生產勞動，只能圍著鍋台轉，最多下地送飯送水。如此，在經濟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針對這些情況，蘇區內大力宣傳大腳的好處，開展了放腳運動，大部分婦女把纏腳放開了，更多的女子，從此以後不再纏腳，結束了數百年來的纏腳陋習。
丈夫打罵妻子，公婆虐待童養媳的現象，在農村歷來很嚴重。蘇維埃政府剛剛頒布了婚姻條例，也難以很好貫徹執行，有的區、鄉蘇維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麼回事，以為就是要女人結婚，竟然發出佈告：限定當地寡婦，5日內，必須全部嫁人。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抓住婚姻條例的貫徹，大力宣傳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帶童養媳，並且在《紅色中華》報上，揭露一些事例，抨擊醜惡行為。婦女們非常高興，堅決擁護蘇維埃。
婦女們都發動起來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點就是擴紅。在紅區內，普遍成立了擴紅隊、慰勞隊、洗衣隊，在婦女中掀起送郎、送子當紅軍的熱潮。把婦女工作的重點，與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連結，與整個蘇維埃政權連在一塊。
宣傳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婦女很高興，錯誤地認為：自由，就是可以由著自己性子隨便亂來。於是，一些地方出現了亂來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這個好，明天又跟那個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來就反對婦女平等、婦女解放，乘機亂說：這就是共產共妻。從而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許多人對婦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縣負責人會議，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講話，其實是設了一個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裡，按慣例行事，有請就去，開口就講。不料，話講完了，掌聲稀疏，基層的人開始輪番提問：“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隨便，為什麼有的女子亂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與會的大部分男人，受傳統觀念、地方舊俗所囿，都對男女平等不滿，這時七嘴八舌，你爭我搶，提了一籮筐意見，眼睜睜地要周月林部長回答，他們也想乘機看看這位年輕漂亮的女部長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對這種場面不但不怯，還巴不得有這種機會宣傳宣傳，她仔細聽完，耐心解答：
“貫徹婚姻條例，提倡婚姻自由，實行男女平等，並沒有說可以亂搞。但是，大家說的情況也都是事實，一時間也不可避免。婦女們經受幾千年的封建壓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籠子裡的鳥，突然從籠中飛出來，東南西北，不知該怎麼飛。這就需要我們多做宣傳、教育工作，婦女工作也不光是婦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級蘇維埃政府來做，特別是在座的各位領導一起來做……”說到這一層，她就展開來談工作：“在座的都是各縣領導，有的人很忙，要求你們天天做婦女工作也不現實，但是，你們誰家沒有母親、妻子、嫂子、姐妹呢？你們就先協助我，做好自己家裡的工作吧……”婦女工作，實際上也是各縣蘇維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
這一說，會場上沒人吭聲了，從此，都知道這個年輕漂亮的婦女部長厲害。
在瑞金，人們經常能看到，剪一頭短髮，穿著一身戎裝的周月林，騎一匹棗紅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蘇大會”後，瑞金一下冒出來十幾個部長。這些部長們從來沒有搞過政府工作，碰到問題就來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顧問。來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過去一直做黨務工作，一下子當了中華蘇維埃最高法庭主席，幾乎每天都會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別的事，大問題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問題搞不好，也會激化矛盾，必須慎之又慎。
有許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狀，說劉開擺架子，官僚主義特別嚴重。劉開當時是中央政府辦公廳廳長，文化很高，辦事也有些驕傲，群眾反映大。項英、何叔衡就來找梁柏台商量，要想辦法，按照什麼法律處罰劉開。
梁柏台聽完了事實介紹，說：“官僚主義是不好，但大家還是同志嘛。反對官僚主義不宜使用法律，應該採取教育的辦法解決。”“用什麼樣的教育辦法呢？”項英、何叔衡問。
梁柏台想了想說：“比如，可以用'公審'的辦法。”“公審，怎麼公審呀？”項英、何叔衡面面相覷。
蘇聯有許多“公審”的範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紹了一下。項英、何叔衡聞所未聞，一聽，覺得很有道理。項英連連點頭稱是，說：“那好，就讓何叔衡主席來'公審'他吧！”“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說：“審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場，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場。這種'公審'，還不同於審案子，不用法庭出場，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別的人去就可以。”太嚴厲不行，不嚴肅也不行，那麼叫誰去合適呢？ ！項英與何叔衡商量了許久，決定叫周月林擔任主審。為了表現民主，又讓鄧子恢擔任陪審。公審會場就設在最高法院門外，在大坪上搭了一個台子，把機關幹部和部分群眾召集到一塊，就面對面地數落劉開的缺點、錯誤。那形式，相當於如今的大會批評。這樣既教育了劉開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審”是個新鮮會。那天，大家都來看熱鬧，到會者很多。張聞天也來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時，張聞天講了話。他說：“今天的公審會開得不錯，主審人審得好。政府有這樣的女同志做婦女工作，中央還沒有，嗯，我們黨中央也應該有……”不久，中共中央增設了一個婦女部，把周月林調去，擔任了婦女部長。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為有名的“部長夫婦”。
1934年1月21日，“二蘇大”在瑞金沙洲壩中央大禮堂召開。周月林和梁柏台雙雙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而周月林的位置更為重要，她和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雲、林伯渠等17人組成中央主席團，為執行委員會閉幕之後最高政權機關。她是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
當時，周月林對此殊榮，感到不安，曾對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應該選鄧穎超為主席團成員更合適。
博古回答：我們要按票數來的。
“二蘇大”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談話，又讓她擔任了中央蘇區剛成立的國家醫院院長。
周月林夫婦自進入中央蘇區，便直奔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瑞金葉坪村報到，起初在謝氏宗祠居住。後來，因為叛徒告密，白軍的飛機對這一帶進行轟炸、掃射，臨時中央政府機關轉移，他們隨之遷居沙洲壩村元太屋楊氏私宅；後又遷往郊區的雲石山古寺廟，周月林夫婦與毛澤東夫婦一塊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工作，一直是隔壁鄰居，經常見面。她與賀子珍經常串門，挺熟悉。有一次，她正在賀子珍屋裡，毛澤東拿著一本書進來。周月林以為是馬列著作。後來，賀子珍告訴她，是，毛主席看了5遍，還在看。
1934年10月，主力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人們擔心自己的命運，見面第一句話，往往都是詢問去留。周月林想：毛澤東是主席，決不會留下。她關心的是自己的去留。
那一天，周月林見到毛澤東，開口便問道：“毛主席，怎麼，要走啦？”毛澤東答：“哎，要走。”周月林趕緊又問：“走的名單裡，有我們嗎？”毛主席：“有，你們兩人都走。”跟著主力紅軍走，雖然前途未卜，但留下來，肯定兇多吉少。所以，人們心裡的基本選擇是：爭取走。
要走，又有許多戀戀不捨。周月林開始做走的準備，回國後，思兒心切，他們果然又生了個兒子，已經1歲多，因為出生於瑞金沙洲壩，取名叫沙洲。長征出發前，中央作出決定，孩子不能隨軍，一律送人。
多了個孩子，便多了一份痛苦訣別。經商量，他們流著淚，將小沙洲送給了當地一位農村婦女幹部。
開拔的日子來到了――10月上旬，有些人員已先期出發。周月林也做好了遠征的一切準備，這時，情況發生了急變。
中共中央於10月突然決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負責領導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的紅軍和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繼續進行鬥爭。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陳毅任辦事處主任。因陳毅負傷，行走不便，中央決定再留下一人，具體負責政府工作，人員未定，由項英挑選。
於是，項英將成為某人的命運之神，經反复考慮，這一個人竟是梁柏台。他點名要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項英找梁柏台談工作，見到周月林，順便點了她的命穴，說：“你也與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蘇區做婦女工作。”“不，我還是想跟主力紅軍一起走。”明眼人都可看到，紅軍主力一走，瑞金及整個中央蘇區即將淪陷。沒有多少婦女工作好做，她不肯留下，又去找中央要求。
氣候轉涼，軍情緊迫，形勢日益惡化，遠征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中央領導一天到晚開會，處理生死攸關的大事，無暇顧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幾次，會場戒備森嚴，無法找到領導人。來來往往，卻偏偏遇到一串串生離死別，在痛苦的紅都中發生。
中央確定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堅持鬥爭。瞿秋白知道留下兇多吉少，要求跟主力紅軍走，被王明斷然拒絕，瞿秋白身心交瘁，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徐特立前往辭行，瞿秋白囑咐自己身強力壯的馬夫跟隨徐老走，並把自己那匹良駒黑馬換給了徐老。決定留下的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備清酒、花生，邀請林伯渠作竟夕談。時將冬令，旅途艱難，何叔衡脫下身上的毛衣，贈與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緒萬千，作《別梅坑》詩一首：
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
敢為葉坪弄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
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
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
握別何叔衡，林伯渠與做月子的夫人離別。他與妻子範樂春商量後，忍痛把出生僅14天的獨子，送人撫養。範樂春是福建永定縣人，一九二八年參加閩西金砂暴動，曾任永定縣蘇維埃政府主席、閩西省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長、中央蘇區紅軍優待工作局局長，是個堅強的共產黨人。紅軍長征，她回到家鄉永定，與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等，領導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中，她任中共閩西潮梅特委委員兼婦女部長，因積勞成疾，1941年，病逝於永定西溪。
周月林去找毛澤東，毛澤東已先行前往於都。毛澤東的秘書、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正與妻子郭香玉話別。郭香玉與謝覺哉相親相愛，感情甚篤。然而，因郭香玉曾纏過腳，行動不便，被迫留下。此一別，亦是永訣。郭香玉返回家鄉，仍四處活動，積極從事革命工作。不料，被人告密，於1940年9月3日夜晚，被白軍秘密逮捕。敵人用盡酷刑，想撬開她的嘴巴，郭香玉倔犟，寧死不屈。兇殘的敵人惱羞成怒，竟在村里挖個坑，將郭香玉頭朝下活埋。不幸殉難時年僅44歲。噩耗傳到延安，謝覺哉思念郭香玉，眺望南方，徹夜難眠。他在日記中填詞《浣溪沙？憶郭香玉同志》：“堅貞勤樸我憐卿，才得相親又遠征，依依駐馬不勝情。一齒僅存猶噴血，百鞭齊下不聞聲，二字千秋玉比馨。”建國後，謝覺哉歷任內務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協副主席等職，1971年逝世。
一幕幕生離死別，催人淚下，攪得周月林六神無主，心急如焚。好脾氣的梁柏台便勸她：“這種時候，領導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一錘定音，周月林的悲劇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