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林又名周秀英，1906年12月27日，出生於上海一個貧困的漁民家裡。 4年後，母親生了一個弟弟。為減輕負擔，她被送到鄉下外婆家寄養。 9歲，父親將她接回上海，送入一家紗廠做揀紗工，在苦難中覓食，養活自已。 17歲時，她進了日本人開辦的楊樹浦大康紗廠做工。 1924年，在地下黨創辦的工人夜校—工友俱樂部，開始接受革命理論。在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中，大康紗廠的工人積極響應，堅持罷工77天。她鼓動女工姐妹們參加大罷工，帶頭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在這次大罷工運動中，她由夜校教師張琴秋介紹入黨，轉而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如火如荼的革命，不斷激勵、陶冶著周月林，也催生了她的愛情。在艱險的鬥爭中，周月林和“五卅”運動領導人之一，與自己同齡的張佐臣相愛，結為夫妻。 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那時，她在上海市總工會做保密工作。危急之中，黨組織讓她迅速轉移，1926年秋，年方20歲的周月林秘密進入蘇聯海參崴黨校深造。
不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名鼎鼎的工人領袖張佐臣，首當其衝，不幸被捕，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21歲。
海參崴，地處中蘇邊界。是蘇聯向中國輸出革命的橋頭堡。在海參崴黨校，第三共產國際專門設立了一個中國班，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
北風凜冽，西伯利亞的寒流刺骨，一般的南方人很難適應。身處異國，舉目無親的周月林，進入黨校不久，認識了中國黨支部書記、政治老師梁柏台。得到了他的關心照顧，孤獨與寒冷中，她迎來了情竇重開的花季，與梁柏台一見鍾情，經組織批准，不久便結婚。婚姻，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一年後，學業結束，周月林隨梁柏台調往伯力省。周月林擔任了華工俱樂部主任。梁柏台則專門進行紅色法律研究，從事司法工作，還在伯力省法院擔任過審判員。
即使是天涯海角，總有一根掙不斷的紅絲線，牽繫著赤子心。國內工農革命的消息，傳到蘇聯。周月林、梁柏台與同在蘇聯學習軍事的朋友劉伯堅、肖勁光、劉伯承，經常相聚暢談報效祖國的願望，幾回回談得熱血沸騰、壯志凌雲。
那時，來往蘇聯的任弼時、葉劍英等人，也專門來過他們家小聚。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設計未來，兩人豪情滿懷，希望儘早歸國施展才能，也就愈加珍惜在蘇聯的學習機會。周月林希望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那時，蘇聯正經歷著大饑荒。中共中央專門下了一個命令：未得中央的許可，黨員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為此，梁柏台多次寫信，給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委員會委員及主席團成員瞿秋白，瞿秋白則轉告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給予辦理手續，但通知遲遲沒有下達。
為盡快用知識充實自己，提高素質，等不及的周月林，自費專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產國際東方部。 “第三共產國際”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機構，其中有各國共產黨派駐代表。中國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是瞿秋白、鄧中夏。
當時，機關保衛工作較嚴格，一般人不讓隨便進出。而她身上正好帶有中國共產黨黨證。有黨證就可以直接進去，周月林見到鄧中夏，直截了當，提出繼續學習深造的願望。鄧中夏也很乾脆，當時就答應了她的要求。批准她進入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又叫做東方大學，其時，鄧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裡學習。
東方大學除普通班外，還設有兩個特別班：一個特別班又叫預備班，接納那些文化程度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進了這個班，鄧中夏的妻子也在這個班。一同學習的還有另一個特別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較高，但年紀較大的人，其中有後來在“紅都”被譽為“四老”中的“三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文化高，也在這個班，瞿秋白曾在這裡講課，由此，周月林認識了瞿秋白。
中國班裡，“中國革命”始終是熱門話題。
國內紅軍發展到十多萬，紅色根據地擴大為15塊區域，以及國內正在緊張籌備、召開“一蘇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種種信息，時時激勵同學們，紛紛要求回國。在大趨勢面前，第三國際東方部，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學生回國革命。那一陣子，國內打仗，軍事院校的學生們都已回去了，學習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可是，因為來去的都是在校學生，國內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成立蘇維埃政府，急需要搞過政府實際工作的人才。蘇維埃政府要製定憲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紅色法律的人才。往往要向第三國際尋求幫助。
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來到莫斯科，找第三國際東方部要求回國。來過幾次，那兒一個女同誌已認識他，也在一旁幫著說話：“中國方面不是多次提出，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特別需要懂法律的人才……”東方部的領導人一聽，對呀，中國建立蘇維埃政府，必須制定一些法律，制定了法律也還要懂行的人執行，沒有一個法律專家，遇到問題不就亂來了嗎！於是，他立即同意了梁柏台回國，態度也很和藹，關心地問：“你打算什麼時候回去，還有什麼困難，需要我們幫助解決嗎？”梁柏台十分高興，立即回答：“希望盡快回去。我自己倒沒什麼困難，可是，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這裡。我一走，他們怎麼辦呢？”這方面的問題，歷來有規矩，東方部的領導說：“你的妻子，可以和你一起回中國，兩個孩子不許帶走，由我們負責送進國際幼兒園。”國際幼兒園地處莫斯科南郊，又叫做瓦斯基諾國際兒童院。 1929年8月1日建成，也稱國際紅日兒童院，或國際八一兒童院。國際兒童院，確實很“國際”，按規定，裡面都是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的子女和烈士子女。其中有鐵託的兒子扎爾戈，西班牙共產黨書記伊巴魯麗的女兒瑪雅……中國共產黨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張琴秋的女兒張瑪婭、蘇兆征的兒子蘇河清等。後來，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等也在此學習。其中，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兒、兒子，是較早進入這裡學習的中國革命者的孩子。
回國，意味著團聚，也意味著分離。兩個那麼小的孩子，一齊留在異國，叫做母親的怎麼割捨得下呢！孩子是我們的，為什麼不能帶回國去？周月林百思不解，決定去討個公道。為此，周月林邀梁柏台一同來到共產國際東方部，要求讓他們帶兩個孩子回國，實在不行，帶一個回國也行。
他們的要求，遭到第三國際東方部領導的斷然拒絕，理由很簡單卻很革命：
“你們回國，是去幹革命工作，又不是叫你們回家去帶孩子！”周月林、梁柏台在蘇聯生了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兒、3虛歲，名叫伊斯卡拉，“火星”的意思。小的是兒子、才2虛歲，取名叫弗列（偉烈），是從列寧的名字中，取出兩個音，拼成的名字。
告別的時刻，也就是生離死別，可能永遠不再見。他們夫妻倆，心里特別難受。上了汽車，默默無言，只有淚水在不停地流淌。
汽車在寒流中寂寞地行駛了許久，梁柏台突然開口，說了一段自相矛盾的安慰話：“他們說得對，我們回中國是去幹革命的，孩子帶回去幹什麼？要孩子有什麼難，以後到中國，不是又可以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