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住的時間長了，內地朋友有時會問，“如何評價？評價香港人？能不能用一句話來說個清楚？”我說不能，兩句話吧，一句是：簡單，沒有太多的心計，別人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另一句：實惠，沒有太多的親暱，講究交換，看不到收益就不付出成本。這樣一撇一捺，一個“人”倒也大致站立了起來。
一百多年來，香港一直浸泡在商品經濟和自由文化的激蕩之中，人的一生，進取方式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就是交換。過去在內地，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很鄙視香港人甚麼都可以拿來進行“交換”，種種“交換”特別是最後都以盈利為目的，就很反感。但是到了香港，慢慢地我發覺：“交換”思維其實是個很值得探討甚至很應該被重新認識的問題，“交換”從單純的意義上講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它很直接，很透明，如果你不計較它的固有名聲，這一招其實在我們的現實生活裡很好用——
記得初來時我去銀行，一位業務員小姐經常為我服務，時間長了兩個人就彼此熟悉，有一天她突然問我願不願意當她的老師，教她學說普通話。我開始一愣：“教香港人學說普通話？”心裡稍微緩衝了一下，就說“可以”，因為那時我也正在學習廣東話，大家如果都有時間，兩個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互相練習？但是這位小姐緊跟著講：“不，不，此事不忙，您不要立刻回答我，回去想一想，如果有時間，真的也願意，就給我一個計劃，同時也請給我一個報價單。”
“報價單”？這次輪到我長時間地“發楞”了。
銀行小姐要我教她普通話，但是這個學生要求老師必須“收費”，我當時真的是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做，以為她是不好意思，不願意白白佔了我的精力和時間。但是後來我再去銀行，見了面，她又問：“怎麼樣，您想好了嗎，就是教我學說普通話的事？”我說：“想好了，可以啊，但是你不用客氣，真的不用。按時上課我能接受，但是收費，我不能，萬萬不能。”銀行小姐面露吃驚：“不能？為什麼不能？”我一下子無法向她解釋清楚，說我過去從來沒這麼幹過、不習慣；說我們外派記者有本職工作在身，兼職當老師肯定不可以等等，反正我一遍遍地對她說“收費我不能，真的不能”。銀行小姐這次徹底絕望了，低下頭，同時也很遺憾地對我說：“真不幸，您的普通話說得那麼好，但是不收費我就不能請您當老師。”我不解，問她為什麼？最後銀行小姐被我逼得沒辦法，從嘴裡溜出來了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對她可能順理成章，但對我卻清新刺激：“您不收費就沒有壓力，可能就教得不認真……”
“不收費就沒有壓力，就教得不認真？”
原來我的“學生”擔心“老師”的是這個？香港人是這樣的思維方式？
一個人為他人服務，如果從被服務者那裡得了報酬，這樣彼此之間就有了契約，就形成了一種正式的“交換”關係。香港人認為這種關係最令人放心，最不會使服務者忘記了許諾。難怪他們並不覺得“收費”二字有什麼不光彩，“銅臭”究竟是什麼，在哪裡能夠聞得到？他們對此也二二乎乎。
我最後也沒有成為這位銀行小姐的普通話老師，但是她沒收我的費，卻免費給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金錢的交換關係雖然在人類歷史的發展記錄中最古老、名聲最不好聽，但是它最可靠、最有保障，這一點也許倒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吧。
2006年深秋，那時候正是滿天下饞嘴的人都渴望吃螃蟹的時候，我對“螃蟹”向無大趣，只是聽說近幾年內地的大閘蟹根本就滿足不了十幾億人張開來的嘴巴，真正的陽澄湖“地道貨”幾乎很少見，普通老百姓最後能夠吃到嘴裡的不是濫竽充數、假冒偽劣，就是“過湖蟹”、“洗澡蟹”，而香港因為97年回歸後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肝寶貝”，歷史上又早就存在“三趟快車”，所以真正的“大閘蟹”反倒能夠在香港見到，於是事先向供應商訂了貨，邀來幾個當地朋友準備大辦一桌家宴。
不過我的螃蟹訂下來了，邀請發出去了，那一天到了約好送貨的時候（要求提前兩天預訂），我望著牆上的掛鐘，快5點了，突然擔心起“大閘蟹”會不會被按時送上門，如果不按時，我的朋友6點即到，大家坐到飯桌上，看不到“心中所想”，主人豈不是很尷尬？時間越近，擔心越大，不由得我就想起過去在內地搬家等家具，每個家具公司都答應按時送貨，但是每一次送貨各公司又都不守時，比如說好了上午沙發會到，結果一直要等到下午；臥室裡的大床小床約好了是在下午，千叮嚀萬囑咐可別送晚了，否則我們一家人就沒地方去睡覺，但是半夜12點了，遲遲還不見有人按門鈴。
當然那天我在香港的“螃蟹宴”還是如期舉行了。 5點差5分，手機響，送蟹的工人按時把螃蟹送到了我的家門口，我不僅如釋重負，而且深深地為香港人的誠信，不，此處不再說誠信了，單說“交換”，深深地為這種交換關係而稱頌：
我和“螃蟹”有約，我花錢買了螃蟹，也花錢預約了“送貨上門”，按道理我是不必再有任何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