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我初萌的時候，那時候我的生活背景是“文革”，內地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有一天我悄悄地問和我同在一個學校宣傳隊、經常一起表演節目的小女伴兒：唉，我們天天都在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可是你知道嗎，“革命”是什麼？ “文化”又是什麼？我的女伴兒是個高乾子弟，她的父親可能天天站在高處都在搞別人，他的“千金”也很衝，就說：“革命”？ “革命”就是“抄家”，把誰誰誰打倒，一切地富反壞、牛鬼蛇神；“文化”？至於“文化”嘛，嗨，其實你問那麼多幹嘛，不就是舊書、舊古董、舊思想、封資修的破爛貨？
小孩子不懂“文化”可以理解，長大了以後我依然不懂。辭典上的解釋是“人類創造精神財富的總和，比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然而生活裡的“文化”哪裡有那麼簡單？文化根本不理會任何是非，大家都願意去做、都習慣去做，就成了潮流，就是文化。
香港的“文化”是什麼？繞開我永遠也搞不清楚的概念，回到現實我眼前正在面對著的社會：“賭馬文化”、“八卦文化”、“大佬文化”、“風水文化”、“購物文化”、“早茶文化”、“交換文化”等等，如果什麼都可以“化”，這裡面至少還有一種：“上街文化”。
香港人酷愛上街，開始我以為原因無外乎有兩條，第一，香港到處都是店鋪，整座城市放大了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百貨商店”，這無疑誘惑著人們每時每刻的消費欲；第二，香港人一般住房條件都很可憐，人們把大量的閒暇時間打發到街頭，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可是後來我發現，香港人“上街有癮”其實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這就是上街遊行，大事、小事，全局之事，局部之事，舉凡涉及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失都要上街——
先說“上街有癮”的層面之一：
有一次在我的身邊，兩個女生正在悄悄議論著“明天咱們該干什麼”，我無法迴避，就听到了下面的一段對白。其中一個問另一個：“明天沒事咱上街吧！”另一個疲疲塌塌地說：“我又不買什麼東西，上街幹嗎？”接著提議者馬上回應：“老土，不買東西就不能上街？反正沒事，上街活動活動，走到哪裡算哪裡，餓了咱就在街上吃點小吃。”
上街活動，活動上街？香港的“上街文化”或許這就是源頭？這個“源頭”暗含著輕鬆、適意，說到底最是一種自由的心態。香港的大街小巷，行人可以無所不到，就是酒店賓館，哪怕五星級、六星級，老百姓只要想進，拔腿推門就是。好幾次我走在香港的街頭，身邊就是高級酒店，想去方便，抬頭開始找廁所，同行的當地朋友看著我很詫異，疑惑地提醒：“哦，酒店裡不是就有衛生間嗎？”我不好意思地一笑，自我解嘲：“對，我怎麼就沒想到？”我的“沒想到”其實是因為不習慣，過去在內地，別說老百姓，就是我，做了20多年的記者，只要有辦法，誰也想不到會去酒店解決膀胱的問題。然而在香港，普通市民天天穿梭酒店，因為酒店在建築結構上本身就和這個城市的立交橋、空中走廊連結在了一處，有時不想走都不行；另外一方面，在香港人的心裡，這一點更重要也更能說明問題，那就是“酒店怎麼啦？酒店我就不能進？別說去趟廁所還算有個正經的理由，就是沒理由，因為天熱，我就是想進去吹吹冷氣誰還會攔我？沒人”！這種想法無疑就是心態最自由的表現。
再說“上街有癮”的層面之二：
2003年，那時候我還沒有開始在香港常駐，香港市民不滿意《基本法》第“23條”的有關立法，據說50萬人走上了街頭；自此，以後每年的一些固定時間，反對派都要組織市民上大街，反對派的反對派也會號召更多的人表明另一種觀點和意見。
2004年，我到香港後，第一次聽說香港又要組織遊行，說出來不怕人笑話，當時我心裡真有點怕，怕什麼？因為沒有經歷過啊。畢竟“遊行”在任何一個社會，總會和政治發生某種聯繫，總不能被看作是一件平常之舉。後來到了維多利亞公園（當天遊行的集中地），我看到人山人海、彩旗飄揚，維園的廣場中央，臨時搭起來的台子上，有人拿著擴音器正在不住地喊口號，站在園子裡準備出發的示威者，有人身上統一穿了後背印有各種訴求短語的服裝，也有人就是一身平常的穿戴，不過每個人都很從容，那陣勢讓我想到過“文革”，但是又覺得這和幾十年前內地的“文革”不盡相同。
開始，我出現在示威現場，眼睛還多了一分警惕，生怕被別人注意，更怕萬一讓什麼熟人給看到了會對我產生不良的影響（儘管我去現場也是為了工作），可是後來我發現，我在遊行的隊伍旁觀看，根本就是滄海一粟，人海裡多我一滴少我一滴，絕對沒人在乎。香港是一個自由世界，沒人因為遊行、看熱鬧或者不遊行、不去看熱鬧就因此獲得或損失掉什麼。大家在這樣的氣氛裡上街遊行是不是真心義憤或者只是隨大流、趕羊群也都無所謂。反正最後都會出一身汗，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趕快脫下衣服，洗他一個熱水澡。
從2004年到2007年，我在香港常駐的三年日子裡，後來終於輕鬆了，偶遇知心朋友也敢開口議論：“嗨，香港大街上的'遊行示威'其實咱也不必大驚小怪”，太多了，每一次有什麼人因為什麼理由要組織市民“上街”，人們從電視、廣播以及很多的街頭廣告都可以看到：水電費漲價了要遊行、公司員工工作超時了要遊行、教師工資不高了要遊行、老人沒有了退休金要遊行、孕婦生孩子醫院床位不夠要遊行、天星碼頭一座49年的鐘樓即將拆掉，市民不願意也要遊行，等等等等，什麼都可以成為“上街”的動因。
香港比較寬闊的馬路兩邊，一般都有長長的欄杆，那上面不許張掛任何涉及商業內容的廣告和海報，但是許多議員的個人宣傳、各黨派魁首提出的政治綱領，特別是各種即將要開始的“遊行告示”卻經常可以看到，因此這類的“廣告”一多，有一天“遊行示威”竟在我心裡發生了某種異化，成為了另一種內容不同的“上街活動”。
2006年年初，香港一位19歲的青年人涉嫌“連環虐殺貓只”，雖然這個人很快就被警方抓獲，但是愛護動物組織的許多人士依然感到“氣憤難平”，他們認為：“本港虐畜問題日益嚴重，去年4月至今9個月內，警方已經成功檢控了9宗案件，（這個數字）較04至05年的全年只有2宗（的情況），大幅上升了4.5倍”，因此需要組織市民“上街”抗議。於是1月8日，3000多人又走上了街頭。這些人中除了普通市民，也不乏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大家各自帶著心愛的寵物，小貓、小狗，差不多有2000來只，舉著標語、喊著口號。這支特殊的遊行隊伍在中環渣打花園集合後，穿過香港一些最熱鬧的街道，一直要步行到香港政府總部，惹來了很多行人沿途駐足觀看。不少被堵在路中的司機本來不知道街上又發生了什麼事，剛要發火，可透過玻璃窗往外一看，“嚯，人狗爭路？”大家也就忘了抱怨，被這一難得看到的“奇景”所吸引……
當然，“有事上街”和“沒事上街”目的大不相同，但是一個社會一群老百姓動不動就聚眾上街，這種狀態從理論上講是和民主意識的普及有關，不過若從效果上來聯想，“狼來了”的感覺又一日勝過一日。
難怪後來我再三再四地上街觀摩遊行，有時自己都不想去，也會對自己說：“嗨，出去走走吧，反正權當鍛煉。”由此可見，我的心態也和剛來時大不相同——“上街遊行”和“上街溜達”，如果兩種“活動”都不會讓參加者損失掉什麼，那麼人們又“何樂不為”，連我不都已經見怪不怪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