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0日的一大早，我慌頭慌腦，頭沒梳、臉沒洗，睡衣睡褲都沒有來得及換，一爬起來就趕快下樓，衝進辦公室翻看當天的報紙（中央電視台香港記者站辦公、住宿為同一座大廈）。
為什麼我如此慌張？
因為頭一天晚上替人幫了個忙，與內地的其他幾位媒體記者，當然都是女記者，合演了一場“美女救英雄”的室內劇，當時玩兒得高興、玩兒得滿腔俠義，但是事後卻被人提醒：“想轉移注意力啊？”當心，可別“引火燒身”，讓香港的“狗仔隊”給“八卦”了去！於是一夜都睡得不實：“江湖險惡。”咱這輩子已經順順噹噹地好不容易活下來了好幾張兒，不惹是生非、不亂出風頭，也不是什麼名人大佬，從來都沒想過“八卦”還會與我有關。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2006年秋天的某一日，香港發行量最大的《蘋果日報》刊出了大半版帶照片的“頭條新聞”，曝光了一位我很崇敬的香港老人，家裡出現了一段公子“緋聞”：“名門鏡破，觸動人心，？菖家大宅昨天整日都被傳媒包圍……”
香港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歷來都有雙行的高度，但是這裡的“八卦”也像歐、美、日一樣的風行，人們不管一則“緋聞”是真是假，只要報上、網上、電視、廣播中在炒作，很多人都會追著去買、追著去看。
“緋聞”惊曝的第二天下午，當事人急匆匆從內地趕回了香港，在律師的陪同下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會上交代了事件真相（注意是“交代”——媒體言）。我很奇怪這位“當事人”即使不計父親的影響，他自己這些年在香港也已經成長為了一位著名的青年企業家、社會活動家，然而在記者會上，他一派被動與無奈，記者問什麼，他好像就必須得回答什麼，記者的問題又十分具體，直戳人的難堪，很多話都是只有在知己甚至夫妻之間才能說得出口，但是當事人一點“主動”都沒有，既不說“無可奉告”，更沒有“拂袖而去”的瀟灑，好像報上傳說關於他的“故事”都是真的（請原諒：此處我不想說明“緋聞”的具體內容以及當事人的姓名，因為那樣，我覺得自己也已經踏入了“八卦”的泥潭）。
我們的“美女救英雄”就是上演在這麼一種事態的背景下——那天晚上，當事人剛剛在下午開完了記者會，澄清了他的“冤屈”，幾個小時以後，香港有個重要的酒會，我偏巧要去採訪，路上就和其他幾位同行的女記者在猜測：“今天晚上香港傳媒一定會來得特別多，不知道？菖先生還會不會出席？”結果到了現場，我發現內心坦蕩的“當事人”還是出席了，特首曾蔭權也撥冗蒞臨，台下的記者更是多得超過了想像，很多人肩頭除了報導酒會，另外還都兼著一項“特別的”採訪任務。
我們的具體“美女救英雄”手段就是等儀式一完，首先拉過“當事人”進行採訪，然後輪番邀請他和他身邊的其他朋友一起寒暄、照相，集體照、單個照，盡量多佔時間、多佔空間。當時誰都沒有在意，就在我們故意拉著朋友“瞎熱鬧”的時候，身邊一片閃光燈，咔嚓咔嚓地一直在響，我們的行為其實一幕幕已經被裝進了當地記者的照相機裡。
回家的路上，也許是一個人，也許是大家同時都感到了事情可能有點“不妙”，這才想起香港是一個遍布“狗仔”的世界。開始我還表現得非常“爺們儿”，說“怕什麼，狗仔們能拿咱們怎麼編排？咱身正不怕影子斜”！緊跟著就有人提示：怎麼能說“沒法編排呢”？明天報上的“照片說明”起碼可以這樣講：“得知？菖公子鬧婚變，內地女記者一擁而上。”我們幾個“內地的女記者”聽了這種分析立時就“傻了眼”——香港的“八卦”，“狗仔”們的熱情不敢恭維，但是“捕風捉影”倒是有的是本領——有些人根本不管“緋聞”的內容是真是假，有媒體熱炒，其他的媒體便一擁而上。更有甚者，第二天香港的網站上竟然有人開始對所謂的“緋聞”組織起有獎“競猜”，“競猜”的題目是“誰是'緋聞'的女主角”、“誰的可能性最大”？於是很多有可能“沾邊”的香港演藝界女明星便個個都成了被媒體追逐的對象。我奇怪面對這種無稽之談（甚至可以說是“趁火打劫”），香港社會沒人抗議、沒人怒斥，卻有人參與、有人投票。當整個事件很快演變成了一場荒唐的商業遊戲，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我的當事人朋友根本就是清白的，“緋聞”當中所傳他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好在第二天早上我瘋了一樣的跑下樓，胡亂抓過所有的報紙都翻了個遍，結果謝天謝地，香港的報紙沒有照片，我們幾個也沒有被人給“八卦”了去，這裡面的原因不知道是我們太多慮，還是頭一天泰國正好發生了“軍事政變”，香港的所有報紙都被這一更大的硬性新聞所佔據，因此儘管後來有當地朋友向我們祝賀“好好彩”（好運氣），我還是心有餘悸，今天躲過一劫，下次可絕不敢再“胡作非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