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CCTV香港記者站駐站，不熟悉香港政府不可能，因為有職責在身，隨時都要反映港府要事的一舉一動，這就首先得知道香港政府總部在哪裡，通常政府的政令是通過什麼渠道來向社會傳布。
第一次去香港政府總部進行採訪，記得上了出租車我就問司機：“不好意思，您知道香港政府的辦公大樓在什麼地方嗎？”司機說：“知道，中環，下亞厘畢道。”
“下亞厘畢道？”這是什麼地名？
司機說：“哪個知道？英國人在的時候，總部就在那裡，街道的名稱好像是和什麼外國人的名字有關。”
過去我在內地，因為是記者，當然去過不少地方政府的辦公所在地，以北京為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地處長安街東南有名的正義路，大院有高牆，門里門外都有警衛，旁邊更是8341——北京衛戍區壁壘森嚴的司令部。普通人別說輕易抬腿就能往裡走，就是站到馬路對過向這邊望一眼，神聖、威嚴，都讓人加快心跳。然而我第一次來到香港政府總部的所在地，院子外邊並沒有見到什麼“高牆”，門里門外也沒有荷槍實彈的“警衛”。進了大門，我注意到我們不僅不用登記，連出租車都不用下，司機只是和門前的管理人員說了聲“我拉的是記者”，管理員就放行，最後司機把我和攝像師一直都送到了院子裡的一棟辦公大樓的門前。
付完了車費，那天我下了車，真是不以為然。但是眼前的香港政府，主樓的門楣上方確實掛有國徽、區徽，樓前的小廣場上也確實有國旗、區旗，一個地方政府該有的標誌一樣都不少，只是環境和氣氛與內地的相比大顯寒酸，要想拍張照片，把國徽、區徽，國旗、區旗都收入鏡頭，身後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距離。
2005年10月18日，剛剛結束了“神六”的直播，五天的緊張忙碌，我原以為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豈料第二天香港政府對市民公開的網站上又突然掛出了一條通告：下午五點半，國家商務部的一位副部長和香港財政司司長要共同會見傳媒，雙方就剛剛簽署了的《CEPA補充協議二》要在政府總部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得，這麼重要的新聞，我們肯定得報，於是歇了馬鞍再放上，立刻趕去了“下亞厘畢道”。
《CEPA》，內地人不一定都清楚，但香港人應該都知道，它的全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合作的安排》。 1998年香港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又趕上了SARS，經濟一度陷入低谷，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挺港政策，以種種優惠傾斜幫助香港社會恢復元氣，其中《CEPA》是很重要的一塊，2004年香港經濟果然開始全面復甦，《CEPA》的實施可謂功不可沒。
來到政府總部，此時我對香港的各個政府部門、各辦公地點都已經比較熟悉。推開“西翼”辦公大樓的玻璃門，我直奔前廳的接待處，問工作人員“今天的記者會一會兒在哪兒開”？工作人員說“就在這兒”，她說的“這兒”其實就是前廳，“西翼”一樓首層供人進出、上下電梯的通道，這塊地方寬有四五米，長也就差不多二十來米，很多時候政府要召開簡易的“新聞發布會”，都會利用這塊狹長的地面（第一次我簡直難以置信）。不一會兒，通道的中心被放上了一個專用的新聞發布台，記者在一側，發布台的後面就是電梯，門一開，商務部副部長和唐英年就從電梯裡走出來，記者會也就馬上開始。
香港政府大乎小乎？
如果光從建築上看，不大，也不夠先進；從腰包上看，記得就是因為《CEPA》簽署三週年，我對特首曾蔭權進行過一次專訪，那一次他說：“香港政府如果和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的地方政府相比，我們實在是小得可憐，比如人家政府每年可以支配全社會總體稅收的40%，我們只有20%，所以香港是屬於名副其實的小政府、大社會……”
也許，一個政府手頭能夠支配多少數量的錢財僅僅是衡量這個政府大、小的一個方面，除此以外，“尊嚴與權威”更是一個指數。我在香港看到政府所理一切社會事物，上上下下總是小心謹慎，如履薄冰。香港市民可以隨時滿意或者不滿意，表揚或者指責政府的一舉一動。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上台後挨了多少回“罵”？報紙上指名道姓，語言不恭，照片、漫畫，包括人格諷刺，極盡痛快；曾蔭權上台後堅決推行“強政勵治”，平日他在各種場合露面也都是謙恭、微笑，說明、解釋，盡可能地以理服人，我聽到這位特首向媒體曾經表示過的“最不滿”的一句話充其量也就是“做記者的應該有點口德”，那一次一位小記者不識禮數，出言不遜，真的是把特首大人給氣得夠嗆。
然而，香港政府的一切政令只要一言既出，不僅駟馬難追，而且具有極大的權威性，誰違反了都要引起訴訟，市民也會懂得怕，只不過他們“怕”的不是某個特首、某個司長或者某個具體的政府官員，而是政府背後的立法會。香港政府舉凡出台大的政策、大手筆的行政開支，原則上都要經過立法會議員的舉手錶決，差一票得不到通過也推行不了；但是一旦通過，多大的社會輿論反對也再沒用，各部門、社會各界都必須嚴格執行。如果說“權威”，這個時候政府才叫“牛氣”。
2003年，外界曾經指責當時的香港政府在處理SARS的疫情上總是比其他城市“慢半拍”，比如“隔離”、“封樓”等種種措施的公佈都相對地晚了一些，然而殊不知，後來我採訪當時的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2006年11月當選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太”告訴我：“'隔離'、'封樓'這樣的動作在香港可不是小事，不是我一個署長就能說了算，也不是董先生一個特首就能拍板，我們得先經過政府行政會議的同意，然後還要經過立法會的批准，誰都做不到在一個晚上就'當機立斷'。”
同樣的例子：2006年6月，經過社會上好長一段時間的討論、爭議，香港立法會最終還是通過了特區政府提出的重新建造政府新的辦公大樓的方案，批准支出52億港幣，在添馬艦破土興建。此案，不少市民對政府也有“奢侈浪費”的罵聲，但是結果怎麼樣？ “添馬艦工程”既然已經被立法會多數議員舉手錶決說“建”，不日之內就可以動工，誰還想攔？再怎麼使勁也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