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那時候我剛到中央電視台香港記者站常駐不久，聽著社會到處都在議論“領匯事件”，開始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關注，不過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也構不成什麼重大的新聞。可是2005年1月，最新的一期《亞洲周刊》出來，我翻開一看，有篇文章題目異常刺眼——《司法狙擊與政治角力》，文中刊登了一幅老婆婆的照片，照片說明：“公屋婆婆玩殘政府。”老婆婆一邊用牙籤隨意剔著牙，一邊帶著滿臉的自負，剛剛打下了勝仗一般。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集中，馬上回頭詢問身邊正在場的其他記者：唉，你們誰知道“領匯事件”？ “公屋婆婆”有什麼背景？怎麼就能夠“玩殘”了政府？
沒人回答，因為我身邊當時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剛從內地來到香港，大家對“領匯事件”誰都摸不著頭腦，就是讀了文章，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也都不可思議於事件的實質。
這件事情的“實質”是什麼？一個政府、一個市民，一對一的成了對立的雙方，這種開戰的陣容在內地極少見——政府，那是多麼巨大的一種力量？一個普通市民怎麼竟敢公開和政府叫板？這不是做夢或者吃錯了什麼藥？
細看文章，接著立刻找到了我們大廈的物業管理員，人家是當地人，或許知道“領匯事件”的背景，果然一打聽還真清楚了，原來香港的“領匯事件”是政府和受政府援助的社會弱勢群體之間發生的一場官司：2004年香港房屋委員會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的財政困難，決定把轄下公共屋飾的100間商場以及停車場化公有為私有，以“領匯基金”（The Link）的名義上市，如果事成，香港房屋委員會預計可以從中獲得210億的港元收入，這樣對緩解政府的財政緊張不失為一條簡單的出路。然而就是這項“政府行為”，已經籌備得八九不離十了，誰知道一位老婆婆，長年租住政府的廉價公屋，每個月還會向政府領取3000多塊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簡稱“綜援”），就是她，反對政府的做法，不願意讓“領匯基金”上市，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毅然決然就此事向香港法院申請了“司法覆核”。結果她老人家的沖天壯舉不僅沒有遭到周圍人的一哄嘲笑，而且初戰告捷，最後真的使“領匯基金”第一輪上市遇到難產，從而導致了香港房屋委員會1.3億的上市開支以及已經付給了包銷商的3億多元港幣全部付之東流——
“領匯事件”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草根階層的厲害，那時候我已經要得出“誰在香港當家做主”的結論了，但是這個“結論”論據還嫌單一，同樣的“論據”以後還會不會有？有，沒過多久，香港就鬧出了“銷售稅”風波，這場風波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開始的“動靜”也是市民紛紛向政府“抗議”，抗議政府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讓政府“舉棋不定”，接著政府就不得不“投降”，最後乾脆聲明暫時放棄此方案諮詢——
2006年7月18日，香港特區政府謹慎地向市民公佈了一份《有關建議改革香港現行稅制》的諮詢文件，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解釋說：“香港現有的稅基非常狹窄，過去多年來，香港一直依賴有限的稅種及非稅項收入來應付公共開支，這些收入會因我們無法控制的經濟轉變而大幅波動，同時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訂長遠計劃和做出投資決定的能力，因此為了確保香港社會經濟的長遠繁榮，其中考慮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
然而誰知道，唐英年的話音未落，香港社會立刻就炸開了鍋。市民堅決反對徵稅的呼聲鋪天蓋地。這當中沒有人冷靜地考慮香港政府之所以提出征稅，其合理性在哪裡，對香港社會的長期經濟繁榮有沒有前瞻性的責任感，只是一提“徵稅”，大家就受不了，就怒火萬丈：好傢伙，你財政司司長，財神爺，膽子也太大了！多少年來香港一直都是保持著“低稅制”的優惠制度，老百姓幾十年“受益其中”也“樂在其中”；而同時，香港的“購物天堂”，這塊招牌每年都會吸引來很多的外埠客人到香港來消費，外來買家如果聽說我們這裡也要開始徵收“消費稅”了，以後人家誰還來？那不是砸了香港的牌子，摔了全體香港人的飯碗？ ！
儘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曉以利害，費盡口舌，語重心長，表示：“政府無意改變香港令人稱頌的低稅率稅制”，然而，根本打動不了香港人的心。接下去的4個多月，社會各界紛紛採取各種“行動”：座談討論、民意調查、示威遊行，立法會議員提出反對議案等等，強烈抗議政府的做法（實際上還只是個“想法”），結果到底使“開徵銷售稅”的諮詢被擱淺——2006年12月5日，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餘下的稅制改革公眾諮詢期內，不會再推介銷售稅。”
香港市民齊聲反對開徵“銷售稅”，終使這一諮詢叫停，如此的“民意”取向究竟是犯下了一個集體無意識的“短視”的錯誤，還是挽救了一次有可能使香港“零稅制”的優勢開始喪失的危機？我篤定沒有發言權，但是經過了長達4個月的上下折騰，特別是最後的結果，我非常吃驚：香港這個社會老百姓活得到底和我不一樣，人家心裡比我多了樣東西，什麼東西？底氣。不管哪一任政府、哪一位最高行政長官，要辦大事，首先必須參考市民的意見，“市民的意見”通過什麼渠道來反映？他們的“覺悟”到底是從何時才開始誕生的？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老百姓是不是也敢像現在這樣“犯上”？也敢這樣要求民主、參政議政？他們當時也敢和港英政府說一聲“不”嗎？
一個問題引出了許多問題，每個問題擇出答案都要承擔風險。
客觀地評價：香港老百姓，過去，在英國人統治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說“不”的機會並不是沒有，但是人們說“不”的次數卻極少。那段歲月不是一個單純的“敢”和“不敢”的問題，而是很多人心裡壓根就沒這個念頭，嘴巴上更沒有這道程序；然而現在為什麼人們突然“膽大”了？現在是“特區政府”，那時候是“港英政府”——“說了也沒用，港英政府那時候誰理你中國老百姓？”最後的這句話並非出自我的研究，而是來自一位政府官員，香港人自己解釋，可信度斷然是不會拖帶水分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