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8日，香港很多公司員工下班，大家都比平時多了一句相互的叮嚀：“記著，明天早上早點出門，巴士司機要罷工。”我先生傍晚回家，我正在做飯，他放下提包也衝著廚房對我大喊：“唉，聽到了沒有？明天有採訪嗎？要是有，記著早點出門，巴士司機要罷工，路上車少，就是有，沒準兒也會開得像蝸牛！”
我沒有停下手裡的活兒，嘴上雖然答應著“聽到了”，心裡卻在懷疑這次是不是又是“狼來了”？罷工，對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什麼新鮮的玩意兒，前一段日子，香港巴士司機抱怨工資太低，這種抗議也不是呼籲了一天兩天，但是吵著吵著，怎麼還真的就能動起“真格的”？真的要鬧得全城交通大癱瘓？
然而事情由不得我不信，第二天上午10點到12點，香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屬下的四個巴士分會，6000多名巴士司機果然開始了他們的罷工，這種“罷工”用組織者的話來說不叫“罷工”，而是“按章工作”。 “按章工作”什麼意思？就是名副其實的“消極怠工”：所有公車並不停駛，只是故意緩行，採取的辦法有三條：第一，“溜邊兒”（全程靠左行）；第二，“入站先至上、落車”（真正到了站台才開始讓乘客上、下車）；第三，“不爬頭”（不超車）。由於方案在頭一天就被香港“家喻戶曉”，市民用了一夜的時間來消化，已經能夠理解巴士司機的“按章工作”並不是誠心要和市民過不去，抗議中人家並沒有忘了“仁義”，“慢駛緩行”為的就是不讓老百姓沒車坐。當然，如果這種溫和的“鬥爭”形式換不來資方的加薪方案，巴士工會則另有預案，以後的行動就要升級，最後不排除有可能真的做到“全日大罷駛”。
6月19日，香港公共汽車在條條大馬路上慢吞吞地擺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長龍，下一步事態將如何發展，我無從判斷。工會提出：2006年香港經濟已經明顯好轉，可是巴士司機的收入卻沒有得到改善，員工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正在下降；巴士公司也似有苦衷，聲稱：儘管2006年香港經濟形勢的確出現了“市面好景”，但是油價高升、隧道加費，這些都導致了公司的經營成本不降反升，給司機加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勞資雙方針尖對麥芒兒，誰也不讓誰，罷工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好幾個回合的馬拉松談判。
不過，一場看上去已經劍拔弩張了的勞資大戰，折騰了不到一天，突然偃旗息鼓，峰迴路轉，一觸即發的巴士工潮，在政府的介入以及社會多方的斡旋下，不足十小時就迅速得到解決——四個巴士工會就加薪問題與資方達成了協議，近二萬名員工最終都分別獲得了加薪1.4%和1.8%的勝利，這點百分比雖然數目不大，但是資方畢竟已經開始低頭，畢竟已經有了一個妥協的態度。這樣，雙方在初步結果誕生之後就都表現出暫時的不再較勁，都表明不希望給廣大市民帶來不便，更不願意製造交通問題，讓外界對香港產生動蕩的感覺。
來到香港近三年，說老實話我還沒有見過這個社會真正的集體大“罷工”，因此，此番香港虎頭蛇尾，讓人有些“失望”。不過，為了讓我一個人“大飽眼福”，如果用香港全城交通大癱瘓的結果來交換，我也百分之百的於心不忍，只是通過這件事我悄悄地看到了一種力量，香港社會下層勞工的力量，這種力量很容易讓人想到大眾、群眾、載舟之水與覆舟之水等等，接著一個問題慢慢地在腦海裡浮現，這就是：香港這個社會到底由誰來“當家做主”？政府？市民？如果真正“當家做主”的是政府，那麼三年來我在香港看到的普通老百姓顛覆政府行為的事例已可謂不少；但是如果是市民，那麼香港的普羅大眾究竟有多大的話語權？政府真的萬事都會以市民的訴求為依歸？香港的法律制衡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到底是怎樣運作與體現的？
問題越往下延伸，滋味兒越濃，但結果也跟著越複雜、越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