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文明程度不同，香港人從過去到現在，對內地人怀揣種種的“看不起”，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一種表現，不過香港人在“看不起”內地人的同時是不是只會唾棄，不會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不是。很多香港人，尤其是經濟上有能力、胸懷上有氣度的，他們都願意為內地的文化普及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提供幫助，這就形成了我在內地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一個名詞：“捐獻文化”。這種“文化”與富人對窮人的“施捨”完全不是同一心理，是真情奉獻、親緣體恤。
有一次我和當地的一位朋友晚上約好了出去辦事，一見面她就說：“真不好意思，我得先去找家銀行的自動取款機。”我問為什麼？她說：“剛才有個社團組織對內地貧困兒童的募捐，我把兜里的錢都捐了，現在是身無分文，什麼也乾不了。”
是嗎？ “身無分文”？捐獻捐到這種程度？
在香港，我見過了不少窮人，也認識了不少的富人，窮人當中有骨氣的自強不息者不在少數，而富人當中謙和內斂的慈善家也不鮮見。不過在富人的行列裡，有人半生捐獻，最後“慷慨解囊”竟“解”到把自己家的缸底都掏空，賣了豪宅、抵押了工廠，自己則甘願租住到一處三居室的普通民居，重歸“平民”的行列，這樣的“富人”是不是可以沖擊世界“吉尼斯紀錄”？這樣的“富人”當我第一次聞聽，腦袋都彷彿不在自己的脖子上，敬仰與感動也不知道跑到了哪裡，首當其衝的反應就是暈頭轉向，不可思議——
我說的這位香港“富慈”名叫田家炳，香港“田氏化工有限公司”的大老闆。
其實說他“大”，他的財產遠遠抵不上“長江實業”（李嘉誠的公司），但是他的捐獻功德，如果拉出一張“明細”，A4的複印紙，用最小號的5號字打印，密密麻麻的竟能印滿4張，這4張“明細”還僅僅是獲贈單位的名稱，並不包括具體的項目和支出。
截止到2006年9月，田家炳先生在教育方面已經為內地的71所大學、大專院校捐出了一片成林的教學樓；他老人家建立的“田家炳中學”共計130所；在30個省、市的貧困中小學讓1150間“田家炳圖書館”遍地開花，此外還有中專、幼兒園、獎學基金、科研基金，如果算上其他的方面，比如醫院、老人院、青少年服務中心、博物館、天文台等等，田先生愛國濟民、無私奉獻的熱忱更是流芳大江南北，溢澤長城內外。
2006年12月，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研究生的老師來到香港開會，她說“這次來港，一定得抽出時間去看一看田家炳老先生”。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田家炳的“悲壯故事”，還以為田先生捐資500萬，為我們學校建立起了一座藝術樓，所以我的老師來到香港，總不能不去表示一下感謝。不過當我的老師看出了我的淺薄，立刻糾正我：“哦，你可不能把田家炳只當成一個一般的香港富商，田公家炳可不是像你知道的那樣，只是對咱們學校有一副特別的好心腸，長期以來他為全國的教育，能做出的舉動你知道嗎？他把自己已經居住了37年的老宅子都賣了，把奔馳車也賣了，還拿著自己的企業去做抵押，向銀行貸款幫教助學！”
“是嗎？”聽完老師的話，我腦袋沒了，嘴裡一個勁兒機械地往外吐“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他怎麼會把事情做到了那一步”？而心裡一層層的歉意直往上湧。等我恢復到正常的思維，馬上意識到一件事，跟著就委託老師幫我介紹，問問田家炳老先生肯不肯接受我們中央電視台的訪問，這樣當代的“武訓”、“陶行知”如果我不去採訪，不把他的“特例獨行”讓天下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我這個記者在香港駐站還有什麼責任感？也太失職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週六，我的手機顯示了一個完全不熟悉的來電號碼，摁下接聽鍵，沒想到竟然是田家炳老先生。三天前按照老師說法：她先打電話問一問田先生願不願意接受采訪，之後我再預約，結果我撥了電話，當時田先生不在家，又去內地檢查他的捐獻項目去了，他的家人告訴我“先生可能禮拜六回來，到時候我來轉告您的意思吧”，我就暫時鬆下心來，以為此事怎麼也得拖上一陣子，本來香港的富人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同意採訪，也不會很快和你約定見面的時間。
然而田家炳老先生一返香港，當天晚上就主動給我這個小記者打回了電話，電話裡老人還首先向我表示感謝，謝我對他的關注，謝我要去登門拜訪。不過緊接著，老先生的聲明就來了：“如果你要採訪的目的是為了宣傳我個人，我就謝絕了；但是如果目的是想提倡一種精神，讓今天中國人大家都懂得，大家富裕了，不應該忘了國家、不應該忘記去幫助比自己有困難的人，那我倒是願意配合。”
“願意配合？”“不願意宣傳個人？”田老先生在電話裡一字一頓地向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因為敬重田先生的人品，不管田先生最終會不會同意接受我的採訪，那幾天我都已經在研究他的資料，知道田先生的思想自成體系：“幼承庭訓，敦品勵學，淡泊名利，不求聞達。”這是田先生一生的座右銘。但是放下了電話，我還是忍不住自問：咱不是活在21世紀吧？ 21世紀，國門里外，上上下下，中國人的世界裡哪裡還能找得到如此“大富若貧，重實輕華，濟事報國，不圖虛名”的“老頑固”？難怪有香港媒體“頌揚”田先生是一個《賣掉了豪宅捐資10億的“傻根富豪”》。田家炳這樣做是不是有點怪異？如果“怪”，他的內心支撐是什麼？什麼力量能把他的心田開闢得如此寬廣？
最後田先生雖然被我說服到底同意了接受中央電視台的訪問，但是沒有同意我同時提出來的另一個請求，那就是我想帶著攝製組去他家，因為在他家（就是那套三居室的普通民房），我聽說有一扇窗子，從這扇窗子望出去，拍攝機的鏡頭可以直接拍到原來他的那幢大別墅。田先生對我說：“大家見面先談談吧，如果將來真要錄像，我想也就在我的基金會辦公室”，並不理會什麼“藝術手段”、“電視效果”，可能那樣做，他又認為多少有點“宣傳他個人”的嫌疑了。
1982年，“田家炳基金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存在的使命就是專門運作由田先生提出來的“回饋祖國、反哺民眾、惠仁利他、兼善教育”等相關“業務”，捐助資金均來自他為此特別建造的“田氏工業大廈”的每年租金。
2006年年末，我按照田先生提出的建議“大家見面先談談”，來到了他的基金會辦公室。一進門，田先生一身西裝領帶，鶴髮童顏，精神矍鑠。我想法子很禮貌地打聽了一下他的年紀，什麼？已經88了？那樣子可是看不出。接著坐下來，田先生讓人給我倒了茶，然後對我說：“你想了解什麼就開口問吧，千萬不要客氣，我不是什麼偉人，只是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坐公車，吃家常飯，住的也是和老百姓一樣的房子。”面對這樣一位不同尋常的“普通人”，我滿肚子的問題，一時竟不知道該怎樣啟口。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連續幾年低迷不振，田家炳為了恪守捐資的承諾，2001年4月在大廈租金收入不足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將自己親手設計並且居住了37年的九龍塘豪宅變賣出售，此舉得款5600萬港元，全部撥作了長流水的教育捐資。
“當年您為什麼要賣掉別墅？”我的第一個問題終於湧出嘴巴。
接著是第二個：“當您捐助資金周轉不過來的時候，您為什麼還要抵押上自己唯一的企業向銀行貸款，萬一賠了呢？企業不就完了？”
面對面，臉對臉，這兩個問題無論如何我都要真實地聽一聽老先生心裡“究竟”怎麼想？
“我心裡究竟怎麼想？”
田先生聽完笑了：“事情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也不要那麼言重。其實你算算賬啊，當年我賣掉了老宅，因為兒女都大了，我們老兩口根本也住不了那麼大的房子，而且5600萬，一個月的利息就是40萬，不賣、不變現，睡一宿覺就浪費掉一萬多，豈不更可惜？然而5600萬港幣，我能幫助多少內地的學校蓋起多少座教學樓？還有貸款捐獻，那也是在打時間差，教育有時也像人種地：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這個道理誰不懂？”
未與老人見面，說老實話，我內心其實還是保留著某種世俗的看法：一個人一旦把自己認為一生當中最應該做的事情看得過於“重要”了，就會偏執、就會走極端，甚至不近人情，這樣做未必就是科學的態度；然而見了田家炳，特別是老人在解釋我提出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時沒有任何的“豪言壯語”，只是給我算賬，讓我明白他的真實想法，讓我看到了他的“痴行”並非不夠理智——
“不過，您老人家賣了別墅，一旦週末或節假日兒女都回來，那麼一大堆的兒孫，您讓人家上哪兒和您團聚去？”
田先生實在，我隨後的提問也更具體。
田先生打了個愣兒，這個問題顯然讓老人有些“為難”。
事實上我知道田先生此生有9個兒女，9個兒女都早已成家，祖孫三代、四代，一家人如果真的要聚在一塊，幾十口之眾並不誇張，那樣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想想看，別說坐，所有人連站都站不下。
老人的臉上流露出一絲兒女情長的“難堪”，也流露出一點點無奈的歉意。然而稍微停頓了一會兒，他就解釋：“那就要看什麼事輕，什麼事重了。”
面對父親後半生全身心地捐助社會，田家炳9個兒女，最難能可貴的，沒有一個起來反抗，沒有一個敢和父親紅臉。孩子們都知道，父親心裡有一個誰也動搖不了的信念，這就是：“一個人兜里有了錢，10個億是個數，由10個億變成了100個億，也只不過是在尾巴處多加上了一個零，自己能吃多少、能睡多寬？如果一家獨樂變成了讓社會眾樂，那我的事業不是還在擴大，不是還是我的事業？”田家炳對什麼是“事業”這個概念有自己獨特而“固執”的眼光。
假使不是為了節省筆墨，田先生一生種種的“壯舉”我能寫出一本書。
1919年，田家炳出生在廣東大埔的一個客家世裔。 1935年父親不幸去世，他不得不輟學從商，從此肩負起了持家的重擔。 1937年，不滿18的田先生遠赴越南開始推銷家鄉的瓷土，事業有成；後來又去印尼開辦了橡膠企業，還是大獲成功。然而1958年，他忽然捨棄了在印尼已經很殷實了的生活，舉家遷港，在屯門海邊第一個“填海造廠”，創辦了“田氏化工公司”，然後又一路艱苦創業，很快就成為香港當時名聲顯赫的“人造革大王”。那麼田先生當初到底是出於什麼考慮才讓自己的人生來了一個常人無法做到的“大轉彎”？老人告訴我：“第一，印尼當時的排華情緒很嚴重，我不願意讓自己的心態不放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這就是我不能眼看著我的孩子們都已經慢慢長大，但是他們遠離中國，從此不懂得什麼是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一個生意人唯利是圖，哪裡有市場就在哪裡賺錢，這不是天經地義？文化是什麼？相比生意有什麼重要？
“一個父親、一本書”，田先生的回答再簡單不過。這兩個原因讓他不能只顧賺錢，還要顧及永遠也不可忘懷的祖國和祖國的傳統文化。
“一個父親”，這個父親指的是田先生有一個飽讀詩書的傳統中國“家父”，當年人稱玉瑚公。按理，玉瑚公48歲才晚年得子，應該對田家炳過寵溺愛，但是玉瑚公沒有這樣做，他懂得“留財於子孫，不如留德與後代”，因此不僅“禮儀廉恥”地時時事事口傳予兒子，而且身教示範，常常周濟窮人、施藥施棺，有時四處借貸也要去做一些好事。這些“言傳身教”自小就讓田先生懂得了誠實敦厚、薄己厚人、助人為樂才是他長大以後應該堅守的美德。
“一本書”則指的是明朝“程朱理學”大家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田先生從小就會背，從小就對每一句話都有現實的對照，因此儘管此生歷盡坎坷，也看透了世態炎涼，但是“朱子格言”還是左右了他一生，到了耄耋老齡老人家依然還能朗朗上口。
有時候田先生去內地助學，學校的老師、學生不相信他的“童子功”真的一直到今天都“沒齒不忘”，田先生就說：“那你們就隨便挑出來一段當場讓我背吧”，然後他就按照人們指定的段落往下背：“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唯艱……”我和田先生見面，後來談話已經變得非常輕鬆，就也提起此事，問他此“功”是不是真的到現在都沒有被“廢掉”？田先生也很高興地對我說：“那你也現場考考我啊！”還說“別考前面那些容易的段落，考後面的”，我就在朱子《治家格言》的中部和後部一連挑選了三段“難背的”當場“考”起了老先生。結果無論哪一段，哪裡都無法把田先生“考糊”——“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勿念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見窮苦親鄰，須加溫卹。刻薄成家，理無久享”……朱子《治家格言》全文500多字，我指到哪裡，田先生就背到哪裡，這本書在田先生看來，是中國傳統美德的集大成，而他一生都因為這本書而“受益無窮”。
文化，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原來會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任何時代它都可以雕刻出一段段美好的人生——1993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2886號小行星命名為“田家炳星”，以表彰他的慈德善舉；2006年12月，截止到我去拜訪田先生的時候，中國內地已經有68座城市授予了田先生“榮譽市民”的稱號；而香港8家政府開辦的大學（2006年底增加到9所），每一家都給田公家炳戴上了“榮譽博士”的帽子，這使得田先生很開心也常以此自我調侃：“瞧，我這個'博士'也真夠格？中學都沒畢業，'博士帽'倒落了一頂又一頂，這樣的身份難道不是徒有其名？”說完，老人和我都笑到弓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