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地人走進過去他完全不熟悉的社會，所見所聞，不應該只讓他感到單方面的存在，這不公平，時間長了也不可能。
或許我真應該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還不懂得人對世界的認識其實需要在不斷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顛覆中慢慢地接近真實。香港這個社會不是忽然地就在我的認識裡發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這才更體現社會的常態。兩年來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與事，包括“炸藥包”與“愛心大曬”；“學雷鋒”與“法本位”；現在又出了一個“巴士阿叔”，我的判斷不斷分裂，重組後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麼和不能否定什麼，都讓我覺得很著急，眼前一條正在漲水的小河，四下尋找，怎麼地我也找不到一塊可以用來墊腳的石頭。
香港社會存在“巴士阿叔”，但香港人並非人人都是“巴士阿叔”。如果按人口數字來平均，這裡的人不文明的行為與社會普遍的道德素養，分子、分母比例之大，應該在世界都很靠前。 2006年香港出了“巴士阿叔”，這倒讓我想起一個人，一位大姐，香港最普通的一介平民老百姓，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為樂善好施、助人為樂，尤其在2003年SARS期間，她不要命了地為街坊鄰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過的淘大花園，上至七八十歲的大爺大媽，下至擦不盡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見面，人人都會親切地喚她“碧姐”。
“碧姐的故事”如果被人關注、被人“偷拍”，如果被人貼到互聯網上，那麼我想“地球人都知道”的傳播效果肯定會給香港人掙回好大的面子——
2006年1月2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推出了一檔專門報導香港的固定節目《直通香港》，其中有一個子欄目叫“香江人物”。欄目還沒開播，台裡就要求我們香港記者站的記者協助採訪。第一天，“香江人物”播出了我在香港曾經訪問過的世界華人首富李嘉誠，但是節目播出後編輯打來長途對我說：“長江老師，以後咱的'香江人物'可不是只能夠上像李先生這樣的香港大亨或領袖、名人，普通市民也可以亮亮相。”我聽了高興極了，那時候就想到“碧姐”，想到內地的老百姓，他們，最好也能通過我有機會認識一下香港的老百姓。後來，“碧姐的故事”果然在“香江人物”裡面如期播出，看過的人都很感動，而我因為曾經多次得到過“碧姐”的幫助並通過她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災難面前曾經表現出的怎樣的團結和堅毅，所以“碧姐”早就讓我感動得一塌糊塗。
2003年SARS期間，整個香港被籠罩在一片恐懼之中，而“淘大花園”儘管遠離港島，地處九龍牛頭角，但是因為疫情集中、肆虐，不斷出現感染、死亡，被香港人看作瘟疫之源、奪命之城。當時，“碧姐”一家已經不住在淘大花園，但是她的肩頭還擔負著一份香港觀塘區議員助理的工作（並非官職，收入也很低微），辦公室還在“淘大”地區，這樣一場“天災”就突然橫亙在了她的眼前——
記得當年，SARS還沒有完全過去，我採訪“碧姐”，她流著眼淚告訴我：“一個多月前，那段日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香港的電視每天都要報導我們淘大花園今天死了多少人，明天又死了多少人……”正是因為“碧姐”心太軟，看不了街坊鄰居今天誰家沒了母親、明天誰家又沒了孩子，有的人家一家老少三代好幾口，誰都沒有逃過厄運，有的婦女懷著孩子，小BABY尚未出世，也跟著媽媽一起“走了”，所以那時候別人都遠離“淘大”，唯恐躲避死神不及，“碧姐”卻每天回來，給大家發口罩、消毒水，協助政府組織隔離，義務地幫助人們從早到晚處理沒完沒了的麻煩事、危險事。
我曾經問過“碧姐”：“那時候您還回'淘大'，就不怕SARS給自己傳上？萬一要是傳上了，後果可不堪設想？”
“碧姐”說：“不怕，當時我整個人都傻了，知道害怕也顧不上，心裡頭就想著別再死人，千千萬萬可別再死人……”
看不見的SARS病毒四處噬命，情形最嚴重的時候，淘大花園死亡人數已經迅速上升到40多人，醫院裡橫七豎八還躺著更多的感染者。 “碧姐”向我描述：當時在我們“淘大”，誰家有人進了醫院，好多家屬都不敢前去探望，有的人家親人去了，只是透過玻璃窗往病房裡望一望，把湯水補品遠遠地放在門外……但是我知道，就在那種危險的局面下，“碧姐”每天都要往醫院跑。開始她只是惦記著自己熟悉的老鄰居，在家裡煲好了湯，給朋友送去。以後病房裡不認識的病人左一個右一個地對她說：“你明天能不能也給我送碗湯？”“碧姐”就說“行”，有求必應，統統答應。為什麼？她腦袋裡總是在想：“今天這些感染了SARS的病人說想喝湯，還能喝，明天說不定病情惡化，想喝也喝不成了。”就為了這個念頭，“碧姐”把湯每天煲、每天送，最多的時候，她告訴我曾經買過保溫桶就有25只……
“碧姐的故事”如果貼到網上，會不會也把世界震翻？讓世人對香港刮目相看！我對此深信不疑。
不僅在SARS期間，常年以來，“碧姐”這位普普通通的香港人，行走在社區，協助議員處理居民投訴，幫助鄰里解決人們能夠遇得到的諸如房屋維修、照顧老人、子女升學、婆媳糾紛等等各種各樣的實際困難，除此以外，“義工”還是她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給社會多一點關心、多一點溫暖，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都是“碧姐”最心甘情願的付出。
1998年，從那一年開始，“碧姐”帶領著她身邊的香港眾姐妹，先後到廣東、貴州開始了扶貧助學行動，先後讓一千多名孤兒、單親學生重新拾起了課本，而她本人，家庭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不到十年，她已經掏錢自己“養大”了6個內地山區的窮孩子……
2003年SARS的威脅還沒有完全退去，我在碧姐的引薦下在淘大花園難得地訪問到了三戶不幸的家庭：其中一戶女兒曾經受到感染，但是挺過來了；一戶太太走了，留下了一個8個月大的腹中男嬰；還有一戶，家里當時四口人，丈夫、保姆都先後進了醫院，兒子還小，只有幾歲，但是這位妻子，當時我和她交談，發現她的臉上根本就沒有眼淚，就是她告訴我：“人到了最困難的時候，眼淚最沒用。那個時候你只要去做事，能做什麼馬上就去做什麼，這一條最能幫到自己，也有機會幫到別人……”
2005年“禽流感”再次鬧得香港上下不安，我再次採訪“碧姐”。問她怕不怕天災再來？ “碧姐”說“不怕”。我知道她一定會這麼說，因為在她的生命信條中有這樣的一條：“人類無論面對什麼樣的災難，只要懂得團結、友愛，就能相互鼓勵著個個都變得堅強。”
香港百餘年來，數不清遇到過多少花樣翻新的災難與困難，各個時代肯定都有“碧姐”，各個時代當然也都少不了“巴士阿叔”，但是正氣總是像雨後必然晴朗的天空，使這裡的一片海島健康、鮮亮。那麼如果說愚昧和一個社會貧窮落後必然應該連接在一起，但是香港幾十年前也是從荒蕪與殘舊中走過來的，這個社會並不是天生的就富裕、就先進，這顆“東方明珠”更不是老天爺一高興，白白地就從天上給香港人扔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