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這個社會，這堆儿人，讓我“感動”的地方比比皆是，種種“感動”之中肯定有“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的新鮮，也有突然一頓“文明大餐”，讓我這個飢渴者一時吃不了，還打了包，撐得到處顯擺，浮想聯翩。不過香港雖說是南中國最邊遠的一片海島，一百多年來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和倫理道德的衝擊，但是這裡的“同胞”對東方、對民族卻懷著強烈的“體己”意識，這一點過去我沒想過，好像從來也沒有指望過。
2006年年初，我再次受命採訪香港一位並不算“大富”的富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曾憲梓。曾先生，內地人對他的印象最早就是“金利來”，我對曾先生也只是熟悉“金利來——男人的世界”那句廣告。但是後來到了香港，偶然看到一本書，寫曾憲梓的傳記，便隨手翻開看了一晚，這一看才明白“金利來”在香港原來並不算什麼頂級的大名牌兒，曾先生也不屬於香港最有錢的那一類人，可是這位從小生長於廣東梅縣的客家佬，幾十年來對祖國的支援，特別是他一生一世懷抱著的“感恩”情懷，讓人敬佩——
上個世紀50年代，內地經濟還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曾憲梓自小家貧，父親又過早辭世，年齡已經很大了，還因為交不起學費、買不起書而沒有學上。 “當時縣里下鄉來的干部看到了我非常渴望學習，腦子也不笨，就說服當地的學校免費接納我讀書，這樣我上高小的時候，個子比班裡的其他同學都整整高出了一頭。”
曾先生在採訪時告訴我，他這一輩子之所以沒有成為文盲，是家鄉領導救了他，是黨和國家一路栽培了他：免費讓他上小學、上中學，後來又一直免費讓他讀完了大學。所以曾先生不能忘記祖國。
1963年，曾憲梓大學畢業後剛剛在內地工作了一年，叔叔在泰國需要他前去繼承事業，也繼承部分遺產，曾先生答應了。他告訴我那一年他來到深圳，經過羅湖口岸離開祖國，臨行前舉目最後一眼看到的就是飄揚在羅湖口岸上的五星紅旗，當時他的心就被狠很地剜了一下，這一剜，使曾先生懂得了什麼叫內疚，想到了祖國一路把他培養成人，但是他自己剛剛畢業，還沒有來得及為國家做出過多大的貢獻，就帶著全家老小客走異鄉。那一刻他用手摀住滲血的心，轉身面北，向蒼天發出了一句鐵的誓言。
不到香港我不知道，半個世紀前香港本地人口其實數量並不多，現在大約2/3的永久性居民，其實也都是當年從內地遷徙過來的老移民。很多香港“同胞”直到今天對內地還懷著強烈的“體己”意識，那是他們的根，他們的血脈源頭，因此華夏民族他們認，不可能不認。
我的女兒在我到香港常駐後曾經來港看過媽媽，有一天她給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媽媽，香港有這麼多的富人，這些富人都是怎麼富起來的？是不是都繼承了遺產？”我笑女兒，但實際上自己也才知道不久：香港今天數不過來的一片富翁，他們當中絕大部分都不是靠繼承遺產，都是早年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艱苦創業，拼死奮鬥。曾先生1963年去到泰國後，叔叔有遺產，但是他沒有繼承，不願意因為分家、分錢鬧得叔侄弟兄一下子就沒了親情。他是憑僅有的6000塊錢港幣，帶著一家老小來到了香港，在香港靠手工製作領帶把三個兒子養大，把自己的“金利來”名聲打出去，然後才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誰會想到曾憲梓初來香港時租下的一間領帶作坊只有不到十個平方米？
誰能相信為了養家，曾先生披星戴月，每天挑著擔子走街兜售，很多年夜裡做領帶，白天出去賣，每天不賣出6打、賺夠50塊錢，即使月亮都合眼他也不能回家？
那天採訪曾先生，老人家毫無掩飾地對我說：1972年以前，他理解成功就是要首先對人坦誠。開始在地攤兒，他想請人給他勻出一小塊地方，讓他賣領帶，只能和大爺、大媽說實話，說賣不出去多少條領帶，第二天我一家老小就沒米下鍋；後來為了能讓當時有名氣的大商家看上他的手工產品，大佬們在船上聊天、打牌，他就在一旁看茶、遞煙……
今天香港真正的“大款”，沒有一個創業時身後不留下了一連串的坎坷與心酸，然而人們從苦難中爬出來，有的視財如命，吝嗇小氣，有人卻不忘點恩，體恤天下。香港富人屬於後者的居多，這一點我不知道為什麼，和內地的情況相比，內地改革開放也有近30年的歷史，一批又一批的富人挺圓了肚子、開上了好車、住進了豪宅，但是每遇水火天災，香港的富人一個個慷慨解囊，內地的“大肚子”們卻一個個早就不見肥胖的身影。
1972年以後曾憲梓的“金利來”隨著一聲廣告“男人的世界”在香港家喻戶曉，財富也開始向他悄悄打開了一扇大門，然而幾乎就在同時，他十年前離開羅湖，轉身面北，向上蒼發出的那句“鐵的誓言”——我一定要回報祖國，就開始兌現：
1978年，不管生意是不是從此即開始穩如泰山，不經風浪，按照他自己給自己做出的規定：每年必須拿出一定數額的錢來支援家鄉建設、捐助內地教育。從那時候開始，曾先生直到今天，從來也沒有哪一年、哪一次“說了話不算數”。
為什麼曾先生艱苦創業、發家致富總讓人感到動力好像並不全都是為了他自己，為了他一家老小的好日子？採訪時曾先生聽到我這樣置疑，高興極了，他說：“你這樣提問，真是問到了我的心裡去了。一個人富裕了不是我全部人生的幸福追求，我一家人有飯吃、有衣穿，有車子、有房子，但是當我看到我的鄉親，他們的年齡和我一般大，每次回家我都會看到他們依然還在田裡務農，我就揪心。當年如果沒有人幫助我想法子把學上完，讀了書，有了知識，我今天怕不是也和他們一樣？所以到香港當我有了一點積蓄後，我一定要幫人，特別是要回報有恩於我的家鄉和祖國……”
離開曾先生，一連幾日我都在心裡默想：曾憲梓不像我小時候印象裡的那些有錢人，人一變富，心就變色。大部分香港富人看到別人處於貧弱都願意伸出援助之手，這種普遍的社會風氣是用什麼力量加以教育、感化的呢？如果善心不是可以被什麼力量召喚，必須經由自己的經歷萌芽、建立，那麼我就找到了一個根據，這個“根據”就是香港的“有錢人”，他們大多數都是靠自己當年的努力和別人的幫助，從貧困中一步一步擺脫了窘迫，這裡沒有人“一夜暴富”，更沒有人因為享受了特殊的政策優惠或者撈到了諸如“體制的變更”等等意想不到的“好處”而“渾水摸魚”，“巧奪天工”，所以他們懂得“不忘點恩，體恤天下”。
畢竟，癡情奉獻不是施捨，更不是愛好，而是一個知恩圖報者心底扯不斷、流不盡的一管鮮血、一脈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