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一章泡沫漸滅

大自然的災害倘若無可避免，人為的災難則叫人心生惋惜。持續惡化的美國經濟沒有絲毫迴轉的跡象。就業、製造業和零售銷售等經濟領域的疲軟數據表明，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增長正在下滑。壞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證券、摩根大通、花旗銀行相繼宣布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瘋狂裁員。美國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續走軟。華爾街噩耗頻傳，布什政府緊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聯儲不得不輸血救市。起始於房地產領域的次貸危機其實剛剛開始。 在中國溫州，危機猶如蝴蝶效應，他們開始隨著整個世界，步入低谷。 2008年，持續惡化的美國經濟沒有絲毫迴轉的跡象。就業、製造業和零售銷售等經濟領域的疲軟數據表明，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增長正在下滑。壞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證券、摩根大通、花旗銀行相繼宣布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瘋狂裁員。美國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續走軟。華爾街噩耗頻傳，布什政府緊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聯儲不得不輸血救市。起始於房地產領域的次貸危機其實剛剛開始。 危機不可避免地浸入實體經濟領域，只是早晚問題。金融危機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以驚人的速度倒下：冰島國家面臨破產，比利時全國陷入癱瘓狀態，傲慢的英國人也不能倖免，西方世界引以為豪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遭受質疑。 在歐盟、美國、俄羅斯等溫州產品的主要出口地，市場疲軟，消費需求緊縮，無疑讓溫州產品苦尋出路，措手不及。 2008年3月，溫州製造業全方位告急。溫州200多家企業破產，小作坊倒閉無數。溫州作為中國製造業的發源地，有34個產業集群化的生產基地，有來自溫州民間機構的調查數據顯示，30多萬家製造企業目前正有20%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

這一年，受需求低迷影響，溫州外貿出口持續保持低迷，連續4個月負增長。第一季度，溫州2500多家較大規模企業中，有29.1%開工不足，10%處於停工狀態。上半年，溫州工業總產值與銷售產值分別下降8.1%和8%。 皮鞋、眼鏡、打火機等溫州產品的市場萎縮最為嚴重。 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提供的行業調查報告顯示，溫州的鞋企在近幾個月內倒閉轉產的企業有100多家，“隨著各種壓力的上升，轉產、倒閉的企業將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在2003年，溫州有一定規模的鞋企達5000多家，當時全世界40%的鞋子出自溫州，而溫州生產的鞋子60%都出口國外。然而，2008年，溫州的鞋企數量萎縮了一半，基本上只剩下2600家。到2008年8月份，統計顯示已經有150家溫州鞋企被迫關閉。

前往溫州採訪的記者發現，在鞋企的集中地——溫州龍灣、甌海工業園區，一片冷清，人去樓空，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的更是難以統計；在溫州鹿城工業區，夜裡，那些昔日通宵達旦加班加點的鞋廠，如今一片漆黑寂靜。 同樣嚴重依賴於國際市場的溫州眼鏡業，所遭受的衝擊有過之而無不及。溫州的眼鏡80%出口，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眼鏡出口增幅回落一半，甚至大部分企業都出現了負增長。據溫州市統計局統計，2008年，溫州眼鏡產品出口總值5.7131億美元，同比增長10.9%，同比增幅減少了10個百分點，銷售收入44.8566億元，同比增長-3.06%。 最為低端的產品——溫州打火機，更加慘不忍睹。曾經一度達到3000多家的打火機廠在2007年底剩下500家，而到2008年6月，能夠堅持開工的則只剩下100家。

每年的6月28日，是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的年會，作為協會副會長黃發靜有些戚戚然：“以往都有幾百人，熱熱鬧鬧的。今年來了不到100人，整個會場空蕩蕩的，簡直有點寒酸。明年更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了。” 在國際市場需求量大幅下降的同時，各國對溫州出口產品的貿易打擊也更加惡劣。 2008年9月，俄羅斯開展“灰色清關”打擊，莫斯科阿斯泰市場上的華商倉庫遭到突擊查封，五六千個集裝箱裡的鞋服襪子大部分來自中國溫州，價值達21億美元。 次年6月，俄羅斯官方再次焚燒溫州鞋，22個集裝箱裡價值8億美元的溫州貨化為灰燼，這一行動直接導致了國內400多家溫州鞋企受損，100多家破產倒閉。 2009年11月，羅馬尼亞政府突擊檢查，“中國商城”300多家溫州商舖被查封，停業半月，損失超過3億歐元。

當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時，各國為了化解各自的危機，紛紛採取措施保護自身市場，對外設立了貿易壁壘。 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總額8000多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獲國會眾議院批准後，一項規定部分救援資金只能“購買美國貨”的附加條款引起越來越多貿易保護主義質疑。 根據“眾議院版”經濟刺激計劃，任何基礎設施項目要獲得刺激方案的資金支持，所使用鋼鐵產品必須為美國生產，除非聯邦政府認定購買美國貨可能面臨成本遠高於外國貨等情況，“有損公眾利益”。 除鋼鐵產品外，方案還規定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所使用的任何制服和紡織品必須為百分之百“美國製造”。 上述“購買美國貨”條款最初在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討論時便獲一致通過。根據程序，經眾議院28日投票批准後，方案還需經過參議院討論通過，最後將一份兩院協調後的方案遞交奧巴馬簽字生效。

美國《華盛頓郵報》29日報導，參議院最早2月初討論這一計劃。根據已經起草的“參議院版”經濟刺激計劃，有關“購買美國貨”的附加條款更加“激進”，規定除鋼鐵產品以外，水泥等項目所需一切製成品也須由美國生產。 有分析認為，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美國有關自由貿易的承諾，還為其他經濟體做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壞榜樣”，可能引發保護主義的惡性循環，加劇國際經濟危機。 早已屢遭調查的溫州產品首當其衝。從歐美髮達地區，到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對華反傾銷、技術性、標準性、綠色貿易等各種名目，讓溫州企業不堪其擾。 2008年6月，中國薄壁矩形鋼管產品被美國商務部裁定具有“2.17％至200.58％不等的補貼幅度和249.12％至264.64％不等的傾銷幅度”；2008年10月，中國皮鞋遭到歐盟反傾銷日落複審調查；2009年1月，出口緊固件遭到歐盟反傾銷徵稅，5年內平均高達80%……

中國眼鏡在土耳其、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國的反傾銷之後，2008年，愛爾蘭對中國生產的“calmg”太陽鏡提出商品預警；2009年初，眼鏡等產品被厄瓜多爾相關部門列為限制進口產品…… 甚至，在全球經濟的低迷期，讓溫州民企感到頗為頭痛的是，海外的“老賴”也在日見增多。國家商務部研究院在2008年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得出：“中國企業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億美元，並且每年以150億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溫州企業的危機，是外憂與內困並存，新病與舊傷同患。當所有的問題積攢到一起，就成了“最後一根稻草”。 溫州輕工製造業的永久內傷是——企業規模下，質量良莠不齊，市場結構單一，未形成自由的品牌和營銷網絡——這些最終都指向了一個結果——抗風險能力差。因而，主要賴以生存的國外市場一旦有風吹草動，國內企業就噴嚏連天、無以為繼。

任何一個經濟體，一旦泡沫堆積嚴重，都難以逃脫破滅的厄運。所有的泡沫都來源於經濟體的內部，一定程度範圍內的泡沫是健康的，是允許的，也能夠實現正常的自我擠壓，然後回歸正軌。 中國式的泡沫，形式多樣，盤根錯雜，大泡沫中又有小泡沫，積累放大，繁衍生殖，最終發展到無可控制的地步。不管是自我擠壓，還是外部衝擊，泡沫的破滅遲早是要到來的，只是結果迥異。 溫州資本的泡沫存在於中國經濟的大泡沫中，溫州炒房團的泡沫寄生在樓市泡沫之上，溫州模式的存在就是中國模式的典型表現。 2007年開始，國內經濟結構性通貨膨脹已成為各界共識，並且走向全面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引發的物價上漲，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生產成本。 2008年8月至11月連續3個月內，溫州瑞安市企業家協會進行市場調查：溫州民企生產的產品平均價格漲幅在3%左右，而產品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的價格同比上漲10%以上，甚至最高達到30%。

打火機的主要原料是銅和鋅合金，2008年，“銅從2萬元/噸漲到7萬多元，鋅也從原來的8000多元漲到了近4萬元/噸。”如此一來，溫州打火機生產商無奈地表示：“光原材料的漲價，就足以使打火機的成本上漲25%。”打火機作為低端加工業，是典型的微利行業，行情好的時候毛利潤也只能達到10%。 原材料的漲價使得利潤空間被壓縮得微乎其微，同時也還需要生產企業擁有更多流動資金，規模較小的打火機廠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停產休業，屍橫遍野在所難免。 日豐打火機廠總經理黃發靜，已經在打火機行業堅持了16個年頭。黃發靜的日豐稱得上同行中的佼佼者：有一定的生產規模，工人數達到500人，能承接較大量的訂單；2002年，日豐打火機廠與知名打火機品牌zippo聯袂合作，在全球打火機行業中擁有一定的地位。但在這場危機面前，黃發靜還是感嘆：“活著就已經很不錯了，現在企業根本沒有利潤，每天睜開眼睛，就得準備幾萬元錢……”

倪雲在“中國電器之都”溫州樂清柳市鎮有一家工廠。和這個鎮裡其他不大不小的工廠一樣，他們都是為“正泰”、“德力西”等標杆型企業服務，為其生產各類配套產品。倪雲回憶，兩年前的2006年，他生產“磁光片”的原料單價是6000元/噸，成品能達到6500元/噸。而在當下，同樣的原料，上漲到8000元/噸，但產品卻只能買到8300元/噸，一上一下，毛利整整減少200元/噸。在2008年那樣一個市場低迷供大於求的狀況下，倪雲說：“不用想提價，不然你根本賣不出去。” 皮鞋廠的上游企業是皮革廠，主要集中在有“中國皮都”之稱的溫州平陽縣水頭鎮。 2008年，皮革廠成本的驚人上升，已使得“中國皮都”失去了往日的熱火朝天。 溫州平陽峰麗皮革廠經理黃開鋒算了一筆“心酸賬”，“今年買進來的生豬豬皮價格從三四十元上漲到80元，一年時間翻了一倍多，然而加工好的一張豬皮，能劈開分成三層皮革，這三層皮革全部加在一起頂多也就能賣100元左右，而工廠工人的工資現在也提高了近三成……”一張皮，一百來元的成本，只賺得一兩元，如此可憐的利潤，何來開工的動力！ 皮革價格上揚，製鞋的成本也水漲船高，各種指數綜合到一起，溫州製鞋業的生產成本與2007年相比，增加了20%。 2008年最後一場面向高校畢業生的大型招聘會，並沒有想像中的熱鬧，甚至在人才中心的三樓，有10多家從事製造業的企業展位空置著。 據溫州市職業技術學院招生就業處的老師說，往年技術型人才——輕工、機械、電器等專業畢業生很搶手。而2008年，這些企業不但壓縮，甚至放棄了招人的計劃，而且還大可能進行裁員。 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使人力成本大增，這對於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而言，實屬雪上加霜。 日豐打火機廠有工人500人，黃發靜說：“僅員工社保一項，工廠每年需要為每個工人多支付5000元。” 服裝行業的淨利潤原本在5%左右，其中還包含中小企業通過擠榨員工所獲得的利潤。新《勞動合同法》頒布後，行業淨利潤又減少了兩個點。 瑞安市企業家協會針對人力成本做了一項調研，結果顯示，2008年始，“年平均勞資成本每位職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間，最高的一家成長型企業達9642元。也就是說，企業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給員工，如該企業員工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萬元。” 在用工荒普遍存在的製造業，有一定的規模的企業還需要通過漲工資來留住人才，溫州富康鞋業的負責人說：“我們現在每年都必須漲工資100～200元，不然員工就會跳槽。” 人民幣升值後，匯率變動也加大。而往往一筆跨國貿易，到賬期限基本是在兩三個月，而這樣一段長的時間，匯率的變化已經足夠大。人民幣升值，中方企業受損；人民幣貶值，外傷受損。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作為生產廠家，溫企原本就少得可憐的利益更是難以保障。 有一定實力的企業會與外商進行談判，相互約定共同承擔匯率風險，然而“談判成本越來越高，週期越來越長，那些資金斷區、產品競爭力小的企業，還未能進入談判環節，就會被內部資金、管理等問題纏住。” 2007年7月1日開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服裝、鞋帽等的出口退稅率由13%調整至11%，粘膠纖維由11%調整至5%。還有眾多原本退稅13%的產品，直接降到5%。 在這次退稅調整中，鞋類產品的出口額占到了調低退稅率產品總出口額的40%左右，溫州鞋企受到的影響可想而知。還有專業人士推算出，“出口退稅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紡織行業的營業利潤就下降約4%”，2006年全國紡織行業的平均利潤只有3%，剩下一成的平均利潤，供企業苦苦維持，掙扎在零利潤的邊緣。 直到2008年8月1日，為重振溫州民企的信心和活力，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明確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相當於溫州企業可以節省成本2億元”。但在此之前，已有眾多的企業破產倒閉。 通貨膨脹原材料成本上升，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調，都利劍一般狠狠地刺向溫州中小企業脆弱的軀體。有為數不多的堅強者毅然前行，而更多的庸庸之眾則泯然退出。溫州製造繁華的表面終於傷痕累累，血跡斑斑，溫州模式步入了一個新的谷底。 在國外金融危機、國內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下，國家終於對2008年的樓市進行宏觀調控。從緊的貨幣政策，無論是從事實業還是投資的溫商，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緊張。 銀行貸款的收緊，導致民間借貸利率的上漲。 2008年，溫州民間借貸的月利息基本都達到了10%。在此之前，溫州的民間借貸主要是短期的借貸，高利率的民間借貸對於實業生產而言主要是應急，“訂單來了，借錢購買原材料，生產出售後，可能半個月就把錢還了”，而在2008年，各種成本上漲之後，眾多企業連正常生產的資金都出現短缺，依靠民間借貸來維持生產，是不現實的，也是異常危險的。 對於房產投資者而言，銀根收緊更無異於釜底抽薪。 眼看著身邊越來越多的人因炒房而暴發，溫州瑞安挖沙的農民——許同從2005年開始成為一名炒房客。在小試身手之後，許同把更多的同鄉帶入到炒房隊伍中。 2007年年初，許同在北京美景東方以9900元的單價購買了6套房子，半年後，他以14000元的單價出手，這種暴利讓他感到異常亢奮，於是愈戰愈勇，胃口大開。 2008年8月，許同在手握9套房的同時，又先后買進20套房。豈料宏觀調控突然來襲，保障住房、二套房貸、貨幣從緊，如同一道道緊箍咒，令許同感到窒息。在一場市場的接力中，許同奮勇向前，豈料遊戲戛然而止，自己拿到的最後一棒，無法脫手。不僅原有的本金以及之前所有的盈利都砸在裡面，而且還包括通過民間信貸挪借的資金，還要背負高額的利息，“一天就有整整3萬”。 但許同並不甘心，不想降價拋售，更不願提前退場。 還有更多的溫州人同樣深陷泥潭無法自拔。 2008年6月，上海古北豪宅開盤，溫州人組團前往，占到購房者的80%～90%。之後，樓市調控升級，銀根迅速收緊，大部分的按揭貸款都沒有獲批。後來，樓盤開發商以“拖延付款”為由，向百多名溫州炒房客提起了訴訟，索賠1億元“違約金”。溫州炒房團被套成了毫無爭議的事實。 2007年底，新一輪宏觀調控剛開始時，一名資深的溫州“炒房客”——王浩在上海投資有63套房產，剛開始王浩咬著牙硬撐，與開發商結成攻守同盟，他們相信總有“救市”的政策出台。 2008年10月，一個個利空消息傳來，王浩感到天都要塌了下來：“我們家族開始把所有的存量房掛牌，不惜降價也要在春節之前全部出手，我們是覺得這個攻守同盟快頂不住了。” 而在此時，出手也難上加難，眾多的溫州炒房客在同一時段拋售：“今年春節的時候，均價還在23000元以上，一直到9月份都很堅挺，但等我10月份去掛牌時，卻冒出一大批房子來，而且每週都有業主把總價向下調，最後，我賣出去的時候，均價只有19000多元，跟中介一問，拋的都是溫州人。” 房子已經成為燙手的山芋，早拋才能早解脫，少虧損。 在溫州本地中小企業內憂外患、炒房團在樓市低迷中艱難度日時，遠在山西的溫州煤老闆也氣焰大挫風光不再。 2009年4月，《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台，山西省政府要求：“到2010年，全省僅保留1000座煤礦，兼併重組整合後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於年產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原則上不低於90萬噸。”這場國內煤炭資本市場前所未有的“國進民退”運動，溫商投資150億的500個小煤礦全在被收購重組之列。 溫州“煤老闆”進行最後的抗爭，與山西煤改行動展開了一場拉鋸戰，但最終面對已無退路的投資敗局，唯有以對聯自嘲：“讓你賣你就賣，不賣也賣；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賣不行。” 撤離山西，“煤老闆”們何去何從，頗感迷茫。儘管受到重挫，但相比之下，溫州人並不缺錢。 2009年，據溫州銀監分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溫州居民儲蓄存款出現大幅攀升的勢頭，截至9月末，全市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2764億元，創歷史新高。” 舉棋不定時，部分溫州人選擇了靜觀其變。還有一部分在開始回歸實業。 2008年曾走訪溫州平陽水頭鎮的中央電視台記者還清楚地記得，到處都是閒置已久的皮革廠，廠房的門衛告訴記者：“老闆到山西去了，包煤礦去了。”一年之後，記者重訪水頭鎮，卻驚喜地發現，大部分廠房重新開工，原來生產半成品的皮革加工開始向皮件製造轉型，因為部分煤老闆已經撤資回到了家鄉。 當然，相關重振中小企業信心的政策也及時出台，當地一家誠達皮帶廠的負責人王文緒說：“從去年10月份以後，政府已經很快地就採取了一些措施解決融資困難的問題。小量貸款，放寬了貸款的條件，這個給企業幫助很大。還有，政府又減免一個月的勞動保險金，給企業減少了很多負擔。出口退稅方面，從2009年1月1日起，退稅率已經從5%提高到了9%，到現在已達到14%。” 這只是溫州資本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溫州人怀揣著重金，奔波在外尋覓新的投資機會。 2008～2009年，全球礦產價格下滑，做鞋起家的溫州霸力集團也因此被礦產拖垮。過去幾年，溫州著名的“炒煤”、“炒礦”都走向衰落。 2009年下半年，樓市開始反彈，沉寂一時的溫州炒房團東山再起，樓市再次成為溫州資本的避風港。 然而，這一時期，國內宏觀調控變化不定，也導致樓市的波瀾起伏。在2009年報復性反彈之後，2010年的樓市持續高位盤整的狀態。幾年之間，溫州“炒房團”時隱時現，輾轉全國各地，先趁機抄低，後瘋狂炒作，待價格暴漲後又迅速再出手。在經歷2008年前後的低潮之後，溫州團再次橫行肆掠。 2009年5月，杭州樓市迅速升溫，排隊買房的熱潮、樓盤兩天內一售而空的現象再次出現，兩年前關閉的二手房中介市場開始通宵達旦營業，杭州市產權交易中心的大廳內熱鬧非凡……在杭州樓市“虛火旺盛”的背後，是溫州炒房團的捲土重來。 年中，溫州團又轉戰上海，上海國際剪裁家居品牌中心、上海東方國貿批發、上海箱包城、上海周浦萬達廣場，都湧現出溫州團的隊伍。 之後深圳、重慶、武漢等地又紛紛成為溫州團的目標陣地。最具吸引力的當屬海南，2009年海南國際旅遊島的規劃綱要獲批，溫州團聞訊而動，海南房價迅速躥升。 海外溫商遍布全世界，次貸危機爆發，他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無可逃脫地被捲入風暴當中。歐洲大陸，中餐館生意普遍下滑30％～50％；意大利溫州批發商經歷長達半年的蕭條後不得不關門歇業，“很多人想改行”；西班牙的溫州批發商則“把錢捂在手裡不敢再做”。 “倒閉潮”在各國瘋狂肆虐。 2008年11月，第二屆世界溫州人大會召開，“怎樣在金融危機的寒冬裡避寒取暖”，成為最受關注的話題，58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餘名代表急迫地尋找出路。 大環境不景氣，溫商受牽連，這只是暫時的。而真正讓溫州投資者感到元氣大傷的，是一年之後的迪拜危機。 多年來，在阿聯酋從事貿易、務工的華人有10萬人左右，其中有6000溫州人，大部分在迪拜購買了房產。 迪拜，這個奢華的地區擁有一系列的現代化配套基礎設施，大規模的建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們。更讓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興奮的是，這個用“石油美元”堆積起來的城市是一個免稅的天堂，也是購房者的“美麗世界”。 迪拜房地產市場的操作非常簡便，這裡的房產投資相當於國內的“炒樓花”。土地買賣不需要招拍掛程序，開發商拿到地之後，就可以在媒體上刊登廣告賣樓，售樓中心都不需要。買房程序也非常便捷：“先付10%就可以了，連貸款都不用，過3個月或者5個月再付10%，甚至更低。” 易買易賣，很多炒房者付完第一筆資金，發現價格上漲了，就可以立即出手。如此一來，世界各地的炒房者都雲集於此，溫州商人自然也不放過這個機會。 2007年，在溫州同鄉、阿聯酋溫州商會副會長、阿拉伯亞洲商務電視台董事長王偉勝的推薦下，胡賓斥資2800萬美元，買下迪拜世界地圖島中的“上海島”。如此霸氣的海外投資大手筆，在溫州商界被奉為美談。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溫州民間資本前往迪拜。 2008年，加拿大溫州商會會長張進云獲得迪拜人工島“丹娜島”上50萬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權。 在胡賓以不足1000美元的單價購買“上海島”時，阿聯酋附近的“愛爾蘭島”房價已經突破1萬美元，而“朱美拉棕櫚島”的每套住房價格則在50萬美元到140萬美元之間。因此，胡賓與張進云等溫商都深信不疑，迪拜的地產市場潛力無限。因此，“上海島”和“丹娜島”都被預計打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旅遊房產。 溫商看到暴利，於是把資本紛紛轉移到迪拜房產。 “剛開始一套兩套，最後是大家一起整層買，整幢買。”阿聯酋溫州商會副會長王偉勝說，“全世界的炒房團都來，印度人最多，一個印度人買了50幢別墅。溫州人裡面，只要在那邊經商幾年的，沒有不買房子的。” 2007年，國內的房地產早已杜絕炒樓花，各種管理異常嚴謹，而迪拜的“自由市場”讓溫州投資者竊喜，王偉勝回憶，在最火熱的時候：“一頓飯吃下來，當地的一幢樓可能就被溫州人買下了。” 此後，迪拜的樓市瘋漲。在2001年，迪拜的別墅每平方米售價8000元人民幣，到2008年迅速上漲到4萬多元每平方米；迪拜塔是世界著名的“第一高樓”，2004年迪拜塔還沒有開建，每平方米高達5.6萬元人民幣。 2008年，市場炒作的頂峰期，達到驚人天價——20萬元每平方米。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當泡沫堆積時，危機也在暗中滋長。 金融危機爆發後，2009年底，迪拜財政部對外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產分支棕櫚島集團，將推遲償付數10億美元的債務最少6個月，以便進行債務重組。”《紐約時報》的報導稱：“'迪拜世界'的對外債務高達590億美元，佔迪拜總債務的74%。”欠下巨額債務的迪拜世界房產項目，無可爭議地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爛尾樓”，這個爛尾工程，被稱之為“世界地球島”，由300多個人工島組成，規劃成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海島群，吸引了全世界各大銀行資金以及驚人的國際熱錢。胡賓買下的“上海島”就是其中的一個小島，預計投資12億，在2010年造成一個世界性的“海上皇宮”。危機爆發之後，“上海島”項目也就此擱置。 “賣掉了四成的房子，錢付過6000萬元人民幣左右，然後就沒有動靜了。如果沒有金融危機，我的'上海島'現在已經有幾十億元的銷售了。” 當眾多的溫州投資者紛紛撤離時，一位溫州女商人卻成為了“最後的守望者”。就在2009年，她投資3億元買下迪拜5塊地，每半年首付6000萬元。如此龐大的項目，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接盤者，這位溫州女人只有期待“守得云開見月明”。 之後，又有媒體曝出一條讓投資者恐慌的信息，“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塔已經在打“三折”出售。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數據顯示，迪拜的現樓價格同比縮水超過45%，樓花暴跌57%，新房空置率超過四成。 就此推算，溫州人在這次迪拜危機中，蒸發掉的資產達20億元。還有一種說法是：“溫州民間投資迪拜樓市被套的資金達30多億元人民幣，這並不包括在迪拜經商的溫州人購買的自住房的縮水資金。” 2010年樓市的高價持續，導致溫州炒房客的再次瘋狂，樓市泡沫堆積如山。 2011年伊始，新一輪國家宏觀調控重拳出擊、步步緊跟，房市迎來全國性“拐點”，泡沫全線崩潰。 從10年前開始發展至今的溫州炒房團主力——“太太炒房團”在2011年史無前例的出現歇業。在限購令的阻攔下，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以及省會城市都被炒房團劃入了“黑名單”。 溫州炒房客迅速做出反應，降價拋售，以防被套。溫州總商會的一項針對地產投資的調查顯示：有8成的溫商放棄一線城市的住宅投資，轉向商業地產。用官方的表述則是：“住宅投資已經失去了金融槓桿的支持，投資回報率已經從前幾年的15%下跌至5%，普通住宅已經喪失了投資屬性。” 不僅全國各地不時傳來溫州炒房團崩盤的消失，就是在炒房團的“大本營”——溫州，也是市場凋敝，跌聲四起。 每年的5月是樓市的黃金周，但2011年溫州的5月打破常規，新房成交狀況異常淒慘。相關數據顯示出連續幾個“個位數”的成交量，在近幾年來溫州房產史上實屬罕見。 “5月6日，溫州全市新房總成交量為5套，成交房源同樣來自樂清市；5月7日，溫州市新房總成交量為6套，成交地區均為樂清市；5月8日，溫州全市新房總成交量只有1套，為蒼南的房產。” 在溫州炒房客中，有兩種現象：真正有實力的炒房客緊握手中的樓盤，不急於撒手；依靠借貸炒房者，則因利息過高負擔過重，資金難以周轉，唯有選擇揮淚拋售。種種跡像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越來越多的溫州投資者正在撤離住宅市場。” 2011年年中，在溫州市內的中介門店裡，在當地媒體的廣告版面上，“資金周轉急賣”、“白菜價出售”、“大降價”等字眼，非常醒目刺眼。急於拋售的房子通常會在單價上降下3000～5000元，但吸引力依然不夠。 溫州二手房市場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1～6月，溫州主城區二手房交易量4849套，而去年同期成交量是5980套，前年同期是7253套，今年比去年同期減少了近4成。而進入7月份以後，整個樓市掉進'冰窟窿'，甚至出現零交易量的情況。” 2011年下半年，各地二手房市場房源突增，細探之下發現，都是溫州炒房團拋售在作祟。 “鋼運置業”是重慶市規模最大的二手房中介，其負責人坦言：“從9月起就比較明顯，有的客戶一人就拿出了10套。光在我們'鋼運'，溫州客掛出的房源就有七八百套，全市掛出的房源起碼有數千套。”同樣，在浙江、江蘇、福建、廣東、湖南等地，溫州客投資性房源紛紛露出水面，拋售套現成為普遍現象。 2011年底，江西南昌也傳出消息：“浙江'炒房團'一次性拋售160套紅谷灘新區房源，而且價格方面也'好商量'。”儘管如此，2011年的二手房市場並不理想，成交量下降，價格回落，低迷狀態大有持續之勢。 新浪網在2011年中國樓市年報中如是總結：“2011年，全國房地產市場在全方位的限制性環境中生長。這一年，央行總共3次加息，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信貸日益緊縮，致使房地產行業運行整體放緩。這一年，全國超過120個城市出台了房價調控目標，46個大中城市出台了'限購令'，10個城市出台了針對樓盤的強制'限價令'。'限價'、'限購'和'限貸'等多樣限製手段，致使房地產市場流通全面受阻。在諸多限制性手段的作用下，調控效果日漸顯著。3月起，在全國重點城市範圍內，商品住宅成交量迅速下滑，至11月份，全國范圍內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無一倖免地遭遇寒潮。” 同時，各地降價潮“捷報”頻傳：杭州主城區內首次出現萬元以內房源，北京通州樓市出現單價近萬元的跌幅，深圳新房成交量年底較年初下降21%。在國家統計局，2011年最後一期房價指數表示：“全國70個大中城市，僅有兩個城市出現上漲，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連跌19個月，二手房價格同比下跌2%，創下年內最大跌幅。” 久經沙場的溫州炒房客並不是風聲鶴唳，溫州炒房團的大撤離，有資金鍊緊張的緣故，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溫州人根據多年的經驗判斷，2011年的情形已截然不同於2008年的樓市低谷，這場寒潮不會很快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