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章告急

“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 溫州有大大小小45萬家民營企業（個體戶），這個龐大的群體每年的更新換代的規模和速度也非常龐大，幾乎每年都會有近萬家新企業誕生，與此同時，還有六七千老企業死亡。如同生態圈一樣，適者生存的法則也在溫州的企業圈中適用，有效的更新換代有利於維持經濟體的活力。 不過，隨著危機的發生，溫州的民營企業倒閉的速度開始明顯加快了，大量的中小企業死亡了。 此事，絕非偶然。 2011年4月5日，清明節，位於溫州龍灣區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全體員工放假一天。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假就這樣一直放了下去。 很快，“黃鶴一去不復返”的消息開始在溫州中小企業主之間傳得沸沸揚揚。江南皮革的員工這才知道，公司董事長黃鶴及其全家在清明節已經神秘“失踪”。

成立於2002年的江南皮革從事高檔PU的開發、生產與銷售，經過近1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溫州地區的一家知名企業，廠房面積達4萬多平方米，工人300多人。 江南皮革的實力是有目共睹的，在金融危機兇猛來襲的2009年，江南皮革依然逆勢上揚，銷售額2.82億元，利稅總額達1800萬元。因此，不論是在工人心中，還是在外界眼中，江南皮革都是一派意氣風發、欣欣向榮的景象，前程似錦。 直到東窗事發前，江南皮革的掌舵者黃鶴都把一切粉飾得非常完好。正因為如此，黃鶴才能憑藉江南皮革的雄厚實力與優質信譽獲得民間大量融資與銀行的巨額貸款。 更為荒唐的傳聞是：在清明節的前一天，一家擔保公司的老闆還向黃鶴主動放貸，當時黃鶴在電話裡回复，銀行轉賬是來不及了，除非明天把現金送到機場來。第二天，黃鶴在“銷聲匿跡”之前，還從該擔保公司老闆手中接過500萬元的現金，一同帶上了飛機。

很快，由溫州龍灣區政府各部門聯合成立的清產核資工作組介入江南皮革事件。 一個月不到，江南皮革的“畫皮”被全部掀開，風光無限的背後是負債累累：江南皮革所牽涉的銀行與擔保公司債務約2億元，民生、中信、農業、建行、興業等都與之有直接貸款或間接借貸關係；除此之外，截至5月5日，持有關憑證前往工作組登記的債權人已達101家，民間借貸負債金額達1.37億元。 如此斑斑劣跡，所有人始料未及，也深感疑惑——巨額負債從何而來？ 此後，坊間開始議論紛紛，黃鶴因賭博欠下巨額賭債的傳言不斷：“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與大額賭博，欠下巨額賭資後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 在溫州中小企業危機中，黃鶴肯定不是第一個“出逃”的企業主，他只是引起媒體集體關注的第一人而已。黃鶴之後，溫州企業主“逃之夭夭”者接踵而來。

溫州市龍灣區有一家名叫“巨邦”的製鞋廠，曾幾何時，這家製鞋廠是讓龍灣區倍感驕傲的招牌利稅企業，而進入這家製鞋廠工作是很多來到龍灣的打工者的幸運。 “'巨邦'鞋業的工資總是比其他廠高一些，而且這裡的工資總是很準時”，這是所有“巨邦”員工的心聲。 但是2011年，“巨邦”的工人們卻忽然發現，到了發薪水的日子，老闆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按時把工資交到他們手上，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在門口聚集的虎視眈眈的追債人。 聚集在“巨邦”門口的追債人五花八門，有的是原材料供應商，有的是等待返款的進貨商，有的是想要回定金的銷售商，雖然身份不一，但是這些人來到這裡的原因卻都是相同的：聽說“巨邦”的老闆跑了。

“巨邦”鞋業的主要業務是製造外貿女鞋，在龍灣區，“巨邦”擁有兩個廠房、三條生產流水線，是當地規模最大的製鞋企業之一。 2008年，面對金融危機，“巨邦”的表像明顯要強上許多。由於引進新的生產技術和款式設計，“巨邦”的生產成本下降了，訂單卻增加了。 那時的“巨邦”，與當地的其他企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員工福利沒有下降，銀行貸款按時償還，原材料商的貨款沒有拖欠，甚至連上交政府的利稅都沒有減少。持續穩定的盈利能力、和善的老闆按時的還款，這些都讓“巨邦”在當地有著極高的口碑。甚至，一些和“巨邦”合作的供貨商有時還會主動提出貨款晚到一兩個月。 2011年7月27日，“巨邦”鞋業總經理王和霞召開管理層會議，宣布車間員工放假7天，8月3日照常上班，期間行政人員照常上班；並承諾放假期間，每天補發每位員工生活費20元。員工們高高興興地離開廠區，他們覺得這一定又是老闆給予他們的福利。

但是7月28日，當行政人員來上班時，卻發現總經理和廠長的辦公室房門緊鎖，高層領導的電話也都處於關機狀態，整個廠區中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老闆王和霞的去向。 2011年8月1日，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事實被龍灣區鞋業行業協會披露了。當天，他們發給所有會員企業一份《內部通報》，其主要內容是“巨邦”鞋業老闆王和霞欠債外逃。 8月3日，休假結束的工人們陸陸續續回來上班，在門口，沒有了經常熱情歡迎他們的老闆，更沒有早應該發到手上的工資，而是一輛不斷巡邏的警車和時不時冒出來的債主。 工人們開始恐慌，他們沒有人讀到過龍灣區鞋業行業協會的《內部通報》，更沒有人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他們只是本能的擔心，自己上一個月的血汗錢，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不過工人們還是幸運的，8月7日，在政府的協調下，王和霞的父親匯了100萬元到公司的賬戶上，大部分工人的工資解決了。 與這些工人們相比，“巨邦”鞋業的各種債主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由於“巨邦”鞋業良好的信用基礎，在它的這些債主中，有的從幾年前就開始接受“巨邦”鞋業的欠款購貨了，對於他們來說，王和霞逃跑幾乎是不敢相信的事實。 隨著消息的傳開，越來越多的債主開始確信王和霞“跑路”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確有其事。驚恐萬狀的債主們開始翻箱倒櫃尋找當年“巨邦”鞋業開具的支票，當他們到銀行去取現的時候，如同最後塵埃落定一般地發現：這些屬於“巨邦”的賬戶已經被凍結了。不過直到這時，還是有很多人想不通，為什麼這樣一個大老闆會就這麼跑了呢？

表面上看，“跑路”的企業都源於資金鍊斷裂的壓力，但真正的原因卻是各有各的不幸。 4月19日，溫州市內的港尚記酒店、波特曼咖啡廳和萊波特快餐店200多名員工收到放長假的通知，因為他們的老闆嚴勤為陳潔夫婦的電話打不通了。 在員工眼裡，嚴勤為是一個非常勤奮的老闆。和很多溫州企業主一樣，嚴勤為的財富積累頗為艱辛。 20世紀90年代嚴勤為以一家小賣部開始起家，之後發展到超市，波特曼咖啡廳是在2002年開始創立的。之後經過三四年的發展，波特曼咖啡廳在溫州市內已有5家分店，同時，嚴勤為開始進行擴張，成立了快餐加工廠並設立數十家快餐店。 事與願違的是，到2008年，新開的快餐店沒受到市場追捧，原來的咖啡廳也因各種原因相繼關閉。嚴勤為再次思變，多管齊下，成立了專賣海鮮的港尚記酒店，並開設了幾家橄欖油專賣店。

為維持越來越大的攤子，嚴勤為開始向銀行大筆貸款。 2011年，銀根收緊，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嚴勤為只得向民間借貸伸手求助。豈料，一伸手便回不了頭。 數年來，企圖在餐飲領域大展身手的嚴勤為銀行欠款1000多萬元，民間高利貸幾百萬元。眼瞅著不景氣的生意和滾雪球般的高息債務，最終，嚴勤為夫婦不堪重負，選擇了一走了之。 讓員工們感到慶幸的是，這位白手起家輝煌一時而後倉皇逃跑的嚴老闆良知未泯，據說，他還給員工留下60萬支付工資，給工程商留下了汽車、房產等抵債。 在嚴勤為消失的同時，三旗集團老闆陳福財也不告而別。位於溫州樂清的三旗集團，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84年樂清華通線纜廠。從電纜、電線到葡萄酒生產、房地產投資，三旗已是一家多元化的集團公司。攤子舖得越大，風險越大，最終，三旗資金鍊斷裂，風雨飄搖。

之後的兩個月，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股東範某、浙江天石電子公司葉建樂效仿陳福財，負債外逃，儘管此時的陳福財又如同從地裡冒出來一般，驀然出現在6月24日的溫州經濟界帕累托公共政策沙龍上。 還有更加離奇的老闆“跑路”情節。 2011年的中秋節前夕，溫州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頗感意外，往年的福利只是一箱方便麵，今年卻接到公司的通知——全體員工包括保安在內假期前往雁蕩山度假。在如此驚喜面前，誰也沒想到這是一出“調虎離山之計”。在奧米的員工心滿意足地旅遊歸來時，他們發現：公司價值上千萬的精密加工設備不翼而飛，同時，公司董事長以及高管等集體“人間蒸發”。 從2011年初以來，溫州中小企業老闆上演著前赴後繼的“跑路潮”。僅在9月份，“跑路”的老闆就達20多位。事實上，跑路企業、停工企業的具體數量並沒有辦法準確統計，除了已經見諸報端的有名有姓的中小企業之外，還有大量小微企業在悄無聲息中跑路、停工、倒閉。瑟瑟秋風中，滿眼蕭瑟，那些本不起眼的葉片的飄落，早已無人在意。

老闆“跑路潮”顯然也影響到了溫州當地五星級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的生意，酒店主管時不時發現，頭天晚上還在酒店入住的老闆第二天就上了報紙頭條——“跑路了”！ 回顧往昔，“跑路”也不是偶然事件。 從2008年開始不斷遭受重創的溫州民間資本，開始像一頭野獸一般瘋狂地尋找新的投資對象。在國際經濟一片蕭條，國內宏觀政策收緊的大背景下，溫州資本開始覺得實業投資變得愈加渺茫。於是，越來越多的溫州民間資本開始尋求投資金融，直接用錢生錢。 早在2005年上半年，由浙江泰力實業有限公司牽頭，包括中瑞集團在內的幾家溫州企業就試圖申請成立一家名為“建華銀行”的民資銀行，但民資進軍金融業的這次嘗試，由於政策限製而最終以折戟沉沙告終。 正途金融的失敗讓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金融業的灰色地帶，私人借貸開始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多急於求成的“投資者”開始進入“高利貸”行業。 相比2011年的“高利貸”，溫州地區早期的“高利貸”還處於比較理性的階段。從一兩分利開始，大部分針對實體經濟的放貸行為表明，這些至少讓溫州的“高利貸”還是以一種“幫助中小企業融資”的身份出現。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湧入，“高利貸”漸漸變成了“高”利貸。 動輒五六分利的高息，開始讓溫州的高利貸行為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意義，而變成了“瘋狂的人民幣”。伴隨著越來越離譜的利息，在不到短短一年的時間裡，溫州的高利貸債主們就體會到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感受。 最初的高利貸市場上，錢是貸給需要錢的企業主們的，那時的市場是強勁增長的，商品是供不應求的，高利貸是不會有人還不上的。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靠著“高利貸”發財的時候，這種曾經看上去很美的民間融資形式開始變得沒有看上去那麼美了。 看著同鄉們放貸賺了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借錢放貸。 “高利貸”的市場利息也由一分兩分變成了八分九分。瘋狂的“高利貸”如同龐氏騙局的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後引發了一場金融大雪崩。而那些剛剛入市的人，都成了沒能跑掉的擊鼓傳花的最後一棒，成了資本災難下的亡靈。 到2011年年中，溫州中小企業主“大逃亡”已成蔚然之勢。其中一支非常壯觀的分隊，則來自溫州製鞋廠。 以溫州瑞安恆茂鞋業的虞正林為“領跑者”，“巨邦”鞋業的王和霞、耐當勞鞋材的戴志雄、部落之神鞋業的吳偉華、蝶夢兒鞋廠的黃杰、唐風製鞋的黃伯鶴、星際鞋業的董事長、新耐寶鞋業的董事長，爭先恐後地加入到這支“出逃”接力賽的隊伍中。 究其原因，各有千秋。但根本原因還是融資困難。 現在溫州的很多中小企業，利潤率能夠在5%已經很不錯了，高利貸的年利息卻高達30%～180%。由於融資太難，不得不借高利貸，這就好比飲鴆止渴，弱勢的中小企業又是受衝擊最為明顯的群體。作為溫州經濟中的中堅力量，製鞋企業也是積年沈疴最嚴重的領域：原材料、工業用電價格高漲，勞動力密集人力成本大增，銀行貸款、民間高利貸大增，同質化競爭嚴重，利潤空間微小。 而這一現象，在溫州成百上千的製鞋企業中尤為突出。據溫州鞋企老闆反映，與去年相比，人工成本上漲至少20%，原材料採購價格增長超過8個百分點，而平均每雙鞋用電成本也漲了5毛錢。因此，在通貨膨脹的大局中，鞋製造業成為了溫州危機的“風暴眼”，備受摧殘，遍體鱗傷。 曾經為溫州經濟30年輝煌立下汗馬功勞的製造業日益凋零，籠罩在溫州頭上“製造之都”的光芒漸漸黯淡。一時間，“看好老闆，別讓他跑了”，成為了溫州工廠青年職工間的流行語。誰知，這種戲謔似乎預示著更加淒慘的悲劇將要發生。 儘管出事之前，媒體似乎從未關注過沈奎正，在溫州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中，沈奎正領導的溫州正得利鞋業屬於中等。 正得利鞋業發展有10餘年，公司規模廠房面積上萬平方米，工人約近1000人，四個自創品牌——正得利、青春秀、柏芝公主、美人魚並肩發展，勢頭良好。 “光正得利這一個品牌，旺季的訂單每月就超過10萬雙，在全國多數地區級城市都有銷售網點。” 2011年下半年，當同城企業跑路潮四起時，溫州正得利的員工並無擔憂。 公司一切正常：正得利的四個品牌效應都不錯，訂單充足，客戶穩定，生產一直有序進行，“就是公司董事長出事那天，企業賬面上的情況還是正常的。”不僅如此，創始人沈奎正在公司口碑極佳，“老闆為人好，對員工也好”。出於這樣的信任，公司員工都篤信在這場風潮中，正得利必然是屹立不倒的強者。 然而，誰也沒想到老闆沈奎正的身後卻是霧靄重重。 9月27日下午1點多，溫州天空暗淡的浮雲遮蔽了太陽的光芒，鞋佬沈奎正立在溫州市區順錦大廈2203房間，目光透過了淡淡的雲煙，漂浮在寬闊緩慢東去的甌江之上。或許是痛苦、無奈、抑鬱、恐懼、憂傷糾結在了沈奎正的心裡；或許是數以億計的高利貸無法償還；或許是無法面對成百上千善良的員工；或許是懼怕樓下這些黑暗的角落躲藏著一些神秘人物黑溜溜的眼睛；或許是想到了電影裡的台詞：“多藍的天啊，一直往前走你會融化在藍天裡的，高昌不是跳下去了，唐納也跳下去了，你也跳啊！”沈奎正瞟了這個時代最後一眼，毅然決然從溫州望江路順景大廈22樓跳下。 沈奎正沒有融化在藍天裡，而是垂直地落在三樓平台的花園中，當場死亡。沈奎正是溫州市鹿城區雙嶼鞋都溫州正得利鞋業公司的老闆，據說是因為“老高”問題（即高利貸），被逼無奈，選擇了跳樓！沈奎正的跳樓，引起了了社會一片嘩然，也摧毀了溫州鞋業悲催的希望。 沈奎正沒有像其他鞋企老闆一樣“落荒而逃”，而是選擇了一條悲情的不歸路，這讓公司上上下下都心情沉重淚眼婆娑。正得利鞋業旗下的左右鞋業營銷部常務副總經理孫玉華說：“我們四個品牌不但品牌效應好、客戶固定、生產正常、訂單充足，即使在董事長去世以後我們的管理層和工人都想把企業撐下去。直到昨天生產還在繼續，但是銀行把資金凍結了，我們沒法付款給供應商，今天生產被迫停止了。” 事後相關部門公佈：“沈奎正利用該公司為'融資平台'，通過銀行貸款、票據貼現和民間吸存籌得資金，涉足高利貸業務。據了解，其所涉銀行資金1.5億元，其中，銀行承兌匯票總計7340萬元。” 從“跑路”到“跳樓”，溫州烏云密布，岌岌可危。 社會各界的目光都齊刷刷地盯著這個昔日的“製造之都”，政府正在緊鑼密鼓商議各種拯救與維穩的政策，那些身陷泥潭的企業主則惶惶不可終日，暗自打著各種各樣的算盤。 溫州下轄的泰順縣，是浙江省最南邊的山區。身在溫州這個“製造之都”的轄區，泰順幾無工業，因此相對貧困，大多數人都選擇了外出打工。 1998年，董順生在泰順創辦育才高級中學，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名人。泰順縣政府官員說：“育才（中學）確實為泰順教育事業作出很大貢獻。比如初中升高中，以前泰順每年只有一兩個學生考得上溫州中學，現在每年有十來個。” 辦學只是董順生的一個起點，2003年，溫州立人教育集團成立，董順生開始從事教育類投資與建設、房地產開發以及礦業投資等。 “教育家”創業，董順生在泰順被視為投資界的“天使”，2006年被浙江省教育基金會授予“綠葉獎”榮譽稱號。之後，立人教育集團迅速發展，融資也頗為順利，在泰順，“不管出去的還是在家務農的，很多泰順老百姓有點錢都會貸給立人集團。” 經過四五年的發展，立人集團旗下擁有學校、公司等36家企業。 2011年下半年，立人集團資金鍊出現狀況。在國家大環境影響下，立人集團所投資的煤礦開採受到嚴重限制，產量遠遠低於預期，房產項目嚴重滯銷，大筆資金套牢。 2011年10月，立人集團“不再承兌之前所借民間借款”的消息一經查出，便在泰順當地引起嘩聲一片。多年來立人集團民間集資的雪球已經無法滾動，據說，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已經高達30億元。 在此期間，董順生多次發佈公告，公佈資產重組等方案，卻為時已晚無補於事。 11月底，泰順縣政府發布《泰順縣處置非法集資突發事件應急預案》。 3個月後，董順生被抓。 事發後，公眾對這位曾經的“英雄人物”議論紛紛，褒貶不一。據立人集團的內部員工反映，年過六旬的董順生身患尿毒症，“直到被抓之前，董順生還在日夜召開董事會和股東會，還跟政府領導匯報情況”，同時他也公開表示，將自己一個多億的家產全部拿出用來還債。事實上，被抓之前，董順生也曾多次試圖自殺，只是未能如願。 甚至連泰順縣的領導也私下表示：“董順生有國外護照，想走也不是難事，就衝著他敢留在泰順共存亡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佩服他。” 2012年2月初，第十二屆中國企業家年會召開，會上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發表演講，為溫州企業家正名。 沒有溫州的民間金融，就沒有溫州的市場經濟，就沒有溫州的企業家。溫州人一開始兜里沒有幾個錢，如果不是湊錢，怎麼當老闆？所以民間金融促進了溫州經濟的發展。如果把它跟市場經濟，跟企業家精神對立起來，把它妖魔化的話，我認為對溫州是不公的，更不利於溫州的發展。應該說溫州人的這種精神是非常好的，至少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有不少的企業家，當然也可能會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我們市場改革不徹底，導致跳樓、自殺。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人無信不立，我們溫州的企業家用他的鮮血和生命捍衛了他的信用，你還能去指責他什麼呢？他已經把命都搭上去了，我覺得用的是最慘烈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認為這種精神恰恰是中國企業家的精神，是開拓市場的精神。 在這一輪金融風暴中我們認識到，我們不可能讓環境來適應自己，只能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這是我們的本能。所以，溫州的企業家需要提升，特別在轉型發展中需要提升。 如此動情的即興演講，為溫州危機添了一份默默的溫情。作為溫州的領導人，陳德榮道出了沈奎正、董順生等人無法言說的心聲。 儘管“跑路”的消息如同一個個地雷，時不時地在溫州炸響，但是“信泰集團的老闆胡福林跑了”的消息還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使原本傷痕累累的溫州經濟再受重創。 溫州最大的眼鏡生產商、社會各界眼中“有國際影響力的眼鏡生產企業”信泰集團，迄今已有18年曆史，在溫州、上海、深圳、香港等地設有子公司，員工達5000人，眼鏡年產量平均達到2000萬副，年銷售額約5億人民幣，並擁有自主品牌。 人人都眼見其光鮮華麗的“袍子”，卻不知早已千瘡百孔，爬滿密密麻麻的“蝨子”。直至9月20日信泰老闆胡福林“人間蒸發”，才有網友開始爆料：其中民間高利貸12億元，月息高達2000多萬元；銀行貸款8億元，月息500多萬元。 不論從企業規模，還是負債規模來看，胡福林的出走，都成了本年度溫州危機中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一直以來以低調示人的胡福林再也無法“大隱於市”了。 跑掉的只是一個老闆，而其身後有著20多億的負債，包括民間高利貸12個億，其中牽涉到的人員之眾不言而喻。在溫州這個“人人放貸當老高”的地方，不知又有多少家庭和個人因債主的失踪而陷入絕境。 一個頗有實力的集團企業，為何會出現如此多的負債？這是溫州低端製造業尋求轉型而陷入迷途的典型樣本。產業調整是中國眾多企業在實踐的共同路徑，但在溫州，這顯得尤為迫切。事實也證明，在這次中小企業倒閉潮中，打火機、皮鞋、眼鏡、服裝、塑料製品等利潤微薄的傳統加工製造企業，成為這場悲劇中的最大主角群體。 “溫州模式”建立在低成本、低利潤的基礎上。而今，隨著勞動力、土地、環保等成本的提升，外加人民幣升值、利率不穩定等宏觀政策影響，溫州企業陷入了“保市場還是保效益”的兩難局面。這種局面的直接後果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溫州的GDP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被擠至浙江省末位。 2010年GDP僅2925.57億元，這一數值還不足美的和華為兩家企業當年的營業額之和。 儘管信泰集團是溫州最大的眼鏡生產商，但轉型的問題同樣迫在眉睫。 對於製造廠家來說，眼鏡並不是一本萬利的行業，而且資料顯示，在金融危機之後，信泰的狀況也開始走下坡路：2009年，信泰的國稅繳納額已經降為946萬元，到2010年只有570.92萬元。 也正是在2008年下半年，胡福林看準了光伏新能源製造，成立新能源事業部，開始邁向從傳統製造業向新能源產業的“大躍進”。 很快，信泰集團斥資組建了一個光伏產業企業群：浙江中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賽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州中矽科技有限公司、溫州中矽進出口有限公司，主要生產一系列光伏產品，包括太陽能單晶矽、太陽能多晶矽、太陽能電池、太陽能組件系統、太陽能係統工程等。 如此一來，信泰的轉型開弓沒了回頭箭，勢在必得，預計光伏產品在2011年達成600兆瓦，年產能70億人民幣。 雖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光伏產業的利潤也驚人，與勞動力密集的眼鏡製造業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新能源的發展和擴張，無疑都是以眼鏡行業的廠房和積累為抵押，獲得大量銀行貸款，從而實現可觀的槓桿放大效應。 在轉型的路上，胡福林一路狂奔。 2009年，房價高峰期，信泰集團涉足房地產，在溫州平陽、金華浦江等地開發或參股房產。 2010年，金融危機後歐盟對產業進行調整，以國外市場為主的光伏產業跌入冰點，衝動的擴張導致產能過剩，想回頭也為時已晚。 2010年底，在宏觀調控的窮追猛打下，房地產市場開始下滑，銀根收緊，信泰集團資金鍊條開始需要東補西湊：“企業信譽被降級是毫無疑問的，信泰集團的貸款今年一直就放不出來，現在銀根一緊，現金流就斷了。” 轉型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盲目與衝動之下，脫離實業，而又轉型失控，最終步入生死攸關的迷途，無可挽回。 在胡福林失踪後不久，坊間傳言，信泰集團旗下光伏企業——溫州中矽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資人不堪巨額債務之重壓，跳樓自殺。 轉型，似乎是一條生死線，能走出來，就意味著豁然開朗，走不出，則分崩離析。在信泰之前，還有一家傳統製造業企業在轉型迷途中同樣不幸陣亡。 溫州霸力鞋業的輝煌頂點是在上世紀末。集“中國鞋王”、“中國名牌”等鞋業頂級稱號於一身，企業年銷售額一度高達2個億。只有小學文化的王躍進把不起眼的皮鞋廠搞得紅紅火火，成為溫州鞋企中的明星人物。 正如王躍進的名字一樣，這是一個冒進主義者，新世紀開始，霸力遭遇發展的“天花板”，企業停滯不前。王躍進開始急不可耐，開始另謀出路，走向“多元化經營”之路。 2005年，溫州民營企業界出現礦產投資熱。王躍進南下廣西，到盛產稀土、大理石的賀州成立礦業有限公司，2000萬元接手無以為繼的老礦區。面對採訪的媒體，他毫不掩飾其雄心：“這裡礦石成品價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與溫州相差20來倍，存在巨大的市場空間。”他又先後花費5000萬元拿下當地3家礦山探礦權，躊躇滿志。 王躍進開始對鞋業撒手不管，一門心思開礦。然而，毫無開礦經驗的他聽不進建議，礦業經營得一塌糊塗，後又因涉嫌非法開採，被當地有關部門查處整頓。之後他又不斷地從鞋廠調派人員去搞礦業，鞋廠的經營管理也開始混亂不堪。 2007年，全球礦產價格下滑，霸力礦業入不敷出，資金鍊幾近崩斷。溫州本土的鞋業也無以為繼，霸力鞋業一度出現“以貨抵債”的情況，鞋料採購一直“打白條”，欠下大約700萬元的貨款。 2009年8月7日，企業日薄西山的王躍進丟下上億元的銀行欠款以及數目不詳的民間借貸，一走了之，留下身後一副被掏空的爛攤子。 霸力與信泰的轉型之殤，有著驚人的雷同。這恰恰代表了一代溫州企業家的迷茫與無奈。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步，第一批溫州企業家已經步入知天命的年紀。多少年來，他們一直在埋頭向前，然而當瓶頸和桎梏出現時，他們的奮鬥精神依然存在，但“大部分溫州人沒有目標性，不知該往哪裡走”。 溫州傳統製造業作為支柱產業已經有日薄西山之勢，於是有更多的投機者和冒進者出現。踏踏實實只做實業的已經少見，留守實業的也開始三心二意。 但是，企業轉型升級需要資金、人才、政策環境、企業經營者自身素質等多種因素的共同結合。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中小企業缺乏技術人才、企業老闆對新興行業缺乏了解，這些問題在中國的企業轉型中普遍存在，溫州的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如信泰、霸力之類的實力企業轉型尚且走入迷途，中小企業的轉型就更是舉步維艱。 轉型有風險，但如若不冒險求生，就只能僵守在傳統產業中苟延殘喘，走向寂滅。這是溫州企業家最難以接受的，正如他們自己所說：“企業關門被笑話的可能越來越小，反而是聽說你還在做企業，一想你一年掙的還不如他們的零頭多，就得心裡笑你傻。” 面對溫州的亂局，更多人擔心這倒下的是一副多米諾骨牌。這種惶恐不安的氛圍瀰漫在整個溫州城，一些原本發展健康的企業無辜地也深受牽連，難逃其害。 項碎蘭是溫州龍灣區工業園內的一家企業主，她創辦的騰飛棉紡廠有著16年的歷史，一直以來發展穩定，員工近百名，年產值2000萬左右。當然，在溫州製造業普遍衰落的當下，項碎蘭的工廠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成本上升，貸款利率上漲，利潤越來越薄。 當周邊的同行開始將資金轉移到投資領域時，項碎蘭還是堅守陣地，她四處考察市場，希望尋求突破。 2011年夏天，她深思熟慮後決定更新產品類型——生產專供拉鍊使用的纖維紡織品，“溫州還沒有人生產這個產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們買了新機器，工人只需要30多個，每年的產值卻能到四五個億。” 於是9月初，項碎蘭訂購了新的機器，開始對工廠進行了裝修整改，撤掉舊機器，安裝攝像頭，一切重整待發。 儘管今年夏天開始，溫州中小企業老闆“跑路”的消息不時傳出，項碎蘭始終不以為然。因為她從未借過高利貸，銀行的貸款也還有一年的期限，一切都讓她放心，外界的紛紛擾擾離自己還很遠。 兩個星期之後，項碎蘭聽到一個消息：溫州寶康不銹鋼有限公司的老闆吳保忠“跑路”了。這才讓她感覺到這場溫州危機與自己有了直接的關聯。項碎蘭的騰飛公司與寶康是互為擔保的關係：“騰飛連同她個人向寶康提供銀行貸款擔保1600萬，而寶康則為騰飛提供800萬元擔保。” 儘管如此，項碎蘭寬慰自己，這樣一筆擔保貸款不足以影響到工廠的正常運行。 世事難料，就在寶康出事後的第4天，台州銀行溫州支行上門催款，事實上這些貸款還要一年才到期。過度敏感的銀行派人在工廠四處查看，在廠裡也引起一陣恐慌。 3天后，事態更加嚴重，溫州支行的行長親自上門，把車堵在了工廠的大門口，要求項碎蘭立即還款。於是事情鬧大，項碎蘭叫來了警察。 這時，在工廠對面樹脂廠打工的一個女孩用手機拍下當時的情景，配上文字，“公司對面的騰飛化纖製品的老闆欠銀行貸款連夜運設備逃跑了，工人在大鬧，銀行、警察都來調解！唉，現在辦企業都難，打工的更難，工資1分錢沒到手，廠都人去樓空了”，發到微博上。 通過網絡的傳播，騰飛很快上了“跑路潮”的名單。這個不知實情的目擊者的烏龍信息引發謠言四起，把騰飛直逼絕境：催款的銀行陸續登上門來，到最後，平日里關係最好的銀行也來催債了。為了不影響工廠11月份的正常投產，項碎蘭四處湊錢還貸，甚至把家裡的3層小樓也抵押了出去。 項碎蘭的辦公室裡，還掛著幾幅銀行和信用社頒發的榮譽證書，一個信譽良好的工廠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成為了無辜的犧牲品。 對於項碎蘭而言，遭受如此莫名其妙的“飛來橫禍”，“她不抱怨還債與壞運氣，她願意因為錯誤擔保寶康而承擔責任。讓她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規則。那些催她還貸的銀行，應該遵守合約，或至少要等寶康的資產拍賣後，再追加她的賠償。在地方政府決定救助時，卻只把焦點放在了大型企業，對她這樣的中小企業沒有政策幫助。她也氣憤發布謠言的女孩，沒有承擔相應的法律懲罰。” 9月26日，陳松長發現自己莫名上了“跑路潮”的黑名單，事實上，當時他正在溫州甌海區長虹眼鏡廠正常辦公。為了闢謠，陳松長立即拍攝了廠區內正常開工的照片，上傳到了網絡，以正視聽，成功進行了公關危機。 陳松長對採訪的記者說：“最近確實看到許多企業欠債出逃的消息，但沒想到我們企業也會被謠傳，現在謠言散佈者已經被公安抓獲，在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企業也要站出來自我保護。”當然，像陳松長和項碎蘭等一類的中小企業主，更加期盼的是希望能有一個可靠的權威機構站出來，發布準確的信息，及時跟進事態的發展，而不是任由謠言橫飛，動搖人心。 與溫州企業老闆跑路潮同步的，還有“賤賣潮”。身處人人自危的混亂大勢之中，握在手中的現金才是最真實的。於是，豪車、房產掀起甩賣風潮。 在溫州市內，儘管新開的樓盤幾乎是無人問津，但房產中介的二手房房源卻空前爆滿。 溫州鹿城廣場的一個豪宅群，風光時達到8萬元一平方米，2011年國慶長假一過，房價直線下跌：8萬—6萬—5萬，甚至到了4.8萬…… 甚至還有更低的價——4.2萬元，“對方急於出手，但問題是沒有產權證。價格確實是便宜，但不知道這套房是不是已經擔保給其他人了，所以還在猶豫中。” 急於甩賣的房產，有產權證的一般都有5年以上房齡，但更多的是產權證還沒到手，賣家急著套現。對於這樣的房子，好心的中介也會勸買家謹慎為好。 儘管房價低得讓人動心，但是真正的成交量並不高，“現在的房子動輒1000多萬1套，誰有那麼多現金在手上？而且看著現在時機不對，誰會願意接掉下來的石頭啊，至少要等它在地上蹦幾下再說。” 相比之下，二手車市場更讓人心動。 2011年10月中旬，溫州豪車大甩賣的新聞登上了國內外各大媒體，“一輛奔馳S600，市場價260萬元左右，現在只要40萬元”，如此的行情吸引著各地的“投機客”前往溫州“趁火打劫”。 已經跑路的老闆，豪車拿來抵債；準備跑路的老闆，豪車拿來套現。溫州市二手車商會秘書長陳俠統計，2011年9月份，溫州二手車交易市場的交易量同比沒有太大的增加，但是交易額卻同比增加一倍，達到1億元左右。 也就是說，溫州的二手車市場成為豪車的展示中心。平時難得一見的限量版頂級豪車——瑪莎拉蒂、勞斯萊斯、蘭博基尼等都在甩賣之列。 當然，豪車誘人，但風險也同在。現在溫州的二手車大多並不是車主在賣，而是通過第三方——中間人、寄售行、典當行、擔保公司。雖然這些車價格大大低於市場價，但買家也要再三權衡：“（這些豪車）雖然可能手續齊全，但車主不在，無法過戶，而且不少車子本身都有貸款和按揭，搞不好會吃大虧。” 正在溫州企業跑路潮沸沸揚揚之時，“50萬美元買房送綠卡”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層浪，甚至有人說這為溫州老闆跑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徑。儘管最後烏龍事件真相大白，“任何在美國民用住宅市場現金投資至少50萬美元的外國人都可獲得在美居留簽證”的說法，只是美國參議員提出的一項議案，但溫州老闆跑路現像已經讓公眾草木皆兵。 “跑路潮”之後，溫州老闆不敢關機，隨時隨地把充電器帶身邊，以免被誤傳為“跑路”失踪。昔日溫州人之間的信任已經被破壞，信譽危機的崩潰最為致命。 2011年8月8日，是溫州的第十個“誠信日”。然而，“跑路潮”的出現使溫州企業家陷入異常尷尬的局面。 在幾個月前，溫州的熟人之間借一兩千萬，往往一個電話就能搞定，現在，即使是200萬的額度，也必須立字據、寫借條。溫州市擔保行業協會會長郭炳鈔說：“以前都是企業互保，彼此拍下腦袋就決定了，現在企業就會擔心自己被拖垮。即使朋友、兄弟之間都懷疑，'你到底行不行啊'”。 這種變化，無形中給溫州人心理造成的打擊是不可估量的。溫州人最初的良好信用從這樣一個故事代代傳承了下來： 1936年，溫州瑞安姓陳的向姓鄭的借了6個銀元，之後兩家失去聯繫。姓陳的去世前交代兒子要把6個銀元還上。兒子一生都沒找到鄭家後人，去世前便將還錢的任務交給孫子。後來，孫子終於找到鄭家後人，儘管當時雙方都不富裕，但是孫子還是還了4000元錢。 溫州本土的危機，已經影響到全國各地甚至海外溫商的聲譽。 一位在合肥的溫商感嘆不已：“關係好的銀行，以前借幾千萬都很容易。現在幾百萬都藉不到，怎麼會這樣？” 溫州洪城電子的總經理楊貴說：“以前外地供貨商對溫州企業都很信任，貨到付款，或者推遲一段時間結算都沒問題，而現在，很多供貨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貨，而且要全款。” 在溫州當地的一個網上論壇上，有一篇來自意大利的新聞最為火熱，這則新聞描述的就是：溫州危機波及海外，遠在意大利以及歐洲等地的溫州商人，身受牽連，頻頻遭到質疑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