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章瘋狂的“溫州團”

在溫州，不論是業已身家不菲的企業家，還是白手起家的普通人，都以抱團的形式篤信著“投機者總有天堂”。 溫州人具有超強的購買力。當年的日本被稱做“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而今天的溫州人有相似的說法：“溫州能買下整個中國。” 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蒼南縣有一個叫“方岩下”的漁村，是一片人煙稀少的海邊灘塗，“方岩下，方岩下，只見人走過，不見人留下”。 方岩下屬於蒼南縣，而在鰲江河對岸的鰲江鎮，人頭攢動，車水馬龍，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同樣的地理條件，一邊是繁華城鎮，一邊是荒涼的漁村，形成鮮明的對比。 1984年初，“方岩下”與鰲江鎮劃為一體，進行集村建鎮——稱為龍港。 在龍港建設的會議上，蒼南縣錢庫區任區委書記的陳定模建言獻策，他提出發動先富起來的農民到龍港投資落戶。建議得到認可後，回到前庫區，陳定模便發動本區900多名“兩戶”到龍港投資落戶。 “兩戶”在當時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技術有資金，自然是最適合的人選。但是由於戶籍、就業、教育等相關配套政策的問題，落戶問題一時並沒有定奪。

當時，縣領導正準備將陳定模調到縣城鄉建設指揮部任主任，思考了一個晚上，陳定模主動向縣長請纓——任職龍港鎮委書記。 6月，另外8個乾部與陳定模一起組成了龍港鎮的領導班子，怀揣著3000元的經費，陳定模決定不依靠政府把龍港鎮建設好。 讓農民買地建房或建廠，落戶龍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陳定模翻遍了中央文件，找到了這樣一條——“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有了政策上的依據，陳定模和他的團隊來到周邊的地區“打廣告”做動員，陳定模苦口婆心：“想到大舞台發展的鄉親們，到龍港去，你們不是老埋怨鄉下耳目不靈？龍港敞開大門等你們去，那裡靠著青龍江，對面就是鰲江鎮，水陸交通方便，你們可以開店辦廠，做生意，跑運輸……”

之後陳定模又從馬列經典中找到了“土地有償使用”的理論工具，1984年9月25日，龍港鎮政府(84)19號文件《關於本鎮農民、居民建房的有關規定》正式頒布。 《規定》中提出： 龍港轄區內的土地，按照不同地段徵收不同的市政設施建設費，其中最貴的是金釵河至方岩老街每間(一間相當於八分之一畝，包括門前道路)收5000元，純屬解決住房困難而在居民點建房的每間收200元。造房子的錢，原則上由進城農民自付。 很快，對當“城里人”充滿渴望的農民蜂擁而來繳納市政設施建設費，排隊的長龍在當時龍港唯一一家的信用社櫃檯前從早排到晚。第二年元月，龍港鎮共收到農民繳納的建設費1.2億元。 之後，陳定模開始進行城鎮規劃。他退出了“各付自家綠化錢，包種自家門前樹”的綠化政策，在今天的龍港還可以找到當年農民自費種植的香樟樹。三年之後，龍港的菜市場、電影院、學校，相繼建成。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矗立在鰲江之南。

歷史總是在回憶中顯得云淡風輕，而這樣一次“冒險”的“土地改革”遭到無數的質疑與調查。 1987年，《農民日報》口氣嚴厲地披露龍港“毀田事件”。事後，陳定模邀請報社總編、農村問題專家張廣友等一行10餘人聚會龍港。雙方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 專家問：土地是國家公有的，怎麼能商業化？ 陳定模答：現在的土地制度並不是名副其實的公有製，哪個部門或農民在哪一片土地上蓋了房子，所處的那片土地實際上就是他的了，國家得到了什麼？我們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級差地租理論，用土地有償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來真正保障土地的國有化。 問：這套東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適合國情嗎？ 答：我覺得適合，至少在龍港行得通。我想請問教授們，為什麼在你們的城市裡，各項建設老是趕不上趟？為什麼城里人總是被走路難、吃水難、上學難所困擾？

因為土地沒有價值，國家沒有錢來進行再開發。龍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價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價值就低，後來搞建設，地價就高。我們搞建築用地的公開招標，價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萬元，一張圖紙賣了1800萬元，就是用這筆錢我們搞起了市政建設…… 1988年，修改後的《憲法》正式認定了土地使用權的商品化。然而在1989年的特殊時期，這座“農民城”的“總指揮”陳定模終究沒有逃過一劫：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被迫離開溫州。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龍港鎮率先推出的土地有償使用、戶籍管理都將載入中國的城鎮建設史。從經濟的層面來說，當時龍港所謂的“農民落戶徵收市政設施建設費”在本質上就是商業地產的交易。現在的我國的房地產，只是增加了一個中間方——政府賣地給開發商，開發商建房賣給個體。

1992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全面開放，作為中國房地產事業的先鋒人物，陳定模下海開發房地產，在山西太原、河北唐山、福建寧德等地都有其操作的項目。 不僅是陳定模從龍港的建設中發現了“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商機，整個溫州人都體驗到倒賣房產的巨大利益。當年落戶龍港的農民無一不是身價倍增。 在龍港建鎮初始，一間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過3年飆升至16萬元。 1996年，龍港炒樓幾至頂峰，一套住房均價輕鬆過萬，同時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單價也不過2000元上下徘徊。龍港的低價，更是今非昔比，從當年約3萬元一畝的價格，增值1000多萬元一畝。 2004年，龍港砸掉了當年“中國農民第一城”的碑牌，掛起來“打造宜居宜商宜創業的現代化海濱城市”的橫幅。根據建設鰲江流域區域中心城市的規劃，通過國際招標，將使用由塗灘圍墾的4萬多畝土地，來建設一個新的龍港城，來此投資的房產開發商絡繹不絕。

龍港的建設，成為日後聞名全國的溫州炒房團隊的第一試驗地。 溫州市建設局房地產開發處的領導曾透露，“溫州的房地產開發規模相當於江西一個省的總量，而溫州市區的人口不過100萬多一點。”在“家門口”練就了一身本領，把本地的地產已經炒熟，“溫州炒房團”開始四處擴張，展開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神州“掃蕩戰”。 1999年底，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政府積極採取擴大內需，刺激增長的政策。這一年年底，上海的一些樓盤為了提升銷售，把目標客戶鎖定在溫州地區，於是在溫州媒體刊登樓盤廣告。溫州人開始在上海購置房產。 溫州“炒房團”的形成離不開一個重要的第三方——媒體。當時，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樓盤都紛紛在《溫州晚報》刊登廣告，晚報廣告一般能拿到9折左右的優惠價。

於是當時有人流傳著這樣的故事：2000年，杭州城西某房地產項目開盤，蒼南一生意人花200多萬元買下5個商舖，隨即轉手淨賺300萬元。 2001年的3月，溫州人謝老闆在上海考察，在虹口商城銷售處交付40多萬元，買下一所20多平方米的商舖。 “辦廠做生意胎心困，不如把錢投入到房產，倒騰幾次便賺得盆滿缽滿。”隨後幾個月，謝老闆成為虹口商城常客，先後花費88萬元、150萬元，買下兩套住宅。在他的帶動下，親朋好友——一干有實力的溫州人紛紛到上海購房置地。其中9人一擲千金，斥資1100萬元，組團買下虹口商城一層住宅12套房子近1800平方米。 這一年的8月，《溫州晚報》組織了一次大型的廣告策劃活動。沒想到，就在無意間，《溫州晚報》成了溫州炒房團的“催生婆”，掀開了溫州團大舉進軍各地市場的序幕。 《溫州晚報》大肆宣傳上海房產租金回報高，並決定組織一批人前往上海實地看房。而報社則可以獲得上海開發商5個整版共計30萬元的廣告費。

很快，報名者紛紛而至。 8月18日，有157名溫州人，據說足足佔滿3節火車車廂，組成了第一支“溫州看房團”，財大氣粗地闖入上海灘。 他們四處看房置地，下手闊綽，一旦看好，毫不猶豫立即出手。 3天下來，即有100多套房子成交，成交額達5000多萬元。溫州人的實力讓上海開發商笑得合不攏嘴。 隨後，《溫州都市報》、《溫州商報》等媒體相繼效仿，拉起“媒體看房團”大旗。剛開始，看房團成員由商人、個體工商戶等富裕的中產階級組成，少則百人多則數百。隨著炒房的愈演愈烈，普通市民加入進來。令人熱血沸騰的場面出現——每週五晚上，大隊人馬從溫州出發，遊走全國，週日晚上返程。通常情況，報社負責交通住宿，開發商負責請客吃飯，看房者則只需根據安排考察比較，然後決定買或不買。

不買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樓市的春天姍姍而來，溫州炒房團隨之達到巔峰。一名溫州晚報的房產記者見證這段歷史：大夥集體砍價，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達成購房意向，有的直接下訂金，一個團常有近百套。 最初，溫州看房團主要是中小企業的老闆，之後開始有企業高管、政府銀行等公職人員，最後則發展到普通市民。沒有實力一次性付清房款的溫州市民則選擇按揭，然後把房子出租，每月的房租都可以用來還貸。以租養房開始流行開來，於是溫州炒房人有了一個形象的稱呼——“腰間掛滿鑰匙的人”。 2001年，有20多名溫州人北上首都，溫州旋風刮到了京城，據稱第一單生意的成交額達到2000萬元。 在2002年和2003年，溫州幾乎每半個月都有一次看房團活動。週五出發週日返回。從媒體的記載中，可以看到2003年溫州炒房團的馬不停蹄：8月，溫州購房團30人在徐州買下價值3200萬元的房產；10月，40個溫州人在武漢“下注”4000萬元，爆炒武漢房地產市場；當月，40個溫州人奔赴青島，兩天成交2500萬元；11月，80個人組成的溫州購房團浩浩蕩盪奔赴深圳，投入6000萬元開炒深圳樓市。

到2004年，溫州炒房團參與人員已經達到4萬人左右，有超過1000億的資金涉足其中。這支特殊的隊伍開始一場“神州遊”，他們從東部沿海逐漸向中西部推進。最初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線城市攻城略地，之後則前往大連、煙台、南京、蘇州、福州等東部發達城市，之後西去呼和浩特、武漢、蕪湖、長沙等中部城市，最後連廣西桂林、安徽黃山等地級城市都出現有溫州炒房團的身影。 除了媒體的組織，遊走四方的溫州人也越來越留意全國各地的房價行情。 2003年，溫州、寧波等地的房價接近8000元/平方米，而在福州談生意的溫州商人汪先生卻發現，福州同樣作為沿海城市，房價只到溫州的1/4。於是他在談生意之餘當即以2000多元的單價在福州鼓山入手兩套房子。回到溫州，他與家族成員一起籌資100萬元，又在福州購置了10套房子。 據在福州市房地產產權交易登記中心工作的葉光前統計： 2003年全年及2004年1～2月，溫州人在福州市區共購買商品房372宗，金額1.52億元。同時，在2004年第一季度，溫州人在福州的買房交易量共計1072宗，交易總面積12萬平方米，購房資金4.6億元，外省人在福州購買的比例為11.6%，溫州人的購買比例為5.81%。也就是說，兩個外省人在福州購房，就有一個是溫州人。 見識到溫州在投資房產上的魄力，福州房產商也曾主動遠赴溫州進行銷售，這種主動接近購買對象的銷售方法果然不錯，有銷售經理曾在3個小時內簽下10套房，甚至有公司一個晚上在溫州一個村莊達成近千萬的銷售額。 《溫州晚報》的記者回憶，曾經一度，甚至有開發商直接把沙盤在《溫州晚報》的辦公樓內展出，以吸引溫州的看房團。 “半年後，市場價漲了七八百元”，在普通消費者眼中，這已難以接受，而溫州人卻埋怨福州房子漲幅慢，拉長了投資週期。見慣了與溫州巔峰時期房價一個月內漲幅上千的狀況，溫州人在房產投資上張大了血盆大口，他們希望投資週期短，回報率高，資金能夠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上海陸家嘴102套住宅僅兩天就被溫州人一搶而空，成交近億元”，“溫州人連夜排隊搶購重慶時代廣場，最多一人買下一個樓層1000餘平方米的商舖”，“至少1000溫州人吃下喀什商貿城半壁江山”…… 其中一則這樣的故事： 2002年，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推出的鑽石豪宅“海名軒”為維多利亞港地標，每平方米均價港幣7.5萬元，每套最低價格1500萬港元。內地買家共購得43套，其中上海人買走7套，而無名溫州地產操盤手竟不聲不響地將11套收入囊中。 溫州炒房團在全國各地的“豐功偉績”被傳得神乎其神，所到之處，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1994年，黃梅戲演員韓再芬主演的電視劇《溫州女人》在全國熱播。能幹、獨立、敢闖敢拼、吃苦耐勞，成為溫州女子的形象，溫州女子的個性得以大放異彩。 在溫州，“丈夫老老實實打工上班，妻子風風火火經商創業”並不是什麼稀奇事。 “溫州麗人多老闆”，於是有了著名的“太太經濟”一說。 隨著溫州製造業的逐漸陷入“穩定沒落期”，“太太經濟”又出現另一種形式：男人留在家中辦工廠，女人們則揣著大把的閒置資金進入投資領域，炒房、炒礦、炒外匯。 最負盛名的當屬“溫州太太炒房團”。 2004年，多年來熱衷於組織團隊四處看房的溫州媒體再出“新招”。婦女節的頭一天，《溫州都市報》對外宣告“投資俱樂部太太購房團”成立。據當時的負責人介紹，在籌備太太購房團的短短一周時間裡，有500多人報名，其中還有很多是先生準備送給太太的節日禮物。最終經過篩選，俱樂部首批成員共180名。 溫州的房產投資潮中，湧動著一片撐起半邊天的勢力，她們是10年溫州樓市投資不可或缺的人群，是家庭房產投資的決策人和執行人。 《溫州都市報》與時俱進，全力挖掘溫州房產投資的幕後人群，把你和她以及她們的智慧相加，讓你和她及她們的觀念相互碰撞，用心打造溫州歷史上首個太太投資俱樂部……以太太投資俱樂部為平台，促進俱樂部成員間的經驗交流和情感交流，提高女性購房者的風險意識和理財意識，發揮女性投資理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 《太太購房團章程》的內容也在暗示當時溫州草根經濟在謀求轉型——“丈夫經營實業、妻子投資”。 太太購房團的最大特點是：下手乾脆、大氣。一方面，女人都是感性的動物，感覺好就毫不猶豫下手；另一方面，女人也愛虛榮、好攀比，太太出售投資的闊氣程度則代表著這個家庭的經濟實力。因此，“在杭州，一位太太在半小時內就拿下了10多套房子”這樣的故事並不稀奇。 2010年初，海南國際旅遊島項目獲批，當地房價就如同坐上火箭般躥升，三亞鳳凰島一處房產，已經賣到9萬元/平方米，短短10天，漲幅高達130%。海南房價如此暴漲，與地產投資者的湧入不無關係：江浙投資者包機前往海南大小城市看房，東北投資者也開始瘋狂掃貨，一些寧波投資者甚至不去現場，直接通過海南項目在當地的代理商買房。 事實上，在海南國際旅遊島獲批之前，就有10萬溫商進駐海南，僅註冊資本就達到上百億元，實際投資運作的資金可能高達300多億元。截止2010年2月，超過4000億元資金流動到海南房地產。在海南，投資者們買房子就像在搶購大白菜，很多人甚至攜家帶口提著現金去買房。 散戶組團，偏好於商舖與住宅。而企業型的大炒家，則是“炒樓”甚至是“炒盤”。 “膽大包天”的王均瑤是上海灘房產界最大的炒家。 2002年，上海徐家彙的金匯大廈還是一座爛尾樓，多年來無人問津。 10月，王均瑤以1.5億元買下整座大廈，又用了2億元進行了裝修改造，並將大樓命名為“上海均瑤國際廣場”。讓人吃驚的是，王均瑤真有“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搖身一變的均瑤廣場由爛尾樓成為甲級商務樓，寸土寸金，今非昔比。 同樣在上海徐家匯，還有一座出了名的爛尾樓——寶通大廈。這座樓建於1993年，1997年停工。荒廢了整整5年後，2003年來自溫州的飛洲集團買下大廈，3年後，“飛洲國際廣場”一開盤，第一個月即刷新了上海甲級寫字樓的銷售業績記錄。 接手爛尾樓，成為溫州企業進軍地產的新方向，為社會盤活沉澱的資產，有積極的一面。但當越來越多的企業涉足其中時，工程浩大債務複雜的爛尾樓往往如一個吸金的“大黑洞”，能讓做實業的溫州企業深陷其中，難以脫身，最終造成實業的空心化和資金鍊的斷裂。 2003年開始，更大的財團是炒房組織出現。來自溫州的民營企業大佬章聖望、朱德龍、楊大明、鄭步良、夏成強、黃楊花、陳明佐、楊宗好組建了“明虹投資”，目標瞄準的就是上海樓市。上海亞新生活廣場是明虹投資第一個得手的“獵物”。 2005年，明虹投資中的6位大佬又聯手購得一處“爛尾樓”——建業大廈，此後大廈更名為“新建業大廈”，歸於6人新建的明力德公司。明力德並沒有計劃成為“新建業大廈”的主人，只等價格上漲即立即出手。當時在上海從事房產投資的溫州企業眾多，樂清商人金福音創辦的上海人民企業集團與溫州第一民營財團——中瑞財團都有意接手此盤。 2007年5月，眼瞅著“新建業大廈”將成為中瑞財團產業，豈料一場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炒樓糾紛戰就此打響。以建業大廈為焦點，圍繞在其周圍的民間財團、福布斯榜上的溫州富豪以及光大銀行等各種勢力，債務債權關係錯綜複雜。中瑞財團付出了大筆資金卻並未得到樓盤，還陷入泥潭，明虹投資的亞新生活廣場也被牽扯出物權紛爭，金福音更是被指為此次謎團的始作俑者，將面對各種訴訟……2009年，建業大廈的身價已飆升到3億多元，卻並無一方受益獲利。 財團們的“商業暗戰”，在普通百姓眼中，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而那些隱藏在民間的炒房高手，卻成為民眾崇拜的對象。 2006年6月，溫州資深炒房客黃東昇登上了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節目，他的炒房經也被廣為傳播。 黃東昇是一名政府公務員，一次偶然的機會成為溫州最早的一批炒房客。 1996年，他買了一套單價3800元的房子，準備自住，後來他發現這套房子在當時租金高達2500元，於是他又購置了一套房，其中一套出租。 1998年，這兩套房單價漲到6000多元，黃東昇轉手賺得五六十萬。他回憶，當時的房地產市場是遍地黃金，“溫州人定金一放進去就可以拿到20萬的回報”。之後，黃東昇便開始全職炒房。 溫州房源少，黃東昇開始北上首都南下上海。 2001年，北京中關村的一棟寫字樓，黃東昇聯合10多個同鄉整層買下，改成公寓，轉租給了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 黃東昇本是學建築規劃出身，因此在地區和樓盤選擇上都有非常精準的眼光。 2002年，溫州市某地區進行開發的時候，他一口氣訂購了10套住宅，定金100萬，6個月後全部出手轉讓，400多萬淨利潤到手。 涉足房產10多年，黃東昇的地產投資項目已有住宅、寫字樓、商舖、酒店、廠房等多種業態，並且已經遍布全國16個城市，溫州的物業大約占到五成。 2010年7月，黃東昇如明星一般，在溫州召開了一場個人房產專場拍賣會。在全民炒房客的溫州，能夠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種多量多區域房產的個人還是少見，而這種沒有中介公司自己操辦的拍賣會也是頭一次。 80%的成交率讓黃東昇感到滿意。 樓市風雲變幻，但黃東昇憑藉自己多年摸爬滾打的經驗幾無失手。這時的黃東昇不再是單槍匹馬，而是擁有了一個50人左右的鬆散的團隊，實力更強；炒樓也不再是憑藉自己簡單的商業判斷，而是在下手前聘請調查公司進行市場預測。 溫州人“炒”過很多東西，其中最著名的無疑就是房子。當中國的房子剛剛開始進入市場的時候，溫州人就認准了“這個東西能賺錢”，於是，溫州人多年積攢下來的大量財富一瞬間都注入到了中國新興的房地產市場中了。 1987年，《農民日報》口氣嚴厲地披露龍港“毀田事件”。事後，陳定模（溫州錢庫區區委書記兼區長）邀請報社總編、農村問題專家張廣友一行10餘人聚會龍港。雙方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其中陳定模說了這樣一段話： “土地沒有價值，國家沒有錢來再開發。龍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價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價值就低，後來搞建設，底價就高。我們搞建設用地的公開招標，價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萬元，一張圖紙賣了1800萬元，就是用這筆錢我們搞起了市政建設……” 龍港建鎮之初，一間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過3年飆升至16萬元。 1996年，龍港炒樓幾至頂峰，一套住房均價輕鬆過萬，同時期的杭卓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單價也不過2000元上下徘徊。 “土地是財富之母”，龍港的成功也許就是溫州人炒房理念的啟蒙教材。溫州人比全國其他地方更早讀懂了馬克思《資本論》那句經典論述的真諦——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機： 上海：陸家嘴102套住宅兩天之內被溫州人一搶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萬元的“黃金房產”主人大多來自溫州； 重慶：溫州人連夜排隊搶購時代廣場，最多一人買下1000餘平方米商舖； 昆明：溫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個攤位； 喀什：溫州人吃下商貿城半壁江山； 香港：長江實業鑽石豪宅“海名軒”每套最低價格1500萬港元。境內買家的43套，無名溫州地產操盤手不聲不響地將11套收入囊中。 溫州人多年創辦企業積累起來的財富終於找到了流動的方向：企業創造效益——效益投資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業。順資本意志而動的明智之舉，激活著當地市場的神經，最終支撐著溫州民營經濟狂飆猛進。 溫州資本的加入，完全擾亂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格局。全國的房間全面由百元階段邁向千元階段，萬元階段。 溫州人買房子的邏輯很簡單：房子不是大白菜，不會今天建好明天就壞了，可以長期持有。而城市裡的地皮有限，房子的建設週期又長，城市裡的房子不可能無限量地供應，但是人們對房子的需求不會降低，供應有限，市場無限，所以買房子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 事後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也確實如同當年溫州人所想的一樣一路高歌猛漲，而伴隨著房價高漲的還有溫州人的銀行存款上的“0”的個數。 當越來越多的溫州人進入樓市後，“溫州力量”漸漸變成了“擾亂房價”的代名詞。溫州人來到一個城市，也就意味著更多的人將會變得買不起房。溫州人在當地人的眼中也由“老闆”變成了可恨的“炒房團”。溫州人的到來再也沒有鮮花和歡迎，等待他們的只剩下了咒罵和白眼。 一旦一個城市傳出了“溫州人來了”的風聲——不論真假——當地的房地產價格就會不自然的猛漲，這似乎成為了中國樓市的一條金科玉律。而很多開發商更是看中了這一點，把溫州人變成了自己賺錢的工具，主動宣傳“溫州人來了”的消息——報紙上不起眼的小報導，電視屏幕下的滾動新聞，只要是出現了溫州和房子在一起出現的句子，第二天這個城市的房價幾乎就會瘋長。 溫州人有些委屈，他們當年對房地產所做的確實影響了房價，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作用都是積極的，正是他們的加入才讓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到了土地的價值，才讓地方政府告別了無錢可用的境地。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國房地產產業高速增長期，在2003年到達高峰。這期間也正是溫州炒房團迅猛發展的4年。當房價增長過快引發了一定的社會矛盾時，2004年政府通過收緊土地與信貸兩大閘門，對房價進行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之下，除了地產開發商，炒房團是第二大受衝擊的群體，甚至各地爆發出封殺“溫州炒房團”的群眾呼聲。 在溫州炒房團席捲全國各地之時，所到之處，房價飆升，怨聲載道。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溫州炒房團就等同於高房價，如“瘟神”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 雖然社會各界有著長期的口水仗，但是至今也難以證明：除了地價高漲之外，溫州人炒房是推高房價的第二隻手！ 不可否認的是，對各地地產市場而言，溫州人的到來如同在一杯水中投入了一顆蘇打，頓時風生水起。溫州購房團的財力，帶來的是樓市的活力。 2001年之前，溫州人還在自己地盤上投資房產。而大量民間資本促使了當地房價年增幅達到了20%，1998年溫州市區2000元/平方米的房價，在2001年超過7000元/平方米。 2001年，宜居城市杭州的房價已經達到了每平方米4000元，這年夏天，杭州成為溫州炒房團外徵的頭批陣地。據當時的數據顯示，在溫商大批入駐後的幾個月，杭州樓盤平均單價就上漲了1000～2000元。 因此，在2004年，杭州成為全國第一個對溫州購房團說“不”的城市。當時，浙江大學房地產投資研究所所長趙杭生直言，“現在全國各地鬧得沸沸揚揚的'溫州購房團'，其實就是炒房團”，其中還不無些許的憤怒。時任杭州市市長茅臨生安定民心，做出承諾：“通過加強稅收徵管和恢復徵稅，控制炒房現象，如對炒作商品房期房轉讓的，增收期房轉讓契稅；對於炒二手房者，恢復徵收20％的個稅；對購買高檔住宅的實行3％的高稅率等。” 一線城市中，最讓溫州人青睞的當屬上海，因為利潤最高。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年上海房價平均為5118元，增長速度達24.2%，超越北京，成為全國房價最高的城市。顯然這一切少不了溫州人的功勞，他們殺進上海灘的2001年，“上海普通住宅、公寓以及別墅的季度銷售面積平均增長率就高達15.2%、16.7%、22%”。 2004年初，南京出台了《關於加強商品房市場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明確規定，“禁止炒房號、炒樓花”。當地媒體對此進行解讀，評論說，這一管制政策直指溫州炒房團，是“南京市出台新政狙擊溫州炒房團”。 一時間，全國各地媒體開始展開對溫州團的抨擊。回想起3年前，正是溫州當地媒體組織和策劃了一次“滬上看名樓”的活動，才有了溫州購房團的誕生。 面對著各地政府的禁購令，溫州人當年在上海受到高規格重視的情景猶在眼前：2001年，溫州老闆在上海期間，一位市領導曾專門吩咐“一定要把溫州看房團服務好”。上海房地產協會心領神會，“領導的意思”被迅速傳遞下去。從開發商到銷售員，所有人都繃緊神經，把溫州客人照顧得妥妥帖帖。 對於這樣的“世態炎涼”，有溫州人自嘲式地比喻：“溫州購房團就像是'二奶'，在需要的時候，各地的政府希望我們能過去炒，等現在受到壓力了，希望我們不出現，但內心還是希望我們能過去買他們房子的。” 2004年在崑山，甚至有工薪階層聯名上書，控訴溫州炒房團。於是當地政府出台政策收緊銀根，限制溫州人貸款買房。最為著急的反而不是溫州人，“當時我們的幾十套房本來都要做按揭了，突然一瓢冷水潑來，於是就一直拖在那裡。開發商最為著急，最終想了很多手段，開發商最後還是找到銀行的關係，讓我們辦了按揭。”噓聲一片，不論是政府、銀行還是開發商，都捨不得溫州購房團的真正離去。 20世紀90年代初，從“海南開發熱”起，海南島始終就是開發商眼中的“黃金熱土”。金融危機的來襲，2008年底2009年初，各地房地產市場出現短暫的低谷。一批善於抄底的溫州人在海口成立了溫商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展開一個佔地400畝的商業城項目；另一批溫州商人則在清水灣豪華樓盤團購了近百套房源。數據也證明了這一事實，2009年一季度，海南商品房銷售額為286.34億元，同比增幅達381.2%。 之後，當外來購房者置海南驚人房價的輿論聲中，海南省長羅保銘的回應最為坦誠：“三亞及海口的外來人口投資買房占到總體買房量的80%左右，對於外地人買房未來幾年都不會出台限制性政策。”遠在天涯海角的瓊島，並不掩飾對溫州購房團的歡迎，一個市場要發展，必然需要活躍分子。 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炒房，也還有不少群體在“炒”溫州購房團。 不論是2004年還是2009年，每一次樓市低落期，各地總會出現這樣的新聞，“溫州購房團來襲”，“溫州購房團搶購”…… 重慶已是溫州購房團的第三線陣地，2004年，真正前往重慶的溫州購房者並不多。但在是年年初，重慶的平面媒體連續刊登“溫州人來渝買房”的文章，篇幅大，內容甚至詳盡到具體的人數時間樓盤。很多重慶人“中計”，把這種廣告形式視為了新聞報導，“溫州人來了，重慶的房價要漲了，趕緊下手吧”之類的言論流傳開來。果然，重慶的房價在一批批虛構的“溫州炒房團”的帶動下，一路上揚，單位面積均價達到4000～6000元，漲幅近千元。 其實開發商和真正的業內人士都心知肚明，在重慶市場，溫州團的購買力微小，只是被開發商進行了放大而已。 《南方周末》對此評論說：“溫州人炒房，'各色人等'在利益共同體的心理驅使下，各取所需、樂此不疲地炒熱了溫州人這塊'買房風向標'。他們是炒房利益集團，他們確信溫州人買房的'鯰魚效應'能預熱和攪動整個市場。” 炒與被炒，個人滋味只有當事人知曉。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興盛期，投資房產賺取利潤，這本是市場的正常行為，但其中引發的危機和隱秘的弊端也顯而易見。 溫州人拿到大量的房產少部分裝修改造出租，然而，大多都是閒置然後倒賣。溫州人的出手闊綽，往往會給人一種緊張感，而開發商正利用此製造“緊俏”的假象，從而為誇張離譜的房價提供“物以稀為貴”這一真理作支撐。 在溫州人手中，房子就如接力棒，在炒家們之間傳遞，然而“接力跑”總有結束的一刻。一旦有選手被套牢，就是危機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