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一章與暴利共存的溫商

20世紀末，溫州民間資本浩浩蕩盪闖入上海、杭州等地商品房市場。 2001年，溫州資本兵分兩路，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僅此一年，投資在房地產的溫州資本就高達2000億元。注定將“名留史書”的“溫州炒房團”由此誕生。 你不知道的是，這只是溫商們手握巨資四處突奔的狂舞之一。 在現在的城市生活中，出租車成為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而全中國最早的出租車私人運營就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 90年代，陳道明主演的《餵，菲亞特》中的原型就是投資出租車第一人——“張朝榮”。 溫州人有無孔不入的商業嗅覺。 1983年前後，運送客人的三輪摩托車出現，在溫州的街頭巷尾靈活機動地穿梭，被形像地稱之為“跳蚤”。 “跳蚤”的市場行情不錯，1985年，溫州人張朝榮一次性從上海購進了30台“跳蚤”，準備大干一番，卻不料政策有變，“跳蚤”不允許上牌。

大筆的投入將就此泡湯，張朝榮一籌莫展。一個機關單位門口停放的小轎車引起趙朝榮的注意，這就是菲亞特轎車。張朝榮預感到，這種類型的小車將成為“跳蚤”的取代品，他當即租用了這台菲亞特在市內兜了一圈，溫州有七十二條半小街巷，菲亞特進出無礙，靈活便捷。 於是，張朝榮籌措資金，和親戚朋友共30人一起前往上海買車，五馬汽車出租公司就此成立，溫州城有了私人出租車——車費統一為5元。 於是菲亞特便成為了溫州出租車的代名詞，儘管多年後菲亞特退出了市場，但是當地人還依然稱“打的”稱為“打菲亞特”。 90年代初，隨著新的出租車在溫州出現，第一批溫州炒車族也開始登上歷史舞台。 1994年，王克誠以11.5萬元的價格買進一輛夏利出租車，僅僅7個月，車價飆升至38萬元。

之後出租車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行業。 1998年，溫州市政府明文規定的形式確認出租車經營權的商品性。 《溫州市區出租汽車客運經營權有償使用暫行辦法》明確規定：通過有償取得的出租汽車客運經營權，長期有效，屬個人的，可以繼承、轉讓；屬法人的，可以轉讓。同時，政府適度控制出租車市場。使得車總量一直維持在3329輛，3287輛車的經營權歸個人所有。另外，出租車經營權不僅交易，甚至可到銀行抵押貸款，一輛車最多能貸到50萬元，10年內分期。 溫州300輛出租車營運權拍賣，新出租車經營權證竟以70萬元的高價入市。敢於搞飛機營運的王均瑤沒有放過出租車營運的機會，他斥資近億元，以平均每輛68.8萬元的價格買下百輛市區出租車經營權，大手筆讓人瞠目結舌。

與炒房、炒礦相比，炒車相對低調，資金投入量較小，而且利潤甚至比房屋出租更高。在2000年前後，溫州出租車主一台車每月可收到7000元的租金，而同樣投入的一套房，月租金僅2000元。而且，房子出租前還要裝修，而且還有被套牢的風險。 2004年，溫州的出租車經營權開始火爆，溫州商人的閒置資金紛紛進入這個行業。數月之內，溫州地區所有市縣的出租車都經歷了投資客的侵襲。 4月底，有政策之風傳出，“郊縣出租車可載客到溫州市區”，這意味著溫州郊縣出租車價格將上漲。不出意料，5月，瑞安的出租車牌照從65萬元暴漲到75萬元，永嘉則從20萬元升到30萬元，平陽、蒼南等地的行業也大體如此。 數月之內，溫州市場基本被炒“熟”，豈料10月底又有利好消息傳出：

溫州市道路客貨運輸發展規劃（2004～2020年）顯示，根據城區面積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車需求和經營狀況，預測到明年，溫州市區出租車合理規模為3650輛，比目前的3329輛要多出321輛。 如此良機，投資客當然不會放過，“出租車放量，交易價格必暴跌，正是大筆吃進機會”。果不其然，四天后，不少“炒車族”下手大批購進出租車，當時平均交易價已跌了十幾萬元。然而幾天后，行情又急速上漲，“炒車客”大發橫財，據說最高的一筆交易達到146萬元。 2004年夏天，善於打“掃蕩戰”的溫州人在外地省份遊走。江西南昌、山西太原兩地媒體不約而同曝出：溫州“炒車團”出現，當地出租車經營轉讓權身價倍增。

常在河邊走，溫州人也有“弄濕鞋”的時候。 年初，溫州民間游資瞄準福建寧德出租車市場。半年之後，寧德地區的出租車市場幾乎被溫州人壟斷。寧德當地司機抱怨車輛租金上漲，於是集體要求抬高起步價，將壓力轉移給打車的市民。事情鬧大之後，在當地管理部門的關注下，打壓溫州投資客的干預措施出台。 “識趣”的溫州“炒車客”落荒而逃。 在江蘇鎮江出租車市場，溫州人也遭遇了“滑鐵盧”。數百人組成的“炒車團”以10萬元的收購價大量吃進後，開始出手，卻不料鎮江市場出現怪現象——遲遲無人接手，甚至喊出虧本價9萬元，也無人問津。精明的溫州人才意識到自己被套牢，追悔莫及。 出租車牌照，也能成為溫州人攫取暴利的工具，從一個層面也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中牌照管制的極大不合理，這種准入的不公平就直接催生了各種投機行為。

溫州人敢於嚐新，敢於做新興行業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隨著新能源產業的興起，溫州人把大量的富餘資金都投入其中。然而新能源開發之路，不僅需要投入的資金異常龐大，而且是技術密集型。曾經被批為簡單勞動密集型的溫州企業，都在新能源領域找到突破口，從粗放型走向集約型，從低級製造走向高端創造。新能源行業寄託了溫州實現轉型的光榮夢想。 2005年前，平陽人金屬材料銷售商林雲德，在一個高校教授的指點下，創建了浙江省首個麻風樹制“生物柴油”能源基地的創建者。據稱，這種麻風樹油，“適當用於各種柴油發動機，可廣泛用於汽車、輪船、發電機等行業”。 2000年，從事垃圾焚燒發電的偉民集團，引起溫州企業的普遍關注，這是一種大膽的轉型。幾年來，偉明集團的垃圾發電廠已經分佈在浙江、江蘇等地。

在新能源產業做得最成功的當屬華儀電風。 2007年，從事高壓開關生產的華儀電風，開始向風電行業進軍，並且在2007年成功借殼實現上市。目前，華儀風電在內蒙古、山東、東北、浙江等地投資風電場項目。 2006年開始，溫州企業忙著“種太陽”。在國際上，光伏產業被視為繼IT、微電子產業之後最具爆炸式發展能力的行業。日本、歐美國家光伏產業的成熟，以及太陽能取之不竭、環保安全的特點，讓溫州人篤信其“前途”無量。光伏產業形成一個巨大的強力磁場，吸引著從事皮革、服裝、電器、眼鏡等傳統行業的企業。 2006年正泰斥資1.2億歐元，在西班牙投資建了一座歐洲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2007年正泰對外宣布大舉進攻光伏產業，南存輝甚至透露，光伏項目將成為正泰的主業之一。

2008年，“眼鏡大王”胡福林相中光伏新能源產業，成立了專門的新能源事業部，先後成立了浙江中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賽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州中矽科技有限公司、溫州中矽進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業。 2009年，溫州大展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老闆徐慧是一位典型的溫州女人，以眼鏡貿易起家，也不甘示弱涉足光伏，收購了小有名氣的安徽瑞鑫廣電，並與沙特阿拉伯巴格山集團成功“牽手”，向太陽能市場旺盛的中東進軍。 為何新能源成為溫州資本青睞的新舞台？只因其中隱藏著他們多年資本狂舞中早已熟知的秘密——先人一步。 新能源是一種新生事物，正由於無跡可循，所以在投資者眼裡，這是一項“高風險”、“過度競爭”的產業，即使如此，新能源還是成為各路資本眼中的寵兒。這其中，當然少不了溫州資本的身影。

在溫州資本謀求轉型的過程中，資本的目標，已不再僅是房地產和煤礦，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新環保，凡是與“新”有關的，溫州產業資本都會駐足。從2003年溫州甌海偉明公司進軍垃圾發電產業，到2007年正泰宣布進入太陽能產業，再到華儀風電佈局全國，溫州資本不斷演繹自己的“新能源夢”。 儘管進入這一新領域僅有3年，正泰太陽能的活躍程度，已經超過主業——電氣產業。 2009年初，正泰集團先後推出第二代太陽能電池、引入賽伯成長基金和上海聯和的5000萬美元投資；2009年6月，在寧夏開工建設首期發電容量10兆瓦的光伏並網發電項目，在2平方千米的戈壁灘上鋪設太陽能電池；2009年7月，又追加5500萬美元投資到太陽能項目，首條20兆瓦微晶非晶第二代薄膜電池生產線正式投產，年產值可達10億元……3年的時間，正泰集團在太陽能領域累計投入超過20億元。

依托堅強的實力，正泰集團佈局光伏並網發電領域，在溫州，還有一些企業並沒有貿然進入光伏並網發電領域，而是看到了光伏配套產業中的機會。 2009年7月16日，溫州瑞陽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與世界500強企業杜邦公司合作研製的“光伏組件用高性能EVA膠膜”通過評審。作為太陽能光伏組件中的關鍵技術之一，EVA膠膜的核心技術一直以來掌握在歐美企業手中，溫州瑞陽通過與杜邦合作研發新產品，無疑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 從傳統製造業中積累了原始資本的溫州資本，正在不知不覺間轉型，佈局新能源產業。這當然是一種積極的轉變。而這種關鍵轉變來源於國家的支持——巧妙的是，當初的商品房也是在國家大力支持下發展起來的。 如此看來，溫州資本倒也並非一無是處，從某種程度而言，他們的投資是被動行為，因為實業不好做，因為大量資本無處可去，新能源是個新出口。當然，無論何種投資，都不能矯枉過正，否則，資本這把雙刃劍，還是會傷人害己。 光伏產業是一個靠天吃飯的行業，而中國的光伏企業還主要靠國外的“天”吃飯，因為中國光伏產業95%的市場在國外。 2011年，歐洲市場需求萎縮，美國對中國光伏產業發起反傾銷、發補貼調查，我國光伏企業遭遇寒冬，部分溫州光伏企業遭遇停工或倒閉。 範程財其家族本是從事人造革、女鞋、不銹鋼等生意，家產豐厚，2010年開始傾情於光伏事業，成立了浙江晶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他說：“從近年來的情況看，做光伏總結起來就是玩心跳、玩資金、玩技術。矽料價格以接近10倍的倍率跳水，一般的企業都要承受玩到心跳窒息的感覺，這是絕大部分人很難承受的壓力，其結果就是優勝劣汰。” 市場行情的劇烈波動，“過山車”式的漲跌幅度，國外市場訂單情況的不穩定，技術部不成熟導致成本奇高，需要的是雄厚的資金支撐。 2011年最具影響力的溫州“跑路企業家”胡福林，其在光伏產業上的巨大投入，無疑是致使其資金鍊斷裂的重要因素。 當溫州人爭先恐後踐行各自的“新能源夢想”時，產能過剩、規模偏小、對國際市場過於依賴、技術研發能力欠缺等問題也開始暴露。從這些弊病中，溫州製造業的各種“頑疾”依然清晰可見，大有“換湯不換藥”之態。溫州借助新能源實現“綠色轉型”的願望依舊需要上下求索。 對於“無利不起早”的溫州人來說，新能源除了本身的發展潛力之外，最大的誘惑是：新能源受寵於資本市場，易吸引投資，在上市融資上也佔有很大優勢。已經在美國上市的多家光伏企業都處於虧損狀態，當下的現實並沒有給予溫州投資者太多的信心。 1000多年前，田園派詩人陶淵明在中曾經寫過：“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多年來，溫州人都在尋尋覓覓，為草根時代積累的驚人資本尋找一個出口，尋找一個豁然開朗的充滿暴利的“桃源世界”。 房產、礦藏、黃金外匯、車與新能源甚至海外貿易，都是溫州人眼中的“出口”。不幸的是，有的貌似出口實乃絕境，有的出口血雨腥風競爭慘烈，有的出口任重道遠要待以時日。 唯利是圖、尤其是唯暴利馬首是瞻的溫州人，不受行業限制，也不受地域局限，往往選擇不假思索地、義無反顧地奮勇向前。 閱歷豐富、行走天下是溫州人最大的財富，因為各種偶然，他們發現了或獲得了各種可以投資生財的機會。 不論是礦產、石油還是棉花，溫州團的產生，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有所安排：貧苦的溫州人去山西挖煤，礦主拖欠的工程款最終以煤礦抵押；溫州女人王榮森在西安做服裝生意，幫助了一個丟失錢包身無分文的地質學院教授，教授為了表達謝意，給她透露了去陝北延安買油田的信息；溫州的“彈棉郎”走南闖北，在新疆的棉農家收購棉花，發現了商機…… 最初，這些行為都是生存和生活所迫，並無半點投機之心，而且還付出了各種難言的代價：因為市場的冷清，早期的溫州煤礦主多是虧損；王榮森的丈夫常年生活在油田打井的工地上，積勞成疾不幸去世；走遍千山萬水的“彈棉郎”常年風塵僕僕四海為家。 所謂的“炒”價擾亂市場的行為，都是後來的故事。 2000年前在山西開礦的溫州人基本上都是技術人員，都是以開採經營為目的。 2000年，國內煤炭市場好轉，煤炭價格飆漲。原來那些一直虧本經營的礦井一時之間身價攀升，200萬元的煤井升值到5億元。正是因為這種無心之中爆發的故事的現實存在，才吸引了一大批溫州投資客開始進入山西煤炭行業。溫州人有錢，有魄力，兩年後，山西煤礦成為溫州資本重要的集散地，當時盛傳：“溫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 這時，山西省出台各種吸引民間資本開發小煤礦的措施，政府以破產拍賣的形式吸引投資，灰色交易也不乏其中，於是溫州資本更是趁機而入有恃無恐。 2004年開始，“炒煤團”的稱號開始出現。 相關數據顯示，2005年到2006年兩年間，僅平陽縣水頭鎮進入山西投資煤炭的資金就在300億元以上，在山西估計有500多座溫州人投資的小煤礦，總投資在500億元以上。當時人口超過30萬的平陽縣水頭鎮，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每10個水頭人就有8個搭股在山西煤礦裡。” 據當時的煤老闆回憶：“在煤礦投資最輝煌時期，許多煤老闆可以說每天都沉浸在數錢的喜悅中，那錢都不知道是怎麼賺過來的。隨著工業發展和一座座煤電企業的建成，作為緊俏貨的煤炭一直不愁賣，經常是煤炭還在礦井裡，錢都已經到賬了。” 更多的煤礦則是在“擊鼓傳花”式的買進賣出中，從300萬元，被炒到500萬元，而後一路飆升，上漲幾千萬、上億元甚至數億元。 以投資之心進入的煤礦主，並不懂得管理與技術，更忽視生產安全。多年來頻繁不斷的安全事故，為國家相關整頓措施出台的直接原因。 2009年3月，一場煤炭市場上的“國進民退”的調整橫空而出，完全讓溫州炒房客措手不及：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出台《關於煤礦企業兼併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規定山西省境內的小煤礦將由大型國有煤炭企業進行全面的整合重組。 幾乎所有溫州人開采的煤礦都屬重組之列，面臨溫商的只有政府和國企的相關補償。而這筆補償，與當初溫州炒煤團的500多個億的投資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平陽水頭鎮的人們，因為這場變故，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回到家鄉。 1998年，《溫州晚報》大篇幅報導了女石油大王王榮森的故事。一批批溫州人帶著大筆資金遠赴有著豐富石油儲存的陝西、新疆。 2005年，新疆，溫州人手中已經擁有120口油井的控制權。 120口油田，則意味著總計超過50萬的溫州資本，其中包括18億元以上的收購資金，以及30多億的後續加工設備投資額。甚至有更大的“油井投資聯盟”準備開進新疆。與石油開採相關的上下游企業，都有溫州人在投資，如經營加油站、成品油買賣、煉油廠等。 2004年，國際油價上浮。陝西的油商林正平表示利潤可觀：“陝北油藏較淺，平均不到1000米，打一口井一般只需10多天，投資約50萬元。按一口產量中等的油井每天出油2噸、每噸原油1500元計，每天收入達3000元，一年的產值就是投資額的2倍。除去開支，每年利潤至少有50多萬元。而新疆的油井與陝北相比，儲量與油質都更佳。” 大部分的溫商擁有的是小產量的油井，並且都是由擁有石油勘探和開採權的當地企業轉讓。雙方是挂靠與被挂靠關係，溫商向當地企業“上交”一定量的石油或者現金，剩餘的石油產量則歸溫商所有。 多年來，雖然外界對溫州油商議論紛紛，雖然石油領域往往被視為民資的“禁區”，但實際上，在新疆從事採油的商人從沒有受到任何的管制，甚至一路綠燈打開。最終禁區獲得了政策上的突破，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石油、成品油非國營貿易進口經營備案企業名單》。 相比之下，進軍陝西的油商則沒那麼幸運。 2003年，“陝北油田案”發生，所有的溫州油田投資商感到驚慌不安。靖北縣政府一聲令下，幾千口民營油井收歸國有，雙方在油井價值評估上未達成一致，油商損失慘重。之後的維權之路讓事件更添悲劇色彩。 有色金屬礦產，歷來也是溫商的投資熱門。 2005年，霸力集團王躍進南下廣西，到盛產稀土、大理石的賀州成立礦業有限公司，2000萬元接手無以為繼的老礦區。面對採訪的媒體，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這裡礦石成品價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與溫州相差20來倍，存在巨大的市場空間。”他又先後花費5000萬元拿下當地三家礦山探礦權，躊躇滿志。毫無經驗、不懂管理的王躍進卻固執地堅守採礦，甚至不惜涉嫌非法開採。 2007年，全球礦產價格下滑，霸力礦業入不敷出，資金鍊幾近繃斷。溫州本土的鞋業也無以為繼，一度出現“以貨抵債”，抵價60元一雙鞋子，鞋料採購一直“打白條”，欠下大約700萬元的貨款。威震一時的霸力集團元氣大傷，直至最終無力回天。 2007年，“溫州十大創業青年”黃賢波斥資5000萬元，拿下青海省祁連縣小沙龍東溝銅礦，擁有一個玉礦、一個銅礦的他把新的目標鎖定在新疆和甘肅的兩座金礦上。 有“亞洲鋰都”之稱的江西宜春，素與溫商交好，目前有1萬名溫商、700多家溫企在宜春累計投資過100億元。 2011年，又有8家溫州企業組團與宜春簽訂開發能源等合作項目，金額達30億元。 礦產開發收益高，所以溫州人趨之若鶩。也許從心理上解讀，溫商往往走出溫州各地購買礦產，是在彌補溫州礦產稀缺之憾。 促使溫州資本投資能源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述基本因素，有些溫州老闆還抱著“吃別人吃不了的苦，賺別人賺不到的錢”的思路投資。以稀有資源礦產投資為例，多在偏遠山區，生活條件比較苦，一般老闆可能無法接受這麼“不體面”的生活。如，曾有一對溫州夫婦去大西北投資油井，吃住就和打井的工人在一起。這樣的投資項目，對於經常往來於繁華都市的老闆，可能不太理想，因而願意涉足。這就為溫州人留下一個相對空白的市場，確保了溫州人在這塊市場上的獨占性，因而容易獲利。 另外，還有投資成本上的問題。一般人也許知道投資能源有利可賺，但這些能源相對來說都屬於“大宗商品”，不是三五萬成本就能拿下的，因此也不會輕易涉足。溫州人就不同了，他們已經積攢了20多年的資本，有抱團的商會，有親朋好友鼎力相助，所以投資成本方面問題不大，在找到投資項目後能果斷地拿下開採合同。這個因素既是溫州人投資順利的原因，也是溫州投資精神、投資思維的一種結果，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除了礦產能源的投資，比如溫商進軍新疆開採油田，事實上在稍早的時候，有一批溫商則奔赴新疆收購籽棉。那是2003年，籽棉的收購價格一度創下歷史新紀錄，每千克超過8元。而當時在新疆阿克蘇地區，就有上千名溫州人攜帶30億元專事“炒棉花”。 當年，隨著全球棉市回暖，新疆棉價一路狂飆，“彈棉郎”之鄉——溫州永嘉的一個山村，全村人借新疆棉花集體發大財——賺了近1億元的利潤。很多溫州棉商嚐到甜頭，準備第二年繼續跟進。然而，2004年，新疆棉花大豐收，棉價驟降，溫州“炒棉團”折戟。一部分溫商轉戰購買油井，而溫州“炒棉團”也漸漸不成氣候。 2006年，新疆阿克蘇常務副市長王武民前往溫州招商，還不忘發出邀請：“溫州'炒棉團'在灌輸市場經濟意識、推進阿克甦的經濟發展等方面作用巨大，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阿克蘇政府正積極引導更多溫州人來'炒棉'，特別是在棉花深加工方面有更大的發展。” “抱團”本是溫州人“商行天下”的優秀傳統，是溫商在當年減少風險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然而，近幾年來，一旦溫州商人以“團”的形式出現，就立即遭到世人的側眼相看：“團”有組織有勢力，操控市場的可能性大，因此“溫州團”幾乎與“市場炒作”等同起來。 2006年年初，一場“投資北京——溫州企業投資洽談會”在京舉行，65人組成的溫州商人團攜帶上百億資本進京。 在洽談會的開場，主辦方表示“希望此次溫州商團北上，能和北京國企'談戀愛'、'結婚'、'生孩子'”。向溫商伸出橄欖枝的有180家國企、50家中關村高科技企業，以及一些金融項目。據主辦方介紹，一百多家國企設計的資產達到300億元，“路橋公司、城建集團、三元集團、首旅集團、首鋼集團等一批知名企業，以及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等多家北京老字號赫然在列。” 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曾為溫州民資指點迷津：“聯合就是力量，通過股份制，兼併、收購、聯合起來發展。'新36條'明確指出，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合理降低國有控股企業中的國有資本比例。” 此次赴京洽談行動，一方是國企與高新技術企業求資若渴，一方是民間閒置資金找不到缺口，“南資北調”，“國企改制，民資入股”，顯然，這是一次皆大歡喜的合作。 然而，外界風聞“溫商組團進京”，便不假思索地冠之以“溫州團最新動作——炒國企”的惡名，有人說這是溫州“炒炒團”之“最後的晚餐”。 事實上，開發國企，洽購產權，長期投資，並無短期的巨大利潤可取，炒作之說，純屬“杞人憂天”。但也有專家有意無意地提及東北國企改制的各種問題：“民間資本進入國企後，常常採取偷梁換柱或打著更換設備的旗號等手段，不斷地變賣國企的生產設備和資產，將所得資金轉走他用。另外一種慣常手段就是將國家政策給予職工的優惠全部或部分據為己有，比如政府用於安置職工的補償金被以各種名義從中截留。當沒有了油水可榨之後，投機者們再選擇時機撤離資金，拂袖而去。” 溫州人組團進京有兩大目的：以傳統製造業起家的溫企需要轉型，希望進京北上與高科技產業接軌；歷史上對民營企業的政策風雲讓溫州人依然心有餘悸，能有機會入股國企，自然對今後的發展大有裨益。 國退民進拉開大幕，大批草根民營企業家蠢蠢欲動雄心勃勃。 2001年，以溫州民營經濟人物為主角創下的“民企吞併國企”爆炸性大事件，至今依然在溫州奉為美談。 一家名叫德彙的民營企業，一個毫無名氣的溫州商人錢金耐，一口氣將新疆烏魯木齊三家頗有名氣的國企——烏魯木齊賓館、烏魯木齊飯店、南站小商品批發市場，收歸自己麾下。這樣的故事，顛覆了溫州人長久以來的思維和觀念。 錢金耐的故事如所有溫州人一樣，步步為營，耐人尋味。但不同的是，錢金耐的故事更是一波三折，步步驚心。 1985年，溫州樂清的中學教師錢金耐下海弄潮，前往新疆，在靠近石油基地的地帶，開設了一家機電產品經銷部。數年後錢金耐創辦新疆首家機電批發市場，並組建了對外貿易公司億通集團，面向中亞和俄羅斯銷售溫州產品。 1995年9月，錢金耐與廣西柳州電纜廠達成合作，投資2500萬成立了烏魯木齊電纜廠。第二年，最大的競爭對手新疆電纜廠被一家上市公司收購，強力壟斷市場，錢金耐放棄烏魯木齊電纜廠股權，暫別江湖，進行學習充電。 2001年，錢金耐復出，選擇了在故地——新疆東山再起。他與胡成中合作，共同組建新疆德匯置業有限公司。之後，錢金耐兼併烏魯木齊賓館、飯店和南站小商品批發市場三大國企，首開東部民營企業兼併新疆國有企業先河。 之後錢金耐的故事更如電視劇般精彩異常而又險象環生。 兼併烏魯木齊賓館、飯店，收購銀河房地產公司，資產重組“雙安”，錢金耐的“資本運作”三大經典手筆，一時間傳為經典。也許是因為上一段事業敗在上市公司手下，重出江湖後錢金耐的事業已經打上了資本擴張的烙印。 2003年，德匯實業集團與吐魯番市人民政府合夥成立了“新疆吐魯番葡萄股份有限公司”，擬以上市公司形式進行運作。之後，投資3.8億元的國際商貿城——德匯國際廣場的建立，標誌著錢金耐事業進入又一巔峰。 然而，2008年新年的第二天，德匯國際廣場突發火災，最終整個市場商品幾乎全部被燒毀，損失超過11億。錢金耐的事業又一次回到起點。 通過實業積累資本，在各種各樣的機遇和歷練面前，交付學費，學習資本運作，溫商正在逐步轉型與成長。 春江水暖鴨先知，溫州資本通常都是每一個有機可圖的行業之先行者。 2008年，隨著人民幣基金的興起，股權投資(PE)一度成為溫資的新出路。 近年來，國際黃金市場行情活躍，吸引了大批溫州民資。大手筆的溫州人也曾一度造成“炒黃金”的現象。過去的投資客購買黃金，以“克”為計量單位，而溫州投資則論“斤”買，黃金投資額從幾百萬到上千萬，都大有其人。 有暴利必有溫商，“眼疾手快，膽大心細”的溫商總是能在各種熱門暴利行業留下自己的足跡。國企資源，敢於開發；黃金儲備，一擲千金；而關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資在特殊的環境下，也成為溫州炒作團的“掌中之物”。 晉朝時，有一年鬧災荒，老百姓食不果腹，到處都有餓死的人。有人將情況報告給晉惠帝，但晉惠帝卻對報告人說：“沒有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呢？”這個回答足以讓人啼笑皆非。 但是，當歷史的腳步走了千餘年之後，晉惠帝的建議得到了人們的響應：菜價太貴，我們已經開始吃肉了！ 從2010年春節以後，人們就開始感覺身邊的生活用品價格悄悄抬頭。尤其進入5月份以來，大蒜、綠豆、玉米等農產品價格更是“接力”高漲。 在中國民間，自古就有“蒜瘋子，姜傻子”的諺語，蒜和姜這兩種農產品價格多變，波動劇烈。本來，價格的變化不足為奇，但無論價格如何多變，波動如何劇烈，仍舊有一定的上下限。如果衝破底線，大蒜的價格超過豬肉，就表明進入了一個非正常狀態。 高漲的蒜價讓市民望“蒜”興嘆，也讓農戶和中小批發商慘淡經營，他們都不可能是“蒜你狠”的得益者。然而，在盤溪的某市場上，一位“2000萬先生”的故事，卻令眾多中小批發商羨慕不已。 2009年，盤溪市場一位大戶大量吃進大蒜，低吸高拋，一年時間內就“攬金”2000萬元。 對於這則故事，盤溪市場眾多大蒜經營戶表示確有此事：“人家是溫州來的，那獲取信息的渠道、資金的實力，可不是咱們這些小戶比得了！” 無獨有偶，在中國大蒜之鄉山東金鄉縣，還有一個通過收蒜獲利過億元的“傳說”。一位同樣來自溫州的吳姓老闆，在2009年收購了8000萬元的大蒜，當時最高收購價在1.5元/千克左右，收購之後儲藏在金鄉租來的冷庫中。此後，雖然不知道他出手大蒜的價格如何，但以4元/千克這樣不算高的價格計算，其獲利也在億元以上。 的確，在大蒜為時一年左右的漲價週期中，真正大賺特賺的是那些實力雄厚的“莊家大戶”。一位獲利頗豐的蔬菜批發商表示，自己20多年辛苦積攢下的幾百萬，在這輪行情中根本擺不上檯面，包括“2000萬先生”，也只能算作入門級的炒家，“這麼瘋的行情，沒幾個億根本撬不動，真正的炒家哪會蹲在農貿市場裡？” 土豆、大蒜、生薑、綠豆等一個一個輪番高漲。甚至一度，大蒜價格超過豬肉，居高不下。在“蒜你狠”、“逗你玩”等現象的背後，溫州商人的身影屢見不鮮。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調查顯示，有超過億元溫州游資進入北方大蒜市場，這還只是官方的數據。甚至諸如大蒜膠囊之類的蒜製品都成為禮品市場的主要組成。這種現像也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早在2003年“非典”時期，大蒜具有殺菌排毒等功能，因而也一度走熱，在那時就有溫州資本進入。 幾乎每一次市場動態的出現，每一回市場行情的漲幅，溫商都不甘心做旁觀者，因此外界也總是把溫州民間資本視為中國民間資本的“晴雨表”和“風向標”。 房產、黃金、農產品、中藥等等，溫州民營都見“機”行事，“機”不擇食。這些投資行為中，聚集著眾多女性，她們被稱為“太太團”。富足的太太們在炒作市場、瘋狂投資之餘，依然有大量的剩餘資金與時間。 “太太賭博團”在溫州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不論是民資入駐國企的豪氣乾雲天，還是大蒜市場的短期游擊戰，抑或是挑戰法律底線的“太太賭博團”，無一不在說明溫州閒置資本的努力與迷茫，掙扎與無助。 2010年5月，據工信部公佈的數據顯示，4月份，原材料、動力、燃料購進價格同比上漲12%。一方面，這意味著世界經濟開始復蘇；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企業未來生產成本壓力會繼續加大。 原材料價格開始飆升，不僅僅是4月份的事情，也不僅限於某一個品種。 其實，由2009年國慶節開始，尤其是2010年5月過後，棉價就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瘋狂上漲：1～5月，棉花平均價格為16540元/噸，與2009年下半年相比上漲21%左右。同時，2010年5月，棉紗平均購進價格最高達到25200元/噸，與2009年同期上漲50%。高棉價時代來臨，給下游的紡織、服裝行業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價格上漲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原材料身上。 2010年初，硫磺的價格還為600元/噸，6個月後，就上漲到1500元/噸。對此，淄博建龍化工一位經理表示：“僅此一項，就讓我們備受煎熬。” 在流動性過剩的現在，原材料價格在一個又一個區域演繹著上漲態勢。一旦這種漲價潮，波及終端工業消費品價格，靜聽泡沫破裂的脆響聲或許就在不遠處。 在市場外界看來，此番農產品投機的主力軍是溫州民間資本，但對於豐富的資本擁有量來說，農產品涉及的投機金額，充其量只能算作小打小鬧，工業原料才是部分溫州民間資本埋伏的重地。 一位溫商，對於自己參與工業原料投機的事實毫不遮掩，並表示自己在工業原料的投機資金高達2億元。 通過對經濟走勢和行業狀況的判斷，他們往往會先選擇一種工業原料。看好之後就大量購進，而且只買不賣。如果判斷失誤，囤積的原材料，在市場貨源已經供應充足，或供過於求時，各個炒家之間就會相互聯合起來，以低於進價的價格將此前囤積的原料大量拋售，如果以每噸6000元購進，可能會以5800元甚至5600元拋售。 炒家聯合起來進行的大量拋售，必然會引起價格的大跌，價格可能會跌到5000元左右。此時，炒家們就會以相應的價格再次大量購進。如此輾轉騰挪，炒家的購進成本大大降低，等到原料再次緊缺時，他們可能會以6000元以上的價格賣出。 此外，大多數炒家對市場信息的變化具有敏感的把握能力，他們更多會選擇與實體經濟聯繫密切的工業原料。對於國家經濟而言，實體經濟是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獲利的可能與空間都會以倍數擴大，而與此相關的原材料自然也是投機熱門中的熱門。 2010年4月，一位溫州商人用於有色金屬的投機資金達到了9億元。 除了準確選擇投機對像外，炒家們往往還會聯合“內部人士”，以確保投機成果的可靠與最大化。 一切都因他們在幕後操縱，市場供求在他們的支配下發生改變，這就是投機的魔力，當然，其中需要大量的資金做支撐。依靠雄厚的資金，溫州商人控制了浙江沿海如寧波港等處的大量倉儲基地，而這種結果，使得擁有更多市場投機資金者，得到了更多的囤積空間，並通過一系列令人看不懂的操作手法，獲取巨額利潤。 炒家獲取巨額利潤的背後，是中國工業原材料供給的紊亂與無序。早在2009年《德國金融時報》就曾有這樣的言論：“中國對工業原料的需求不斷上漲，無論對於生產者還是供貨者，這都是一個好消息。而原料的減少，則歸為投機商的責任。” 除了工業原材料，電子器件也成為溫商狂舞的新平台。 如果你在2010年6月有配置電腦的打算，且已經去電腦市場進行了一番“巡視”，肯定會明顯感覺到異樣。那就是，你抱著“撿便宜”的心態去，會帶著失望的表情回來，而始作俑者就是電腦市場此起彼伏的“漲聲”。 在一片“漲聲”中，漲得最厲害、也最明目張膽的是內存，即2G的DDR2內存。 2009年底，這款內存價格不過100元左右，而半年後，就已經漲到350元。此外，機箱、電腦、音箱和鼠標鍵盤等電腦配件，都有程度不同的漲幅。 既然電腦配件漲價，人們可能就將配置電腦的打算暫時擱置，靜待價格下跌後再去配，付出的代價只是暫時先用舊電腦或推遲一段時間使用電腦。但是，電腦配件漲價只是電子元器件暴漲風潮的冰山一角。二三極管、電容電阻等，一天一個價，價格瘋漲，有時，即使出高價也不一定能拿到貨。 2010年4月，AVX10u16v鉭電容的價格還是0.26元/個，到6月份時，卻上漲到0.6元/個。幾乎所有的鉭電容價格都在上漲，有些甚至成倍漲。而對於電子產品來說，這類元器件是無處不在的必需配件。 如果說電腦配置只是影響個人，電子元器件卻足以影響諸多企業的生產經營。目前，我國是電子產品生產、銷售大國。電子元器件價格的大幅度上漲，造成了國內很多該行業上游及生產企業均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作為一家民營小企業，先發公司主營配電自動化設備，同時還為跨國企業代工。電子元器件正是其生產所需的原料，它常常在北京、蘇州、廣東、上海等地採購。但2010年3月以來，電子元器件價格的大幅上漲，且交貨週期的延長，使得先發公司的訂單也無法按期交付，不僅如此，企業利潤也一點點被擠壓得所剩無幾。 原材料價格上漲，在世界範圍來看，已經不再屬於新聞的範疇。就電子元器件而言，歐洲國家金融危機並未消退，很多生產廠家在2009年就開始大幅減產。而從國內來看，電子元器件價格上漲，與廣東、深圳一帶的用工荒也不無關係。金融風暴肆虐時，廣東、深圳一帶的電子元器件工廠大量倒閉，工人紛紛“回巢”，雖然現在經濟已經有所回暖，但工人並未完全“回潮”，與此前相比，電子元器件產量自然也會減少。 就此而言，電子元器件價格上漲，也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更何況，國際上原材料價格都在上漲。但如果仔細深究，就會發現其中蹊蹺。如果電子元器件價格上漲10%左右，實屬正常，應該也在企業接受範圍之內。但價格以翻倍的級別上漲，形勢直追“蒜你狠”，這其中，溫商資本“功不可沒”。 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一些私募資金希望入股半導體等高科技企業，其中，不乏數個溫州老闆。半導體資深分析師顧文軍錶示：“我就知道好幾家溫州老闆投資的半導體企業。樓市調控使大量溫州民間資金從樓市撤出，當民間資本湧入電子製造業時，他們發現投機元器件似乎賺錢更快。” 於是，在市場上電子元器件貨源充沛時，他們會大量囤積常用的知名品牌元件，涵蓋所有的電容、電阻等。此後，他們開始充當“鐵公雞”的角色，只進不出，或多進少出，甚至乾脆拒絕銷售，以造成缺貨的假象。等到價格上漲後，他們再將手中的存貨售出，就可坐收暴利。 有些炒家還會直接與大的代理商私下“勾結”，將貨源壟斷。為了謀取利潤，一些代理商和業務人員，也極有可能與炒家達成默契，直接將電子元器件生產企業的產品，拉到炒家的倉庫中囤積，造成局部地區缺貨，進而可以哄抬價格，獲得利潤。 狂舞之下，總有曲終人散之際，可是對於無處可去的資本，又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呢？ 溫州人追逐財富的腳步，從來都不受空間地域的限制。有人稱溫州的經濟就是“候鳥經濟”，哪裡有生意就在哪裡停留。 作為小商品製造基地，在海外投資上，溫州人最早進行的項目便是進出口貿易。 2010年，溫州全年進出口貿易額達130億美元，且每年都以兩位數增長。 以小商品、服飾等為主的對外貿易，主要依靠匯率差價和相關優惠政策盈利，利潤率較低，且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國外市場行情、進出口政策。 10多年前，溫州人黃勁松前往墨西哥，以推銷皮帶起家，發展到經銷中國服裝、鞋帽、眼鏡、皮具等，公司年每年的收入達1億美元。頂峰時期，他供應的中國皮帶佔據墨西哥1/3市場份額，“可以說壟斷了墨西哥”。 俄羅斯是溫州商品的第二大出口地，每年交易額高達4億美元。 20世紀80～90年代之交，蘇聯解體，經濟形勢惡化，日用品匱乏，眾多的溫州商人帶著商品來到俄羅斯。當時，在中俄邊境出現並活躍著數量龐大的“倒爺”，演繹著“一船西瓜換回一車化肥”、“北京的倒爺震東歐”的傳奇故事。 1989年，溫州商人牟其中用國內大量輕工產品，從俄羅斯換回了4架民航飛機，更成為一時美談。 當時，俄羅斯一些航空貨運公司打點好海關，為中俄貿易提供便利，貨運公司“包機包稅”，中國商人只負責發貨與交錢。這種迷霧重重的灰色交易，多年來得到俄羅斯海關委員會的默許。據說，當時“灰色清關”發展到海運、鐵運和汽運行業，以至俄羅斯每年損失近百億美元。 當然，“灰色清關”畢竟風險大，成本高，因此，一些溫州人巧妙地在俄羅斯建立分公司，加工國內生產的半成品，貼上“Made in Russian”標籤後出售。在溫商聚集的莫斯科ACT市場，一個集裝箱裡，前半部分是門面，後半部分做倉庫和半成品作坊，規模有限，但收益不菲。 隨著更多的中國商人進入墨西哥市場，市場飽和，利潤銳減。當次貸危機發生時，歐美經濟千瘡百孔，溫商大受牽連，市場冷清，就連一向火爆的中餐館的生意也下滑30％至50％。 經濟危機下歐美經濟的凋敝是影響貿易的重要因素，同時，近幾年來，在國外從事商品貿易的溫州商人，遭遇各種突發事件，深受重創。 2006年年底，身在俄羅斯的溫州商人驚聞噩訊：從第二年4月份開始，俄羅斯政府不再允許任何外國人在當地市場從事零售經營。在如此強制的逐客令面前，溫州商人唯有盡快甩賣庫存，撤離“不相信眼淚”的莫斯科。 2008年11月初，捷克布拉格亞洲商業批發中心大火蔓延，50多家溫州商戶聚集於此，從事服裝、鞋、小工藝品等生意，是主要的受災群體，每戶損失上百萬美元，幾近破產。 2008年，泰國局勢動盪，從事毛毯、禮品和旅遊商品為主的數千名泰國溫商經營大滑坡，甚至還有商人喪身暴亂中的流彈。年底，大水淹沒威尼斯，當地1000多家溫州商舖、酒吧、咖啡館受海水入侵浸泡，據估計當地溫商受損超過百萬歐元。 在溫州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時，到海外欠發達地區投資建廠，成為溫州眾多投資密集型企業的選擇。 2000年，非洲低廉的人力成本頗為誘人，於是溫州哈杉鞋業在西非尼日利亞設立工廠，之後幾年發展迅速；2003年，溫州永嘉的李匯祥在越南河內建立了一家服裝廠，一切技術和麵料都來自國內，80多名越南工人僅負責加工，之後將成品出口歐美。 2004年11月，在首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曾鼓勵溫州企業帶頭進軍東盟市場。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出口通道被打通，溫州有更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對外轉移。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對較低的越南、老撾、柬埔寨等東盟國家成為溫商投資的熱土。據統計，2005年，溫州商人在越南生產的輕工和原料產品的產值，一年要達到5000萬美元。 在山西、新疆等地積累了豐富採礦經驗的溫州人紛紛開始懂得整合全球資源。東盟、非洲、南美等國家礦產豐富，但開采和加工能力偏低，溫州非常敏銳地捕捉到這一信息，海外能源行業投資成為熱門。 2003年年底，溫州青年企業家盧偉光為了穩固國內建材生意的材料來源，在巴西亞馬遜河旁1.5萬公頃的原始森林，僱傭當地工人開設了兩家木材加工廠。 2005年，越南浙江商會會長鄒青海在越南青化省投資5000萬元人民幣，獲得一座鉻礦20年的開採權。同年，山西煤老闆——溫州蒼南林雲華在非洲加蓬獲得2000平方千米錳礦詳細勘探權，第二年又獲得2000平方千米的鉛鋅礦勘探權，一躍成為加蓬的第三大礦業企業。 2006年，溫州民企廣壽集團跨過鴨綠江，撬開朝鮮礦產之門，投資605萬美元“大廣合營會社”，經營鉬礦選址、開採、加工與銷售。 同樣是山西煤老闆，溫州平陽人魏昌會在柬埔寨成立中天日礦產資源有限公司，投資300萬美元，開採金礦，並經營加工、銷售工作。 海外採礦，海外掘金，一片火熱的背後，溫州人的海外投資也有鮮為人知的慘痛經歷。 2007年，溫州瑞安人黃建忠遠赴非洲剛果（布）開採有色金屬礦。非洲是礦業的處女地，來自全球各地的礦商都匯集於此，競爭激烈、投入巨大、前期工作漫長，“從申請探礦權證到拿到該證就花了三四個月，期間自己申請的一個礦山還被人'搶'了，之後又花了整整兩年才找到了礦的走向，目前礦山已經進入詳勘期，等到探礦完畢，又需要申請採礦權證，採礦完畢，把礦賣出去又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黃建忠不得不承認，贏利還遙不可及，採礦的回報無法估量，風險更是難以預測。 還有血本無歸的案例。 2000年，溫州樂清商人朱文奇創辦的虹豐糧油集團為取得進一步發展，在他人的牽線搭橋之下，遠赴地廣人稀的俄羅斯比羅比詹猶太自治州，獲得7500畝的10年開發權。 “最初我們考慮到俄羅斯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都很便宜，估算出比羅比詹州一畝地的年利潤在300元左右，但實際上'潛伏'著巨大風險。”頭幾年，虹豐糧油集團在俄羅斯種植玉米、大豆，但由於運回國內成本奇高，只得在當地銷售，收益卻不盡如人意。同時，國內的種子、化肥入境俄羅斯也異常麻煩。經過五六年的掙扎，最終只得以轉讓作罷。 2001年，樂清市鴻基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將花卉基地建到了美國舊金山，由於對美國的政策、法律法規等把握不夠，對潛在風險與成本估計不足，花卉基地也以失敗告終。 世界各地華人經濟都是以傳統產業起步，批發零售、餐飲、服裝、鞋類等的處境日見艱難，如何實現世界華人經濟的成功轉型和突破，是海外華商共同關注的命題。 有成有敗，還有一種海外投資，屬於“勇敢者的遊戲”。 在阿富汗戰火稍停的時候，一直在巴基斯坦做生意的金向東與方聖平，從巴基斯坦轉戰到阿富汗尋找商機。當時，阿富汗依舊很混亂，經常有人趁亂打劫，外地人到那裡做生意，似乎會更加困難。善於標新立異的金向東與方聖平，以每天每人相當於150元人民幣的薪水，聘請了4個荷槍實彈的民兵，專門護送自己做生意。 一般亂世求財是比較容易的，溫州人的精明讓金向東與方聖平很快就發現了投資項目——為塔利班政府部門提供低壓電器，很容易就收到塔利班政府部門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訂貨單。 當然，他們擔的風險也很大，金向東與方聖平由於不經允許對阿富汗路人進行拍照被抓了起來，多虧與客戶的關係好，塔利班的水電部長出面，他們這才逃過一劫。即使如此，他們在阿富汗做生意的激情仍然沒有消失。在溫州商人的集會上，他們甚至得出“阿富汗變成火藥桶後，喀什沒有出現搶購和囤積生活物資的情況，對做生意影響不大”的結論。 作為勇敢的探索者，溫州商人在海外投資上的成與敗、得與失，都是華人經濟發展史上的歷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