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三章機心驟起

海量的溫州資本，對市場和國家政策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敏銳嗅覺。 確切的年份值得商榷，但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溫州人或主動或被動地進入了全新的時代，從此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溫州式財富之旅”。 溫州資本如同未卜先知的魔術師，它們頻繁出入房地產、煤礦、棉花、小水電、石油等行業，斬獲頗豐。加之，溫州人在追逐財富時的那種闖關精神，總是能迅速搶占市場先機，當別人後知後覺地跟進時，他們已經轉移到新的場所。 2005年8月5日深夜，李彥宏創立的百度公司登陸美國納斯達克，開盤後股價一路飆升，漲幅達到令人瘋狂的353.85%，一夜之間百度成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創造“中國神話”震驚世人，在國內催生出數十名千萬富翁和上百名百萬富翁。

事後，開市當天李彥宏與他的團隊接受美國電視台採訪的鏡頭，在國內各大電視台反複播放：納斯達克廣場歡呼聲四起，顯示屏上百度股價直線攀升的畫面。在國內，一位名叫林立人的溫州商人關掉電視，點燃一支煙，起身來到窗前，留下一個無限落寞寂寥的身影。 1995年，林立人開始從事通訊設備銷售。當時，中國通訊事業剛剛起步，發展潛力巨大，也是與中國互聯網關聯最接近的一個關聯行業。 當傳呼機開始在國內流行，需求量巨大的時候，林立人發現大項目：改頻二手傳呼機。在國外，傳呼機已經開始淘汰，如果能把那些發達國家的二手傳呼機運到國內，進行改頻，利潤必然驚人。身在國內的林立人想到了依靠互聯網。 然而當時互聯網方興未艾，多次嘗試後並沒有如願。直至等到香港回歸，林立人火速趕往香港上網，通過日本NEC公司的網站，從日本購得第一批二手傳呼機。

利用互聯網與國外公司進行貿易，這在當時的中國尚屬首創。與日本NEC公司的合作，成就了林立人通訊設備的藍海領域。毋庸置疑的是，這一切的最大功臣便是互聯網。 切身感受到新技術的魔力，1999年林立人前往北大進修。那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一位文質彬彬的年輕人敲開他的房門，自我介紹說是國外回來創業的學生，準備做互聯網搜索業務，沒有資金，想找合作夥伴。 當時，正是中國互聯網的大好春天，資本與技術的結合無疑會迎來一次意義重大的創業。儘管林立人潛意識中已經感到互聯網的勢不可擋，但這位年輕人商業模式已經超出了當時他的閱歷和想像，這個素以膽大、敢為人先著稱的溫州人，猶豫了，遲疑了。 這個青年叫李彥宏，1999年年底，他從國外的風險投資人手中獲得120萬美元資金創立了百度公司。時隔5年，當林立人通過電視再次見到這位青年才俊時，不禁感慨萬千。

林立人的錯失代表的是溫州人集團的空缺。 1999年前後，騰訊、新浪、搜狐、網易、百度等網站蓄勢待發，數年後其創始人便陸續登上了內地財富榜。在這一輪互聯網創業潮中，溫州人是完完全全的局外旁觀者，幾乎無人涉足。這種新技術和新理念的商業模式帶來的創富的速度與規模，讓溫州人嘆為觀止，卻又望塵莫及。 同為浙商，大學英語教師馬雲卻是互聯網浪潮中的先鋒人物。 1999年，馬雲辭職創辦阿里巴巴網站，開拓電子商務應用，不到幾年時間，阿里巴巴成為全球最大的B2B網站之一。作為產品製造之都，溫州最具有產品就近優勢，也最有電子商務發展的可能。然而，精明的溫州人並沒有發現這一巨大的商機。 曾經以龐大的銷售隊伍“天兵天將”而聞名的溫州民營企業，在新的網絡銷售模式下，遠遠落後於人，感到巨大的壓力。

之後，溫州企業紛紛建立自己的網站。鄭元忠投入重金，打造“莊吉服飾網”；“吉爾達”總經理餘進華在因特網上發布信息，成功引來俄羅斯商人；溫州市政府註冊“www.wenzhou.org”國際域名，以《溫州之窗》的名義對外宣傳。 然而，2002年，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國外買家發現，自己幾個月前在溫州廠家網站上的問詢遲遲無人回复，這些花哨的網站原來是“空殼”一個，它們的溫州主人壓根兒就不懂什麼叫電子商務。 唯一的一個例外是，在與國內互聯網浪潮同步的時候，1999年，一位溫州商人在中東創辦了一個中文門戶網站。 1998年，王偉勝成為“出走的溫商”之一，前往迪拜，成為第一位在中東從事服裝生意的溫州人。後來當越來越多的人前往流傳著“阿里巴巴”故事的中東時，王偉勝創辦了一個專門服務於華人的網站——阿聯酋迪拜華人網，這是中東地區最大的中文門戶網站。 “它給前去中東淘金的華人提供來自商業、諮詢、旅遊、政策等各個方面的信息，也成了當地華人的網上家園”，正是這樣“大本營”的性質，也讓王偉勝成為阿聯酋溫州商人群體中的核心人物，隨著溫商團隊的壯大，號召力也與日俱增。

2005年初，迪拜媒體城總經理為原阿拉迪爾衛視的收視率發愁，介於中國人在迪拜的龐大隊伍，這位總經理找到王偉勝，希望他能提供一些中國風光和資訊介紹的片子。這時，異常敏感的王偉勝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收購電視台。他決定選擇一個懂行的合夥人，此前曾經擔任陽光衛視中東地區總代理的劉海濤成為不二人選。 迪拜的這家電視台與著名的半島電視台使用同一衛星，覆蓋中東及北非30多個國家約5億人口，受眾範圍廣，完全可以大有作為。 與溫州企業家以往從事的製造業不同的是，不論是網站還是電視，都是前期投入大、回報週期長、文化含量較高的產業，從未有溫州人涉足。 經過反复的調研、談判、審批，2006年，王偉勝與劉海濤終於成功收購了這家衛星電視的全部股權。有了一個碩大的媒體平台，他們立即在廣州設立了阿里巴巴商務衛視中國辦事處，從事招商和節目製作。

2006年秋末冬初，中央電視台“年度經濟人物評選”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此活動有“中國經濟界的奧斯卡”之稱。這年11月份，評選會進入第二輪淘汰環節。按照“責任、創新、影響力、推動力”的標準，23名經濟人物從眾多提名者中脫穎而出。 阿聯酋溫州商會會長王偉勝是唯一進入此環節的溫州人。 雖然王偉勝最終沒有進入當年經濟人物評選十強，但他作為新浙商的形象越來越清晰明朗。之後阿里巴巴商務衛視成功協助中國企業尤其是浙商完成中東地區的業務，其中包括溫州地產商人胡賓購買迪拜“世界地圖島”之上海島，開發了溫商拉斯海馬中國旅遊項目以及推動奧克斯向中東地區進軍等大事件。 在浩浩蕩蕩的溫商隊伍中，王偉勝的財富、創業故事並不出奇，而他能作為溫商唯一代表入選“年度經濟人物”最後一輪評選，其關鍵性的理由是：新浙商轉型的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準媒體，而且邁向海外。

王偉勝的入選，更大程度上是在呼籲與鼓勵溫州人衝出困境，再續輝煌。 報喜鳥集團董事長吳志澤有這樣的一段語錄：“世界上賺錢有兩種方式，一種就是賺重複的錢，生產系統是屬於賺重複的錢，重複的錢永遠賺不了大錢；還有一種是賺唯一的錢，唯一的錢是賺大錢。比如說蒙娜麗莎的畫，由印刷廠裡印出來到新華書店去賣的，可能就是10塊5塊一張，而巴黎盧浮宮裡邊那張卻是價值連城的。” 如此說來，溫州的民營企業家是依靠賺重複的錢起家，而數十年過去，創業浪潮一波又一波，絕大部分的溫商們依然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賺取重複的錢。 的確如此，當“溫州模式”的光輝漸漸淡去，當此起彼伏的新興產業出現時，人們發現，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摸索了數十年，並沒有形成良性循環的商業模式，更在新一輪產業調整中迷失。新世紀以來，除了為數不多的代表跳出固有思維，找到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產業路徑外，絕大多數溫州民營企業家不是原地搖擺，就是茫然失措。

溫州人做生意套路數可謂十年一成不變，即便把地攤和商舖升級換代成大商場、綜合性批發市場，即便採取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聘請高素質的經理人管理企業，表面的改弦更張不過是換了一種外殼，難以掩飾發展的後繼無力，曾經給予厚望的多元化發展也並沒有帶來預想的繁花似錦。溫商始終在“賺重複的錢”，艱辛無比且難得大發展，始終無法向“賺取唯一的錢”的階段邁進。 2009年有7萬名溫州人加入創業者的行列，但多數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創新者幾無。 “十大振興產業”溫州寥寥無幾，不僅重工業和文化產業上乏力，也未趕上互聯網等新興經濟的潮流。在傳統製造業漸漸隕落的時候，溫州人還沒有找到可以一展身手的“新大陸”，這是實力雄厚的溫企未能破解的集體困局。

1989年，中國第一房地產業興起之年：商品房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公開出售，地產經紀公司開始誕生，万科進入房地產行業，兩年成為首個上市的房地產企業。 當時溫州的民營經濟還在忙於向公司股份制改造。無意之中的機會，有溫州商人卻從這第一房地產潮中大發其財。 1991年年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東楊高路，溫州陳氏兄弟在此處多日徘徊。他們相中路旁閒置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鋪面來銷售溫州小商品，願意把營業額的20%作為地租，並與上海的房主簽訂了5年的合同。 第二年“鄧小平南巡”來到浦東楊高路，上海市將其改造列為重點工程。楊高路身價馬上見漲。陳氏兄弟選中的店鋪地處黃金地段，數月之後，租金直線攀升。他們將店鋪轉租，5年時間，淨賺300萬元。

如果說陳氏兄弟靠的是走時運，那麼林立人在房地產業掘金則更有代表性。 1999年，與互聯網行業擦肩而過的林立人，創業經歷其實非常豐富，早在90年代初，他成為最早涉足地產行業的溫州商人之一。 1992年，鄧小平再次南巡深圳等地，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按捺不住的林立人從溫州南下深圳。 “遍地黃金”的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吸引了內地無數人的“朝聖”。不久之後，林立人便選擇做房屋中介，他甚至前往香港註冊了名為“立業”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龐大的外來人口，讓林立人的中介生意異常火爆，他“一不小心，就成了民營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師爺”。隨後，“樓花”一詞從香港傳到深圳，所謂樓花即預售商品房。林立人發現，賣樓花比房產中介更賺錢——一套樓花能賺5000～10000元。 房地產開發蔚然成風，林立人顯然趕對了時機。他用做房屋中介賺的錢，“按揭”買下東樂花園的30多套商品房，拉開職業炒樓序幕。一年內，林立人資產飆升。 新生的產業總是暴利與風險並存。 很快，林立人的炒樓事業隨著地產泡沫的到來，開始失控。 1992年，我國房地產公司達到了1.2萬家，全國商品房的銷售額達44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80％，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南島開發正如火如荼。 1993年，房地產公司一下竄到3萬家，泡沫越來越大。 1993年，地產泡沫達到巔峰，深圳推出“買房子送戶口”政策。林立人當機立斷，開始打有財力的“溫州老鄉”的主意。他在《溫州日報》上刊登廣告，“買深圳房子，送深圳戶口”。深圳戶口果然有誘惑力，廣告登出，買房人絡繹不絕。 但是，林立人沒想到的是，深圳買房入戶政策突然取消，他的“溫州小區”項目沒開工就已經結束。 此時，國內第一次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林立人卻並沒有驚醒。他從深圳轉移到惠陽，與一家房地產公司合作開發地產項目。他再在溫州當地媒體刊登廣告：“你錯過了深圳，你還要錯過大亞灣嗎？” 當年6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一聲令下，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林立人在惠陽的項目剛剛起步，地基剛打好，銀根緊縮，銀行不再放貸，林立人資金鍊斷裂，惠陽“溫州大廈”成了爛尾樓。 1992年，溫州當地私營房地產開發公司出現，當年便有9個樓盤出現，房價分為了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3個級別。商品房很快一售而空。南都集團的周慶治也就是在這時辭官下海，投身房地產開發。 與傳統的製造業相比，房地產開發顯然是高利潤行業，因而吸引著溫州人的資金向這一領域注入。直到六七年之後，第二次中國地產潮的到來，溫州人才成為真正的主角。 一方面，傳統製造領域進入微利時代；另一方面，對新興市場的把握嚴重不足，溫州民營經濟積攢數十年的財富無法找到增長突破口，最終開始進出房地產、礦產等投資性領域。 1995年10月，溫州平陽人章烈成投資5800萬元，成立南麂島開發有限公司，買下南麂島1750畝土地的使用權和10098畝海域的開發使用權，成為中國“包海”第一人。 有資金實力，有創業膽量，需要的就只有機會。 溫州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地區，溫州人何以會涉足礦產投資？這不得不歸功於行走四方、遍布全國各地的溫州商人。 上世紀80年代，溫州人開始承包山西煤礦的井巷工程。因為當時國內煤炭市場低迷，煤礦企業並不景氣，甚至有些礦井建成後便走向破產。於是，溫州施工隊的工程款常被拖欠，有時候，煤礦主就將煤礦用來抵債。但是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私人經營煤礦風險非常大，早期經營煤礦的溫州人，不賠本者甚少。直到90年代，市場環境放鬆，煤炭市場火熱起來，從不缺乏資金的溫州人才開始投資煤礦。 199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在西安從事服裝生意的王榮森從一位地質學院的老師得到寶貴的商業信息：陝北地區勘探出石油，國家鼓勵私人投資。 作為一名溫州女人，王榮森膽大、精明、富有商業頭腦，於是她特意前往延安打探消息，地質學院的老師所言不虛，延安當地政府的確鼓勵外來資金投資勘探開採石油。 石油作為液體的黃金，“錢途”自然毋庸置疑。但是，風險也異常巨大：一口油井的勘探開採成本高達100多萬元，政府不提供任何技術和資金；雖然地質部門探測到確有石油儲量，但當時還沒有人從地下打出石油來。 王榮森當機立斷的決定，讓她成為了日後的“女石油大王”。 拿出家裡所有的積蓄250萬元，王榮森又籌借到230萬元，共承包3口勘探井。之後王榮森與丈夫吃住在工地，開始打井，井打到600米，石油沒有冒出來，丈夫不堪勞累而去世，剩下王榮森苦苦支撐。 艱辛的創業，最終，王榮森盼來了黑黑的石油噴薄而出。之後，她又回到溫州，籌集了3600萬元投資勘探新油田，30口油井同時開工，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此階段，溫州商人涉足地產、礦產等投資領域，依然富有一股紮實的創業精神。只是當行業的暴利越來越誘人，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溫州人加入時，真正瘋狂的投機行為——“炒房”、“炒礦”才開始愈演愈烈。 2007年前後，我國股市掀起一陣“全民炒股”的熱潮，股指、成交量、開戶數不斷刷新。然而奇怪的是，“炒股熱潮”卻並沒有波及到富得流油的溫州地區。事事爭先的溫州人“唯獨對股市避而遠之”，被媒體稱之為“一種奇特的金融現象”。 在10多年前，股市在溫州也有過一個短暫的走紅時節。 1992年9月，溫州第一家證券營業部溫信證券營業。開張第一天，營業部門口排起長隊。不少人“徹夜排隊”，更有人“將人民幣成筐成簍地抬進營業部”。 50張委託單很短時間一搶而光。買到股票的人露出勝利者的笑容，沒買到的“搖搖頭走開”。 開市那天，王建波從證券營業部對面的眼鏡廠下班，看到對面有人排隊，下意識跟了進來。就這樣，他戲劇性地成為溫州最早的50個股民之一。牛市時，王建波大發其財，半月時間賺足一個億。有股市，就有一夜暴富的奇蹟發生。 1995年的一天，在杭州工作的溫州青年黃大成，坐上長途汽車直奔400多公里外的溫州老家。他找到做生意的表姐，借了20多萬現金，與同伴彭政綱連夜趕回杭州。 不久後，8個年輕的IT工程師湊齊了註冊資本，結伴前往杭州工商局，成立了一家名為杭州恆生的新公司。 8年後的2003年，恆生電子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坐上了中國金融軟件開發的頭把交椅。 股市走牛，吸引了無數的溫州人步入這個行業。國家為了限制瘋狂搶購股票，股票市場規定，需要憑身份證購買認購證。 （股票認購證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初期發行股票採用的主要發行方式，充分體現了當時新股發行的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由於發行成本高、週期長，後被無紙化發行所取代。股票認購證和當時發行的實物股票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縮影。） 當時溫州流傳著這樣的財富段子：1991年，“票販子”章某以50元一張的價格購買3個認購證。幾天后，認購證暴漲200倍，章某輕鬆賺了3萬元錢。 溫州瑞安城關一中的老師黃偉剛下海不久，在杭州國際大廈租了幾個賣眼鏡的櫃檯。聽到認購證的段子後，黃偉利用各種途徑收集身份證，用賣眼鏡賺到的2萬多元買進了800多張認購證，“轉手能賺到幾倍的利潤”。握著這筆錢，黃偉轉身進期貨市場，做得風生水起，“輸贏都在千萬元以上”，迅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積累。 和大部分溫州人一樣，黃偉沒有沉浸在股市中。 1994年，他分別投入1億元資金，先後創立浙江新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湖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進軍地產業，之後又進入金融、礦產等投資領域。 2009年，黃偉榮獲胡潤中國富豪榜的浙江首富。然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 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新湖集團黃偉的財富居然從300億元銳減至163.9億元。昨天，《福布斯》雜誌發布中國富豪榜，跟胡潤在10月13日發布的中國富豪榜相比，中國首富沒有變化，王傳福以394億元登上榜首。不過浙江首富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 10月13日，胡潤給新湖的黃偉算出來的身家是300億元。黃偉也憑藉這一數字首次榮登浙江首富的寶座。可不到一個月之後，黃偉的身家被《福布斯》一算，居然變成了163.9億元。 股市顯然是財富增值和蒸發最快的場所。 2008年10月20日滬指收盤報1974點，1年之後，2009年10月20日滬指收盤報3038點。同一時間段內，深成指從6426點翻了一番，漲至12676點，香港恆生指數也以同樣的速度，從15323點升至22385點。 伴隨股指飆升的是擁有上市公司的富豪們的財富也水漲船高。然而，新湖集團的黃偉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清楚，在半個多月的時間裡他的財富怎麼就突然縮水近一半。 對於外界的議論紛紛，黃偉並不給予解釋。甚至，其旗下公司的高層對媒體丟下這樣的話：“這輩子黃總都不會接受記者採訪！” 其實，身為浙江新湖(控股)集團董事長，持有新湖控股68.2%的股份，黃偉的最主要資產就在這無法預測的股市洪流中。也許正是因為通過投機違規的行為從股市挖得了第一桶金，黃偉便早已明白資本市場的風雲變幻，他唯有以沉默、低調來應對這瞬息萬變的財富數字。 溫州人的群體發家史，從來不缺少對新事物的追捧。某個財富領域出現空白時，龐大紛雜的溫州大軍便會蜂擁而入。炒房、炒煤、炒礦，通過各種“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無數溫州人擺脫貧窮，走向暴富。他們對財富的追捧總能激起更大範圍的漣漪。 然而，股市卻在溫州遭遇曇花一現的局面，之後便被溫州人“打入冷宮”。 有人說，溫州人都是做實業起家，因此對股市的投機行為不感冒。其實，此說法並不正確。溫州人並不是對投機不感冒，而是對沒有把握的投機行為不感冒。通過90年代在股市的短暫體驗，溫州人發現影響和操作股市的因素太多，於是放棄，轉而選擇了相對穩定的基金與外匯。 據中國銀行浙江分行零售業務處營業中心趙科長介紹，浙江是全國外匯交易最為活躍的省份，浙江省每年外匯交易量約佔全國的1/3。 “溫州的外匯交易量現已占到了全省的80%。”中國銀行溫州市甌海區支行潘洪敏行長說。 浙江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在溫州，而溫州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在瑞安市。按中國銀行瑞安支行一位負責人的說法，瑞安每天的交易量，就相當於外地一個省的交易量。 “瑞安市匯市異常火爆，外匯交易瘋狂增長。”這位負責人透露，今年瑞安市外匯交易已達到25億美元的天量，在全國縣級市中穩居榜首。潘洪敏原任中行溫州分行資金計劃部副主任。據潘洪敏介紹，溫州炒匯開始於1998年。這一年，中行溫州分行開始了外彙寶業務。 2000年起，每年的交易量僅次於北京、上海，位居第三。 “今年上半年，溫州市個人外匯交易量超過了130億美元，約佔浙江省個人買賣外匯交易額總量的2/3。” 火爆的交易後，是溫州人手中充裕的外匯。潘洪敏透露，溫州市個人外匯存款額今年上半年達14.38億美元。 “溫州是著名的僑鄉，旅居海外的溫州僑胞近60多萬人，每年有大量的外匯匯入溫州。其中絕大部分轉為儲蓄存款。” 銀行開辦匯市後，具有敏銳投資意識和開拓精神的溫州人立刻發現，這是外匯保值、增值的新渠道。 與炒外匯並存的還有炒基金。 2007年，溫州基金達到炙手可熱的地步。 2007年年初，嘉實基金發行，溫州一位投資者居然一擲千萬購買，而一次性認購上百萬的也大有人在。在溫州申銀萬國證券營業部，2006年該營業部全年基金銷售額才3億，而在2007年1月份，近20多天的時間裡，基金銷售額達到了2.5億。此時，甚至有媒體爆出：“在溫州，炒基金者現在居然頻頻開出24％的年息，借款炒基金！” 如此瘋狂、盲目的投資熱潮，自然為兩三年後地下錢莊破產、溫州經濟全面危機的爆發，埋下了“地雷”。 在過去數十年的改革歷程中，溫州人已對商業規律的反反复复熟諳於心。當支撐溫州經濟長足發展的製造業問題頻頻，成本持續抬高，紛爭不斷，產品質量反复無常時，溫州人更加強烈地感覺到，實業已不足以承擔財富快速膨脹的願望。與此同時，房地產商業化、礦產資源市場化、資本運作日益開放、證券市場繁榮發展等，都為投機者提供了無數的可能，各種機會俯拾即是，溫州人自然不會放過。 從2000年開始，溫州大型的民營製造企業也開始向地產、礦產、證券等領域邁進，在2006年前後，這種多元化的趨勢達到高峰。多元化發展，成為溫州製造業尋求發展的“法寶”，似乎不多元化則無法發展，無多元化則無以彰顯實力。 2001年，德力西集團成立新疆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新疆開發商業地產——德匯國際廣場；2003年，奧康在湖北黃岡投資建立高檔商業步行街，被譽為創下商業地產新模式；緊跟其後的康奈集團，在湖北隨州市建立香港街；同一年，報喜鳥集團投資房地產，以農村舊城改造為主業；2005年，莊吉在天津開發地產，建立特大型綜合購物娛樂中心。 在多元化的領域，最為縱橫捭闔的當屬人民電器集團。 2007年鄭元豹向媒體介紹：“人民電器集團在河北邯鄲投資佔地1180畝的地產項目，投資20億元，在武漢佔地500多畝的總部基地，投資10幾億元。此外，還將陸續在河南鄭州等地投資房地產。”之後，嘉興盛大花園、湖北SOHU城、湖北人民路都出自人民電器集團之手。 迄今為止，人民電器集團旗下的投資公司設計的行業達三十六行：高新技術項目、公共基礎設施、船舶製造、礦山開採、醫療衛生、生物工程、文化教育、水利水電、物流倉儲、港口碼頭、市場開發、房地產業等。 以人民電器集團代表的，溫州傳統製造業逐步完成了從生產經營型向資本經營型的轉變。 甚至，連從事打火機生產的企業也不例外，溫州日豐打火機也在若干地產項目上有涉足，其董事長黃發靜曾向媒體表示：“只要有合適的項目就會投資房地產。” “賣商品不如倒資本”、“不求百年基業但求資產增值”的論調在溫州成為共識。從實體起家的企業紛紛選擇“離製造”，選擇退出實業。 相關資料顯示，2009年度的浙江民企百強中，製造業銷售額度佔總量的60%，同比降低24%。上一屆的民企百強中，有14家傳統製造業企業未能進入本屆百強榜。在新的民企百強中，上升最快的行業正是房屋建築及房地產行業。 在2010年最新發布的“2009年浙江百強民營企業排行榜”上，與房地產沾邊的企業達70%。 2010年溫州百強企業中，一半涉足房地產。房地產成為企業不可缺少的產業，甚至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 當然，地產也並非溫州企業家資金的唯一去向。隨著2005年溫州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民企入股金融機構的熱潮興起。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對此進行調查統計，得出的數據是：“2008年7月後，隨著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試點的不斷發展，溫州民企入股投資金融更是空前積極。截至2010年年中，已有1361家民營骨幹企業入股各類金融機構，入股資金約達70億元。” 歷來，溫州商人都有抱團的傳統，2004年，溫州兩大民間財團——中瑞財團、中馳財團成立。 在中瑞財團中，大牌雲集，神力、奧康、法派等都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共有9個成員，註冊資本5000萬元，對外號稱，“可運作資金超過100億元”。中瑞財團霸氣十足，旨在進軍國內的超大型投資項目，其中包括國家重點工程、全國范圍內的市政、房地產等。 稍後成立的中馳財團則由長城集團、華通集團、民揚集團等7家企業組成，資產達26億。據說，中馳財團成立後，各企業專心發展主業，而多元化的發展則交予財團，其目標令人充滿期待，涵蓋“房地產開發、現代物流、進出口貿易、高新技術、金融、借殼上市、風險投資”等領域。 財團還聘請來兩名職業經理人做總裁，向現代化企業管理模式轉變，可惜的是貌合神離，集團成員各自為政，總裁空有頭銜，不久後便請辭走人。 “財團”一詞的氣派，頗有西方壟斷集團之勢頭，某種程度上迷惑了社會各界，甚至不少當事人。豈料，卻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溫州民營企業家代表南存輝曾經這樣說：“做企業跟爬山很像，開始做的時候認為很簡單，結果當你越爬越高的時候，就是企業越做越大的時候，碰到困難的時候，越爬越覺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不能回頭。” 眾多的溫州企業，從實業向投資轉移，也許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高處不勝寒，激流中身不由己”的無奈與尷尬。 對此，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深有體會。 2005年，在地產、證券行業之後，錢金波感到公司有在投資業上樂不思蜀的趨勢，實業某種程度上成為副業，錢金波毅然決定：“全部產業'歸零'，全心投入紅蜻蜓。”錢金波把資金從不相關的領域撤回，剝離，結束了多元化的混亂膨脹局面。 錢金波說：“一個企業家在一個商業社會裡，遇到一項很好的投資，也就好像是英雄遇見美女一樣，大家都想，但是如何拒絕誘惑？曾經在這樣一條路上，我也拒絕不了誘惑，但是就在2010年來臨之際，我有充分的時間對這一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做了真正的自我了解。”2008年紅蜻蜓年銷售額30億元，在上萬家溫州企業中稅收排名第26位，在鞋行業中則排名第一。這樣的業績，對那些聲稱“溫州製造業走向沒落”的言論給予了回擊。 在一個透明的杯子裡註滿水，丟進一顆石子，就會有水溢出。但是如果投入一枚硬幣，水卻不會溢出來，再投入一枚，水依然還是不會溢出。 這樣一個故事似乎可以完美地解答市場與利潤空間的難題，在貌似飽和的情況下，只要足夠專注，講究技巧，總會有游刃有餘的可能。只是，曾經以實業抒寫了光榮與夢想的溫州人，實業之心已死，投機之心膨脹，樂不思蜀，卻最終從一個“困局”走向另一段懸崖。 溫州人有溫州人的性格和特點，他們幾乎從生下來就喜歡冒險和投資，加上資本逐利而流的本性，溫州人手中的這幾千億財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流動的腳步，幾乎中國所有的熱點投資項目的背後，都有溫州人的身影。 溫州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乃至全球的活躍投資，被人們冠以一個“炒”字來表達。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礦、炒石油等等。而溫州人也因為這個“炒”字而給人們留下了“擾亂經濟”的印象。 溫州人聰明，溫州人善於炒作，溫州人也樂於炒作，但是溫州人的這些炒也給自己帶來了惡名聲，市場上只要有人喊一聲“溫州人來了”，幾乎立刻會招來一片口誅筆伐。 溫州人確實給很多市場、很多地方帶來了混亂。中國人喜歡把控制、抬高價格的商業活動稱為“炒”，而溫州人正是精於此道。 從大蒜到棉花，從房子到玉石，幾乎沒有溫州人不炒的。而凡是溫州人盯上的商品，必然會出現價格非理性的變化，必然伴隨著讓依賴這些商品生存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從這個角度上講，溫州人確實是罪大惡極。 不過反過來看，溫州的“炒”又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對於富起來的溫州人來說，手中的錢在自己的手中毫無用處，這是對財富的一種極大的浪費。但是與此同時，溫州人似乎也沒有什麼正當的投資渠道。 然而，資本天然具有盲目性，如果人不能駕馭這種盲目性，而是由著這些資本亂來，最後倒霉的一定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