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章心旁騖，力不足

1999年，全球經濟復甦，有人說：“好日子，回來了。”然而，諾查丹馬斯的一本書卻預言：“8月，太陽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處於十字中心的地球將接受末日審判。” 對於溫州人而言，他們的境遇竟然一語成讖，成為一種現實版的商業魔咒。 20世紀90年代，在溫州上下提出“第二次創業”之後，溫州家庭企業擺脫粗放的經營模式，向股份合作制、企業集團化等方向發展，為溫州的經濟發展贏得了第二春天。 然而，到了世紀之交，溫州的民營經濟又開始出現一個新的“七年之癢”。製造業的發展普遍遭遇了“天花板”。 皮鞋、低壓電器等主力產業因為行業自身的局限，再做大的空間已經非常狹窄。溫州的打火機，在上個世紀已經佔領了世界市場的近80%，然而如此驚人比例的產值也才幾十個億。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更多的溫州產品走向國際，但是情況並不樂觀。 “生產一雙鞋，中國人只得一元錢，跨國公司得了幾十元，利益大頭都被人家拿去了。”中國入世功臣龍永圖所言確實不假。 在以製造業為支柱的溫州，其作為世界“代工廠”的身份尤為尷尬，在整個商品生產流通銷售的循環中，“代工廠”只能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賺取非常微小的利潤。全球流行的玩偶——芭比娃娃，絕大部分都是在中國溫州生產的。在美國市場，一個芭比娃娃售價高達10美元，但中國“代工廠”大概收取2美元的費用，其中包括管理費、運輸費1美元以及材料成本0.65美元，能獲取的利潤微乎其微。 利潤空間逼仄、附加值地位低、抗風險能力低，“溫州製造”開始進入一個微利甚至虧損的時代。

以溫州為首的“世界工廠”開始在世界舞台上攻城略地。每小時溫州生產12萬雙皮鞋，每天溫州外銷100萬副太陽鏡，每年溫州產出1億隻打火機，這些數值都讓世界市場感到驚愕與膽戰，鋪天蓋地的中國製造勢必要瓜分了他人的蛋糕。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不到半年的時間，2002年5月，中國產品即遭到國外市場的抵制與阻擊：土耳其外貿署宣布決定對中國出口的自動鉛筆和圓珠筆進行反傾銷調查。 在當時，中國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動鉛筆和圓珠筆達1000多萬，其中半數以上出自溫州。 100多家溫州製筆企業因此感到壓力重重，引起陣陣騷動。 當然，這種威脅幾乎是針對所有的輕工製造業。 同在5月，“中國入世第一案”便直指溫州打火機。

歐洲標準化中心通過打火機《CR法規》，其中特別規定：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機進入歐洲市場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兒童玩耍；二、售價在2歐元以下，即人民幣15元以下的打火機必須加裝保險鎖，以防止兒童開啟。 溫州打火機企業對此並不感到陌生，早在1994年，美國的CR法案已經讓溫州打火機有了“前車之鑑”。 日益成熟的溫州民企在協會的組織下，成功地利用法律進行了自我保護。雖然，溫州打火機企業最終逃過了這一劫，但是已經有無數的事實告訴溫商：溫州模式必須思變。 溫州第二次集體創業中的佼佼者浙江東日，在1997年率先上市，在之後的幾年的表現只有驚而無喜：“1999年上市時，其每股淨利潤0.29元，一年後的2000年跌至0.20元，2001年又下降至0.09元，到2002年年中，每股淨利潤只有2分。”帶著國有身份的企業尚且如此，溫州民企似乎更加無望。

只有痛定，才能思變，2002年底，幾乎所有的溫州民企都在思變。 打火機企業的代表人物徐勇水不僅用高薪聘請了人才，還開始以股份留住人才，他甚至在盤算：“對於歐盟CR反傾銷，官司要打，要是繞過去在歐盟辦分廠，不是更好嗎？” 而在當時，正泰已經在密謀將研發機構遷到美國，天正開始與瑞典ABB合作聯姻，夏蒙、報喜鳥、奧康都向國際品牌伸出橄欖枝。時任溫州服裝商會副會長鄭晨愛，不無擔憂：“溫州的服裝業已經走進死角，同樣的結構模式、同樣的產品定位，2003年中國的服裝業肯定是一個冬天。所以，我想我們應該用外國人的'腦子'來指揮我們自己的剪刀。” 除了國外市場中的阻撓，溫州企業還面臨國內企業的困擾。

歷史有時候難免時空更換。若干年前，溫州企業的不講誠信、唯利是圖、無所不為，飽受國人詬病。在付出沉重的代價後，“以質量立市，以誠信立市”，溫州化繭為蝶走進一個新階段。然後，當其他地區的企業踏上昔日溫州的發展進程時，他們那混亂的市場信譽常常會干擾到匆匆趕路的前輩。 河南某服裝店向溫州某服裝廠下了10萬多訂單。雙方約定，河南商人先付部分定金，在收到服裝後的某一日期付清全部餘款。豈料，約定的日期到了，餘款卻遲遲未到，溫商多次前往催債，始終無果，最後連人都見不著了。 溫州西山特種陶瓷工業企業集團公司也有同樣遭遇，被賒賬800萬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處要賬，收效甚微。總經理謝進興無奈地說：“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場好，想盡各種手段要貨，市場一變，馬上翻臉，無一點信譽可言。”

1999年，溫州品牌已經在全國小有名氣。這一年，奧康獲得浙江省名牌產品50強，全國民營百強企業。然而，王振滔感到異常惱火，自己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創下的奧康品牌居然在武漢、安慶、高密、臨沂、泰安等地市場上，遭遇“李鬼”，諸如“×奧康”、“奧×康”、“奧康×”等商標，嚴重地擾亂了市場，影響了品牌形象。 於是，王振滔派出專人去打假，結果有驚人發現：高密碾頭村生產的假冒奧康皮鞋具有相當規模。 10家造假企業，形成一條龍的配套生產流水線。 1家專門製作奧康商標，3家專門製作奧康包裝，另外6家則專門生產假冒奧康皮鞋。 於是王振滔在杭州武林門火燒假冒溫州鞋，掀起了一場“打假保名牌”的運動。 當年，處於起步階段的溫州民企，天不怕地不怕，肆意橫行，終於闖出一片天。而如今，有了一定規模和實力的溫企反而感到處處掣肘，起點更高，突破更艱難。於是，有部分溫州商人對步步為營的實業心生疲憊，感到力不從心，無力承擔財富快速膨脹的慾望，希望找到更加便捷省力的途徑。

世紀之交的溫州經濟，放到一個更大的舞台之中，陷入一種後有追兵、前有堵截的不尷不尬位置。 好強的溫州人，從不滿足；有了實力的溫州人，更加冒進；心生“暴富”之心的溫州人，走上迷途，喪失自我。 1997年，一些企業開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風光無限的“耐寶”。 1990年的夏天，王成棟走在溫州鞋業的前頭。受到一家香港公司青睞的耐寶成為溫州為數不多的合資企業，引進意大利製鞋流水線和配套設備，把那些從家庭作坊起步的製鞋企業遠遠地甩在了身後。隨後幾年，耐寶風光無限，相繼獲得“中國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產品質量特等獎”、“北京'百鹿杯'鞋類博覽會金獎”、“第八屆國際鞋業博覽會金獎”等稱號。

耐寶開始步入高速擴張的軌道，到1997年在全國開設了328家專賣店，甚至提出“千店工程”的口號。同時，王成棟融資3000多萬元，向多領域進軍，投資興建了“耐寶大酒店”。酒店的經營並不盡如人意，疏於管理的耐寶皮鞋也遭遇質量危機，銷路受阻。 1997年的秋天，溫州製鞋業的風流人物王成棟出走，耐寶倒閉，以破產告終。 這一年，正是東南亞金融風暴來襲，中國的金融保衛戰雖然取得成功，但溫州的輕工製造業依然受到挫傷。當時溫州企業主普遍感到，隨著內外環境的惡化，競爭日益激烈，產業的利潤已經被拉得越來越低，“再也不是之前誰都能賺錢的年代了”。 耐寶事件更是給溫企敲響了警鐘。危機面前，康奈、奧康、吉爾達、紅蜻蜓選擇大力培育自主品牌，經過多年腳踏實地的發展，終修成中國名牌。然而，耐寶的倒閉讓霸力鞋業的王躍進深有感觸：多年來，霸力與耐寶可謂是“齊頭並進”。

1984年創辦鹿城躍進皮鞋廠的王躍進，在1990年將工廠向公司化轉變，更名為霸力皮鞋廠。之後，王躍進把重心放在質量上，成為第一個把信譽卡放進鞋子的企業，得到“創新鞋王”的稱號。 1993年，霸力獲得首屆“中國鞋王”的美譽。這一階段的王躍進，紮紮實實，把企業帶到了一個高度。 然而，也許是“鞋王”的稱號壯大了霸力的野心。當年，他用7張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長2.05米。兩年後，他又造出了長達2.4米的最大女式皮鞋，並在全國各地展覽。 1994年，王躍進組建浙江霸力成為省皮鞋行業首家集團公司。當時，其他製鞋企業只有一兩條生產線在生產，霸力則8條生產線全部開通。王躍進的膨脹之心無以復加。 1997年，王成棟的出走並沒有讓他清醒，反而走向另一個極端——置“老本行”於不顧，轉而涉足礦產投資。

2004年，霸力集團陷入走私風波，王躍進遠走澳洲逃避檢查。之後風波平息後，又繼續其“開礦”之旅。 2009年，當全球金融危機再次來襲時，霸力成為又一個“耐寶”，“中國鞋王”轟然垮塌。 霸力倒下後，康奈的鄭秀康回憶起當年的一個細節，1994年鄭秀康參觀霸力集團，王躍進志得意滿，對鄭秀康說：“老鄭，我成立集團公司，你也去弄一個吧。”今時今日的鄭秀康慶幸自己的堅持，他當時回答王躍進說有所顧忌：“我還是先把鞋底做紮實了再說吧。” 在王躍進盲目擴張走上不歸路之時，“遠東皮革”的王大同則飽受家族企業“內殘”之痛。 1994年，平陽縣昆陽鎮，王大同發動家人籌錢，全家共同創辦企業“遠東皮革”。如眾多的溫州家族企業一樣，當時一家人並沒有明確分工，也沒有明晰的產權。 從公司創辦開始就埋下的隱患，終於在1998年開始“發作”。於是，王大同宣布新的股份分派方案，家族成員簽訂《股份協議書》。 只是，讓王大同沒有意想到的是，原本以為平息的家庭紛爭隨著企業的壯大也不斷升級。 經過多年的發展，“遠東皮革”擁有了自營進出口權，從國內走向國外，浙江、廣東、香港及越南等地都分佈有“遠東系”的關聯公司，最高年產值曾突破5億元，資產達到20餘億元。 2005年，再次股份分派；2006年，“遠東皮革”豪門恩怨惡化，王大同離奇地被自己親人當做精神病患者送進醫院，而遠東集團走向分崩離析。 各種形式的企業管理危機，將部分溫州的製造業推向困境甚至陷入隕落，同時也有部分企圖打破舊有“溫州模式”的企業開始遠離實業發展之路。 在20世紀末，溫州的輕工製造企業本身已基本完成了從粗放向品牌的初級蛻變，之後如報喜鳥、莊吉、德力西、正泰等集團化的改變，是在謀求新的出路。然而，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度的製造業結構固守著溫州區域產業的主體地位，既難以獲得新的突破，又難以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化。 2002年，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成10週年，時任國家副總理吳儀視察發現，開發區綜合實力發展緩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數第二位。吳儀不留情面地質問隨行官員：“再倒數下去的話，我看你們這個開發區也不用辦了。” 用專家們的話來表述，則是溫州模式已經進入頑固的“代際鎖定”：“溫州兩代創業者大多固守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製造業出現'代際鎖定'現象，限制了溫州人進入新的行業。如果不能完成從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蛻變，溫州經濟就不能實現從有形市場向無形市場的轉變，溫州模式也必將走向衰落。” 溫州要繼續發展，實業的萎縮似乎成為不可逆轉之勢。 世紀之交，全民浮躁之心氾濫。港台文化進入內地，各地興起追星熱。 1999年福布斯把內地影星劉曉慶放在了中國大陸財富榜榜首。 在90年代，溫州成為多數港台歌星的內地演唱會的首站。溫州並非省級城市，也並非文化中心。何以得此機會？一方面，溫州作為最先富起來的地方，“不差錢”，有消費能力；另一方面，曾經一度以吃苦耐勞、低調隱忍著稱的溫州人，膨脹之心漸起，以各種形式炫富，追星之勢更甚。 1997年10月，溫州迎來史上第一場明星大型演唱會。內地當紅明星劉歡、臧天朔、田震等出席，最惹人注目的是，香港巨星譚詠麟首次來到內地，在溫州連續獻唱三首歌曲。 此類明星演唱會，當時溫州已有專門的策劃公司。全球暢銷書《商業秀》的作者科特·麥克凱思說：“所有的行業都是娛樂業。”在精明的溫州人眼裡，“所有的行為都是商業，所有的機會都可以掙錢”。 1998年，劉德華到內地的個人演唱會首場就選定在溫州。 在策劃公司的安排下，劉德華演唱會的冠名權、酒店下榻權、赴宴權紛紛予以競拍。一時間，吸引了溫州各路人物前來一擲千金。 精明地利用名人效應，通過劉德華指定白酒、服裝、鮮花，相關的溫州人大發其財。 名人效應非常符合溫州企業的口味。 2000年5月，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溫州服飾企業因為一封信件躥上了國內幾大門戶網站的頁面：溫州一家民營公司向美國總統克林頓發送電子郵件，表示願以20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聘請”他在卸任後擔任該公司“形像大使”。 書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此爆炸性新聞一出現，“法派”服飾頓時名聲大振。事後，業內人士紛紛感嘆，“這麼多媒體報導這件事”，就是“拿5000萬到中央台做廣告，也沒有這樣的效應”。 “法派”公司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中央電視台每年投入廣告費不下千萬，從未取得如此效果。 一封電子郵件產生如此轟動效應，幕後策劃者“法派”董事長彭星自己都始料未及。 幾個月前，“法派”董事長彭星赴國外考察。期間，無意中聽到信息：總統克林頓卸任後可能從事影視業。商業的敏感，讓他馬上意識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當時的“法派”服飾正在籌劃國際化路線。如果能邀請克林頓為“法派”男裝做代言人，效果顯然事半功倍。有了這個構想，彭星決定先製造聲勢，於是就有了各大網站上電子郵件的出現。 之後“法派”服飾登上了國內外數千家媒體的頭版，其中包括《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 作為事件的另一主角，白宮方面並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圍觀者紛紛散去，都認定這是一場高水平的炒作。 孰料一年之後，克林頓的妻子希拉里回复“法派”，明確表示，卸任的克林頓願意認真考慮“法派”的邀請，期待與“法派”方面進一步洽談。 2003年11月，克林頓果然來到北京，與彭星會面。兩人握手交談，共進午餐。會談後，克林頓欣然接受彭星饋贈法派西服、襯衫、皮鞋、領帶系列產品。這讓外界幾乎都認定克林頓即將成為“法派”代言人。 “法派”再一次成功吸引眼球。 出人意料的是，此後，雙方雖然多次接觸，卻並沒有對外公佈實質性的合作意向，事情最終不了了之。 從品牌營銷策劃的角度來看，“法派”此次代言人事件堪稱典範。同時，從此事也可以看出，與當年的埋頭苦幹相比，溫州企業家越來越急功近利，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營銷、策劃甚至於炒作，他們開始尋找各種真正的一夜暴富、一勞永逸的捷徑，企圖步入事業發展的快速車道。凡事都有兩面性，溫州人忽視實業而注重投機的風氣也與日俱增。 早在1987年費孝通第一次考察溫州之後，全國各地官員紛紛前往溫州學習。新世紀伊始，又掀起了一股“學習溫州”之風，只是這次的主要群體換成了各地的創業者和企業家，他們希望近距離接觸溫企，從中汲取經營謀略。 商業頭腦異常靈光的溫州人把這種參觀潮變成商機，推出一項以“遊溫州，走企業，看經濟”為主題旅遊項目——“溫州經濟神秘遊”，除國內人士蜂擁而至外，還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國友人參與。 2001年底，在溫州媒體推出了“誰是溫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調查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位居薄熙來、雷鋒、張藝謀三人之後，成為明星企業家的代表。媒體對這位溫州首富如此評價：“中國新興民營企業的代言人、溫州人奮鬥發家史的縮影。” 就此，南存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意味深長地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我剛把企業做到1000萬的時候，參加市裡、縣里的會議，我總是在心裡問：'為什麼不讓我上去發言？'現在，企業規模到幾十億元了，每次開會時，我心裡禱告：'千萬別讓我上去發言！'企業做得越大，我越感覺到市場經濟的驚濤駭浪，越感覺到如履薄冰。人，其實就像猴子，爬樹爬得高了，容易把尾巴露出來。所以，必須時時警惕，要不斷跨越自我，老老實實做人，做好一個大寫的人，才能真正做好一個企業。” 南存輝所代表的這種時刻反省、居安思危的溫州精神，已經漸行漸遠…… 溫州，既被視作資本主義的溫床，又被稱做市場經濟的“麥加”。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每一次交鋒，每一次整頓，每一次肅清，溫州似乎都毫無例外地首當其衝。 有人曾經把“溫商”比做“中國的猶太人”。因為失去了祖國，猶太商人曾四處飄零飽受打擊。後來，強大的猶太人吸取教訓，開始不惜成本地在政治戰略領域進行投資，培養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 在國內遭受過多次整頓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表面上，溫商似乎抱著一種埋頭經商、不聞政事、明哲保身的姿態。 實際上，雖然捉摸不透的政治令溫州人栽了不少跟頭，但卻讓他們學會了看風向、識大體，順勢而為，與政府修好。 隨著內外壓力的加緊，隨著慾望訴求的膨脹，溫州民營經濟開始尋求和政治挂靠，希望拉近與政治的距離。 其實，官商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亦遠亦近。費正清曾經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傳統，1999年的溫州，個體戶開業慶典，開始邀請政府官員出席剪彩。當這種形式成為一種流行時，一個基本的市場行情流傳開來：市長剪彩，15萬元一刀，副市長10萬元一刀，其他領導依次遞減。 溫州竟然如此膽大？媒體對此進行報導，相關部門前來調查。最後的調查結果反而是褒獎。原來，這是溫州政府工作的一項創新：所有的官員“出場費”並不歸剪彩者所有，而是直接打入市級財政，存為社會福利事業專項資金。據傳僅此一項每年便達數百萬之多。 於是乎，溫州企業裡開始紛紛設立公關部門，專門負責與政府的各個分管部門建立並維繫良好關係，每隔一段時間，“到對口部門坐一坐，和辦事人員聊聊天，請他們吃頓飯”；一些公司捐助政府公益事業，目的是“幫助官員樹立政府形象”；甚至有些老闆出價30萬元或者更高，為躋身“政界”，哪怕撈個“五品”村官。 當時民間有這樣的說法，“百萬富翁不能入黨。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則問題不能從錢的多少來掂量”。此說法源於1989年中共中央的專門文件的明確規定：“私營企業主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原黨員可以暫不考慮勸其退黨。” “浙江老闆入黨第一人”的劉建國感到很委屈：“我入黨的動機，無非搞好企業管理，努力服務社會，帶動職工擁護黨和政府。我年輕、我有錢、我要求進步，這有什麼不好？”1999年3月，劉建國遞交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半年後，成為入黨積極分子。但是他未能很快如願。 溫州私營企業主湧現出更多的入黨積極分子。老闆們懷著各種單純或複雜的動機，要求入黨。當時，政府感到良莠不齊、真假莫辨，索性一概拒絕。 在一次杭州的人才招聘會上，有私營企業打出醒目的橫幅：高薪聘請優秀黨務工作者，年薪10萬。 2000年12月，劉建國在公司建立黨支部，聘請複員軍人出任黨支部書記。新華社如此報導：“各地參觀的人能看到青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能感受到商業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能體會到無限的溫暖，黨政領導能看到黨建在非公有製企業中照樣能發揮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此時，劉建國企業銷售業績已經達到1億元，佔浙江省行業銷售份額的1/6，他再次申請入黨，仍舊被拒。 劉建國的事蹟傳到浙江省委副書記喬傳秀耳中。她專程前往劉建國企業，對他說：“企業要做大做強，政治上要積極要求入黨。”受到鼓舞，劉建國和浙江其他99位民營企業家一起，第三次遞交入黨申請書。劉的申請引起中央重視，6人調查組赴浙。層層考核，劉建國如願以償。 20世紀80年代，“八大王”之一的劉大源曾把1978年之後的溫州民營經濟與政府政策的關係分為四個階段：“對著幹、開著幹（公開）、放著幹、扶著幹”。溫州商業開始與政府修好關係的態勢，不言而喻。 2012年初，繼、《跌蕩一百年》之後，吳曉波推出了“中國企業史三部曲”完結之作《浩蕩兩千年》，在接受采訪時，他說：“在經濟的複蘇過程中，企業家階層對政府投資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敵'……在今天，企業要做強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傾斜'及扶持。因為資源操之於政府之手，被授權者又沒有獲得對等的契約資格，因此，後者的財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地不穩定，這便造成了兩個景象，其一，民間商人集團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權契約，造成市場競爭的灰色和不公平，權貴食利階層因此而滋生；其二，企業的可持續成長受政策波動的影響非常巨大，存在強烈的不確定性。” 隨著溫州企業的產業升級和轉型，溫州商人迫切地需要更進一步拉近與政府的關係，以獲取更多的機會。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現像也越來越嚴重。 溫州官員楊秀珠、楊湘洪、高金熙、吳長柳等東窗事發後，又牽扯出一系列行賄的溫州企業。甚至一度出現這樣的調侃之言：“在溫州，當官真是高風險職業。” 製造業向投資、房產、礦產等領域拓展，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支撐，私企就沒有足夠的競爭優勢。近10年來，官商相攜的關係得到極大的積累。在溫州人的概念中，花錢建立有利的圈子是必需的也是值當的。而藉助政策和政府的平台，來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後盾，站在政府的肩膀上，近水樓台獲取更多的商業機會，已經成為溫州人的“共識”。 費正清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從古至今，這一觀念都得到了傳承。據媒體報導，2006年，溫州市公開招錄449個公務員，引來近3萬人網上報名，最熱門的崗位引來400人角逐，其中有不少民營企業主子女。在溫州這片盛產老闆的土地上，近年來，“公務員報考人數與聘用崗位之比竟然屢創新高，持續居浙江首位。”對此，溫州學者馬津龍分析，溫州老闆在想方設法謀求可靠的“政治地位”。 數據顯示，2002年，溫州公務員報考人數與聘用崗位之比為19：1；到2005年，躍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來都在50：1以上，且屢創新高。溫州成為浙江公務員報考人數最多，也是競爭最激烈的城市，2010年6月，市環衛處8個“80後大學生糞便處理工”崗位，竟引來1102人報名，招聘人數與報名人數之比接近1：140。 隨著“溫商從政”的慾望增長，“政轉商”的故事也在溫州流行。 1990年開始，數例縣級以上官員辭職經商的案例出現，集中爆發期是在90年代中後期（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原溫州市委宣傳部部長徐國林，原市檢察院副檢察長鄒麗華，原平陽縣委書記、市委副秘書長董希華，原洞頭縣委書記、市政府副秘書長葉正猛，原市經委副主任、鄉鎮企業局局長鐘普明，原永嘉縣委書記謝炳清，原溫州市委副書記、後任省信訪局負責人何樹鑫，原永嘉縣副縣長李浩然等。）。最為轟動的事件是2003年，以溫州市副市長吳敏一為首的四位省直轄市政府要員同時辭職從商。 不管是自主創業還是進入企業任職，溫州官員下海潮中最為成功的當屬現南都集團總裁、原浙江省委書記秘書周慶治。 周慶治在1991年下海經商，憑藉多年從政積累的人脈，也依靠對政策方向的準確把握，其生意如魚得水迅速發展。從貿易起家，如今周慶治在房產、投資、基建等領域多有建樹。 2002年，下海經商的第十一個年頭，周慶治以1.45億美元的身價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第48位。 然而，也許正是其多年的政治生涯背景，周慶治保持著高度的神秘，數十年來他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其南都集團，連一個對外展示的網站都沒有。 種種跡象表明，溫州民營企業已不再死心塌地干實業，更多地以權力支撐而野蠻漲大的行業興起。 多年後，溫州地下錢莊爆發資金鍊斷裂，如一團麻繩，牽扯出大大小小無數的銀行職員、政府官員。最大的浙商非法集資案主角吳英，為了自救爆出一系列官員腐敗事件，卻遭到當地官員聯名上書速判吳英死罪，引起法律界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其中的玄機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