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章原罪

沒有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可以在暮氣沉沉中完成，更沒有一項改革能夠在四平八穩中成功。溫州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進程史上，溫州人以年輕而不無魯莽、激越而不無尖銳、感性卻不少理性的創業基因，充當著開拓者的角色。 正因如此，歷史才被他們在規則與破壞規則之中反複寫下。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來到柳市考察，南存輝被安排在電器總廠接見。李瑞環說了很多勉勵的話，忽然問南存輝：“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對問題沒有準備的他猶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幾萬元吧。”李瑞環聽後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樹大招風”、“槍打出頭鳥”等俗語道出了中國人在財富面前低調隱忍的原因。 1999年，一個叫胡潤的英國青年設想尋找中國最富有的人群，為他們列一個排行榜。然而，事情遠沒有他想像得那麼容易。在當時的中國，個人的財富還完全處以一種不透明的狀態。那麼多處於社會金字塔尖端的富人們都幾緘其口，謹言慎行，不露聲色，誰也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家底。

對於從改革開放前後開始成長而來的新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而言，誰都不是天生的富翁。他們都是從生活的底層開始摸爬滾打，發軔於草根，步步為營，歷盡千辛萬苦，甚至一度還力挽狂瀾，這些千迴百轉的辛酸往事，都讓日後的他們不堪回首。 當然，隱秘在這些發家史身後的，還有無數引人遐想的可能。 一些為人磊落的企業家，回顧自己的創業史時，動情之時也常透露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秘：1984年開始創辦了聯想集團前身——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柳傳志，在功成名就後坦言，早年的聯想面對著企業生存的壓力，有過不願為人知的經歷——賴過賬，走過私；新希望集團創辦於20世紀80年代，劉永好承認，自己的手下曾以銷售玉米製成的“假冒”飼料為總司盈利500萬元，導致豬食用後不長膘；力帆創始人尹善明多年後回憶，作為機械製造業，重慶力帆僱傭工人眾多，在20世紀90年代，工人的待遇讓他感到心有不安。

更多的企業家則對這些過往諱莫如深，心有餘悸。 如果說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有著無法洗脫的原罪，那麼各種大環境下形成的“灰色地帶”是培育原罪的溫床。在20世紀的70～80年代，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漫長過渡中，政策監管不健全，市場調控盲目滯後，各種被逼與無奈，各種機會和漏洞，都讓那些創業者別無選擇，或者說是無力抵抗。而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法律法規存在眾多的空白地帶，通往財富金字塔的隱秘之路俯首即是，膨脹的人心肆無忌憚，一夜暴富的案例層出不窮。 而在溫州，“中國改革的麥加”，這片不安分的土地上，中國最早一批民營企業家往往都是白手起家，他們賺取第一桶金的過程幾乎無一例外都帶有瑕疵，都或多或少涉足政策監管的灰色地帶鋌而走險。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各種嚴防死守，民營經濟受擠壓打擊歧視的不公平待遇，直接催生的是溫州土地上走私、詐騙、偷稅漏稅、地下錢莊甚至政商勾結腐敗等病毒的滋生繁衍。 相對於“原罪”的說法，有房產界哲學家之稱的馮侖認為：“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論造成的源發性疾病，歸根結底是製度環境所激發出來的賭性。” 杜博奇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首富報告》中曾這樣剖析那些落馬的富翁。 賭性比原罪更不易察覺，卻同樣與生俱來。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第一代企業家屬於白手創業，下海前囊中羞澀，兩手空空，實際上是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博人生。他們都是生活困頓的窮人，下海其實是無奈之舉，正因為一無所有，所以才無所畏懼，所能失去的無非就是原本沒有的。帶著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而這恰恰是人性中潛藏的賭性，一旦窺見致富門路，就拋棄所有的道德、法律觀念，不惜鋌而走險。

賭性體現為冒險性就是紮堆投機，找一個能賭的地方和能賭的項目盡情發揮：20世紀80年代末的倒爺氾濫，20世紀90年代初的房地產泡沫，隨後的股市狂熱以及經久不衰的官商結盟。在這種充滿刺激的遊戲中，有人傾家蕩產，也有人成功突圍，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後又迅速抽身撤離。就像吳曉波在《大敗局Ⅱ》中提醒的那樣：如果你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創業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滿了暴利和遊戲規則不健全的產業中去撈取你的第一桶金；可是如果你又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企業家，那麼，你就必須馬上把雙手洗乾淨，然後儘快而永遠地離開那裡。 儘管在中國早期企業家身上，原罪都普遍存在，但社會各界心照不宣，因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蛻變新生不可迴避的陣痛。

2002年底，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的閉幕式上，自由派經濟學家張維迎將民營企業家的原罪擺上桌面，他提議能否一攬子給予赦免，這在當時形像地被稱為“零點方案”。 2003年的最後一天，河北省政法委頒布《關於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部分採納了張維迎的“零點方案”。 2004年2月2日，河北省委政法委發布了對該《決定》的說明。 關於第7條“為民營企業經營者營造寬鬆的發展空間”。其中規定：“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這實際是對法律規定的重申，之所以加以強調，主要是為了防止一些執法部門對民營企業的經營者存在這樣那樣的偏見；對法律明確規定不得查處的超過追訴時效的案件，忽視或故意不審查追訴時效，仍立案查處；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等到問題查清了，才發現已經超過追訴時效。目的是要求司法機關在查處這類案件前，先審查有沒有超過追訴時效。如果確有犯罪行為，但已超過追訴時效；依法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這樣，既體現了嚴格執法，又保護了企業的合法權益。

儘管只是河北一省的決定，但這反映的是大趨勢，無數戰戰兢兢的早期企業家們長舒一口氣。對於熱衷於“揭老底”的中國人而言，這一切顯得多麼的難能可貴！ 20世紀80年代，溫州里隆與香港九龍、台灣基隆並稱的“三隆”。在如此“雅號”的傳播下，溫州里隆以瘋狂、混亂的“走私”而聞名全國。 在當時，溫州是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其中又以里隆最為集中。 在市區望江路安瀾碼頭，每天一船一船盡是往那裡去的人。一個多小時便可到裡隆。踏上埠頭，進得村來，但見村路邊、農戶家裡，擺在地上的、放在屋前的，琳瑯滿目盡是各式各樣來自港澳台的精巧商品——雙獅自動表、手提錄音機、黑白電視機、小折傘、新式布料等等。在那商品極度緊缺的年代，一下子冒出那麼多物美價廉的東西，立刻吸引了溫州市民及周邊縣區群眾蜂擁而來，一般每天上萬人、高峰時多達兩萬人……

這便是20世紀80年代的里隆走私市場。 於是，裡隆及周邊黃華等地的村民帶著無數銀元、黃金，到台灣東沙島附近洋面與港台走私船調換商品。村民一般以幾十枚或百來枚銀元搭股參與，無數真金白銀從大陸流出。東北、西北和內地各省銀元、黃金販子也聞風前來，裡隆村頭到處響著“叮叮噹當”的銀元聲，銀元從最初的5元一枚漲到後來的20多元。 溫州靠近台灣，地緣優勢明顯。與其隔海相望的島嶼之間兩岸人可以自由來往，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之風始於1977年前後。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手錶、服裝、小家電和小五金偷運進來，在樂清、蒼南漁村上岸。 一開始，走私行為只是小部分漁民偷偷摸摸的進行。走私來的商品，不僅新鮮時髦，而且性價比高。上海牌手錶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手錶，每塊120元，普通工人省吃儉用一年才能買得起一塊。走私而來的全自動機械表——東方表卻只要60元，性能好，還很美觀。

走私伊始時，有人還以為這只是在做對外貿易生意。然而，隨著走私品的大受歡迎，走私成為一種暴利的商業行為。越來越多的溫州人爭先恐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 溫州樂清有一個張姓的走私頭目，被稱為“保險船老大”，據說他在兩年時間內駕船出海12次，出海一次，團伙成員達幾十人，走私貨品多至十幾萬元。最瘋狂時，走私已形成團伙甚至公司化。幾乎所有溫州漁民均放棄正業，參與其中。狡猾的他們在漁船上修一個夾層，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讓邊防人員根本防不勝防。 1980年，已經有膽大的溫州商販背著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溫州，走進上海。 在當時國內物質極大匱乏的時候，還有一些能幹的溫州人，以“舶來品”為模板，在自己的家庭作坊裡生產“山寨”品，對外銷售，發家致富。

當時溫州流傳，要想阻擋走私之風，需要“從諸暨到新昌築造一條萬里長城，擋住南風往北吹”。溫州市委辦公室刊物《溫州工作通訊》上刊登了一份材料，“溫州存在反革命活動猖狂、走私販賣活動猖獗、投機詐騙成風等好多問題”，由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報送。 1980年4月，打擊走私系列重拳出擊，樂清的里隆、黃華成為鬥爭的火力集中點。到次年的8月，樂清立案審理35起走私大要案，涉及人員490人，其中63人逮捕，37人判刑……據原樂清縣打私辦主任施太順回憶，在反走私中統計發現：“在樂清一帶因走私外流的銀元以億枚計、黃金以噸計，當地因走私非正常死亡12人。” 而當時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與登山鞋廠事件當中，也摻雜著打擊走私的成分。

“八大王”中的“機電大王”鄭元忠在當時就通過從台灣走私來的白銀製作拉線開關。當時，在國營廠，一隻開關賣10元，鄭元忠賣3元，還能獲得2元的利潤。幾年下來，鄭元忠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積累，在柳市成為僅次於“五金大王”胡金林的第二號富翁。當時舉報“登山鞋廠”的匿名信中，也有人把就“廠長走私”列為其中一大罪狀。 “八大王”最嚴重的罪名是“投機倒把”。 投機倒把，指的是以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套購轉賣等欺詐手段牟取暴利。在計劃經濟年代，它被廣泛運用於對個人經濟交易行為的限制。在那個年代，一個農民如把自己家養的雞下的蛋拿到城市裡去賣，都要被定為是投機倒把。而投機倒把罪，根據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的規定，是指違反金融、外匯、金銀、物質、工商管理法規，非法從事金融和工商活動，破壞國家金融和市場管理，擾亂經濟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由於投機倒把罪的行為內容過於龐雜，所以變成當時刑法的三大“口袋罪”之一，在經濟領域裡，有“投機倒把是個筐，什麼罪都可往裡裝”的說法。 在現如今看來最尋常不過的商業行為——買進賣出賺取差價，卻被視為違法行徑。 1977年，溫州又一次站在了刀口，走南闖北的溫州供銷員陳甌江與廖冒疇卻因“投機倒把”罪被槍斃，成為溫州模式形成過程中流血犧牲的先烈。 中國最後一個以“投機倒把”罪判處死刑的是溫州婦女鄭樂芬，發生在1991年。 “投機倒把”是計劃經濟價格“雙軌制”的產物，隨著時代的發展，“投機倒把”的定性也在發生變化，從“二道販子”的惡名，演變到“倒爺”這種詼諧的別稱。 全中國最知名的“倒爺”是南德集團的牟其中。 20世紀80年代末，牟其中對中國與美國、蘇聯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進行深入研究，成功地當上了國際舞台上的“倒爺”。 1991年，他利用800多火車皮的中國產品（其中包括積壓的罐頭、日用品、輕工產品、機械設備，涉及中國300多個工廠的產品），從蘇聯換回了四架民航客機和眾多航空器材。 “牟其中罐頭換飛機”，一時間成為中國人口口相傳的美談。 1997年刑法修改，投機倒把被取消。 2008年，適用了整整20年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被宣布失效。自此，“投機倒把”成為了一個歷史性詞彙。 “投機倒把”的罪名，曾經讓成百上千的溫州人心驚膽戰，如同緊緊地扣在溫州這座城市上空的“緊箍咒”。時過境遷，回想起歷史的弔詭、溫州的淒慘與曾經付出的血淋淋代價，不禁讓人百感交集，悲從中來。 經濟學家鐘朋榮說：“溫州模式的背後，隱藏著溫州人思維的'無模式'。”在一窮二白的發家史中，被“無模式”的溫州人奉為圭臬的唯有“唯利是圖”，他們不擇手段、肆無忌憚，於是亂象橫生，成為浙江乃至全國經濟發展中的“異類”。 無知者無畏，無產者無敵。溫州的民營經濟正是依靠一群這樣的無畏無敵者而野蠻生長，其中的主角就有溫州農民。 回溯溫州泰順——浙南最大的二手機械設備交易市場的興起，不得不承認那些並不光彩的細節。 20世紀70年代末，泰順農民用虛假姓名向全國的國營企業投遞信函定購各種二手機械設備，設備到貨後當即被就地倒賣獲利。然後，這些農民又立即在報紙上為“虛假身份者”刊登死亡訃告。當外地國營企業追到泰順來討債時，村里的人便哭喪著臉把訃告拿給討債人看：人死了，向誰催債？ 這樣的經濟詐騙案例，並非單槍匹馬操作，而是整個村莊的農民共同參與了。就是依靠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泰順的農民有了創業的最初資金，二手機械設備交易市場開始起步。 在管理嚴重不規範的時代背景下，慾望的閘門一旦開啟，法制的底線一旦被沖破，溫州人的奸詐甚至野蠻的個性，一時間就再也無法收斂。 1981年，《人民日報》刊登文章《溫州地區不少社隊企業大肆騙錢》： 1.訂合同、出廣告就憑書包裡的一個假印章。 “書包工廠”偽造溫州市各部門的印章，以及各種對他們有用的印章。憑這樣的假印章，騙了全國各地許多單位與個人。刻假印章招搖撞騙，在溫州已成為某些人的職業。所以，按讀者揭發的廠名去找，好多都是查無此廠。樂清縣清北公社農副產品加工廠，經縣有關部門批准後，刻了印章，但至今沒有資金、廠房、設備和固定人員；印章放在書包和抽屜裡，作為投機騙錢的合法招牌。 2.最近，溫州市有兩個人騙了7萬元。起初，這兩個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報告，說他們現辦廠的廠房、設備、技術力量都有一定規模，請予批准。為了慎重，管理局人員到廠里察看，果真如報告中說的那樣。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就批准了他們的要求。不久，他們騙錢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才知道受了騙。原來，騙人者事先與那個廠的領導拉好了關係，該廠同意騙人者利用他們的廠。像這樣借廠行騙的事在溫州並非罕見。 3.騙錢發工資。有些社隊企業由於沒有正式生產計劃，時停、時開。開不出工人工資，就想歪門邪道。有一工廠用發假訂貨單的手段，騙了黑龍江省一單位的幾十萬元，幾年不交貸款。這個單位派人到溫州法院申訴。經法院一查，騙錢的工廠的財產早已被分光吃淨，騙來的錢也分光了，無力償還。 …… 溫州好些地方製造假黃連素成風。瑞安的一個公社就有30多個這樣的廠。這些假藥廠是未經批准的非法生產單位。他們製成的假藥，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潤，通過各種渠道，大搞不正之風，直接遠銷省外醫藥公司或醫療單位。瑞安縣封了52個假藥廠，把其中騙錢多的一個廠的負責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處理前，有人為犯罪分子開脫：這藥不是假的，因為有成本，雖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領導同志求情說：“社隊企業沒飯吃，望你們高抬貴手。” 時至今日，我們依舊能從這篇文章中窺見溫州民營創業群體曾經的草莽生涯。 中國國情調查研究中心主任劉吉在2004年曾這樣描述溫州人：“改革開放初期的溫州很窮，溫州人的出外謀生，當時被叫做'可憐的溫州人'：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溫州假冒偽劣產品氾濫，背負罵名的溫州人被稱為'可恨的溫州人'；上世紀90年代，溫州在市場經濟發展中，邁出了大步伐，全國都有溫州人在闖市場，全國市場都有溫州產品，大家都說是'可怕的溫州人'；如今的溫州，產品大闊步走向國際市場，行業打贏國際反傾銷官司，人人稱溫州人為'可敬的溫州人'。” 所謂的“可恨”階段，正是溫州人在體制之外甚至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外，瘋狂地斂財。各種欺詐行為在溫州滋生。 70年代的欺詐，發展到80年代，便是溫州假貨，以次充好。最轟動的自然是杭州大火燒毀的溫州皮鞋。同樣，在這個低壓電器之鄉，有生產許可證的企業不足1%，各種偽劣現象俯首即是：熔斷器中的石英砂，居然用稻糠代替；繼電器的白銀觸頭，用白銅甚至貼片冒充…… “蒼南的假商標、永嘉的假廣告、瑞安的假汽模配件”在全國各地也同樣惡名昭彰。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莊曉岩五連勝，獲得女子72公斤級以上柔道冠軍。之後，她在人民大會堂獲得健力寶公司的嘉獎，領回了一個“金罐”。 多年來，她都將金罐保存在銀行的保險櫃裡。直到2011年11月，她驚訝地發現金罐上起了個小包，隨後下意識地用手一摸，金罐上有了個小白點。把金罐外層的金屬撕開了，結果裡面露出了銀白色。 這並非個案。之後媒體曝出，1988年漢城奧運會冠軍陳龍燦、韋晴光的“健力寶金罐”也同樣非真金。 “健力寶金罐”事件由此吵得沸沸揚揚。 表面上，這件事情涉及的只是曾經輝煌一時而如今隕落的企業——“健力寶集團”。曾經見證那個時代的人透露，如“健力寶金罐”這種所謂的“黃金”製品在20世紀80～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而最早的“黃金”製品則是來自溫州。 改革開放前，國家對黃金的統制非常嚴格，黃金在尋常百姓家中罕見其踪影。物以稀為貴，20世紀80年代初，走在時代尖端的溫州人開始打“黃金”的主意。溫州人開始在全國各地蒐集民間黃金，甚至絞盡腦汁地從各種廢棄設備、器具中提煉黃金。諸如“戒指”、“項鍊”等黃金飾品，開始作為溫州的“特產”出現。 在民間，黃金是飾品，是收藏品。而在工業製造中，黃金同時也是一種產品原材料。到80年代後期，政府對工業黃金的管制有所放鬆。這時，“黃金”禮品開始出現。 當時的“黃金”禮品並非純金，只是表面鍍金或者摻雜部分黃金。不良商家利用民間對擁有黃金的巨大渴望，以及老百姓對真金缺乏足夠的辨識能力，“黃金”製品往往被當做真金和純金。這種金閃閃的製品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對黃金的渴望，並成為風靡之物，“健力寶金罐”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在溫州人開始暴富的年代，黃金也成為溫商體現身份和開拓市場的重要工具。在上世紀80年代，穿金戴銀、雙手佩戴七八個金戒指的溫州人滿大街都是。更傳奇的是，當時流傳著溫州人請客為了凸顯派頭，會上一道“表表心意”的湯：海鮮大盆中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了十隻進口手錶，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為“表表心意”。 近20年的時間過去，一個突然的焦點事件，依然能折射出溫州那不堪回首的過往。 人們總以為，時間能洗去一切。溫州民營經濟長時間的非規範化成長，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遠去。但歷史並不會因此消失，忘記過去即意味著背叛。多少年後，溫州人要從“可恨”的臭名中擺脫，贏得“可敬”的口碑，溫州上上下下付出了的艱辛，旁觀者難以體會。 當金錢來得太快時，溫州人開始迷失而瘋狂。近幾年來，逢年過節，常有媒體爆出“天價粽子”、“天價月餅”等新聞。事實上，在1995年的溫州蒼南縣巴槽鎮，這樣奢靡無度的情節早有發生。 一天，村東頭的魚市場擺出了一條十分罕見的黃魚王，圍觀的村民里外三層。按當地相傳百年的舊風俗，誰要是吃到黃魚王的魚膠，來年必有好運。人人眼饞，可魚只有一條，沒法子，只能競拍！在眾人的起哄聲中，1萬元、2萬元，價格節節攀升。有鄰鄉的開廠老闆志在必得，一口氣直接報價10萬元。這下村里人慌了。魚有可能被拿走不說，這臉還不給丟盡了？但一戶人家又實在扛不下來。緊急商議的結果，村里6位腰板粗壯的大戶“挺身而出”，合資12萬元堅決留住黃魚王。付的全部是現金，裝化肥的編織袋塞了小半口袋。 當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氣洋洋，就像過年一樣，甚至還有人買了幾掛鞭炮，放得震天響。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鍋，投進整條黃魚王，爐火通紅，熬啊熬。全村人都來了，一人一碗。湯喝完了，出錢最多的大戶代表高聲宣布：再發現更大的黃魚王，不客氣，照樣拿下！ 曾經有一段時間裡，全國人民為溫州人概括了“五毒”，分別是，“黑——靠走私起家，黃——淫穢色情交易猖狂，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墳使青山白化，假——假冒偽劣商品氾濫，騙——欺詐行為屢禁難止。” 這“五毒”的存在，來源於溫州人無以復加的強烈的賺錢慾望，當然毋庸置疑的是，正是這種“不賺錢，毋寧死”的激情，成為溫州人的成功源泉。 其實這些社會怪相，在集體暴富的中國，司空見慣。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規則還沒有建起，在這新舊交織的變換與混亂中，正是各種荒誕劇輪番上演的時期。 溫州作為“最先富起來”的地區，各種畸形的社會形態也更為突出：一些私企簡陋的廠房裡，密密麻麻擠滿了人和機器，粉塵迷眼，怪味刺鼻；一些12～16歲的學齡兒童，為賺錢終日從事著緊張、單調和機械的手工勞動；一艘舟山漁輪在東海翻沉，33名漁民喪生，原因是船粘接板縫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產於瑞安家庭作坊；市區一幢“敬老樓”，一層開商店，二層是文化娛樂室，三層放菩薩供人們燒香拜佛；出殯儀式上，24輛摩托車開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樂隊吹奏著與哀樂大相徑庭的樂曲：《十五的月亮》、《媽媽的吻》……棺材由馬車拉著，上面放著基督教的十字架；新興的“農民城”龍港，人們集資建學校、遊藝場、電影院，同時也建廟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廟，最差的房子是學校”…… 炫富的人們相互攀比，從穿金戴銀，到大秀豪宅，揮金如土，甚至祖墳和陰宅的壯觀程度也成為相互競爭的項目。 “富不富，看墳墓”在溫州的傳統觀念中，“造墳”與“建房”、“生子”一起並列為人生三件大事。 20世紀80年代末的溫州，“造墳”運動席捲而來。 在“厚葬”之風最為風行的時候，有的“椅子墳”（浙江南部流行的墳墓形式，尤以溫州為甚。由於形狀同椅相似，故稱“椅子墳”。椅子墳通常一頭高一頭低，依山而建，不立碑，墓主信息刻於正中石板上。後輩葬於先祖墳墓下方，一代代形成一個如同樓梯般的長墓。一座椅子墳的花費，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佔地二三畝，造墳費用達50萬元。據統計，在當時，溫州市每年要新增3萬座墳墓，每年就要吞噬土地千畝以上。 《中國青年報》記者麥天樞記載： 船行甌江，迎面撲來的是成千上萬的墳墓……這些堂而皇之、居高臨下、傲視天地的椅子墳包藏著的，不只是溫州人祖先的骨血，這是來自傳統的精神的流向，這也是來自市場的新財富的流向，一個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從觀察椅子墳輕易得出結論：哪個村鎮最富有，那裡的墳墓就最氣派。 這場造墳運動甚至成為《華爾街日報》和合眾國際社報導的話題。 《華爾街日報》的美國記者說： 中國農民在富裕起來後花在建墓立碑和燒香拜佛方面的錢增加了。溫州的青山由於堆起了一座座墳頭正在變成白色。造一座新墳所花的費用可能相當於2700美元，這在中國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錢。 在“造墳”運動引起口誅筆伐後，浙江省各級政府開始出重拳進行整治，治理“青山白化”現象，儘管如此，餘風依舊存在。 同樣屢禁不止的，還有溫州的色情行業。 在全國各地，大小城市的街頭巷尾都會看到“溫州休閒”、“溫州洗頭屋”之類的招牌，這已經如同是一個享譽全國的知名品牌。白天，這樣的店面往往大門關閉；只有到了夜晚，招牌上的彩燈閃爍，掛著門簾的屋裡就晃動著衣著暴露的女子的身影。這樣的場所以洗頭、按摩、鬆骨為名，提供著廉價的“黃色服務”。 眼下遍布全國成千上萬的“溫州洗頭屋”，並不一定是溫州人所開設。但是，顯而易見的，這最早的“傳統”毫無疑問是來自溫州。 洗頭屋、休閒屋為何會冠以溫州這一地名？名稱的來源也無從考證，也許最早的只是為溫州人提供服務。因為，一方面，溫州人是全中國最早富起來的群體，有消費能力；另一方面，溫州人有商行天下的傳統，背井離鄉、四海為家，有消費的需求。隨著慢慢發展，溫州洗頭、溫州休閒才成為一種代名詞。 萬里黃河，泥沙俱下，溫州經濟發展帶來的是，榮耀與臭名同在，財富與慾望並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