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第八章卓克基被殺害的紅軍高級將領——曾中生

兩河口會議之後，紅四方面軍總部駐地雜穀腦。 張國燾和陳昌浩剛剛演畢了一出雙簧。張國燾以兩個方面軍的統一指揮沒有解決好為由，拒絕執行松潘計劃；陳昌浩則以個人名義向毛、週、朱發電，要求擁戴張國燾做中央軍委主席。 此時，兩個人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對策。突然從院子里傳來了嘈雜的吵鬧聲，陳昌浩正欲起身看個究竟，紅四方面軍秘書長黃超急匆匆閃了進來，說道：“張主席，曾中生從保衛局跑了出來，吵嚷著要去見毛澤東。衛兵把他抓了起來。”黃超話音剛落，就听得屋外有人大喊：“張國燾，你為什麼不讓我去見毛澤東？你心裡有鬼！”張國燾一聽這話，又氣又急，胖胖的大臉一下子變成了豬肝色。陳昌浩一看不好，急忙對黃超說道：“趕緊把他捆起來弄走。”看到黃超轉身欲走，他又叮嚀了一聲：“用棉花把他的那張臭嘴給我堵起來！”張國燾向窗外看著，臉上漸漸露出了殺氣：“這個曾中生，真是活得不耐煩了！”這曾中生何許人也，怎麼惹得張國燾肝火大動呢？這要從張國燾赴鄂豫皖說起。

張國燾是1931年4月怀揣著王明的“上方寶劍”到鄂豫皖來的，此時的曾中生是鄂豫皖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張國燾下車伊始，就橫挑鼻子豎挑眼，污衊鄂豫皖根據地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路線”。隨後對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的領導機構進行了改組，宣布撤銷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任書記兼軍委主席，總攬了根據地的黨政軍大權。 張國燾這個人用徐向前的說法：“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像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統治的人，根本就不該派到鄂豫皖當一把手。”張國燾到來後執行錯誤的軍事鬥爭策略，製造赤色恐怖，採取愚民政策，給鄂豫皖和以後的川陝根據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紅四方面軍最後的失敗，完全是被張國燾從內部搞垮的。從鄂豫皖到川陝根據地，曾中生自始至終與張國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張國燾對他是恨之入骨，早就欲除之而後快，但懾於曾中生在根據地和紅軍中的威望，不敢輕易下手，只是利用職權對曾中生進行審查、壓制和打擊。直到1933年8月1日，張國燾終於以“右派首領”、“與托陳派、改組派等聯合起來形成的小組織活動”等莫須有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曾中生，對他進行嚴刑逼供。但曾中生堅決拒絕強加給他的一切罪名，堅貞不屈地與之進行鬥爭。嗣後，曾中生即被張國燾長期監禁。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開始了長征。這時，曾中生仍被張國燾非法關押，他拖著飽受摧殘的身軀，拄著拐杖隨軍行動。他堅信烏雲終會散去，革命終會勝利。他和“監押”他的戰士交上了朋友，常常利用宿營和吃飯的機會與戰士談心，教戰士學文化。有時聽他談的人越來越多，張國燾就嚴令制止，嚴加管制。 曾中生得知懋功會師的消息後，喜出望外，激動萬分，認為紅四方面軍可以得救了，革命勝利又大有希望了。於是，他提出了見黨中央，見毛澤東的要求。這就出現了本文開始時的一幕。 懋功會師後，黨中央派李富春、劉伯承、李維漢等同志組成中央代表團到雜穀腦慰問紅四方面軍全體官兵。當時紅四方面軍機關駐地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熱鬧非常，廣大官兵誠心誠意地歡迎中央代表團，歡慶兩大紅軍主力勝利會師。在張國燾陪同代表團吃飯時，劉伯承詢問起了曾中生的情況。

此時的張國燾面不改色心不跳，撒下了彌天大謊：“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據地的戰鬥中負了重傷，我留下他養傷。傷好了他會回來的。”當負責看押曾中生的陳明義把中央代表團到來並在關心著他的情況的消息告訴曾中生時，他頓時高興得流下了熱淚：“我終於有救了！”他急忙請陳明義找來紙和筆，奮筆疾書，給黨中央寫信，表示要繼續為黨工作，他的問題願意接受中央的審查，聽候中央處理。 不料，這封信落入了張國燾的手中。看到曾中生在信中發出的大義凜然的呼聲，張國燾坐臥不安，感到十分恐懼。他害怕曾中生被釋放後，向黨中央揭發出事實真相和他的一系列錯誤活動。張國燾拿著信的手直抖，他怒挑著雙眉說：“曾中生死不悔改，老子不殺他，不解心頭之恨！”於是，他密令親信黃超處死曾中生。

8月的一天夜裡，黃超令手下人將曾中生帶到川西北卓克基的一片密林裡，說道：“今天夜裡部隊要行軍，你先在這裡休息一下。”曾中生不知是計，遂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兩名劊子手趁他不備，突然將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將他活活給勒死了，隨後將軀體拋入河中。 為了遮人耳目，黃超指使人在卓克基南面大聲喊叫：“曾中生通敵逃跑了！向敵人投降去了！快追呀！”又讓一些人裝模作樣地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騰了一夜。 第二天，張國燾即在幹部會上惡狠狠地說：“曾中生這個右派頭子，昨晚逃跑通敵，掉到河裡淹死了，這更證明他是反革命分子！”曾中生被殺害時年僅35歲。 曾中生作為一名出色的共產黨人，作為一名黨和根據地的高級領導人，竟然被同樣是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的張國燾所殺害。左傾盲動主義的危害以及張國燾個人權力慾望的惡性膨脹，是曾中生被害最根本的原因。

張國燾作為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代表來到鄂豫皖不久即將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但張深知自己在蘇區的權力基礎是薄弱的，因此他決心通過“改造”蘇區的黨和紅軍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 他首先是否定了根據地的工作。在他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也說了曾中生的幾句好話，但又說鄂豫皖蘇區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能證明黨內路線已經是正確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當前的任務是加緊兩條戰線的鬥爭，在實際中作徹底的轉變。”其次是提出了“加緊肅清改組派”，明確地把肅反列為鄂豫皖蘇區“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務之一”。為了執行肅反任務，他將鄂豫皖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更名為政治保衛總局並在各縣設立分局，其任務是對付改組派、AB團和第三黨。當時任紅四軍政委的曾中生等人就部隊的行動方針與張國燾發生激烈爭論之後，心黑手辣的張國燾就懷著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加快了“肅反”的步伐。

這場爭論是由紅四軍南下方針的確立引起的，並在執行的過程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鄂豫皖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後，曾中生等建議，在敵人的下次“圍剿”尚未到來之前，紅軍應以一部分兵力發動群眾結合地方武裝肅清根據地內的反動勢力，並以主力南下向外發展，恢復沂春、黃梅、廣濟地區的工作，進而威逼長江，牽制敵人，配合中央根據地反“圍剿”的鬥爭。然而張國煮拒絕了這一正確建議，並給曾中生等人戴上了“揭開了立三路線的面具，而來了個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的帽子。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時，曾中生、餘篤三、鄺繼勳等紅四軍領導人再次申明南下進攻方針的理由和正確性並贏得了大多數與會同志的支持，至此，張國燾才勉強同意紅軍主力南下向外發展的方針。但在具體安排上，張又由保守主義一變而命令紅四軍在1個月內攻下英山，出潛山、太湖，威逼安慶，震動南京，進行軍事上的冒險。

曾中生認為，紅軍應由鞏固陣地向外發展，擔負援助中央蘇區的任務，主要的不在於攻擊敵人重要城市，而在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鞏固擴大根據地，以牽制敵人兵力。但是張國燾又一次拒絕了這一正確建議，部隊只得依張而行。在紅四軍行動之際，張國燾又改組了紅四軍領導，將和曾中生一起反對他的鄺繼勳降任紅十三師師長，由徐向前接任軍長，政委仍為曾中生。 在徐向前、曾中生的率領下，紅四軍主力揮戈南下，一舉攻克英山縣城。 之後，對敵情、地勢，特別是群眾基礎進行了認真分析，認為：沂（春）、黃（梅）、廣（濟）地區敵人兵力薄弱，紅軍乘虛而入爭取主動，可以調動敵人加以殲滅，對配合中央蘇區行動也易見效；而東出安慶，要通過近400裡的白區，沿途駐有5個旅以上的敵軍，突出冒進，毫無把握。曾中生、徐向前等一面將意見報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舉兵出沂（春）、黃（梅）、廣（濟）地區。經1個月的激戰，殲敵7個多團，俘敵5000餘人，有力配合了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形成了以英山為中心的大片紅色區域。

但是，張國燾無視紅四軍南下作戰所取得的巨大勝利，連續4次給曾、徐寫信，指責紅四軍主要領導人改變東進計劃是“違抗分局命令”，“放棄援助中央根據地的任務”，“重複立三路線”，同中央分局是“原則上路線上的分歧”等等，並嚴令“部隊立即北返，不得有絲毫的停留”。 鑑於和張國燾的鬥爭不可避免，為了弄清是非曲直，曾中生當即向中央寫了報告，明確表示反對張國燾要攻打安慶的錯誤軍事方針，並且批駁了張國燾不要黨的集體領導、不依靠工農政權，搞獨斷專行的軍事冒險主張。 在張國燾的多次命令之下，曾、徐不得不放棄大量殲敵的有利時機，移師北返。移住雞鳴河後，在堅決相信黨和紅四軍廣大指戰員的思想指導下，曾中生召開了紅四軍黨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乾部會議，公開討論了張國燾的來信。對於張國燾的無理指責，與會人員群情激憤，一致通過申明書，再次說明了東進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確性及其勝利的重大意義。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曾中生給張國燾寫了回信，表示“除在組織上絕對服從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軍委會作極誠懇的申述的必要”。當時的紅四軍只有兩萬多人，且武器裝備也很差，根本不具備進攻安慶、威逼南京的條件，因此，曾中生在信中對張國燾堅持攻打安慶的錯誤方針，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我們真不懂責限一月必佔安慶之命令與立三路線責限兩星期必占武漢之命令有什麼區別了！”曾中生以為，張國燾乃中共黨內的老資格，有修養，總不至於拿黨性原則意氣用事，總會以黨的利益來衡量得失成敗。萬沒料到張國燾是個小雞肚腸之人。 曾中生的來信義正辭嚴，打中了張國燾的要害。讀罷信，張像挨了蜂蜇一樣跳了起來。 張國燾深知，自己要想成為鄂豫皖蘇區的“太上皇”，必須將曾中生及其追隨者搞掉。曾中生在雞鳴河召開的會議，張認為是曾在公開向自己示威，不下手不行了。但曾等紅軍將領無不戰功卓著、深孚眾望，若搞不好會把自己搞臭。正在這時，敵人的一個離間計令張國煮喜不自禁，他以為除掉異己的機會來了。 紅四軍攻占英山後，鄂豫皖軍委皖西分會主席兼紅四軍十二師師長許繼慎率部於英山留守。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曾擴情，藉著與許是黃埔一期同學的經歷，派了特務送親筆信給許。在這封信中，曾擴情故意閃爍其詞，詭稱許已與敵勾結，並表示歡迎他投蔣反共。許繼慎立場堅定，光明磊落，當即將來人逮捕，連人帶信一併送交紅四軍軍部。曾中生經過了解，認為這“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的一種手段，隨即將特務和信件送中央分局處理。而張國燾卻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竟利用這件事炮製出所謂許繼慎等“確有準備把部隊拉到長江邊投降蔣介石”的大冤案。並污衊曾中生率領紅四軍南下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慫恿”的行動。於是，他派陳昌浩趕到紅四軍所在地，宣布撤銷曾中生政委的職務，隨後又污衊他犯了“有系統的整個政治路線上的錯誤”。給他戴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縱容反革命分子活動”的帽子，將曾中生調到後方進行審查。

以許繼慎被捕和曾中生被撤職為序幕，張國燾在紅四軍中掀起了瘋狂的“肅反”。在紅四軍的“肅反”中，主力4個師共12個團的干部中有不少都被冤殺了。 猖狂的“肅反”使紅四軍和鄂豫皖根據地元氣大傷，面對強敵的進攻張國燾慌了手腳，於1932年秋放棄了鄂豫皖根據地，拉起已整編為紅四方面軍的紅軍主力無目的地倉皇西逃。隨軍西行的曾中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同張國燾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義正辭嚴地批判他的錯誤。 部隊從湖北經河南到陝西，一路上浴血奮戰，傷亡很大，廣大紅軍官兵中間的不滿情緒愈來愈嚴重，張國燾處境孤立，日子也愈來愈不好過。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張國燾開始以退為進。 1932年12月上旬，張國燾在陝南城固小河口召開了部分師以上乾部會議。這次會議從一開始就成了火藥桶，很多同志都對張國燾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一個同志氣不過，站起身來指著張國燾說道： “張國燾，你今天殺這個，明天殺那個，說這個是反革命，那個是反革命，你才是頭號的反革命！你丟了根據地，使紅軍連遭失敗。你把紅軍帶到這裡，你到底想幹什麼？”曾中生在會上也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實，尖銳地批評了張國燾實行無目的無計劃退卻的錯誤和毫無民主的家長式領導作風。 到了1933年10月，紅四方面軍已擴大為5個軍8萬多人，建立起了巴中市和22個縣的紅色政權，擁有500萬人口，川陝根據地進入了全盛時期。 張國燾感到翅膀又長硬了。於是，這個工於心計、手段毒辣的人又一次將魔手伸向了時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曾中生。 曾中生讀中學時就勤奮好學、才華出眾，是有名的高材生，加上他先後在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因而軍事和政治素養都很高。他不僅長於軍事指揮和政權建設，而且善於總結經驗，善於從理論的高度來認識中國革命戰爭中的實踐問題，是當時出了名的“軍中一支筆”。曾中生在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期間，不僅直接指揮紅軍作戰，還兢兢業業致力於地方黨的建設工作，認真研究軍事科學。他先後寫出了《與川軍作戰要點》和《游擊戰爭要訣》等小冊子，用以指導部隊作戰。 正當曾中生為提高廣大紅軍官兵的軍事素質致力於軍事學術的研究，總結作戰中的經驗教訓時，張國燾對他下手了。 1933年8月1日，剛剛寫完《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的曾中生站起身來，如釋重負般地伸伸胳膊，正待走出門去享受一番明媚的陽光。張國煮的一個親信帶著十幾個人闖進屋來，不由分說將曾中生捆了起來，曾中生憤怒地質問，“你們為什麼抓我？”“為什麼抓你？見了張主席你就知道了！”說畢，這個親信抬起手來重重地打了曾中生一個耳光，鮮血頓時順著曾中生的嘴角流了出來。 臨出門，曾中生指著桌上的書稿對這幫人說道：“這是用鮮血寫成的，你們不可毀掉！”見到張國燾，曾中生怒氣沖沖地責問：“我犯了什麼罪？你如此待我！”張國燾臉上的肌肉緊了緊，陰陰他說道：“犯了何罪？”繼而又一拍桌子，“在鄂豫皖，你和許繼慎勾結一起搞我；到了小河口，你看紅軍快完了，看我張某人不值錢了，又和鄺繼勳一夥人糾集一起反我。這罪過還輕嗎？”曾中生反唇相譏：“黨的會議上，有什麼話都可以說，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所允許的。”此時的張國燾已撕破了臉皮，他下決心要把多次向他發難的曾中生搞掉，因此他也就丟掉了那塊遮羞布，不再遮遮掩掩了。 “限你5天，寫出'自首書'，徹底交代你攻擊我的罪行！”曾中生一聽肺都氣炸了：“張國燾，虧你還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曾中生光明磊落，要自首的應該是你！你殺了那麼多的人，有多少冤魂向你討債呀！”在監房中，曾中生惦記著那部《與“剿赤”軍作戰要訣》，他向看押的人要來筆和紙，以驚人的毅力，憑著記憶將該書重寫了一遍。 這部著作約3萬字，內容極為豐富。曾中生系統總結出了10種反“圍剿”戰法：（1）內線作戰，各個擊破；（2）專擊敵人聯絡點；（3）前進包圍，後進包圍；（4）專於抄襲迂迴；（5）聲東擊西，避實就虛，以飄忽行動擊敵要點；（6）圍攻一點，消滅援兵；（7）誘敵深入，集中力量而消滅之；（8）佈置大的游擊戰網；（9）盡力發揮夜間戰的作用；（10）突出外線的攻擊。同時，曾中生還根據經驗，詳細分析了敵人可能採取的10種“圍剿”戰法，為紅軍殲敵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對策。 張國燾看了這部書，不禁為曾中生的精闢見解和卓越才華所折服。他提起筆來勾掉了曾中生三個字，批示道：“本書甚有價值，紅軍幹部應人人手執一本再三探討，並提出書中須要討論之點來討論。”很快，紅四方面軍廣大官兵都看到了這本書，都感到寫得好。開始還以為是張國燾所著，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張國燾想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周恩來聽說曾中生被張國燾關押，便託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電示張國燾，救曾之命，但為時晚矣！ 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上，中共中央為曾中生徹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