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六章被迫長征的外國傳教士——勃沙特

這是一個差點被歷史所湮沒的故事。 幾十年來，大家只知道軍事顧問李德曾以唯一參加長征的外國人而聞名於世。然而，還有一個在長征的紅六軍團中生活了18個月的外國人，卻鮮為人知。他就是瑞士籍英國傳教士阿爾佛雷德·勃沙特。 這個故事是《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先生引出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索爾茲伯里先生受斯諾寫作《西行漫記》一書的鼓勵一直想沿著紅軍長征走過的路走一趟，但一直未能如願。直到1983年8月，他終於得到了來自北京的消息：通往長征的大門打開了。 1984年，年屆76歲高齡的這位著名美國記者來中國採訪有關長征的故事。他不顧年老體弱，重踏當年紅軍長征之路，遍訪走過二萬五千里的老紅軍，精心收集與長征有關的各種資料。他在採訪了當年的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將軍之後，來信提了一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問題，一個法國傳教士（為英國之誤，下同。——作者註）及一張法文分省地圖有關的問題。我讀了有關這件事的一本書，書中談到一位名叫阿爾佛雷德·勃沙特的法國傳教士說，他曾經在你的部隊里呆了18個月……書中寫道，他對於紅軍的非凡能力和嚴明的紀律，印象非常深刻。”索爾茲伯里的一封信使一個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工農紅軍中的傳奇經歷，清晰地浮現在蕭克的回憶裡。 紅六軍團作為紅軍長征的先遣隊，自從1934年8月7日從江西遂川出發，轉戰數千里，歷時50余天，經過無數次生死血戰，終於突破了湘、桂、黔3省敵軍的包圍，按照中央的意圖，正向黔東與賀龍率領的紅軍會合。 10月1日，紅六軍團在貴州的施秉與黃平之間，突破了黔軍陣地，並襲佔了黃平老城舊州，還在城內的一所教堂裡發現了一張一平方米的貴州省地圖。蕭克接到報告十分高興。因為紅六軍團從湖南進入貴州，一直用的是舊中國中學生課本上的地圖，圖中只有省會、縣城、大市鎮和大河流、大山脈，行軍作戰十分不便，經常走冤枉路或因地勢、敵情不明而給部隊帶來不必要的損失。蕭克急命人將地圖拿來，可打開一看就傻了眼，這是一張法文地圖！

蕭克正在為此事著急的時候，又接到一個報告，在向舊州進發的路上抓住了幾個傳教士，詢問怎麼處置。蕭克毫不猶豫地說：“先扣起來。”這一時期，紅軍對傳教士的印像不佳，總以為那是外國殖民者文化侵略的產物，多數都是帝國主義的偵探。因此蕭克作出這一決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蕭克突然想到了那張法文地圖，就問道：“他們中間有沒有懂法文的呢？”了解之下，果然有一個名叫勃沙特的牧師既懂法文又能講一點漢語。 蕭克高興地說：“快快有請！”此時的勃沙特在押解之下經過一天的行軍，渾身疲乏極了，躺在床上正想睡覺。忽然有人來叫他，說是蕭克軍團長有請。他連忙坐起來穿好衣服，隨後趕到一座作為司令部的民房前，同早已等在那裡的蕭克將軍見了面。此時天色已晚，兩人來到一張小方桌的旁邊，把地圖打開，藉著一盞微弱的蠟燭，開始翻譯地圖。蕭克將軍指著一個個法文地名，要勃沙特讀出中文。勃沙特按照他的指點，把一個個山川、河流、村鎮的中文名字說出來，並一一標在圖上。蠟燭光隨風閃爍，若明若暗，他們兩個也從互有戒心開始了融洽的交談。當他們把地圖上許多重要的地名譯完，已近三更。蕭克後來在給索爾茲伯里的回信中談到：“對我來說，這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得到這樣一張一平方米大的貴州地圖，我們多麼高興啊！雖然在那以前，我們對於傳教士的印像不佳，但這位傳教士幫我們譯出了這張地圖，而且在口譯時，邊譯邊談，提供了不少情況，使我在思考部隊行動方向時，有了一定的依據。在合作之後，固有的隔膜無形地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難忘的是，我們後來轉戰貴州東部直到進入湘西，其間全是靠這張地圖。”初次相見，蕭克給勃沙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年僅25歲的蕭克將軍，熱情洋溢，生氣勃勃，是一個充滿渴望與追求精神的紅軍將領。蕭克對貴州東部地區的情況了解得十分仔細，而勃沙特則盡其所知，全部提供。蕭克對此次合作很滿意，勃沙特的幫助為他決定今後的行動方向提供了依據，他對傳教士的看法逐漸改變了。

勃沙特以為他與蕭克良好的第一印象會促成他們一行人的被釋放。他想錯了。第二天，紅六軍團的保衛部長吳德峰來找他談話，由於紅軍的行動方向需要絕對保密，他們暫時還不能離開紅軍部隊，同時希望他們為紅軍籌措一定的款項或醫藥用品。 晚上，他們被帶進一間房子休息。紅軍送來了他們所有的東西，就連銀元也如數奉還。勃沙特的妻子被安排睡在用木板拼起來的窄床上，他自己也睡在南方式的躺椅中，而同他們在一起的士兵們則睡在地上。勃沙特心想，看來他們是受到優待的。 至此，勃沙特正式開始了紅軍中的生活。 勃沙特生於1897年。當時，他的父母已從瑞士移居英國。 20年代初，當他還是一個年輕人時，就被教會派往中國，在貴州境內鎮遠、黃平、遵義一帶傳教，並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叫薄復禮。也不知他要復哪門子的“禮”。

人說無巧不成書，就在他來中國12週年的紀念日10月1日，他與紅六軍團的部隊不期而遇。 這天，勃沙特一行離開舊州回鎮遠。當時他們已經知道紅軍就在附近，因為聽說紅軍都長得青面獠牙，還要共產共妻，勃沙特心裡十分害怕，一路上也就格外小心。 好歹一路無事，投宿的村莊馬上就要到了，勃沙特一行的緊張情緒稍稍放鬆了一點。正當他們一個個暗自慶幸之時，突然，從山坡背後的林子中，走出了一群持槍者，喝令他們站住。勃沙特一怔，看著這群穿著五顏六色衣服，戴著長舌帽的持槍者，心想，這就是紅軍嗎？ 是的，這就是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的戰士們。 和勃沙特一起被抓的還有另一個傳教士是阿諾利斯·海曼以及他們兩人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過，婦女和孩子很快被釋放了。勃沙特和海曼被迫參加了長征。海曼呆到1935年11月18日，共413天；勃沙特呆到1936年4月12日，共560天。

勃沙特剛開始經歷的那段行軍生活正是紅六軍團不斷打破敵人圍剿，努力向黔東進發，與二軍團賀龍所部紅軍會師的前夜，其緊張和艱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天，天還沒亮，部隊就開始行軍，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時晚上也不休息。貴州地區，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勃沙特隨著紅軍隊伍艱難地走在山道上。大雨滂沱，黑夜茫茫，崎嶇的山道似無盡頭。這對於第一次過行軍生活的勃沙特，的確苦不堪言。當時，紅軍曾盡量予以照顧，他的鞋子破了，有的戰士從腳上脫下鞋來給他穿，睡覺時總是讓他們睡在室內用稻草鋪就的床上或者寺廟的地板上。用勃沙特的話說，這在當時是最好的待遇了。但他還是忍受不了。他甚至擔心紅軍會在某個地方突然把他殺掉，或者在一場戰鬥中被打死。有時候，他也真想一死了之。

有一天，會師後的紅二、六軍團行軍隊伍，在貴州東部的山道上婉蜒前行。勃沙特也走在隊伍中。這時，一個騎馬人從隊伍旁邊走過。勃沙特抬眼望去，只見那人壯實、威武，舉止不俗，尤其是鼻子下面的那撮黑鬍子，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誰？”勃沙特小聲發問“他就是賀龍。”有人順嘴答道。 啊，他就是賀龍。勃沙特猛然想起他的一個朋友曾與賀龍有過交往。那是賀龍在芒江一帶的部隊中任職的時候，勃沙特的朋友貝克爾在那里辦了一家醫院。賀龍到該院參觀時，對貝克爾的事業很是讚揚。後來，賀龍的一位侄子有病，就是貝克爾醫院的醫生給治好的。對此，賀龍將軍還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 勃沙特想，如果讓他的朋友貝克爾來說服賀龍將軍，也許有可能釋放他們。於是，他給貝克爾寫了一封信。貝克爾果然沒有辜負勃沙特，他曾幾次派人帶著信件前往聯繫。在賀龍的司令部裡，代表們受到了熱情接待，但貝克爾的要求卻未能如願。賀龍笑著對貝克爾的代表講：“你們不要寄希望於我同貝克爾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權裡，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聯繫，都要服從共產主義原則。”這件事使勃沙特感到，賀龍已經不是傳說中的賀龍，而是一個有共產主義理想與原則的紅軍將領。

勃沙特白天跟著紅軍長途跋涉；晚上又同紅軍一起宿營。日子長了，他對紅軍的觀察也就逐漸深刻起來。 他覺得紅軍很注意學習。每到一地，不管停留多久，差不多每個單位都要選一間較大的房子作為學習場所。即使找不到，也會自己動手造一間結構簡單的草房，面向入口處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紅軍官兵就在這裡學習和進行其他活動。紅軍的政治教育經常不斷。部隊宿營後，常召開一些會，圍繞為什麼要反對國民黨，為什麼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議題，大家各抒己見。部隊在行軍時，首長們先要講話，呼口號，途中，隨時可見個別談話的情景。對新入伍的戰士，下的功夫還要多。 他對紅軍的娛樂活動也特別留意。儘管生活艱苦，戰鬥頻繁，但部隊的情緒很高，常有歌聲。歌詞的種類很多，有《國際歌》，有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有當地的民歌，甚至還有提倡講衛生的歌曲。紅軍戰士的遊戲常常使勃沙特情不自禁地笑起來，比如“丟手絹”、“豬和口哨”等，雖談不上有多高的藝術水平，但很能活躍部隊的氣氛。紅軍也偶爾化裝演戲，有的水平還相當高。有一次，勃沙特在黔西縣紙廠附近觀看了紅六師演出的具有反蔣抗日內容的活報劇，當“蔣介石”出現在戲台上，向“日本鬼子”點頭哈腰的時候，台下發出了“打倒蔣介石”、“不做亡國奴”的憤怒吼聲，演出吸引了大批觀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令勃沙特噴噴稱奇。

勃沙特對於紅軍部隊中不賭博、不抽鴉片大為驚訝。他覺得，在中國，能看到這麼一大群人不抽鴉片、不賭博，的確令人不可思議，因為他知道，抽大煙、賭博是國民黨軍隊的痼疾，有的地方軍閥部隊的官兵甚至被稱為“雙槍將”（一桿步槍，一桿煙槍）。當他了解到，有些新戰士入伍前抽鴉片，入伍後就戒掉了，更加感到這支隊伍非同一般。 紅軍部隊嚴明的紀律更是勃沙特親眼所見。有一次，為防空襲，他們跑進了果園。金秋時節，抽子樹上果實累累，對於飢腸轆轆的紅軍戰士，這些東西實在誘人。但勃沙特發現，戰士們除了多看上幾眼外，卻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 紅軍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俘虜政策給勃沙特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親眼看見紅軍醫生為俘虜醫傷治病，對願意回家的還發給路費。有一段時間，勃沙特與國民黨軍隊中將師長張振漢關在一起。張振漢是敵四十一師師長，曾率部在湘鄂西“圍剿”紅二軍團，是賀龍的老對手，在忠堡大捷中為紅軍生俘。張可以說雙手沾滿了紅軍戰士的鮮血。勃沙特斷言，張振漢必死無疑。

然而，紅軍不僅沒有殺張振漢，而且還拿出最好的藥為他治傷，在他表示願意為紅軍服務時，賀龍還安排他到紅軍學校擔任了培養營以上乾部的高級班戰術教員。紅軍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俘虜政策，征服了千千萬萬國民黨官兵。 隨著時間推移，勃沙特還發現，部隊的官兵對他的稱呼也漸漸地變了，一開始叫他“大鼻子”、“洋鬼子”，後來叫他“薄牧師”，最後，有人叫他“老薄”了。他也經常被叫去翻譯外國報紙。有時，他還被請去為紅軍演唱，不過他唱的是誰也聽不懂的所謂“聖歌”而已。 通過自己的觀察，勃沙特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些被國民黨當局和西方報紙稱為“匪徒”或“強盜”的人，實際上是堅信馬克思主義並實踐著其原理的人，他們正在創立以蘇俄為範本的另一種形式的蘇維埃。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期間，在逐步了解了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耳聞目睹紅軍的真實情況之後，勃沙特心情也有變化，不再持一種強烈的敵對態度了，曾多方寫信到上海、南京等地為紅軍採購藥品、籌集經費。 然而，這並不能說明他開始擁護共產黨，擁護紅軍了。勃沙特對於共產黨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不理解。他認為，私有財產是上帝賜予的，人的貧富差距也是命裡註定的，怎麼能“剝奪剝奪者”呢？特別是當某些地方在土地政策上犯了“左”的錯誤，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侵犯了中農和宗教業者的利益時，再加上根據地生活的艱苦性，1934年即將結束的時候，勃沙特和海曼冒險逃跑了。但根據地的群眾心向紅軍而不肯幫助他們。轉了5天之後，他們又被紅軍抓了回來。此時他們才意識到，在紅軍與人民融為一體的根據地，縱然有上帝的庇護，也是插翅難逃。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撤離湘鄂川黔根據地，重新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出發的前一天，紅軍釋放了海曼，勃沙特仍留在紅軍隊伍中。長途跋涉的艱辛和苦難折磨著也考驗著每一個人。勃沙特注意到，紅軍包裝軍旗的袋子是一幅基督教油畫改制的，油畫上伯利恆的星依稀可見，這顆星使勃沙特在苦難面前變得從容了。與勃沙特的基督之星不同，引導紅軍堅定無畏前行的，是軍旗上象徵共產主義理想的五角星，任何艱難險阻都擋不住他們一往無前的腳步。 在離昆明不太遠的地方，紅軍稍事停留。這裡是一小片平原，田野裡盛開著艷麗小巧的豌豆花，在一派蔥綠中格外惹人注目。大病初癒的勃沙特在溫暖和煦的春光裡，頗感舒適。這時，從不遠處走來了蕭克將軍和他的警衛員。他給勃沙特帶來了渴望已久的好消息。 “我們已決定今後對不同的外國人要區別對待。”蕭克在詢問了他的健康狀況之後對他說，“你是一個瑞士公民，我們知道，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在中國設租界地，所以，我們決定放你走。”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勃沙特又驚又喜，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眼前蕭克將軍的目光告訴他，這一切不容置疑。勃沙特高興極了，他滿懷激情地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一天下午，蕭克宴請勃沙特，賓主進行了輕鬆愉快的談話。蕭克表示很奇怪，像勃沙特這樣受過現代文明熏陶的人竟然會相信上帝的存在。蕭克說：“你肯定知道我們人類都是從猴子變來的。”勃沙特對他說，進化論只不過是一種理論，它很難回答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全部疑問。 此時，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王震插言道：“你給報紙寫文章時要記住，我們是朋友。你看我們待窮人多好，我們是按原則辦事的，我們並不是像報導中誹謗我們的所謂'土匪'。”這次宴請，蕭克將軍幾十年後還覺餘香繞口，因為這裡面有一道主菜粉蒸肉是他自己親手做的。 幾天后，保衛部長吳德峰又設午宴為他餞行。席間，大家對勃沙特今後何去何從發表了不同意見。蕭克說，他不反對勃沙特在離開紅軍以後仍留在中國，甚至還可以辦一所學校，只不過不要強迫他的學生和聽眾信仰上帝就可以了。 宴會結束之後，吳德峰問他需要多少路費。勃沙特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提出至少需要4元錢。吳德峰告訴管錢的人，給勃沙特10元路費，並且還關照他如何離開此地前往昆明。 當晚，勃沙特就離開了紅軍。當他從他的住處拿出簡單的行李時，他很想同那些相處甚久的紅軍戰士告別。然而，面對那些呼呼入睡的士兵們，他只好悄然離去。 至此，他在紅軍部隊中生活了560天。這一天是1936年4月12日，星期日，基督教傳統的複活節。 勃沙特離開紅軍之後，不久就到了昆明。 春城的春天，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勃沙特沒有把精力放在遊山玩水上，而是立即著手整理他在紅軍中的這段經歷。在他人的協助下，一部長達288頁的回憶錄僅用了3個月的時間就整理出來了。 1936年8月，當紅二、六軍團還在長征途中，這部書就以《抑制的手》為書名，在英國倫敦出版了。 勃沙特寫的這本書，是紅軍長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寫的唯一的印象記，第一次從一個側面向國外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它比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早10個月與西方讀者見面。 50多年過去了，到了1987年，得知勃沙特下落的蕭克將軍通過有關部門向僑居在英國曼徹斯特郊外的這位分別50多年的老朋友致以問候，並祝他健康長壽。勃沙特也託人捎話：請向蕭克將軍“轉達熱忱的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