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三章幾多沉浮的“軍神”——劉伯承

“現在請劉總參謀長講話。”主持會議的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說。 這是1934年10月長征出發前夕的一天下午，紅五軍團在一座廟宇的大殿裡召開營以上乾部會議，對戰略轉移進行動員和部署。 戴著眼鏡的劉伯承略微遲疑了一會，因為他現在的身份只是紅五軍團參謀長，而不是董振堂介紹的“總參謀長”。他想先對此作個說明，但轉而一想，這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清楚的，弄不好會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不利於團結和穩定；現在最需要的是讓幹部們認清形勢，振作精神，做好長途行軍作戰的準備。 “同志們，”帶著四川口音的劉伯承開始了動員講話：“這次反'圍剿'失利了。認為我們沒失利，那是閉著眼睛說瞎話；但是，如果說我們紅軍完全失敗了，那也是不對的，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他接著舉例說明，我們紅軍廣大指戰員是英勇善戰的，失利是因為戰略戰術有問題，這次進行轉移，到外線去作戰，就是要改變死守硬拚，“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打法。他特別強調，軍委把轉移中殿後的任務交給了五軍團，大家肩負的擔子很重，一定要在精神上、物質上做好充分準備。

對於劉總參謀長被貶到五軍團當參謀長，參加會議的干部們已有所聞，不少熟知內情的人為此憤憤不平，在他們的心目中，劉伯承是智勇雙全的“軍神”，是非常出色的總參謀長。 說到“軍神”，有一段流傳頗廣的傳奇故事。那是1916年春護國戰爭中，劉伯承率部攻打豐都城，不幸頭部連中兩彈，一彈擦傷顱頂，另一彈從“太陽穴”一側射入，穿透右眼而出。他的部下救起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劉伯承，輾轉送到一家德國人開辦的私人診所醫治。由於當時醫療設備比較簡陋，德國醫生一刀一刀修割傷口上的贅肉，每一刀都使人疼痛難忍。但劉伯承泰然處之，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手術中緊咬牙關，一聲不吭。手術後，德國醫生見患者坐椅上濕漉漉汗水一片，隨口問道：“疼得厲害吧？”劉伯承笑答：“一共才割了70多刀，小意思！”

德國醫生驚訝患者在如此疼痛難忍的情況下，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和堅強的毅力，敬佩不已，再三詢問患者是何許人也。 當得知劉伯承是川中一名將時，蹺起大拇指連連稱道：“軍神！你真是個軍神！”至於被貶，更折射出“軍神”剛正不阿的性格。那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對“洋顧問”李德瞎指揮不滿，幾次提意見都沒用，便對李德那一套不參也不謀，致力於總結推廣前幾次反“圍剿”的游擊戰術經驗。李德大為惱火，訓斥他：“白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了幾年，戰術水平還不如一個參謀。”劉伯承對這位也曾在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喝過墨水的“洋顧問”的訓斥不以為然，但有一次終於怒不可遏地給予反擊。事情的起因是：李德在一次到總參謀部來的路上，以擋路為由，行發洩無名之火為實，一腳把幾個機要員在路邊燒火做飯的飯鍋踢翻了。劉伯承見了，禁不住用俄語大聲痛斥道：“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虧你還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是帝國主義行為！”李德自知理虧，無言以對，但跑到中央局書記博古那裡告了一狀，說劉伯承不尊重他，再當總參謀長會妨礙他的工作。唯“洋顧問”為是的博古馬上找劉伯承談話，撤銷了他的總參謀長職務，降到紅五軍團當參謀長。

作長征動員講話，是劉伯承到紅五軍團上任後的第一次公開講話。他絲毫不因個人被貶而消極不滿，始終以革命大局為重，更贏得了大家的敬重。 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既為劉伯承受貶而不滿，又為能與這樣一位智勇雙全的帥才共事而高興，增強了完成殿後這一艱鉅任務的信心。 1934年12月18日，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放棄到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同時，不顧李德的反對，重新起用劉伯承為紅軍總參謀長。東山再起的劉伯承，以非凡的智慧和膽略，為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屢建奇功。這里略選幾個鏡頭： 鏡頭之一：架浮橋，烏江天險順利過。 黎平會議後，紅軍主力直插烏江南岸，準備北渡烏江，進軍遵義。

滔滔烏江水深流急，江岸陡峭。南岸的村莊已被國民黨軍隊燒毀，江邊的船隻也被一劫而盡，敵人的追剿部隊日益迫近。劉伯承於危難之際，從毛澤東那裡接受了控制渡口、架設浮橋的艱鉅任務。 劉伯承帶領軍委作戰局局長張雲逸等，來到江邊進行實地偵察。渡口北岸敵人已重兵防備，而渡口上游幾百米處地勢險要的小道，敵人卻疏於防範。 “佯攻渡口，主攻小道，一旦得手，抓緊架橋”，一個周密的計劃在劉伯承腦海中迅速形成，又變成一道道命令部署到部隊。 “怎麼樣？架橋的辦法想出來沒有？”劉伯承感到渡江的關鍵在於浮橋要架得又快又好，便深入工兵連，詢問正在開“諸葛亮會”的干部戰士。大家獻計獻策，有的說，沒有木料可以用竹來代替；也有的說，沒有鐵錨可以用竹筐裝填重石代替；還有的說，要利用兩岸的大樹作支撐，並在江中以多層重疊的竹筏充當橋墩，然後把竹排一個接一個地拴在一起……

劉伯承聽了連聲說：“好哇！好哇！'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我們這里人人都是諸葛亮！”為了搶時間，前衛部隊強渡和工兵連架橋幾乎同時展開。當前衛部隊牢牢控制北岸渡口時，一座寬約5米的竹排浮橋也已經從江中向北岸延伸…… 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走上浮橋時，用腳使勁跺了幾下，高興地讚歎道：“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沒有材料，用竹排架起這樣的橋，又快又好，應當嘉獎啊！” 渡過烏江天險的紅軍主力一路西進，攻占了遵義城。在那裡，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伯承以總參謀長的身份出席會議並發了言。會議期間，被任命為遵義警備司令的劉伯承，精心佈置設防，為會議的順利進行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鏡頭之二：佔渡口，金沙江畔“龍下凡”。 位於長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從深山峽谷中咆哮洶湧而出，既不能徒涉，又難以架橋，只有靠船擺渡。數万紅軍要北渡金沙江，擺脫數十萬敵軍的追剿，談何容易。搶占渡口，蒐集船隻，成了紅軍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 “軍委縱隊以劉參謀長率幹部團1個營及總部工兵營1部，於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橋，並偵察其上游各渡河點。”1935年5月2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發出命令。劉伯承受命後即赴幹部團，經與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研究，挑選第三營執行搶占皎平渡的任務。 一支穿著國民黨軍隊服裝的小分隊，大搖大擺地沿江邊疾速行進。沿途，時常有民團巡察人員點頭哈腰地打招呼，領頭的小分隊長官對此不屑一顧，據說上司交給他們的任務很急。當來到皎平渡附近時，駐這裡的國民黨區公所的一個胖乎乎的區長殷勤地前來迎接。領頭的長官仔細打量著這個胖區長，冷冷地問道：“上峰燒船封江的命令接到沒有？”胖區長急忙從抽屜裡取出一紙公文，說：“接到了，我們正在執行。”“這麼說，你們船還沒有燒？難道不怕紅軍來偷襲嗎！”那位長官嚴厲地斥責道。胖區長的腦門上頓時沁出點點汗珠，哆哆嗦嗦地解釋道：“剛，剛接到，公文，長官……”“交給我們辦吧，還不快帶我們去搜船！”那位長官不耐煩地打斷了胖區長的話。

熟悉當地情況的胖區長領著這支小分隊，來到江邊。江岸上停泊著兩條船，船上的團丁遠遠望見區長和幾個大兵，以為他們要過江辦事，急忙解開纜繩。只見兩個大兵撲上前來，用槍頂著團丁的腰部：“不許動，我們是紅軍！”那位長官也迅即拔出手槍對胖區長說：“放老實點！”胖區長嚇得張大著嘴，半晌說不出話來。 原來，這支小分隊正是紅軍幹部團三營的先遣分隊，領頭的“長官”不是別人，正是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劉伯承一同帶領這支小分隊的宋任窮政委，隨即命令前衛連乘船渡江，把對岸30多個團丁收拾了，控制了渡口。 經過縝密勘察，劉伯承確認這裡無法架橋，唯有找到更多的船隻。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又找到了4隻船。 一份急報發至朱總司令處：“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萬人。軍委縱隊5日可渡完。”朱總司令大喜過望，因為原定分別在龍街和洪門渡過江的紅一、三軍團均受挫，唯有皎平渡可乘船擺渡。於是，朱德下令紅三軍團6日拂曉前趕至皎平渡過江，紅一、五軍團七、八兩日趕來渡河。

獲悉全軍將從皎平渡過江的劉伯承，早已擬好了《渡河守則》，組織了渡江委負會，以便有條不紊地實施渡江行動。為確保渡江行動萬無一失，又命令第三營連夜出發，翻過山頭搶占有利地形，壓制可能進犯的敵人。 果然不出所料。敵川康邊防第一旅旅長劉元塘聞江防有失，帶了兩個營來企圖襲佔渡口。宋任窮率領的三營已嚴陣以待，等敵人靠近時突然吹響衝鋒號。劉元塘損兵折將，逃了回去。 紅軍指戰員興高采烈，議論紛紛：“要是讓敵人翻過山，居高臨下打我們，那我們損失就大囉！” “劉總參謀長真是用兵如神啊！”毛澤東對劉伯承組織指揮有方，使紅軍巧渡金沙江贊不絕口。過江時，他樂呵呵地對周恩來副主席說：“怎麼樣？恩來同志。原來有些同志擔心我們過不了金沙江這一關，被人家擠上絕路，我當時就講，沒關係，四川人稱劉伯承是條龍下凡，江水怎麼能擋得住龍呢？這不，他把我們帶過江了嘛！”“主席說得沒錯。我們勝利了。”週副主席說著，爽朗地笑了。

在場的劉伯承也笑了，似乎還有點不好意思。 鏡頭之三：曉大義，一封書信退萬敵。 紅軍渡過金沙江後不久，在會理城郊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討論了下一步行動計劃，任命劉伯承為先遣司令，作全軍的開路先鋒。 劉伯承既熟悉下一步長征沿途的地理風俗民情，又在前來堵截的川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擔任先遣司令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5月16日，紅軍進抵四川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邊防軍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曾參加過滬州、安順起義，是劉伯承在川軍時的老部下。劉伯承書信一封，派人送進德昌，先敘舊誼，再曉大義，奉勸許劍霜勿與紅軍為敵，讓蔣介石坐收漁人之利。許派親信副官將信送往西昌川康邊防司令劉元璋處，建議給紅軍讓路。劉元璋耍了個滑頭，不置可否，許劍霜視作默許，於當日黃昏指示所部裝著抵擋一陣，即撤出德昌。

這時，劉元璋為保自身，調駐冕寧的彝務指揮官鄧秀廷率部前來西昌增援。鄧秀廷手下正規軍不多，僅兩個團，但在彝民中有較大影響，能調動附近彝民武裝近萬人。當他率部趕到西昌以南黃水塘時，收到了劉伯承派人送來的親筆信。信中提出，紅軍不以彝民為敵，但路是一定要過的。在川軍中混事多年的鄧秀廷，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不打，劉元璋那裡不好交差；打吧，對手劉伯承絕不是等閒之輩，連劉湘、楊森都怕他三分，何況自己這點實力和能耐。思量再三，學起了許劍霜的辦法。他把彝族軍官召集起來，聲稱： “今天紅軍要從這兒過，這事非同尋常，大家當心些，沒有我的命令，不准開槍。”然後對部隊重新作了布防，讓開大道，駐防兩邊山上。 劉伯承對鄧秀廷的這一行動早有所料，命令紅軍前鋒照直前進，即使有騷擾也不還擊。當大隊人馬通過時，有個彝兵因為緊張，走火開了一槍，其他人也跟著打了幾槍，鄧秀廷見狀急忙制止，生怕紅軍還擊。但有令在先的紅軍卻以高喊“漢彝一家”、“漢彝是兄弟”還“還擊”。槍聲很快平息了，紅軍順利通過黃水塘高地，向滬沽進發。 1935年5月20日，中央紅軍先遣部隊司令劉伯承率部進占冕寧城。司令部設在一座天主教堂內，幾位法國修女驚恐地望著他們，一邊口裡喃喃他說著什麼，一邊不停地用手在胸前劃著十字。 “不要驚慌。”先遣隊政委聶榮臻話一出口，這幾位修女頓時由驚恐轉為驚喜，繼而就像“他鄉遇故知”似地交談起來。原來，曾經留學法國的聶榮臻說的是法語。 “下一步就要通過彝族聚居區了。”司令部裡，劉伯承召集有關幹部佈置行軍任務。說話一向言簡意賅的劉伯承，這時卻話題一轉，問大家：“你們誰看過？”“沒看過，但聽說過。”幾位幹部異口同聲地回答。 “那好，”劉伯承接過話茬說道：“你們一定聽說過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吧。這個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要走的路上，現在還保存著孔明寨、孟獲城等遺址呢！”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劉伯承不失時機地引導大家深入思考：“彝人對漢人疑忌很深，會給我們行軍趕往大渡河安順場渡口帶來一些麻煩。我們要向諸葛亮學習，努力感化他們，消除疑忌。我們有黨的民族政策，不是更應該做得比諸葛亮高明嗎？”最後，劉伯承叮囑其部下：“沒有聶政委和我的命令，誰也不許開槍！”一支以標有“中國工農紅軍先遣隊”字樣紅旗為先導的紅軍隊伍，行進在彝族聚居的川西大涼山區。這里地勢險要，在一些深不可測的山澗之間，僅靠一根獨木橋來往。彝民們手持土槍、長矛和弓箭等武器，攔堵在各個要道口。儘管沿路早已貼了不少以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佈告》，裡面寫著“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內容，但彝民們對初來乍到的紅軍隊伍仍投以敵視的目光。 劉伯承司令緊隨前衛連前進，密切注視著行軍路上的情況。只見幾個光著身子的小伙子狼狽不堪地跑來，一了解，原來是工兵連的戰士，被彝族一部羅洪家的人抓了去，剝光衣服又放了回來。這時，又有人報告，給了彝民200塊銀元的“買路錢”，他們才讓紅軍通過關卡；要是過每個關卡都這樣，不僅不能於24日按時到達安順場，而且攜帶的銀元也將消耗大半，難以維持生計。劉伯承吩咐手下：“想辦法找彝民的首領來談。”在彝家海子邊附近，來了一位披頭散發光著腳、赤裸的身體圍著一塊麻布的男子，後面跟著一班手持梭鏢長矛的年輕後生。未等劉伯承開口，那位男子自我介紹道：“我是沽雞家的小葉丹。”當得知劉伯承是紅軍部隊的司令員時，趕緊屈腿欲行叩頭大禮，劉伯承疾步上前扶住，笑道：“兄弟之間不必行如此大禮。”聽劉伯承如此一說，小葉丹感動萬分，急忙表白道：“今天打你們的不是我們沽雞家，是羅洪家。你們主張彝漢平等，名不虛傳。我願與司令員結義為弟兄。”結義儀式按照彝家的規矩，要喝雞血酒，即當場殺雞，把雞血滴入酒內，結義雙方跪地而飲，發出誓言。劉伯承雖然並不迷信這一套，但出於尊重彝民風俗，慨然應允。可是，一時卻找不到酒。一位彝民用大碗往海子裡舀了兩碗清水，以水代酒。隨即持刀割破雞脖，殷紅的雞血滴入“酒”裡。只見劉伯承、小葉丹等在場人的神情，隨著雞血在碗裡蔓延、滲透，亦一個個莊重起來，但有幾個紅軍小戰士卻情不自禁地笑出了聲。劉伯承循聲一瞥，那幾個小戰士一吐舌頭，嚴肅了起來。 藍天下，海子邊，劉伯承與小葉丹並排跪在地上。夕陽的光芒照耀著他倆。風停了，空氣也彷彿凝固了。 “上有天，下有地，我劉伯承與小葉丹今天在這裡結義為兄弟，如有反悔，天誅地滅！”劉伯承雙手高高托舉大碗，擲地有聲他說完，將“血酒”一飲而盡。 “我小葉丹今日與劉司令員結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雞一樣死！”小葉丹音如洪鐘，說罷，亦雙手捧著大碗一飲而盡。 結義儀式完畢後，劉伯承在不遠處的大橋鎮先遣隊司令部裡設宴招待小葉丹一行。嗜酒善飲的彝民高興極了，幾乎把大橋鎮能買到的酒全喝光了。 “這是送給你們的。”飯後，劉伯承遞給小葉丹一面紅旗，上面寫著“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並當場書寫了委任狀，任命小葉丹為支隊長。小葉丹雙手接過這面旗幟和委任狀，喜上眉梢，不住地表示謝意，當晚留宿在先遣隊司令部。劉伯承又給他講了許多革命道理，希望彝民團結起來，捏緊拳頭對付共同的敵人國民黨反動派。 第二天，迎著初升的旭日，紅軍繼續向安順場方向進發。小葉丹走在前衛連的前頭，沽雞家的彝民們夾道歡送紅軍。在紅軍隊伍裡，又多了20名彝家小伙子，這是小葉丹精心挑選出來的，讓他們在紅軍中學習軍事，學有所成再回來，用以對付欺壓彝民的四川軍閥劉文輝。為了感謝小葉丹的一片盛情，並幫助他們武裝起來，劉伯承讓警衛員準備了10支擦得鋥亮的步槍，送給小葉丹。小葉丹將自己心愛的一匹大黑騾子贈與劉伯承。臨別時，互相情意綿綿，真像兄弟一樣。當大批紅軍後續部隊來到時，小葉丹忠實地兌現了向“劉大哥”的保證，護送紅軍安全通過彝區。 毛澤東曾經不無幽默地問劉伯承：“你與小葉丹結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嗎？”“那當然。彝民很講義氣的，我不跪他們就會覺得不是誠心誠意的。”毛澤東又問：“那下跪時是先跪左腿呢，還是先跪右腿呢？”這個細節劉伯承並未註意，一時竟回答不上來。毛澤東端起一大碗米酒，高興地對劉伯承說：“來，我敬你一杯。當年諸葛亮七擒七縱才使孟獲心服，你一下子就讓小葉丹甘願做你的結拜弟兄，看來你更勝諸葛一籌啊！”劉伯承聽了謙虛他說道：“我不敢當，不敢當。主要是黨的民族政策好。” 5年後，小葉丹被彝族敗類鄧秀廷以“通共”之罪殺害。臨死前，小葉丹淚流滿面，對自己的妻子和弟弟說：“只有共產黨、紅軍把我們彝人當人看。'劉大哥'率領的紅軍有信有義，一定會回來的。你們替我好好保存那面旗幟，將來交給劉司令員。” 劉伯承在長征中與小葉丹“彝海結盟”，留下了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動人故事。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戰友相逢的喜悅氣氛尚未散盡，張國燾搞分裂的危險日益加劇。身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對此深感憂慮。 在兩軍會師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數政治局委員主張紅軍北上，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張國燾以種種理由反對，提出紅軍應向川康邊界進軍。列席會議的劉伯承在發言中指出，向川康發展不妥，從政治上看，沒有考慮到紅軍應擔負的抗日救國之責任；從軍事上看，南下是要碰釘子的。一向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張國燾，雖然表面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同意了北上方針，但心底里十分惱火，尤其是對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劉伯承的批評非常惱恨。 後來，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張國燾、朱德和劉伯承率左路軍，毛澤東、周恩來率右路軍。處於張國燾領導之下的劉伯承，並不屈服於張的淫威，堅持原則。在張國燾另立“中央”，假惺惺地給劉伯承安個“頭銜”時，劉伯承拒絕承認，臨大節而不辱，張國燾更是懷恨在心。不久，便免去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調任他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 在我軍誕生的南昌起義中，劉伯承即任參謀長，因起義失敗而自然失去該職務；長征前夕和長征期間，僅一年餘又兩度被罷免總參謀長職務，真是幾度沉浮，誰解其味？劉伯承後來曾這樣描述道：“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擔任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的劉伯承，並沒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北上抗日方針的正確性。 “中央紅軍北上發展，我們四方面軍南下受損，從8萬多人減到4萬多人，再這樣下去，部隊非拖垮不可！”在劉伯承的耐心引導下，在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教育下，許多幹部進一步擦亮了眼睛，要求北上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迫於內外壓力，張國燾不得不改變向川康區域發展的打算，同意北上與中央會合。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朱總司令繼續留在紅四方面軍，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任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紅二方面軍總指揮是賀龍，和劉伯承同是南昌起義的領導者，多年不見，在歷經千難萬險的長征中相逢，格外親切。紅二方面軍政委任弼時和他的夫人陳琮英，則熱心為劉伯承牽線搭橋，介紹從鄂豫皖一路長征過來的19歲的紅軍女幹部汪榮華，與劉伯承喜結姻緣。從此，他倆成了矢志不渝的親密戰友和終生伴侶。 10月的一天，秋高氣爽。劉伯承率領紅軍大學的同志們從甘肅成縣向環縣曲子鎮轉移。汪榮華陪伴左右，在翻越一座大山途中，不時給劉伯承擦去額頭的汗水。突然，天空傳來一陣轟鳴。 “是敵機空襲！”劉伯承立即指示大家隱蔽，不料一顆炸彈呼嘯而下，“轟”的一聲巨響，劉伯承應聲倒下。 他身邊的汪榮華和警衛員也被一股氣浪掀倒在地。硝煙尚未散盡，汪榮華猛地起身去救劉伯承，只見他吃力地撐著身子，剛坐起又倒了下去，原來是臀部受了重傷，流了不少血。警衛人員圍了上來，一時既無馬匹又找不到擔架，只好簡單包紮一下，攙扶著他慢慢行走。有個年輕的警衛員傷心地哭了，劉伯承安慰大家說：“沒得要緊，鬧革命，負傷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紅軍就是從血泊裡爬出來的。”確實，在劉伯承多年軍事生涯中，曾多次身負重傷，“遍體彈痕餘隻眼”，但每次他都奇蹟般地活了過來，又精神抖擻地出現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這一次比起前幾次的重傷，算是“小巫見大巫”，當然也不例外。 長征結束後，劉伯承被任命為軍委委員、總參謀長，還兼任紅軍大學副校長職務。重新崛起的劉伯承，後來在烽火四起的抗日前線，在逐鹿中原和戰略決戰的解放戰爭中，又屢建功勳，是新中國的開國元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