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一章度量如海志如鋼——朱德
狼煙四起，塵土飛揚。倉促突圍的紅軍疾速穿越敵人的封鎖線，行進在通往湘江的道路上。有“紅軍之父”之稱的朱德總司令走在軍委縱隊的前頭。
他面色黝黑，前額寬大，身材雖然不高，但很結實，腳穿草鞋，手牽一匹馱滿行李、文件的騾子，乍一看像一位普通的農民老大爺。可是，那雙與眾不同的深邃的眼睛，分明閃爍著智者的光芒；舉手投足之間，又無不顯示出地道的軍人風度和大丈夫氣魄。
“總司令，請您簽發電報。”一位參謀急匆匆地跑到朱德面前，遞上了裝有電文的報夾。
記不清這一天簽發了多少電報，朱總司令習慣地掃瞄了一下電文，皺起了眉頭，但還是拿起筆，在電文的右下角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下方的日期是：1934年10月23日。據保存至今的檔案記載，單是這一天，由朱德個人署名發給各軍團負責人的軍事電報就有15份。
“仗不該那樣打，路也不能這樣走啊！”當那位參謀轉身離去時，朱老總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名義上他是中革軍委主席，可是紅軍的指揮大權卻掌握在“洋顧問”李德和博古等人手裡。
逼得紅軍被迫長征的敵第五次“圍剿”，本來是有很多機會打破它的。
在一線指揮作戰的朱德，曾多次向李德講述紅軍前幾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指出不能打陣地戰死守，但這位畢業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洋顧問”對“游擊戰”不屑一顧，命令紅軍就地構築工事，“堅決守住”。不久，駐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反蔣獨立，朱德抓住這一時機，會見前來談判的第十九路軍代表，指示紅軍策應配合，同時致電博古、項英、李德，建議調集兵力東進入閩。然而，得到的回電是：“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區別”，命令紅軍主力由東線調到西線，讓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單獨同蔣介石的“討伐”軍作戰。結果“福建事變”很快失敗，紅軍錯失了一次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極好機會。
明明不同意李德的錯誤指揮，可是不少實施這種指揮的命令還要署上自己的名字，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 “他是受黨中央的委託，還得照辦啊！”忍辱負重、任勞任怨的朱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只能盡力減少錯誤指揮帶來的損失。
長征出發前夕，朱德親自致函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思想，抓住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通過聯絡和談判，秘密達成就地停戰、解除封鎖和必要時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使紅軍得以順利通過由陳濟棠部設防的第一、二道封鎖線。
在衝破敵人沿湘江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時，戰鬥異常激烈，紅軍渡江遭到敵飛機和地面部隊的猛烈攻擊。一向剛愎自用的李德一籌莫展，作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於危難之中顯出英雄本色，與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頑強拼搏，激戰4天4夜，終於渡過湘江。
“這樣走下去，何處是盡頭？”湘江血戰後，許多人在思考著，憂慮著，部隊士氣一度低落。 “打起精神來！革命嘛，哪有不受挫折的？”朱總司令不時地鼓動大家，還召集部分領導幹部邊行軍邊開會，要求他們給部隊做出好樣子，並做好思想工作。這些領導幹部敬佩地望著總司令，其中有的眼前浮現出12年前朱德歷經千辛萬苦，遠涉重洋找中國共產黨的情景：
那是1922年炎夏，曾擔任滇軍旅長和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的朱德，千里迢迢來到上海，向當時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鄭重提出入黨要求。沒想到陳獨秀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你也想入黨？”那詫異的目光，略帶輕蔑的語調，深深地刺傷了朱德的心。遇挫志愈堅的朱德，決定到國外共產黨的發源地去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他乘上一艘法國郵輪，離開上海吳淞口，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又橫穿印度洋，經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40多天后到達法國南部港口馬賽，再乘火車趕到巴黎。聽說當地已建立中共旅法組織，主要組織者周恩來已到德國去，朱德又馬不停蹄趕到德國。周恩來的熱情鼓勵使朱德興奮不已。當年11月，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愈是困難，愈要堅定革命理想。”朱總司令不僅用話語，更用他的實際行動感染、教育了紅軍指戰員。與此同時，要求改變錯誤指揮的呼聲逐漸高漲。紅軍長征乃至整個中國革命，即將進入重要的轉折關頭。
1935年1月7日，突破烏江天險的紅軍先頭部隊佔領了遵義。第二天，朱德率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 12日下午，上萬群眾聚集在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操場，舉行歡迎紅軍大會。身著綴有好幾塊補丁的灰白色戎裝的朱德，面帶微笑，健步走到台前，向群眾揮手致意，引來一陣熱烈的掌聲。他在會上首先講話，闡明紅軍是工農大眾自己的隊伍，宣傳紅軍願意聯合國內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張。會後，年近半百的朱總司令還作為紅軍籃球隊一員，參加了同遵義三中籃球隊進行的友誼比賽。他興致勃勃，一掃錯誤軍事路線的陰影壓在心頭的鬱悶，彷彿預感到歷史性的轉折將在這裡開始，陰影必定被陽光所驅散。
3天后，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一向謙遜穩重的朱德，由於對博古、李德的瞎指揮有切膚之痛，對他們聽不進別人的正確意見，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更有憤懣之情，因此在發言中聲色俱厲：“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丟失了，多少英勇的紅軍戰士犧牲了，這不是指揮錯誤是什麼？這樣的錯誤還小嗎？簡直是犯罪啊！”說到這裡，朱德激動地敲了幾下桌子。會場靜極了，只聽見記錄員的筆頭在沙沙作響。與會代表都被他的發言所感染，進入了痛苦的回憶與思考之中。
“這樣的錯誤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朱德的這句話如一聲驚雷，又把與會者的思緒拉回到現實的抉擇中來。只聽他斬釘截鐵地接著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了！”在這歷史性的抉擇中，朱德堅決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一邊。儘管在以後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中並沒有他，但從不計較個人名利的朱德對此仍給以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支持。
事隔26年後的1961年，朱德緬懷這一歷史性的偉大轉折時仍心潮澎湃，激動萬分，揮筆作詩道：
一份新的敵情通報擺在朱總司令的案頭，如同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了他的心上。
原來，在土城前線紅軍面臨的對手川軍劉湘的模範師不是4個團約六七千人，而是6個團萬餘人，並且敵增援部隊還在向這裡逼近。紅軍久攻不下，敵人反守為攻，有些陣地已經被具有優勢兵力和火力的川軍突破。土城後面是赤水河，紅軍處於背水一戰的危險境地。
“我立即到一線去指揮反擊。”紅軍總部裡，朱德眉毛一揚，對毛澤東說。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頭一抬，望著房頂的橫梁，沉思了一會，說：“這太危險。”朱德有點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澤東跟前：“我說老伙計，不要光考慮我一個人的安全，真正危險的是土城這仗打敗了，我們都不安全囉！”
“這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個大仗，我陪總司令一塊去前線。”未等毛澤東表態，總參謀長劉伯承也主動請纓。毛澤東以讚許的目光望著他倆，點了點頭：“好吧，我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朱總司令來了！”在土城一線苦戰的紅三、五軍團指戰員受到極大的鼓舞，頂住了川軍的一次次進攻。忽然，西北方向敵人的側翼響起了槍聲。
原來，毛澤東急令奔襲赤水縣的紅一軍團返回增援，並調軍委縱隊幹部團急赴前線聽從朱總司令指揮。朱德抓住有利戰機，親率幹部團發起了反沖鋒，奪回了被川軍佔領的幾個陣地。
“看來敵人對我紅軍沿赤水北上渡過長江的計劃防備甚嚴，必須改變計劃甩開敵人。”當晚，毛澤東、朱德等當機立斷，決定迅速撤離土城戰場，渡赤水河西進。朱德挑起了在土城一線掩護全軍渡河的重擔。
當時，天下著雨。川軍似乎知道紅軍將要撤離，氣勢洶洶地向紅軍陣地撲來。朱總司令親臨前線指揮，許多同志擔心他的安全，勸他先撤下去，都被他拒絕了。長征中的著名戰將、紅四團政委楊成武，在回憶錄中生動地描述了朱總司令戰斗在前，撤退在後的情景：
朱總司令在我們陣地的前沿，細細觀察戰鬥情況後，當初，立斷，下令後撤。我們從前沿撤下來了，突然，又傳來命令，說，朱總司令還沒有回來。為了掩護朱總司令後撤，團長和我又帶了20多個同志衝上山坡，堵住敵人。敵人像著了魔似的一個勁兒往我們陣地壓來，我們遙見身穿灰布軍裝的朱總司令，他還在赤水河邊用望遠鏡看著什麼。 ……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來，但是看看朱總司令，他還是穩穩地站在那裡，彷彿近在用尺的土城僅僅是一座寂然無聲的空城，周圍的戰斗全然沒有發生似的。我們在陣地上頂了整整一個鐘頭，朱總司令終於收拾起地圖、望遠鏡，離開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陣地後邊來了。我說：“總司令，我們在掩護你，你怎麼走得這麼慢啊？”王開湘和朱水秋（分別為四團和六團團長——作者註）也說：“我們急得心都快從嘴裡跳出來了！”總司令親切地笑笑，用從容、風趣的語調說：“急什麼？諸葛亮還擺過空城計呢！”激戰土城，拉開了紅軍四渡赤水的序幕。毛澤東以他的“神來之筆”，導演了一出靈活機動作戰，變被動為主動的好戲。朱德無疑是演出這一好戲的主角之一，他先後發出9份電報，部署四渡赤水戰役，並多次身臨前線指揮，顯示了卓越的指揮才能和大將風度。
“豈有此理，為什麼下這樣的命令！你們不知道還有部隊沒有過江嗎？”朱總司令對拆了烏江浮橋的軍委縱隊幹部團領導大發雷霆。
四渡赤水之後，紅軍立刻南渡烏江。軍委縱隊渡江後，留下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的干部團守護烏江浮橋。這時，殿後的紅五軍團和積極佯動、執行掩護任務的紅九軍團尚在烏江北岸。
“我們得知紅五軍團已從另一個渡口過江的消息，又得到軍委一位參謀的命令，所以把浮橋拆了。”宋任窮政委輕輕地解釋道。
不解釋還好，一解釋朱總司令更加惱火。 “五軍團過江了，可羅炳輝同志率領的九軍團還在後面，還沒有過江呀！”愛兵如子的朱德接著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馬上返回江邊、重新架橋！”“是！”宋任窮政委即刻轉身去執行命令，又聽見朱總司令認真地交代道：“浮橋架好後等候九軍團的同志，如果明天上午還等不到，你們再拆橋。”初春的夜晚，江水寧靜地流淌著，微風徐徐，飄來陣陣清香。一座浮橋橫臥在烏江南北兩端，站在浮橋上的工兵們汗水淋漓，他們是急行軍40餘里返回江邊，未顧上休息片刻，又把才拆了不長時間的浮橋架了起來。天空下起了雨絲，添了些許涼意，但宋任窮和他的戰士們似乎沒有感覺到，一心祈盼紅九軍團的戰友們的到來。
羅炳輝率紅九軍團完成了偽裝主力誘敵北進的任務後，正急速向約定的烏江渡口開來。然而，由於敵人的堵截和山路崎嶇夜雨難行，未能按時趕到。
後來繼續留在烏江北岸牽制敵人，獨立行動，直至渡過金沙江才同大部隊會合。
許多年過去了，宋任窮卻對這件事記憶猶新。他感慨他說：“我從來沒有見過總司令發脾氣，這次發怒是我見到的唯一的一次。在當時的情況下，一支負有特殊任務的部隊離開大部隊單獨行動，突然中斷了聯繫，在沒有得到這支部隊已經過江的確切消息時，聽說我們拆了過江的浮橋，愛兵如子的總司令憂心如焚，指示我們重新架橋後務必堅持到形勢允許的最後時刻。此時此地，此事此舉，可見胸懷全局的總司令慮事之精細，愛護官兵之心切。”
南渡烏江後，朱德率紅軍主力聲東擊西，直趨貴陽。這時，習慣於靠謠言惑眾的國民黨新聞機構，發出了“朱德已被擊斃”的消息。一篇1935年4月9日的報導這樣寫道：
據悉，朱德在遵義地區豬頭山一役中已被擊斃。朱德當時率領部隊企圖攻占貴陽。 ……屍體尚未入棺。 ……現用紅綢裹纏由其親信抬運。 ……其紅軍親信在逃命之暇，不斷在紅綢裹纏的屍體前用三牲祭祀……
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的作者、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描述了朱德看了這張剪報以後的情景：“朱將軍看剪報時，輕蔑地笑著，這已經是第十次傳說他死了。他把剪報推到一邊說道：'國民黨經常傳說我死了。……那幫人不會說真話的！'”
爬雪山，過草地，是紅軍在長征中極為艱難的時刻。對於先率紅一方面軍長征，後同紅四方面軍一起長征的朱總司令來說，經歷了比別人更多的艱難。 50歲的他先後3次翻越夾金山，又征服了海拔5000多米的“萬年雪山”黨嶺山。
翻越黨嶺山時，正值隆冬季節，山上氣溫極低。為了保證朱總司令的安全，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特意讓部隊準備了坐騎和擔架，但朱德都讓給了傷病員用，堅持步行上山。上山途中，風雪交加。挑著鐵鍋的炊事員漸漸支持不住了，身體搖搖晃晃，朱德見了趕緊跑上前去，打了個招呼，挑起鐵鍋就走。炊事員噙著熱淚，跟著總司令向山上攀登。
夜色降臨，部隊宿營在半山腰，凍得無法睡覺。這時，有個戰士走到朱德跟前，說：“伙計，還不去燒點開水喝！”他錯把朱德當炊事員了。
“噢，這……我馬上去！”朱德愣了一下，脫口回答道。說著便把鐵鍋架了起來。在一旁休息的炊事員急得直擺手，衝著那個戰士喊道：“他是朱總司令！”那個戰士一怔，頓時臉發紅心發跳，恨不得有個雪洞即刻鑽進去。
“我說你這個同志，別把人家嚇著了。”朱德嗔怪完炊事員，又笑著對那個戰士說：“我有個綽號叫'伙夫頭'，你沒看錯人，別那麼緊張嘛！”“那還是在1927年，工農紅軍才誕生不久”，朱德向戰士們講起了“伙夫頭”的故事：“一次，在湖南茶陵，國民黨軍隊晚上突然來襲擊，我來不及逃出去，藏在一間小屋子裡。敵人衝進來了，問：'朱德在哪裡？'我站起來隨便指了一個方向說：'朱德朝這個方向跑了。''你是什麼人？'敵人問我。我說：'我是他的伙夫。'敵人急忙朝我指的方向追去，我乘機脫身。就這樣，有人給我起了個綽號，叫'伙夫頭'。我喜歡這個綽號，它救過我的命呢！”說到這裡，朱德爽朗地笑了，周圍的戰士也都樂了。
後來，在過草地時，為了戰勝嚴重缺糧的危機，朱總司令又當起了“伙夫頭”。他組織並領導了一個“野菜委員會”，召集了一批紅軍中有經驗的老農和醫生，並親自帶隊，冒著隨時可能被沼澤地吞沒的危險，四處尋找可食的野菜，找出了“人參果”、“腳雞苔”、“車前草”等20多種野菜，編寫了一本《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發到各連隊。他還組織連隊成立了捕魚組、打獵組、野菜組，使因為斷糧而瀕臨絕境的紅軍闖過了缺糧這一關。
更重要的是，紅軍戰士們從總司令身上受到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強烈感染。時隔不久，朱德在延安所寫的《我的自傳》中，對長征中這段如此艱難困苦經歷的回顧是如此樂觀而生動：
長征中間，……從來就沒有認為什麼是沒有辦法，相當地有點樂觀主義。
當過草地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是極困難的了，我還認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紅的花，黃的花，都很好看，幾十里地都是，還有大的森林與樹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彎彎曲曲的，斜斜的一條帶子一樣往極遠處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裡無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極有趣的。也許因為自己帶著樂觀性吧。
……一個領導者，愈是困難，愈要鎮靜。 ……所謂履險如夷，也還是平平常常就過去了。愈危險，愈需要冷靜、平淡，就容易把問題處置得很恰當。
1935年8月，中革軍委為繼續貫徹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實現《夏（河）洮（河）戰役計劃》，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其中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告別了一路患難與共、並肩戰鬥的毛澤東、周恩來等戰友，開始同張國燾共事，朱德深知會遇到不少新的矛盾和問題，但怎麼也想不到會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8月21日，朱德率左路軍先頭部隊攻占阿壩。張國燾卻遲遲不讓部隊繼續北上向右路軍靠攏，相反提出了南下的主張。在巴西等候左路軍的黨中央多次電催張國燾北上，仗著自己人眾槍多的張國燾非但不聽，還企圖“徹底進行路線鬥爭”，加害毛澤東、周恩來等。處於險境的黨中央不得不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脫離險境。得知這一消息的朱總司令，心情格外沉重。
隨左路軍行動的原紅一方面軍五、九軍團的同志，有的找到朱德，義憤填膺他說：“總司令，您帶我們單獨北上，找黨中央去！”還有的說：“要是張國燾攔我們，我們就跟他幹！”朱德十分理解這些同志的心情，但胸懷全局、處變不亂的朱德深知，如果魯莽從事，不僅於事無補，相反會火上澆油，使紅軍的裂痕更大，創傷更深。
在阿壩的一個喇嘛寺裡，張國燾召集一些人開會，圍攻朱德，要他表態，“同毛澤東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朱德反駁說：“北上決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是舉手贊成的，我不能出爾反爾。”碰了一鼻子灰的張國燾慫恿一些人辱罵朱德是“老糊塗”、“老右傾”，朱德以沉默表示蔑視。
康克清1983年7月在接受《朱德傳》作者訪談時，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朱德很沉著，任你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像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對方鬥完罵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們講道理。”懾於朱德在紅軍中的崇高威望，張國燾不敢對堅持北上的朱總司令下毒手；同時也想利用其威望壯大聲勢，張國燾另立“中央”時，宣布朱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朱德拒絕了這個任命，又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威望，保護了一批反對張國燾搞分裂和南下的同志。
被調任紅軍總部一局（作戰局）局長的五軍團參謀長曹裡懷（解放後曾任空軍副司令員）1982年撰文回憶道：我從機要科得知紅一方面軍已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便悄悄透露給同樣盼望北上的同志。張國燾發現後，欲以洩露軍事機密罪置我於死地。朱老總挺身而出保護了我，說這小鬼我知道，井岡山時期就跟我們在一起，有什麼理由亂殺人呢？這才使我免遭毒手。
在過草地時，紅五軍團有20多人掉了隊。張國燾派人抓住他們，加了一個“有組織地準備武裝叛亂”的罪名，意欲除之。軍團保衛局長歐陽毅急忙趕來，說明這些都是零散的掉隊人員，絕不可能是“有組織地準備武裝叛亂”。不料那些張國燾的追隨者竟拔出槍來對准他，要消滅所謂的“反革命”。朱德毫不客氣地斥責這夥人的行為，制止了一場悲劇的發生。
朱德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為維護紅軍的團結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寫道：
朱德總司令在黨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張國燾平起平坐，使之不敢為所欲為。自從張國燾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對台戲。他同張國燾的鬥爭，絕不像左傾教條主義者那樣，牙齒露得越長越好，而是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一隻手講鬥爭，一隻手講團結。 ……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朱總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開導他，制約他。因而張國燾心裡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
後來，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合，進一步壯大了堅持北上的力量。朱德在慶祝會上旗幟鮮明他說：“這裡不是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又經歷了許多磨難和曲折，1936年10月，長征了整整兩年的朱總司令率領紅二、四方面軍在隴東會寧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毛澤東對在長征途中離別一年有餘的老戰友朱德表示了親切慰問，並高度評價朱總司令在與張國燾鬥爭中力挽狂瀾，稱讚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