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生死攸關轉折點——遵義會議

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路滑得像潑了一層油。一支匆匆急行的隊伍中不時響起“卜通”、“卜通”的摔跤聲。摔跤後，行軍者就完全成了一個泥人。 有的草鞋被爛泥粘住了，怎麼也拽不起來。為了不掉隊，許多人乾脆赤著腳，繼續前進。 這支隊伍有100多人，清一色的國民黨軍服和槍械。由於泥水沾滿手、臉和全身，很難分清是哪一部分軍隊。其實，這支部隊主要是由紅軍六團三連和偵察排及全團二三十個司號員，以及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組成的，共同裝扮著敵軍模樣，冒雨向遵義進發。 紅軍突破烏江後，採取突然動作，嚴密包圍了距遵義30裡的敵人一個外圍據點。經片刻戰鬥，便殲滅和俘虜了一個營的敵人，沒有一個漏網。在俘虜中，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和十幾個出身貧寒的士兵，經教育後，向紅軍交代了遵義守敵的情況，並願意給紅軍帶路，進攻遵義。總參謀長劉伯承便使出計謀，用裝扮的這支隊伍去智取遵義。

急行軍兩個多小時，大雨漸漸地停了。透過夜幕看見半空中有一點燈光，“到了，前面就是遵義城上崗樓的燈光，”俘虜兵悄悄告訴領隊的營長曾寶堂。於是，隊伍便零亂地散開，裝成敗退下來的樣子，慌慌張張向城根跑去。 “幹什麼的？”城樓上發出一句凶狠的喊聲，同時聽到“嘩啦”一聲槍栓的聲響。 “自己人！”俘虜兵用貴州話從容地回答。 “哪一部分？”城樓上又問。 “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叫'共軍'包圍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來。”俘虜連長按照紅軍事先教給他的話，悲悲切切地訴說道，“現在'共匪'還在追我們，請趕快開開門，救救我們！”“你們營長叫什麼名字？”敵人還想考問一下。俘虜連長毫不遲疑地答上了。城樓上沒有聲息，似乎在研究情況。

為了不讓敵人過多地考慮，紅軍戰士們又組織了一次“攻勢”。大家亂嘈嘈地叫喊：“快開開門啊！”有的裝著哀求：“麻煩麻煩哪，求求你們啦！”有的像很著急似地呼叫：“'共匪'馬上就追來啦，你們快點呀！……”“吵吵什麼！”大概是個當官的，向城下責罵了一句，大家一下都不吭聲了。這時從城樓上射下來幾道手電光，在城下人們身上晃來晃去，是想證實一下是不是“自己人”。當他們看到城下的人穿的都是自己人的服裝，戴的是大蓋帽時，才高聲說：“你們等著，這就給你們開門。”不一會，城門栓“嘩啦”一聲卸下了，隨著“吱、吱”兩聲響，又高又厚的城門敞開了。紅軍戰士蜂擁而入，兩個開門的敵軍士兵驚慌地問擁入的人群：“怎麼'共匪'來得這麼快呀！”“是啊，現在已經進了遵義城啦！”偵察排的幾個戰士立即把槍口頂上了那兩個開門人的太陽穴，厲聲說：“告訴你們，我們就是中國工農紅軍！”“啊！”兩個敵兵嚇癱在地。

跟隨先頭分隊的紅軍大隊人馬，也都很快擁進城。偵察排收拾了城樓上的敵人，割斷了電話線。二三十個司號員一齊吹響了衝鋒號。霎時，遵義城內軍號嘹亮，槍聲四起，衝殺的呼喊聲，驚心的哭叫聲響成一片。許多敵人還沒來得及穿衣服就當了俘虜，少數動作快的狼狽不堪地從北門逃竄了。 1月7日清晨，太陽還沒有出來，遵義城便宣告解放。遵義是黔北首府，貴州第二大名城，是漢苗黎各族商旅雲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種土特產的集散地。街上鱗次櫛比的店鋪和樓房，顯示出市面的繁榮和物產的豐富。這是紅軍長征以來奪取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 1月9日下午，紅軍領導人和大部隊進城。當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走上萬里路南端的豐樂橋（現改名為迎紅橋）時，擁擠在橋頭的遵義工人、農民、學生、居民和工商業者，敲鑼打鼓，燃放鞭炮，高喊著“歡迎紅軍”、“歡迎朱毛總司令”的口號，呈現出一派歡騰景象。

隨後，紅軍廣泛開展了宣傳和發動群眾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廢除苛捐雜稅，組織工會、農會，還成立了工農兵臨時政府——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推選了25名委員。 1月12日，在遵義市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了遵義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集會——萬人大會。會場上懸掛著“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巨幅橫標。會場內外，萬頭攢動，旗幟如林。毛澤東、朱德和總政代主任李富春，先後發表了演說。他們用簡潔、通俗的語言，闡明了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政治主張，揭露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欺騙宣傳。這次大會，爭取了“民心”，激發了遵義人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熱情。 遵義市老城子尹路（現紅旗路）80號，是黔軍二十五軍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高牆重門內一幢青磚砌成的兩層樓房，是30年代遵義城首屈一指的建築。

主樓坐北朝南，為中西合壁建築，堂房保留了中國古代建築“砌上明造”的結構風格。紅軍進駐遵義後，軍委總司令部就駐於此樓內。這裡也就成了遵義會議的會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這座主樓二樓的客廳內，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會議由博古主持。中心議題是：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作出的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檢討在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轉移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反第五次“圍剿”的主報告。 他雖然對軍事上的錯誤作了一定檢討，但只是一筆帶過，而著重強調的卻是客觀原因。他說，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過於強大，蘇區的物質條件差，黨對白區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的領導不夠有力，瓦解白軍的工作薄弱，各蘇區紅軍互相配合不夠緊密等等。在他看來，在客觀上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觀上也沒法粉碎。 毛澤東一邊聽，一邊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疊毛邊紙，不時地記著什麼，一會便記了好幾頁。顯然，他對博古的報告很不滿意。其他與會者，臉上也流露出不滿的情緒。 接著，周恩來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由於周恩來當時的地位和職權，他的報告和他的態度將對會議具有決定性影響，因而與會者都十分認真聽講。周恩來詳細說明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戰術，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離開中央蘇區的原因。他與博古不同的是，重點指出了主觀上的錯誤，對博古、李德不點名地進行了批評。更可貴的是，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勇敢地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最後，他平和、坦然他說：“我對這些錯誤負有責任，歡迎大家批評。”

聽了周恩來四五十分鐘的報告，與會者油然生出一種敬意，情緒為之一振。而李德聽後卻很不舒服。他已經感覺到，週的報告把錯誤原因放在主觀上，並且明顯地與博古和他劃清了界限。無疑，他和博古將成為與會者主要的攻擊對象，因而一個勁地抽著雪茄來排解不滿。博古和凱豐聽後也眉頭緊皺，很不是滋味。 主、副報告作完之後，就是大家發言，討論這兩個報告。洛甫先站了起來，從衣袋裡拿出與毛澤東、王稼祥事先討論過的發言提綱，嚴肅他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的報告，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判。”接著，他從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開始，分析單純防御路線與“短促突擊”理論使紅軍從運動戰轉變到陣地戰，造成了作戰的不利，講到突圍中驚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動，講到李德極端惡劣的領導方式，講到博古應負的主要責任等。洛甫擺事實講道理，像剝筍一樣層層闡述博古報告的錯誤，並且上綱上線，認為博古的報告是一個機會主義的報告。洛甫的發言足足一個多小時，火藥味很濃，把平時指戰員們積壓多日的對博古、李德的不滿，一下子統統端了出來，引起了與會者的震驚，同時又感到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認為，洛甫的報告，是一份很好的針對博古的反報告，無疑是一顆打擊左傾盲動主義軍事路線的重磅砲彈。

三個報告作完之後，夜已經很深了。第二天白天，軍委領導們還要處理戰事和日常事務，會議便暫時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醞釀，第二天夜裡再繼續開會。 第二天晚飯後不久，會議便開始了。過去開會不像現在正規和隆重，既不排名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隨便找把椅子便坐下來，基本圍繞會場中心的一張長條桌，距離有遠有近。只有李德，由於心情不佳，坐在門口靠近走廊的地方。這樣，伍修權也只好坐在他邊上，以便翻譯。 會議剛開始，毛澤東便一改以往“後發製人”的常態，頭一個站起來發言。他首先說明，當前解決軍事問題最為重要，因而他只談軍事。他接著洛甫昨天發言的後勁，深刻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消極防禦戰略，列舉了它的表現，就是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把這些形像地比喻為“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他指出博古在報告中強調客觀原因是錯誤的，尖銳批評李德不懂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只知道紙上談兵。

毛澤東特別強調，左傾領導者戰略戰術的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對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三是在軍事上不知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放棄了利用十九路軍事變粉碎“圍剿”的大好時機；在戰略轉移和突圍時又驚慌失措，這麼重大的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認真討論，又未在全軍進行政治動員，變成了倉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毛澤東發言，一講就是一個半小時。他手上拿的只有幾頁紙的提綱，但講出來的卻非常詳細。他的發言既言辭尖刻，又有事實根據，既不留情面，又頗具幽默，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澤東發言時，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還認真地做了筆記。李德卻沒有這樣沉穩，曾兩次站起來企圖辯解，並指責毛澤東是報復，被毛澤東冷嘲熱諷地頂了回去。

大多數與會者是讚賞和擁護毛澤東發言的。會場氣氛也活躍起來，有的人的談話心平氣和，有的發言火花四迸，隨著聲調的提高，出現了爭執和辯駁。有時警衛員進來倒開水，甚至看到個別領導人面紅耳赤的場面。 頭一個表態的是王稼祥，他說：“我們在軍事上犯了嚴重錯誤，不能歸咎於客觀，客觀原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我認為，李德同志不適宜再領導軍事了，應撤銷他軍事上的指揮權，讓毛澤東同志參與軍事指揮。”這是他在會前，建議召開遵義會議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轟”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態：毛澤東的分析有道理，順理成章。因而建議讓毛澤東出來領導。 作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中央“三人團”成員的周恩來，這時正如李德所說“公開地倒向了毛澤東”。他的表態字字千鈞：昨天博古同志的報告，我也以為基本上是不正確的。由於黨中央在指揮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接連失敗，這是事實。我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對黨中央所犯錯誤的抨擊。因此，作為指揮這場戰爭的一個負責人，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免去導致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我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澤東同志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他最後強調：“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與會者對周恩來的發言，反應十分強烈，認為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對他的錯誤反而感到能夠原諒了。 隨後，朱德、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軍事指揮員，都表明了鮮明的態度，希望迅速改變軍事領導。陳雲、劉少奇在發言中也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擁護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傾盲動主義軍事路線。 會議上只有3個人持反對態度。一個是博古本人，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個是李德，一點也不作自我批評，認為錯誤是中國人自己的；另一個就是凱豐，反對毛澤東的講話，堅決不同意對左傾盲動主義軍事路線的批判，也反對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 但不管怎樣，與會者的態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確與錯誤，絕大多數與少數，要作出評判，已經徑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會議進入後期，轉入審查黎平會議關於以黔北為中心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討論以後的行動方向問題，以及對這次會議做出相應的決議。 中共中央對紅軍長征的行動方向的認識和確定是有個演變過程的，是隨著形勢和情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長征開始時，中央決定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再打回中央根據地。湘江慘敗後，通道開始轉兵，實際上並未改向，黎平會議作出了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議。猴場會議提出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然後向川南發展，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 現在遵義會議重新審查紅軍行動方向。聶榮臻和劉伯承認為，貴州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多，在貴州建立根據地相當困難。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方便，物產豐富，軍閥林立，長期排外，蔣介石向四川調兵不利，又有紅四方面軍創建的川陝根據地可以接應，有利於建立新的根據地。聶、劉兩人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 聶、劉兩人的建議，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對此進行了討論，比較了優劣得失，與會者大多數贊同這一建議。於是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到川西或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遵義會議開了3天，經過激烈的爭論，初步分清了第五次反“圍剿”到遵義會議前軍事失敗的原因和責任，否定了錯誤的軍事路線，明確了紅軍今後的行動方向。 會議最後階段，作出了下列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指定洛甫會後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並由常委分頭向各單位的廣大指戰員傳達會議精神；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議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上述決定，是遵義會議的最大成果。它解決了軍事指揮的組織問題，撤銷了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權和指揮權，也就從根本上結束了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因而，歷史學家們把遵義會議稱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召開期間，紅軍部隊進行了休整、訓練，開展群眾工作。會議一結束，軍委即部署紅軍由遵義地區北進，準備進入四川，北渡長江。 1月19日，中央紅軍兵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向赤水方向前進。隨後，在黔、川、滇3省交界地區，進行了幾場戰鬥。 2月5日前後，軍委縱隊到達3省交界的一個名叫“雞鳴三省”的地方（現為雲南威信縣水田寨鄉）宿營。 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高坎村開會明確分工。鑑於博古的精神狀態，洛甫提出更換總負責。周恩來提出由毛澤東擔任，毛澤東推辭不干，推舉由洛甫接替博古的職務，取得共識。 博古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在遵義會議上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他卻具有共產黨人應有的組織紀律性，願意遵守會議的決議，願意為實現遵義會議的決議忠誠地進行合作。因而在高坎村的常委會上，他心甘情願地把黨中央總負責的職務交給了洛甫。 其實，黨中央的總負責既沒有什麼大印，也沒有什麼委任狀。長征時，象徵最高權力的是一副黨中央的挑子，裡面裝著黨中央的重要文件及有關物品。進高坎村宿營時，這副挑子是由博古的勤務員挑著的。黨中央常委會分工後的第二天早上出村時，這副挑子就由洛甫的勤務員挑著了。就是這樣，挑子換了主人，也就平靜地實現了最高權力的轉換。 3月11日左右，中央紅軍來到苟壩地區。在政治局和軍委會議上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場問題發生了爭執。多數人說要打，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結果出現了不愉快的場面。後來毛澤東找周恩來重新研究，召開軍委會說服大多數人放棄了打打鼓新場的想法，問題才算圓滿解決。從這件事，毛澤東、洛甫認為軍事領導要改變方法。戰場情況瞬息萬變，黎平會議決定的要中央開會來決定作戰時間和地點會貽誤戰機的。因而，毛澤東、洛甫建議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統一指揮。於是，黨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決策和軍事指揮。毛澤東又開始成為紅軍的統帥。 正如洛甫（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後來回憶的：“從此以後，長征的軍事行動就在毛主席指揮下進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迂迴穿插，打得十分主動，……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指揮是正確的，而且完全稱得上是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