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大搬家”被動挨打——轉兵改向

贛南山地，山嶺綿延。 86000多人的龐大紅軍隊伍，在山石鱗峋的羊腸小道間艱難行進著。 “緊跟上，緊跟上”，前面不時傳來低聲呼喚。 “走快點，走快點”，後面的人常常埋怨前面的人走得太慢，擋了去路。 從10月16日軍委一、二縱隊和所有野戰軍團全部離開中央蘇區腹心地帶後，就以“大搬家”、抬“轎子”的方式向五嶺山脈轉移。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為左翼，紅三軍團和紅八軍團為右翼，猶如4個轎夫抬著軍委縱隊這個大轎子，以五軍團殿後，作甬道式的開進。 14000多人的龐大的軍委縱隊，機構臃腫，人員龐雜，攜帶著大批輜重，除了1000多副挑子，還有十幾個人抬的製造槍械、印刷票子和宣傳品的機器，以及被戰士們稱為“大棺材”的野戰醫院的x光機等等。這種行軍序列，根本不是行軍打仗的安排，把幾萬紅軍的手腳都捆住了，無法開展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只能進行被動挨打的掩護戰。

這支攜帶著沉重的“壇壇罐罐”的隊伍，不要說打仗，連行軍都非常遲笨。起初為了隱蔽紅軍行軍意圖，避免敵機偵察轟炸，採取了夜行軍和爬大山的行軍方式，隊伍更是擁擠不堪，停停走走。有時一夜才翻一個山頭，一天才走十幾里或二三十里，部隊前後連綿一百餘里。 10月21日，紅一軍團一師襲佔新田，二師襲擊金雞，旗開得勝；隨後追擊逃敵，進抵古坡。紅三軍團則從右翼插到古坡，又追殲逃敵至安西。隨即紅一、三軍團派出兵力，監視信豐、安遠的敵人，掩護後續部隊從中間安全地帶通過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 接著，紅軍夜以繼日，轉道西向，趕到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這道封鎖線設在湖南桂東、汝城和廣東城口一線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間，溝壕相連，火力相接。但正規軍深處內線，守軍多為保安隊。紅二師六團採取奔襲、奇襲的方式奪取了城口；紅三軍團則繞道通過汝城，保障軍委縱隊於11月4日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紅軍又乘勝西進，未遇大的戰鬥，即在郴縣與宜章之間，勝利突破了敵人設置的第三道封鎖線。 被博古、李德等左傾領導者“大搬家”式的逃跑主義弄得疲勞不堪的紅軍將士，居然能比較順利地連續突破敵人3道封鎖線，這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向“南天王”借道通行的結果。 早在紅軍開始長征前的9月份，廣東軍閥、人稱“南天王”的陳濟棠，因贊同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派使與紅軍秘密接觸，願雙方停止作戰行動，共同反日反蔣。周恩來、朱德、毛澤東接此信息後，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作了討論，決定按陳濟棠的要求，派出了何長工、潘漢年為正、副代表，立即與陳濟棠的代表舉行了談判；朱德還給粵軍師長黃旭初寫了親筆信。經過3晝夜的談判，紅軍與陳軍達成了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

陳濟棠雖與紅軍達成了協議，但迫於蔣介石“阻截紅軍突圍轉移”的命令，也只好派兵構築第一道封鎖線，阻止紅軍南入廣東。同時秘密通知所屬各軍：粵軍已同共產黨達成協議，互不侵犯。共產黨借路西進，保證不入廣東境；粵軍保證不截擊，並在湘粵贛邊境劃定40里通道，讓紅軍通過；粵方贈送紅軍步槍、子彈1200箱，由巫劍虹的第四師負責運送，到烏涇附近交接。 這樣，當紅軍通過敵第一道封鎖線時，紅軍與粵軍基本上保持了不接觸的狀態：紅軍不向粵軍射擊，粵軍不准開槍；紅軍不向粵軍襲擊，粵軍不准出擊。同時還贈給紅軍一些軍火，禮送西行。 紅軍進入第二道封鎖線時，陳濟棠也只派了少量保安部隊在汝城、仁化一線，虛張聲勢，而將主力撤回新田、大庾、南雄等地佈防，以防紅軍進入廣東。奉命阻擊的湘軍，受紅軍打擊，心驚膽寒，不敢硬堵；國民黨中央軍遠在湘贛邊，鞭長莫及。因此紅軍又順利地通過了敵第二道封鎖線。

同樣，在紅軍越過敵第三道封鎖線時，陳濟棠的粵軍因粵漢鐵路尚未全線通車，仍是表面阻止，實際上繼續讓道，使紅軍終於未費過多精力便通過了第三道封鎖線。 這些充分說明，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周恩來、朱德的精心安排，紅軍與粵軍達成的協議，在紅軍戰略轉移初期，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後，蔣介石便於10月27日，以南昌行營名義頒布了賞格：“生擒朱德毛澤東者，賞洋10萬元，獻其首級者，賞洋5萬元。生擒或殺死彭德懷等以獻者，各賞洋1萬元。”不久，他又將“朱毛”的賞格提高到25萬元，成為美國記者斯諾所稱的當時世界上的“最高賞格”。毛澤東對此笑談道：“哈哈，現在我在銀行存款好幾十萬啦。”表示了對蔣介石的蔑視。

蔣介石見紅軍連續突破3道封鎖線後，十分震驚。這時他才如夢初醒，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是循蕭克率領的紅六軍團西進的故道，去湘西與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他設想了堵截紅軍於瀟水以東、阻擊紅軍於湘江以東、圍殲紅軍於湘江以西的三步計劃，決心依託有利地形，發揮優勢兵力，以多勝少，殲滅紅軍。 為實現他的三步計劃，蔣介石親臨衡陽召開軍事會議。以中央軍、湘軍、桂軍共7個軍的兵力，迅速佈署最嚴密的第四道封鎖線。他煞費心機，提出了五路進軍的湘江追堵計劃；還特別給各路軍閥增撥軍費，以鼓勵他們為其賣命。同時，他又發布了《湘水以西區域“剿匪”計劃大綱》，調集重兵擺在湘西地區，構築了由211個碉堡組成的四道堡壘防線，形同口袋，專等紅軍來鑽。

當紅軍通過第二道封鎖線時，毛澤東曾向中央提出“不過粵漢鐵路，北上擊敵”的建議，被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拒絕。面對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嚴峻形勢，彭德懷提出了“北出湘潭，威脅長沙”的建議；毛澤東提出了“不過瀟水，北攻祁陽，然後東向返回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議。這些正確建議，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仍然拒不採納，頑固地堅持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硬往蔣介石設下的陷阱裡鑽。 11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作戰命令：紅軍兵分兩路搶渡湘江。紅軍先頭部隊奮勇穿過湘江，並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後續部隊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綿延數十里，未能及時趕到渡口。國民黨中央軍和湘、桂軍趕到湘江兩岸，前堵後追，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紅軍後續部隊為盡快趕到湘江邊，只得丟棄一切輜重。

紅五軍團當時的參謀長劉伯承，指揮將士們與其他兵團一起，與裝備飛機、大砲的敵軍浴血奮戰，拚死掩護中央和軍委機關渡江，打得尤其慘烈。 紅軍第三十四師被敵人阻於湘江東岸，幾乎全部壯烈犧牲。劉伯承最後渡過湘江時，見到大片倒在血泊中的烈士，滿江漂流的文件、鈔票，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當他來到湘江西岸見到譚政時，立即問道：“兩個師帶過來多少人？”譚政說：“400多號人。”極為震驚的劉伯承抱著譚政，聲調哽咽地說：“我們不要哭！嗯，我們不要哭！……”可他自己的眼淚，已經流了出來。 嗚咽流淌的湘江，吞噬了多少紅軍戰士的生命！湘江的水，被烈士的血染紅了。紅一軍團減員不少，一師三團出發時是2800人，過湘江後只剩1400多人了。紅三軍團的1個團被敵人切斷，未能渡過湘江。紅八軍團被敵人切斷和打散，損失慘重，僅剩1000多人。紅九軍團損失過半，許多師團營連乾部犧牲。擔任後衛的紅五軍團損失最大，三十四師近乎全軍覆沒，剩下的不到四分之一。紅軍長征出發時有86859人，渡過湘江後只剩下30000多人了。

面對著流血的湘江，許多戰士哭了。博古的精神幾乎崩潰，李德氣得暴跳如雷，毛澤東緊皺眉頭一聲不吭，周恩來、朱德等痛心疾首陷入沉思…… 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和廣大指戰員，更多的則在思考、對比：為什麼前四次反“圍剿”都能取勝？為什麼第五次反“圍剿”屢屢失敗？紅軍為什麼被迫大轉移？為什麼會遭到血染湘江的慘敗……？悲痛、憤怒、不滿，牢騷、怪話、指責，無數的問號，變成了驚嘆號，像一把把匕首，直指左傾盲動主義領導人的脊梁。 衝過湘江以後，損兵折將的中央紅軍進入了廣西與湖南交界的越城嶺，土名叫老山界，暫時擺脫了敵人的追擊。 老山界山勢連綿，層巒疊嶂，懸崖峭壁，林深葉密。這是中央紅軍突圍轉移以來遇到的第一座高山。紅軍白天黑夜行軍，向西北挺進。

紅軍指戰員們一路行軍，一路議論，一路牢騷，大家普遍感到疑惑和不滿。連一向開朗、處事謹慎的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等人，這時也評頭論足，談論著經驗教訓。 在所有這些牢騷和議論中，談得最深刻、影響最大、不久將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央隊三人集團”的討論“失敗”。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洛甫）、王稼祥，長征中同編在中央隊裡，由於他們在行軍、宿營時，常在一起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許多問題上形成了共識，具有基本相同的觀點，與博古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截然不同，因而被人們稱為“中央隊三人集團”。王稼祥原來也是王明左傾盲動主義陣營中的成員，經過與毛澤東較長時間的接觸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育，最先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洛甫原是左傾盲動主義的重要成員，在事實面前逐漸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從左傾營壘倒戈，也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三人在湘江慘敗以後，不僅討論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而且討論今後紅軍的行動方向。毛澤東特別注意通過報紙等收集敵人情報、分析敵人兵力調動和部署的狀況，並不斷將敵我態勢，分析給洛甫和王稼祥聽，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和處置意見，以爭取他倆的支持。同時，毛澤東和洛甫、王稼祥，還通過各種機會，說服其他中央領導人和軍事指揮員，以求得到大多數同志的共識和支持。 這時的博古，因湘江慘敗而一籌莫展；軍事顧問李德也慨嘆“兵敗言微”。 權傾一切的“三人團”，實際權力已逐步轉移到周恩來手裡。周恩來一向是個謙遜寬容、從善如流、樂於傾聽不同意見的人。過老山界時，他就听到毛澤東及其他軍事指揮員對“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有意見。在向通道縣城進軍的路上，他更加重視毛澤東提出的一個尖銳而帶戰略性的意見：反對中央紅軍去會合紅二、六軍團，要轉向貴州進軍。周恩來認為：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是原定計劃，要改變不是小事，必須經過中革軍委正式開會研究決定。於是，他與博古商量，決定在紅軍佔領通道縣後，開會解決。 湘西南的通道縣，是一個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縣。取名通道縣，也確實具有“通道”之義：向北可進入湖南，向西可進入貴州，往南則通廣西，位處湘黔桂交界，貫通三省。 1934年12月11日，紅軍佔領通道縣城後，中革軍委便在這裡召開了正式會議，討論野戰軍的出路問題。 會議是在恭城書院裡召開的。周恩來作了簡短的開場白：“請大家來議論野戰軍的去向，把平時的意見端到桌面上來。”打著擺子參加會議的李德，見無人打頭炮，便首先開了腔：“根據原定作戰方案，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轉向北方，與二軍團聯繫，在湘黔川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大家看怎麼樣？”沒有人接茬，更沒有人響應。年輕的博古憋不住，還沒等討論開始便以作結論的語氣說：“華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見怎麼樣？這是我們的原定計劃，用不著改變吧？我們與賀、蕭部隊會合後，放下行李再跟國民黨軍隊作戰嘛。”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見博古要收場，趕緊說：“博古同志，不要急嘛，聽聽大家的意見再作計議。”毛澤東一向是不願打頭炮的。這時，洛甫、王稼祥和軍事指揮員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毛澤東這才揚了揚手上的煙，望了李德一眼，開始發難：“顧問的意見，本人不敢苟同。請問華夫同志，當前的敵情是否掌握？”李德聽了翻譯過來的毛澤東的話，不置一詞。於是毛澤東接下去說：“還是讓我給大家報告吧！”知己知彼的毛澤東，把蔣介石的軍事部署，湖南軍閥在湘西修築的四道碉堡防禦線，紅軍過湘江以來敵軍的調動情況，以及各路敵軍中兵力強弱情況等，一五一十地慢慢道來，將蔣介石調動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在湘西佈置了一個大口袋，等著紅軍去鑽，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戰殘餘紅軍的企圖，清清楚楚地擺在參加軍委會的每個人面前。 毛澤東分析完上述一切情況後，以他慣常的辛辣語調說：“蔣介石做好了一個大口袋，等著我們去鑽，誰要願意去鑽，悉聽尊便，反正我毛澤東不願意鑽口袋。蔣介石在那裡'請君入甕'，我們就乖乖地去'入甕'，豈不是傻瓜！”李德打著擺子，本已很難受。毛澤東分析的敵情，更令他不寒而慄了。 毛澤東最後再奚落他要當傻瓜，他坐不住了，中途便憤然離席。 會議繼續召開，洛甫、王稼祥也都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分析。朱德、劉伯承、彭德懷等將領也紛紛表態，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勢孤力單的博古，這時又少了李德在場支持，低著頭小聲說：“不按原方案走，紅軍往哪裡去呢？”毛澤東果斷地指出：“黔敵力量弱，我軍可趁勢進兵貴州，爭取變被動為主動。”洛甫、王稼祥異口同聲地說：“贊成，進軍貴州！”周恩來覺得火候已到，站起來說：“毛主席的意見是對的。我覺得只有西入貴州，野戰軍才能擺脫困境。”他一錘定音。 博古只得表態：“照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先進貴州，再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吧。從貴州可以一直往北，抵抗會小些。”他的話留了一條尾巴：雖同意進軍貴州，但並未放棄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 會後，周恩來立即將軍委會決議付諸行動：12月12日19時半，中革軍委發出了《關於我軍13日西進的部署》的“萬萬火急”電報。這是體現通道會議轉兵精神的第一份電報。 第2天，周恩來親自召集紅一軍團一師三團的負責人開會，向他們傳達了通道會議精神，佈置了3日之內奪取貴州省黎平縣的作戰任務。 隨後，中央紅軍便轉向貴州進軍。 12月14日，紅一軍團突破黔敵防線，一舉攻克黎平。 16日，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進抵該城。因中央紅軍西入貴州，使湘西的敵人重兵無用武之地，蔣介石調整部署需要時間，中央紅軍就有了歇口氣的機會，決定在黎平休整4天。 通道會議後，李德曾指責周恩來在沒有召開政治局全會的情況下，改變了行軍方向，這是“非法的”。現在在黎平休整的4天，周恩來認為正可以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解決通道會議發生的爭論。正如陳雲所說的：“到了算一算賬的時候了。”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黎平縣一座高聳的德國式教堂裡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洛甫、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王稼祥，總政代主任李富春，各軍團指揮員也列席了會議。軍事顧問李德因為發高燒沒有出席。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 周恩來先讓各軍團指揮員，報告了各自部隊的情況。然後便直接把目光轉向毛澤東：“澤東同志，請你發表意見。”這時，毛澤東丟掉了一切客套，直截了當地明確主張：紅軍繼續向貴州西北部進軍，奪取遵義，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隨後，他擺事實，講道理，說明了為什麼要這樣做，循循善誘，使與會的不少人改變了自己的觀點，許多人放棄了繼續北上的念頭。絕大多數同志都讚同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只有博古等極少數人反對這一戰略轉變的主張。 會議很快以多數人的意見，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 這次會議的決定，成了中共糾正左傾盲動主義軍事路線而載入史冊的第一個正式決定。正如聶榮臻後來所說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決議，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了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進發。這樣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了湘西，我們爭取了主動。”會議還作出了另外3項重要決定（沒有寫入正式決定）：一是在適當時機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從湖南通道開始的黨內關於戰略方針的各種爭論；二是以鄧小平接替患肺病的鄧穎超，擔任中央秘書長職務；三是將被李德貶為五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官復原職”，擔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 當黎平會議12月18日還在召開的時候，中革軍委即電告各部隊：中央有新的戰略方針決定，“望令電台注意接受”。會議一結束，中央書記處即電告各軍團及軍委縱隊首長：“茲特電告中央政治局本18日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此決定經你們傳達至師及梯隊首長為止，在部隊中關於本決定之解釋總政治部另有訓令。”12月19日18時，中革軍委發出《軍委為執行黎平會議作出的行動部署》。 21日，總政代主任李富春簽署了《湘江政治部關於實現“創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的訓令》。 按照中革軍委的行動部署，中央紅軍隨即兵分兩路，紅一、九軍團為右縱隊，軍委縱隊及紅三、五軍團為左縱隊（黎平會議決定撤銷八軍團建制，部隊編入五軍團；將軍委一、二縱隊正式合編為軍委縱隊），浩浩蕩盪向烏江開進。 黎平會議決定通過後當天夜裡，周恩來便把決議送給李德過目，順便探望他的病情。誰知李德看過譯文後大發脾氣，與周恩來大吵起來，提出許多責問，仍然反對決定。涵養極好的周恩來忍無可忍，頂撞了李德，並拍了桌子。 博古雖然在會上仍然不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但政治局會議一經作出決定，他還是帶頭貫徹的。中央書記處和中革軍委的那些“訓令”，他都很快簽發了；他還親自約劉伯承談話（劉伯承未參加黎平會議），告訴他要改變方向走。不過，博古這些還算積極的行動，只是執行決定而已，他的思想未通。 12月下旬，中央紅軍經台拱（今台江）以西地區，向貴州腹地挺進，連續攻克黔東南之錦平、施秉、黃平、鎮遠、餘慶等縣，進到烏江南岸地區。 一天，博古騎馬行進在陽光普照的貴州大地上，面對西南地區不算寒冷的冬季風光，忽然升起無限感慨來。他嘆息道：“自江西突圍以來，一路上疲於奔命，爭爭吵吵，心情都不好，何不在烏江南岸駐紮下來，休整疲憊之師。”李德本來心情不好，一聽博古此話，正中下懷，便引申道：“博古同志的意見很有見地，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與二、六軍團會合。” 與他倆同時緩行的周恩來，聽到他們的議論，立即警覺起來，隨即說道：“那怎麼行呢？黎平政治局會議已作決定，進軍黔北，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新根據地。”“決議可以改嘛，”對黎平決議耿耿於懷的李德接話說，“黎平會議不是改變了中央原定進軍湘西的決定嗎？”“改變也得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馬上表示：“不能幾個人說改就改。”這時，博古擺出總負責的架式說：“我們'三人團'還是最高決策機構嘛，我還是總負責嘛，我們三人可以改變政治局的決議。”周恩來感到這是原則問題，是政治局集體領導還是少數人說了算的問題。他毫不讓步他說：“此事要慎重，還是政治局集體討論議定為妥。前面就到猴場了，開個政治局會議討論一下吧。”博古無可奈何，只得點頭同意。 12月底，中央紅軍來到瓮安縣的猴場。分得了土豪浮財、免除了年關逼債之苦的窮人們，與紅軍指戰員們一起，歡歡喜喜地度過1935年的陽曆年。 有的買了新衣裳，有的殺了豬羊，有的舉行晚會，有的還放起了鞭炮…… 就在新年這一天（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今草塘）召開了會議。博古正式提出兩個主張：一是不過烏江，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義正辭嚴，堅決反對。他再次重申黎平會議上的正確主張，多數同志都讚同毛澤東的意見，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頑固意見。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過烏江後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進一步肯定了紅軍的戰略方向——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 猴場會議決議中，有一條最重要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就從根本上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把“三人團”的軍事領導權和指揮權收回到了政治局，從組織上開始恢復領導軍隊的正常秩序。 這樣，由通道會議開始的、黎平會議作出的、中央紅軍轉兵改向的決定，終於不可逆轉，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集體意志。 會上中革軍委同時確定了在轉移過程中，必須堅持充實戰鬥連的原則，縮小軍委縱隊的編制數額，以適應新的作戰環境。各軍團則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強渡烏江的各項準備工作。 1月2日至6日，中央紅軍兵分3路：中央縱隊和五軍團為一路從江界河，一、九軍團為一路從迴龍場，三軍團為另一路從茶山關，分別強渡烏江，勝利突破了烏江天險。三路大軍齊頭並進，向遵義逼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