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探路”擴紅籌物資——秘密準備

1934年6月25日。共產國際通過上海中共情報站，向中央蘇區轉來了復電：同意中共中央關於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請示報告。明確指出，轉移行動應該首先趨於保存力量，並在新的條件下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泛的進攻，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 接到共產國際復電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具體負責戰略轉移的籌劃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軍事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 當時，這是黨的最高機密。書記處決定，只把共產國際復電同意轉移傳達到黨政軍機關的極少數最高負責人。並且宣布“突圍的傳達範圍只限於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這是紀律，任何人不得違背。

就這樣，中央蘇區和紅軍部隊，仍在採取短促突擊的戰術，於蘇區中心邊緣全線防禦，阻止敵人進攻；黨政軍機關表面看來工作正常，實際上，紅軍總部已在中央指示下，不露聲色地進行著轉移前的秘密準備工作…… 7月的閩中地區，天氣已經相當炎熱。一支看上去相當疲勞但士氣仍然非常高昂的紅軍部隊，正在閩中的山川密林間向東急進。 這支部隊約有6000多人，戰鬥人員佔三分之二，武器裝備明顯不足，步槍、手槍只有一千二三百支，少量的輕重機槍和五六門迫擊砲，許多戰士背的是大刀和梭鏢。非戰鬥人員約2000人，挑著500多擔宣傳品、後勤物資、炊事用具等，行動相當遲緩，影響了東進的速度。 這支部隊就是紅軍的第七軍團，對外稱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他們是7月6日晚從瑞金出發，開始執行北上抗日先遣隊任務的。連日來，他們過長汀，越連城，經永安，打下大田縣城，在尤溪以東渡過閩江。現在，他們完全進入了屬於白區的谷口附近。

這時，中革軍委忽然來電改變原定計劃，令紅七軍團由谷口地區東進，佔領水口，威脅並相機襲取福州。中革軍委的這次電令，使紅七軍團領導既感突然，又很為難。於是決定開會進行研究。 7月初，紅七軍團奉命從福建連城地區調回瑞金待命。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和軍事顧問李德，接見了軍團領導人，宣布由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仍保持軍團體制，尋淮洲為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委，曾洪易為中央代表，3人組成紅七軍團軍委會；軍團政治部主任劉英，軍團參謀長粟裕。 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交代的主要任務是：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發展；並規定最後到達皖南，1個半月內趕到，以支援該地幾個縣的群眾暴動，發展那裡的革命局面。

為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已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印製了160多萬份抗日宣傳品等。中央要求紅七軍團休整三四天后立即出動。 紅七軍團領導並不知道，早在5月份中央“小型會議”上，博古就提出了以抗日名義，先後派出兩個先遣隊北上，作為紅軍主力突圍的試探的計劃。 派出紅七軍團的直接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配合主力紅軍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正如軍團參謀長粟裕幾十年後所說的：“在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們時，並沒有說明這個戰略意圖，……當時對於中央這個重要的戰略意圖並不知曉。”軍團領導研究中革軍委攻打福州的電令時，尋淮洲軍團長擔心力量不足，火力不強，對這樣的部隊狀況能否打下福州這樣的大城市沒有把握。但他卻沒有實權，說話不算數。一向專橫無忌的軍團政委樂少華，一味盲目地執行中革軍委的命令，拒絕結合實際的積極建議，堅持攻打福州。

紅七軍團在閩中地區的突然出現，引起了蔣介石的很大震驚，急調部隊加強福州防禦。紅七軍團在水口召開“八一”紀念大會時，對攻打福州進行了動員。儘管部隊情緒高漲，但在8月2日從水口向福州進發時，遭到了敵機的襲擊，造成了部分傷亡。 8月7日晚對福州發起了攻擊，由於對敵軍實力、工事等情況了解不夠，又缺乏攻城手段，不善於攻堅作戰，加上敵機對紅軍陣地的輪番轟炸，沒有辦法打進城去，紅七軍團領導只得決定撤出戰鬥，向閩東轉移。 當紅七軍團進到北石嶺、桃園地區時，又與追趕紅軍的敵八十七師發生激戰，形成對峙狀態。敵軍援兵趕來，紅七軍團只得再次撤出戰鬥。雖斃傷不少敵軍，但紅軍也傷亡了幾個師、團幹部。 這次攻打福州，給紅七軍團以後的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紅七軍團剛過閩江時，聲勢很大，敵人弄不清具體實力。福州一戰，暴露了紅軍只是一支不怎麼大的牽制力量。從此，敵軍就一直瘋狂地追擊和堵截紅七軍團，使其未能起到調動和改變敵軍戰略態勢的目的。

後來，紅七軍團轉戰閩東、閩北，挺進浙西，活動於皖贛邊，於10月底到達閩浙贛蘇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及地方武裝，合編成立紅十軍團，領導幹部也作了調整。軍團下轄3個師。軍團整編後的任務是：尋淮洲改任師長的第十九師仍到浙皖贛邊，打擊“追剿”之敵，發展新蘇區；二十、二十一師仍留閩浙贛蘇區，打擊“圍剿”之敵，保衛老蘇區。 這次紅七軍團的整編和組成紅十軍團，把擅長打游擊的紅十軍和地方武裝集中起來，進行大兵團活動，企圖打大仗，這是戰略指導上的又一重大失誤，為後來的挫折和失敗埋下了禍根。 12月中旬，紅十軍團在皖南黃山東麓譚家橋地區，與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補充第一旅激戰。雖然雙方兵力差不多，但由於紅二十、二十一師不長於正規作戰，致使戰鬥失敗。 “秋收起義”就參加革命的、年僅22歲的紅軍優秀指揮員尋淮洲在這次戰鬥中陣亡。紅軍愈加陷入被動。

從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紅十軍團在皖南和皖浙贛邊的十餘縣地區往返轉移，進行了大小十餘次戰鬥，大都是消耗戰，使先遣隊處境日趨險惡。 紅十軍團於1月中旬，轉戰到化婺德蘇區與閩浙贛蘇區之間的懷玉山。 由於軍團長劉疇西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猶豫遲疑，指揮失當，紅軍遂陷於敵軍重重包圍之中。最後被敵軍分割圍殲，各個擊破。紅軍將士浴血奮戰，最後彈盡糧絕，絕大部分英勇犧牲。只有粟裕率領的先頭部隊突出了重圍，另一小部分向北突圍進入皖南。方志敏、劉疇西先後被捕。 就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按照中革軍委命令攻擊福州的那一天，另一支大約9000多人的紅軍部隊，正從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這就是5月中央“小型會議”確定的被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的紅六軍團。

紅六軍團連續突破敵人幾道封鎖線後，在湖南桂東縣的寨前圩召開了連以上乾部誓師大會。中央代表任弼時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是按照黨中央、中革軍委的電報指示實施轉移的。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紅六軍團的有生力量，我們離開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游擊戰爭和創立新的蘇區，並逐漸向北發展，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二軍團取得聯繫。任弼時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宣布成立紅六軍團領導機關：蕭克為軍團長，王震為軍團政委，李達為軍團參謀長，張子意為政治部主任。 中革軍委電令紅六軍團西征時，沒有說明今後中央紅軍的戰略意圖，而且要求紅六軍團把一切東西都帶走。結果，紅六軍團把省保衛局的犯人、醫院、兵工廠、石印機、老虎鉗等修理工具以及很笨重的電台發動機等，統統都帶上了，成了一支大搬家的隊伍。部隊的機動能力全被這些家當纏住了，前衛部隊走10裡，輜重隊掉一二里，後繼部隊也跟著掉隊。行軍既不靈便，打仗顧慮又多，降低了領導者尋找機會打仗的決心。後來進入貴州，山高路窄，崎嶇曲折，只得把帶的東西逐漸扔掉。紅六軍團把這一情況電告了中央，但中央並未吸取經驗教訓。在不久中央紅軍西進轉移時，來了一個更大的“搬家”，吃了更大的虧。

紅六軍團勝利突圍的消息震撼了敵人。湘桂兩省軍閥急調4個師的兵力後追前堵，阻止紅軍實施在湘桂停留的計劃。紅六軍團採取機動靈活的戰術，迂迴轉移，忽東忽西，使敵軍難於琢磨。軍閥何鍵曾哀嘆：紅軍“時而聲東擊西，行踪飄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師跟踪追逐數百里，疲於奔命”。 進入貴州後，部隊作戰更加困難。由於山路難行，地形不熟，貴州群眾對紅軍不了解，甘溪一戰，紅六軍團被截為3段，陷入了湘桂黔3省敵軍24個團的包圍之中。除軍團參謀長李達率十七師一部繼續前進，與紅三軍（即紅二軍團）一部會合外，十七師餘部、十八師和軍直則轉戰於石阡、鎮遠、餘慶一帶，陷入了險境。 這一地區山勢險峻，人煙稀少，物資奇缺。指戰員們赤著腳，在懸崖峭壁和山溝密林中行軍，有時一天只能吃一頓稀飯，餓著肚子走路打仗，歷盡艱辛。在從朱家壩向南轉移時，後衛五十二團遭敵包圍，浴血奮戰三晝夜，損失慘重。

一天下午，主力進至石阡至鎮遠的敵人封鎖線時，又遇強敵。湘桂之敵企圖南北夾擊紅六軍團主力。軍團首長派出特務連利用夜色堅決抵抗，主力則在當地老獵戶引導下，深夜從一條人跡罕至的谷澗水溝（貴州稱為夾溝）通過，魚貫向東，天亮時才衝出了夾溝，轉危為安。 從此，紅六軍團戰勝了湘桂黔敵軍的圍追堵截，終於在1934年10月24日，在黔東印江縣的木黃，和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隨後召開了會師大會，實現了二、六軍團的統一指揮。 紅六軍團這次歷時80多天的突圍西征，跨越敵境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敵人兵力的虛實，查明了道路、民情，實現了二、六軍團的會合，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種，起到了為中央紅軍主力突圍轉移進行偵察和探路的作用。

1934年9月中旬的一天，幹都縣城北門外何屋的左廂房的臥室內，毛澤東斜倚在床上，背後墊著棉被。他臉色又黃又瘦，兩眼凹陷，神情疲憊憂鬱。 這時，他正在看著一份報紙。 突然，警衛員報告：“主席（毛澤東當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故人們稱他主席——作者註），有人來看你。”話音剛落，一個身材矮小、聰慧機敏的女青年已來到屋內。她就是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長、人稱擴紅標兵的劉英。 “主席，身體好些嗎？”劉英一進屋便關切地問候起來。 “有得關係。疾病也和敵人一樣，你強它就弱。你看，我不是戰勝它了嗎？”毛澤東一邊熱情地讓劉英坐，一邊叫警衛員把僅有的尚未完全成熟的兩隻柑子拿來切開，遞給劉英半個，風趣地說：“只能吃半個。”劉英今天來看望毛主席，本來是為擴紅的事來討教的。一看毛主席十分憔悴、大病尚未痊癒的情景，想說的千言萬語，一下又都咽了回去，自個兒思索起擴紅的情景來： 記得5月份，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局主任李維漢，任命她擔任於都縣擴紅突擊隊長，要她3個月內擴充紅軍2200人。當時，她廣泛宣傳，發動群眾，只用了1個半月，就擴紅3000名，提前完成任務，還超額了800人。 6月下旬，她從於都返回瑞金時，正巧碰上鄧小平。鄧小平一見劉英，立即翹起大拇指說：“喲，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嘛！”當時劉英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鄧小平忙解釋說：“這是項英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的，他誇獎你擴紅搞得好。於都縣的擴紅事蹟，都登報了！”劉英回到少共中央局，看到6月21日的《紅色中華》報頭版頭條，果然刊載了《於都縣的破天荒——三個月計劃一個半月完成》。不久，劉英還得到了一頂光榮帽（草帽）、一條手中、幾本書的獎勵。 可是，9月10日前後，李維漢又派劉英去於都擴紅，要求她在9月27日之前完成4500名的擴紅任務，時間只有半個月。劉英心急火燎地騎馬趕到於都，誰知情勢已與4個月前大不相同了，幾經動員，只有200多人參軍。有些人為躲避擴紅，鑽進大山藏了起來，留在家裡的都是老弱婦孺。劉英無奈，一方面寫雞毛信向李維漢告急，一方面想去找毛主席請教。 “擴紅情況怎麼樣？遇到困難了吧！”毛澤東看出了劉英的心思，主動地問。 “主席，怎麼辦呢？許多人都跑進山了，擴紅隊員都沒有信心了。”劉英似乎要哭的樣子。 “開個會嘛，把突擊隊員、區委書記找來開會。”毛澤東幫她出主意。 “來不及了，只有10天時間了，”劉英著急地說。 “不，一定要開會。磨刀不誤砍柴工嘛，先要打通思想。”毛澤東果斷地指示著，同時叫來4個警衛員，叫他們騎馬到各區去通知。 會議如期召開。劉英先作了一番動員，參加會議的人們歡迎毛澤東講話。 毛澤東帶著病體深情地說：“既然要我講，那我就講五分鐘吧。我講話的內容，用兩個字可以概括，這就是'決心'。……”毛澤東的講話博得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 跟劉英到於都兩次擴紅一樣，為適應戰爭需要和準備戰略轉移，根據中革軍委每團兵力不得少於1500人，每師不得少於5000人的規定，中革軍委和中央政府從黨、政、軍機關，抽調了大批幹部到各縣、區、鄉，做動員青壯年參加紅軍的工作。中央蘇區在“擴大鐵的紅軍100萬”的口號下，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擴大紅軍熱潮。從6月到10月，蘇區青壯年踴躍參軍，大約動員了3萬多人補充主力紅軍，為組建新的軍團提供了兵員。以周昆為軍團長的紅八軍團，以周子昆為師長的紅三十四師，還有少共國際師等部隊，就是這一時期組建起來的新部隊。 在中央蘇區急劇擴紅的同時，中革軍委還指示各兵工廠、被服廠等加緊生產，進行武器彈藥和物資方面的準備。要求興國官田兵工廠，在9月份以前加倍努力生產，達到野戰軍每支步槍不少於50發子彈、每個戰鬥員不少於兩枚手榴彈的標準。總供給部則應大力籌集軍需物資，到9月份必須籌備到全軍每人一套棉衣和兩雙鞋子。同時要求每個指戰員，另外自打兩雙草鞋，編一個斗笠，做一個乾糧袋。總衛生部必須盡量多地購買治療傷員的藥物，以備需要。 紅軍總部一局於10月8日，匯總統計了有關武器裝備和生活供給方面的各項準備數據，向總部首長呈報：各種槍33244支（挺），槍彈1732130發，迫擊砲38門，砲彈2473發，冬衣83000件，鹽34862斤，藥品177擔，通訊材料可供給至11月24日，糧食每個指戰員隨身攜帶夠10天食用，等等。 據伍修權回憶，他當時曾陪同李德到兵工廠視察過，看過新造手榴彈的爆炸試驗。好的手榴彈炸得很碎，殺傷力大，有的一崩兩半，沒有威力。兵工廠的機器，還有印刷廠印鈔票的機器等，在突圍轉移的準備後期，都進行了拆卸、捆包，實際上作了近半年的準備。 金秋10月，贛南的於都，顯現一派富足的景象：大多數莊稼已經收割完畢，青瓦屋頂上晾曬著豆秸和其他物產，地裡只剩下晚稻、養麥和紅薯。 與金秋豐收圖形成對照的是，在於都群眾和紅軍中存在著一種不安的氣氛。除了不同尋常的擴紅外，紅軍徵購了大批稻米和糧食，購買了許多鹽巴和藥品。 幹部們見面時，總是互相會意地問：“轉移的時間就要到了，你走嗎？”回答卻時有不同，有的說“當然走”，有的則說“不知道”。這些消息的流傳，更增添了市井的不安。很快，誰走誰留的消息傳開了，有的帶著箱包回到家中，告訴家人他要走了（但不知何時到哪裡去）；不少傷員從醫院回到了原部隊。 10月上旬的一天。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偷偷走進了毛澤東在於都的小院。他們一方面是來看望生病的紅一軍團的老領導毛澤東，另一方面想從他這兒探聽一點信息。他們小心地問毛澤東：“我們將向何處去？”毛澤東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便用隱晦的話回答他們：“去命令你們去的地方。”他知道這些命令是軍事機密，他守口如瓶，一直嚴格遵守著黨中央規定的紀律。當他們還想探聽諸如人員去留問題時，毛澤東便岔開了，顧左右而言他。 聶榮臻元帥50年後回憶說，當時毛澤東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們的嘴。他不想讓人猜疑他和將軍們正在秘密策劃著什麼。他結束了談話，建議他們去參觀一個新開的圖書館。 當時的氣氛就是這樣。毛澤東被剝奪了所有重要的權力，政治局和軍委總部研究重要問題，總是不通知他參加，把他摒棄在外。特別在轉移的一項關鍵性準備工作上，即黨中央、政府和軍委人員的去留問題上，屬於“核心機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團”掌握，分步實施：黨中央、中央政府乾部的去留名單，由張聞天、李維漢分管；軍隊幹部名單由周恩來負責，由軍委總部四局的葉劍英具體安排；最後由“三人團”審定。因而，當時毛澤東的去留還掌握在“三人團”手中，他自己都心中無數，就更難決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員去留的命運了。 據一些老革命家回憶，起初，博古、李德是把毛澤東列入留下來堅持鬥爭的干部名單之列的。後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力爭，要求讓毛澤東參加轉移。周恩來等提出的理由是：毛澤東是紅軍的創始人，是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在黨和紅軍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讓他參加，對戰略轉移行動是不利的。博古、李德見許多重要領導人提出異議，便從另一角度進行了思考：讓毛澤東隨軍出發雖有一定危險，主要怕難以駕馭；但他在軍內已無職無權，讓他離開“共和國”便起不了多大作用。經反復權衡，博古等認為毛澤東參加轉移利大於弊。 後來，他們對項英解釋說：“所以帶他西征，就是要他脫離開中央蘇區這個根基……”周恩來把讓毛澤東轉移的決定通知了他本人。後來紅軍開始行動了，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副官處領取供應物品時，發現隨軍“轉移”的人員名單上，沒有毛澤東的名字。經反映後，才把毛澤東和他的警衛班、馬夫、挑夫、擔架員等，一齊編入了第一野戰縱隊所屬的中央隊。 事過40多年後，伍修權回憶說：“如果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許就可能成了另一個樣子”。這真是周恩來等人的歷史功績。 當時對黨和紅軍幹部的去留是嚴格掌握的。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指示，秘密準備時搞了登記表，對乾部都進行審查，凡出身不好的，犯過錯誤的，起義過來的，不隨隊出發而留在蘇區……。有的被視作犯過錯誤的紅軍指揮員，被編在勞改隊裡出發。由此可見，當時的走與留，無異關乎生與死，許多同志都堅決要求隨軍轉移。而當時掌握走留大權的博古、李德等人，決定走留人員的標準，主要是看對他們左傾盲動主義的態度，凡是反對過他們，或與毛澤東關係密切的所謂“毛派”人員，都被毫不留情地留了下來。 由於毛澤東本人差點被取消轉移資格，無疑，他這個掛名的蘇維埃主席，便無權過問下屬的去留。 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採訪說，有人曾悄悄地讓毛澤東看了一份留守高級幹部的名單，他知道許多被稱為“毛派”的人都留下了。像瞿秋白、何叔衡、賀昌、劉伯堅，還有在反“羅明路線”過程中受到打擊的兩個人——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和古柏，等等。毛澤東特別為瞿秋白向博古求過情，要求帶上他轉移，但是被拒絕了。 吳黎平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談到，在準備轉移時，毛澤東曾召集政府各部的領導同志在一個山上開會（毛澤東稱為青山會議），佈置善後工作。 他向大家說明了當時的戰爭形勢、紅軍轉移的原因，要求各政府機關做好撤離中央蘇區前的組織工作。隨後，他根據中央決定，宣讀了隨軍的一些部長的名單。瞿秋白當時也出席此會，當聽到沒有他的名字時，當場向毛澤東要求隨軍轉移。毛澤東當即回答會後再談。在場的吳黎平曾小聲問毛澤東：為什麼不讓秋白這樣的老同志隨軍轉移？毛澤東也小聲告知吳黎平，他很同情秋白同志，曾向中央局反映過，但他的話不頂事。吳黎平只好轉向洛甫，請他給中央局的同志求求情。洛甫說，這是集體商量決定的，他一個人不好改變。 吳黎平無可奈何，便請瞿秋白到家中吃告別飯。秋白情緒特別激動，一個勁地喝悶酒，聲調悲咽地說：“你們走了，我只能聽候命運的擺佈了。……我一生雖犯過錯誤，但對黨對革命忠心耿耿，全黨同誌有目共睹。”他表示，我無論有何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後來，中央紅軍長征以後，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捕，關押4個月之後，被敵人帶上刑場。他雖然身體虛弱，卻鎮定自若。當子彈將射向他的胸膛時，他屹立在那裡，用俄語高唱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國際歌》。 博古、李德等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把他們不喜歡的干部，以及支持過毛澤東的干部都乘機甩掉，留在蘇區打游擊。結果，留下來的干部中，絕大多數都不幸被俘犧牲了，倖免的不足十分之一。 毛澤東的老戰友、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年已61歲的何叔衡被留下以後，在福建長汀被包圍的敵軍士兵開槍打死。 曾任總政副主任的賀昌留下以後，堅持帶領部隊與敵奮戰。在一次戰鬥中身負重傷，當敵人向他衝去，大叫“捉活的”時，他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腦袋，高喊“革命萬歲”的口號，用最後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年僅29歲的生命。 曾以秘密黨員身份在“基督將軍”馮玉祥部隊工作過，後來在二十六路軍任職，與董振堂等人一同舉行寧都起義的劉伯堅，因與毛澤東的關係，注定成為留下來的人。後來，他在一次戰鬥中被俘受審，被帶上腳鐐遊街，於1935年3月21日就義，年僅40歲。犧牲前作了一首《帶鐐長街行》的詩：“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拚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古柏留下以後，在一次帶著一隊二三十名游擊隊員，從廣東轉移到湘南時，遇到國民黨的巡邏隊而遭殺害。毛澤東在1937年得到消息時，曾寫道： “我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 轉移決策早已作出，準備工作也已進行，但由於博古、李德對他們的陣地防禦作戰的惡果缺乏清醒認識，仍然持觀望態度，因而未能抓住有利時機，及時實行轉移。 這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在紅軍大學學習的原湘鄂贛軍區總指揮兼紅十六軍軍長的孔荷寵，畢業後藉下去巡視工作的機會，攜帶他事先繪製好的黨中央機關在瑞金的標記地圖，到興國老營盤後，隻身潛逃，投靠了國民黨。 蔣介石獲得中共黨、政、軍機關駐地位置圖後，如獲至寶。他親自在南昌接見了孔荷寵，大加讚賞，並決定派大批飛機，到瑞金轟炸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駐地。 紅軍總部偵悉蔣介石的上述計劃後，搶在敵人轟炸之前，連夜將黨、政、軍中央機關緊急撤離原駐地，轉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雲石山植坑地區，偽裝隱蔽，保證了黨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的安全。 這一事件對博古、李德的震動很大，於是加快了轉移進程。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立即著手組建蘇區中央分局、中央政府中央蘇區辦事處、中央軍區及各省軍區。由項英任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留下紅二十四師及22個獨立團，共約16000餘指戰員（主要是地方武裝，約有一半人是傷病員），留在中央蘇區繼續堅持對敵鬥爭。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下令由地方兵團接替各線主力紅軍的防禦任務，紅一、三、五、八、九軍團撤出陣地，向瑞金、於都、會昌地區集中整編，待命出發；緊急擬制了戰略轉移的編制序列。 這時，國民黨軍隊正從北、東、西三面向瑞金、於都、會昌等中心區域壓來，企圖一舉將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圍殲。 1934年10月10日，中革軍委發出命令，正式宣布了第一、第二野戰縱隊（代號分別為紅星、紅章，合稱軍委縱隊，又稱中央縱隊）的組成及行動計劃。當日下午5時，軍委縱隊全體指戰員在黨中央、中革軍委首長的率領下，由江西瑞金的梅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從10日到16日，紅一、三、五、八、九軍團，也相繼從瑞金、於都、會昌等地出發，分別擔任左、右前鋒與後衛，掩護龐大的軍委縱隊轉移。 毛澤東是10月18日晨從於都縣城西門渡過於都河的。數以萬計的男女老少給紅軍送行，一個個難捨難分。鄉親們圍著毛澤東，握著他的手：“你們可千萬要回來啊！”說著說著，淚如雨下。姑娘們唱起了送紅軍的歌：“送紅軍到江邊，江上穿呀穿梭忙。……紅軍啊，紅軍！革命成功早回鄉。”毛澤東的眼睛濕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