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寫於60年前的這首《七律·長征》，是迄今為止讚頌紅軍長征的詩篇中最為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絕唱反映了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前後，毛澤東充滿勝利的喜悅心情，謳歌了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令世人驚嘆的英雄業績。 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偉大長征，並不像60年後的今天，人們欣賞毛澤東詩詞這樣輕鬆、愉悅。讓我們透過歷史迷霧，回到60年前那個腥風血雨的搏殺年代吧…… 江西東南的廣昌縣，是典型的丘陵地帶。山嶺連綿，林木茂盛。注入郡陽湖的撫河上游——盱江，由北向南將廣昌縣隔成東西兩部分。 廣昌是幾條交通要道的匯合點，南達寧都、石城，北通南豐、黎川，是軍事要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昌是中央蘇區的主要門戶之一，是守衛中央蘇區中心瑞金的北部要衝。因此，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廣昌地區是國民黨軍隊向中央蘇區進攻的主要作戰地帶，也是中央紅軍誓死守衛、與敵奮戰最為慘烈的中心戰場之一。

與當時中國大多數縣城不同，廣昌縣城沒有堅固的城牆可以依托，守衛相當困難。為阻止敵軍長驅直入，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王明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和當時的德籍軍事顧問李德，調集主力紅軍，用5個月左右的時間，在廣昌縣城以北到甘竹鎮一線，構築了10多個大小支撐點和“主碉堡”，作為守衛廣昌的主要依托。同時抽調紅一、三、五、九軍團9個師的兵力，在廣昌以北20公里內的盱江兩岸布防，構築工事，抵抗敵人的進攻。 1934年4月10日。蔣介石的主力部隊11個師，在羅卓英指揮下，以5個師的兵力沿盱江西岸進攻，另5個師沿盱江東岸進攻，1個師為預備隊在盱江西岸跟進。國民黨軍以原先佔領的陣地和地帶作為依托，構築碉堡和工事，然後，以這些碉堡和工事為基礎，派部隊在砲火保護的範圍內向前攻擊1000米至2000米，爾後再構築新的碉堡和工事，並搶修通向後方的公路，這樣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

11日清晨，天剛濛濛亮，守衛在盱江東岸大羅山、延福嶂一線的紅一、三軍團指戰員們，就听到了敵方的騷動。大家意識到，一場惡仗不久便會封來。大家立即行動起來，做好戰前的一切準備。 果然不出所料。晨霧還沒有完全消散，敵軍10多架意大利“黑棺材”飛機，就飛到了紅五師、六師的陣地上空。一陣盤旋俯衝，頓時，陣地上火光沖天，煙塵瀰漫。飛機剛剛離開，敵軍的大砲又開始吼叫起來。紅軍陣地上有的工事坍塌了，有的營連指揮所的小棚子著火了，許多紅軍戰士被炸傷。 轟炸持續了大約半個小時，敵步兵第六師十七旅，依托新築的碉堡，向白葉堡高地的紅軍陣地發動攻擊。 “打！”隨著指揮員一聲令下，守衛在陣地上的紅五師的步槍聲、機槍聲立即響成一片。紅軍戰士採取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的戰法，迅速從工事內跳出來，勇猛地向敵人撲去，一排排手榴彈在敵群中開了花。隨著震天的喊殺聲，敵人的一個團開始潰退。紅軍戰士邊打邊追，俘虜了敵軍團長以下官兵120餘人，殘敵縮回碉堡。

下午，敵三十一團在飛機、大砲的支援下，又向紅軍陣地發動進攻。紅五師和紅六師派出一部分兵力對敵進行了反擊，敵軍傷亡慘重，又撤回了碉堡。但是，在反擊中，紅五師、六師的反擊部隊，也遭到了不應有的傷亡。 狡猾的敵軍在紅軍戰士實施短促突擊時，馬上縮回碉堡裡去，紅軍出擊的部隊就完全暴露在敵軍的砲火之下，遭到了敵軍炮火的轟擊。即使如此，紅一、三軍團仍然在盱江東岸，挫敗了敵人的進攻。 第二天，西岸敵第五縱隊的4個師和敵九十八師，乘紅軍主力在江東激戰，盱江水漲、渡河困難之機，向甘竹鎮發動了進攻。當時，守衛在西岸鹹水岩、百子嶺一帶陣地的紅九軍團三師，雖然也修築了一些碉堡和各種形式的工事，但這些工事大多都是用泥土粘合磚石壘成的，或是乾脆在山坡上挖出的一些深溝。這些“碉堡”和工事頂蓋用圓木搭架，上鋪樹枝和稻草，再壓上一層泥土，哪裡經得住炸彈和砲彈的轟擊呢？工事淹沒在一片烈焰中。

敵人很快突破了紅三師的陣地，14日占領了甘竹鎮。守衛甘竹鎮的紅十四師，幾次向敵軍發動反沖擊，都未能奏效。紅三師、十四師被迫後撤，依托正面陣地，節節阻擊敵軍南進，以確保甘竹以南盱江上的長生橋，供紅一、三軍團渡江。 爾後的兩天中，盱江西岸的敵軍便在新佔領的甘竹、潘家渡一線修築新的碉堡和工事。當西岸敵軍暫停進攻的時候，東岸敵軍在空軍和砲兵的支援下，又向紅一、三軍團攻擊。就這樣，敵軍在盱江東岸進攻，碰到紅軍短促突擊受阻時，馬上停止前進，轉為在西岸進攻；等到西岸遇到紅軍抗擊受阻時，又轉為東岸進攻。如此反复輾轉前進。紅軍野戰司令部參謀長劉伯承給敵軍的這種進攻起了一個名字，叫“滾仗”。 一天中午，盱江西岸紅軍某團前沿陣地，來了數位紅軍高級領導人。其中一位戴著眼鏡，長得很瘦，扎著腰帶，大約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就是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廣昌前線野戰軍政委博古。在他身後跟著一位高個子、藍眼睛、金黃色頭髮的外國人，即當時包攬中央紅軍指揮大權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跟他們同行的還有兩三位野戰司令部參謀和軍團首長。博古，這位從來沒有打過仗的知識分子，在紅軍將士與敵軍浴血奮戰的關鍵時刻，來到離敵軍只有1000米左右的前沿陣地。博古蹲在戰壕里，一邊用望遠鏡眺望遠方，詢問戰況，一邊對身旁的軍團首長說著鼓舞士氣的話：“一定要誓死保衛廣昌，”“廣昌戰役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的決戰。”中央領導人親臨前線，視察最前沿陣地，對前線部隊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激勵作用。 21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下同）下達了保衛廣昌的政治訓令，命令部隊繼續反擊。但終因寡不敵眾，22日紅一、三軍團還是渡過了盱江，撤退到廣昌城西北地區。西岸敵人遂於當日占領了長生橋，切斷了東西岸紅軍之間的聯繫。

26日，盱江兩岸的敵軍以優勢兵力，向廣昌發動了全線總攻擊。雖然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再三向李德提出建議，採取機動防禦，但由於總體上仍然是單純防禦的陣地戰，紅軍雖經頑強抵抗，仍不得不節節退卻。 27日，廣昌已處於東、北、西三面敵軍的包圍之中。盱江西岸的紅一、三軍團和東岸的紅五、九軍團，雖竭力反擊，但已無回天之力。擔任廣昌守備的紅十四師堅守支撐點的四五個營的指戰員，在敵人飛機、大砲的轟擊下，多數陣亡。 博古、李德等，為避免紅軍主力遭到徹底毀滅，不得不下令紅軍於27日晚撤出廣昌，向南轉移。敵軍遂於4月28日進占廣昌。 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失利了，這是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戰役。紅軍雖然給了敵人以重創，但部隊傷亡了5500餘人，佔參戰部隊總兵力的五分之一；2萬多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的最慘重的打擊。紅十四師傷亡最大，被中革軍委撤銷了番號；紅九軍團也只剩下1個師的兵力。廣昌戰役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戰，它的失利，使中央蘇區處於危急之中。

廣昌戰役失利後，博古、李德、劉伯承等人從前方回到紅都瑞金，撤銷了紅軍野戰司令部。 李德躺在床鋪上，兩眼呆呆地、毫無目的地看著房頂。他竭力回顧著廣昌戰役的情景，但思想總是集中不起來。突然，他的德國同胞、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塞克特的形像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1933年上半年，蔣介石鑑於前四次“圍剿”紅軍的失敗，就聘請德國將軍馮·塞克特為其軍事顧問。他要塞克特幫助他制訂一個同紅軍作戰的新的軍事計劃。塞克特苦心研究了蔣介石四次“圍剿”連戰連敗的教訓，得出了國民黨軍隊應盡量避免與紅軍野戰，首先進攻江西紅軍根據地的結論。塞克特強調：“不要分散兵力，而應從左翼進軍，單只是進攻江西共軍，從各方面把他們包圍起來。”他建議蔣介石放棄以前急進深入的戰略，改為層層修築碉堡封鎖線，層層包圍，步步進逼。塞克特認為：江西共軍的根據地，方圓不過500裡。只要堅持修碉堡築路，逐步推進，即使一天只向前推進一二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因此，他建議蔣介石改變戰法，把“長驅直入”改為“步步為營，穩紮穩打”。蔣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策劃的新計劃，認為這一計劃花錢雖多，時間雖長，但獲勝的把握較大。

為了實現塞克特製訂的“圍剿”紅軍的新計劃，蔣介石親臨江西南昌坐鎮督戰。他改組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擴大行營職權範圍，統轄粵閩湘贛浙5省，使之成為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權力機關。蔣介石還先後任命顧祝同、陳濟棠、蔣鼎文（後陳誠）、何鍵分別為北南東西各路軍總司令，外加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和空軍第一至第五隊，於1933年9月25日開始了對中央蘇區和紅軍的第五次“圍剿”。 蔣介石在著手實施塞克特製定的新軍事計劃的同時，為了置共產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於死地，他還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制定“剿共臨時施政綱要”，改組地方各種機關，加強特務活動；派宋子文同美國簽署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和4000萬美元的航空借款，向日本借款2億日元，在全國大量發行公債，強徵各種苛捐雜稅，以籌措第五次“圍剿”的經費。

蔣介石在江西廬山軍官訓練團曾滿懷信心地吹噓：黨國通過這次新的“軍事圍剿”，加上“政治圍剿”、“經濟圍剿”、“文化圍剿”、“交通圍剿”，定能使共軍插翅難飛。 情況正是如此。在德國顧問塞克特的指導下，國民黨軍隊一方面向紅軍區域修碉堡、築工事，一方面在國民黨後方修公路運輸線。僅半年多時間，國民黨軍隊就在中央蘇區周圍修起了3000多個碉堡，數千里公路，控制了所有的通道，在中央蘇區周圍逐步形成了一個包圍圈。這個包圍圈越縮越小，越縮越密，迅速隔斷了蘇區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切斷了被圍地區與外部的貿易，蘇區的大米、玉米無法出售；蘇區的農民們和紅軍好幾個月吃不上鹽，用不上煤油，買不到棉布。蘇區人民的生活艱難，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處境更加困難。

李德回想著塞克特的所作所為，不禁生出幾份感慨。是啊，塞克特和他都是德國人，幾乎同時來到中國內戰的戰場。塞克特幫助國民黨“圍剿”紅軍，他幫助共產黨反“圍剿”。他們兩人都是名牌軍事院校的畢業生，受的都是西方正規戰、陣地戰的訓練，積累的都是德國街壘戰的經驗。但是，從第五次反“圍剿”至今的情況看，塞克特一步一步地成功了，而他卻在一步一步地失敗。想到這裡，他不免對塞克特產生了更多的憎恨。 “為什麼他勝我敗？為什麼？”李德試圖回顧一下他來到中央蘇區半年多以來的情況。 記得1933年10月，他是藏在一艘貨運船的夾艙裡，被偷運到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在廣東和福建交界的地區，他化裝進入了蘇區。到達蘇區時，他受到了紅軍負責人鄧發的歡迎。鄧發樂呵呵地把他介紹給了中共領導人。

當初，中共領導人和紅軍指揮員們對他是非常敬重的。博古是當時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的負責人（中共中央書記），李德的到來，無疑使其“如虎添翼”。由於博古不懂軍事理論，對軍事指揮更是一竅不通，當然處處都聽李德的。在中共臨時中央有影響力的洛甫（張聞天）和王稼祥，也尊重和全力支持李德工作。就是老資格的紅軍總司令朱德，也幾乎每天去拜訪他，向他請教。 到中央蘇區不久，李德便感覺到了中國共產黨內是存在著鬥爭的。以王明為代表的一派人，在臨時中央裡是博古牽頭，都是在莫斯科留過學的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青年人，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派人掌握著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權，一致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直在蘇區鬧革命的另一派人。李德是受王明等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請求，以共產國際名義派往中央蘇區的。無疑，他堅決支持博古領導的那一派。一到蘇區，博古他們對李德便言聽計從，李德也就加入了反對毛澤東的行列。 李德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面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東的想法。他說：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紅軍應該站穩腳跟，開展正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對付國民黨軍隊的碉堡戰。 後來，紅軍就是按照李德的觀點，在李德的指揮下進行正規戰、陣地戰的。開始，搞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進行了從詢口到團村的戰鬥。他命令紅軍進攻敵軍碉堡林立、防守堅固的硝石，想藉此把黎川搞過來。結果敵人根本不予理會，紅軍求戰不得只好回來。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開腳一步就走錯了。接著，又伸出“兩個拳頭打人”，把紅一軍團拉到神崗、黨口去進攻堡壘地域，不但沒有搞出什麼名堂，而且使紅軍主力疲於奔命，勞累至極。 然後，便是廣昌保衛戰了，在廣昌地區以主力對主力，以碉堡對碉堡，搞防禦中的消耗戰，最後還是失去了蘇區的大門——廣昌。毛澤東稱這是“乞丐和龍王比寶”的結果。 李德想到這裡，頓時迷惑起來。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他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所學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呀！但是，失敗又是明擺著的。他困惑不解了。 他不從不熟悉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紅軍特殊的軍情方面找原因，也不從他教條主義的軍事指揮和霸道武斷的作風上找原因，而是從紅軍身上找原因。他認為，是紅軍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李德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儘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幹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種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李德說的雖然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他自己並沒有篡權，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他的。但是，他這一說法是在為自己開脫責任，這也是明顯的。 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竭力支持博古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決策與指揮上，無視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集體領導，採取個人包辦，把朱德、劉伯承等總部首長排斥在軍事決策之外；在戰術方法和作戰指揮方式上，機械搬用書本教條和蘇聯紅軍條例模式實施指揮。特別是他的軍閥作風，更是令人不能容忍。當紅軍高級將領蕭勁光面對壓倒優勢的敵軍，從黎川縣城敗退時，他下令審判蕭勁光，判了5年徒刑。當總參謀長劉伯承要求他改變目前狀況，“否則我們將會成為千古罪人”時，他不僅不接受意見，反而斥責劉伯承：“你進過伏龍芝軍事學院，戰術水平還不如一個參謀，還當什麼參謀長？”隨後，尋找藉口讓博古撤了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讓其到紅五軍團當參謀長。當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嚴厲批評他“崽賣爺田心不痛”時，他暴跳如雷，攻擊彭德懷“封建！封建！”只不過因為彭德懷聲名赫赫、戰功卓著，才不了了之。 在廣昌戰役失利後不久，國民黨軍隊很快又攻占了永豐、龍岡、建寧、永安、連城各地，並集中31個師的兵力，分6路向蘇區中心區域全面進攻。 博古、李德等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並未吸取教訓，繼續採取消極防禦，進行陣地戰和堡壘戰，也兵分6路，全線防禦。分兵把口，節節抵禦，以少戰多，結果，紅軍各部隊只能節節敗退，蘇區根據地只剩下狹小地區了。 形勢危急！中共中央不得不召開軍政聯席會議，檢討戰爭形勢，制定作戰方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下午2時在總司令部會議室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項英、王稼祥等在蘇區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軍事顧問李德，代總參謀長龔楚（後叛變投敵），還有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陳毅等各軍團長、軍區司令和中央軍委委員等。 毛澤東也參加了會議。這是他一年半以來第一次參加黨中央的會議。從1931年1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以後，他多次受到王明左傾路線領導者的批判鬥爭，被剝奪了黨內、軍內的領導職務，無奈地專做政府工作。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後，他實際上就靠邊站了，被剝奪了在黨內、軍內的發言權。後來，博古、李德等人除了進一步排斥毛澤東，限制他的影響，還想把他送往莫斯科。只是由於莫斯科需要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加強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以利於反對日、德的侵略勢力，共產國際抑制了中共對毛澤東的批評，並於1934年1月在沒有毛澤東參加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恢復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委員的地位，在13位政治局委員中排位倒數第3。 會議由博古主持。他宣布會議宗旨後，周恩來便請各軍團總指揮扼要報告幾個月來的作戰情況和相應對策。 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首先發言。他認為幾個月來，陣地戰束縛了自己的行動，失去了不少運動戰的機會，希望今後的作戰指導應該特別注意。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一發言，便帶有很濃的火藥味：戰爭指導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如果不是指揮錯誤，五次“圍剿”早就被粉碎了。 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的發言比較婉轉。他說，陣地戰、碉堡戰五軍團是熟悉的，但我們的裝備遠不及敵軍，沒有火力，單靠血肉之軀去碰敵人的工事和碉堡，犧牲實在太大。希望今後改變戰略方針，避免陣地戰，爭取運動戰。 …… 軍團長們的發言，幾乎都是批評李德、博古的戰略決策，他們兩人坐不住了，臉色嚴峻，十分不悅。沒等眾人講完，李德就嘰嘰咕咕地向博古講了好幾分鐘話。博古給大家翻譯了大意：各位都覺得過去的戰略方針錯了，李德同志卻認為不是戰略方針的錯誤，而是各位不善於運用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的錯誤所致。李德不僅不認錯，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會議不歡而散。 晚上繼續開會。博古提出討論兩個議題：一是戰略戰術和準備轉移外線作戰問題；二是擴大紅軍問題。討論第一個問題時，毛澤東作了熱烈發言。 他首先肯定博古、李德今天提出的以紅軍一部守備北面防禦陣地、主力則在運動戰中以速戰速決消滅敵人的設想是比較正確的，但仍嫌不夠徹底。他認為根本可以不設防，要設防亦僅能以地方部隊守備，紅軍主力應轉移外線作戰，跳出敵軍封鎖線，到蘇、浙、皖、贛等省轉移作戰。 毛澤東話音未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否定。這時，毛澤東激動起來。 雖然一年半來剝奪了他的發言權，但只要讓他參加會議，一出席就要發言，不管左傾領導者愛不愛聽，他都要講。他提高了聲調，說他今天的提議，不過是重申“福建事變”時給中央的建議，至今他認為那是一條妙計…… 1933年11月20日，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領導下，聯合廣東等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同蔣介石決裂，並與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秘密協定。 “福建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利用矛盾，爭取同盟者，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極好時機。他仔細地研究了國共雙方的軍事態勢，還收集了有關福建蔡廷鍇部的情報。經過深思熟慮，他提筆疾書，鄭重地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紅軍同蔡廷鍇部隊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毛澤東叫警衛員火速將信送到瑞金葉坪黨中央去，並急切地盼望著回音。他哪裡知道，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認為蔡廷鍇等人是最危險的敵人，不僅不應聯合，還打算派兵入閩對其作戰。毛澤東得到信息後，真是憤懣而焦急。 毛澤東已經不顧自己的“身份”（靠邊站）了，親自趕到葉坪向博古等人陳述意見。博古等人根本聽不進去，毛澤東就據理力爭。居高臨下的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不耐煩了，用一頂大帽子壓了過來：“你有什麼資格講統一戰線？你這是搞的投降主義路線！”毛澤東當時真是欲哭無淚。 毛澤東回到沙洲壩，沉痛地對妻子賀子珍說：“我們喪失了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了。”毛澤東後來總結道：“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打不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現在，毛澤東用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當時的建議是正確的。今天他再次鄭重重申上次的建議，卻立即遭到博古等人的否定，他怎麼能不激動呢？而博古、李德一看毛澤東揭他們的老底和瘡疤，也就憤怒起來，大有欲問罪和扣帽子之勢。 周恩來為了緩和場面，把話題引到轉移作戰的方向和時機上。他提出了向東北轉移同方志敏紅十軍靠攏和向西南轉移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兩個選擇方案。 毛澤東立即贊成第一個方案，認為向東北轉移較為安全。彭德懷、林彪也發言贊同，但李德、博古仍然反對。 爭論激烈，相持不下。毛澤東又為大家再出一計：建議紅軍“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進軍，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頑固的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此時已經聽不進任何建議了。他們固執己見，再次拒絕了毛澤東的又一妙計。毛澤東無可奈何地嘆息道：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這樣最後斷絕，只剩下一條路了。 大會容易引起爭論，博古等人決定召開“小型會議”研究。會議是5月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博古、李德、洛甫、周恩來、朱德5人，代總參謀長龔楚列席了會議。 會議是在李德的住所裡召開的，主要研究紅軍突圍轉移的方向和準備工作，通過了中央紅軍放棄中央蘇區進行大轉移的方案，即後來的長征方案。 博古在會上提出了以抗日名義，派出兩個先遣隊北上，作為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試探。會議還作出了與此有關的3條決議，部署了為主力紅軍突圍轉移的各項準備工作。 會議最後決定：向共產國際發一份電報，將中共中央有關這一重大決策的請示報告，報請共產國際批复。 由於這次會議是高度機密的，連其他政治局委員和高級黨政軍領導人都未能參與，而且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這就是後來許多高級領導人為什麼說，像決定長征這樣重大的問題，他們都不知道的原因，更不用說軍以下官兵和地方群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