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聲東擊西出奇兵——“得意之筆”

毛澤東恢復了紅軍領導權後，指揮的第一仗是土城戰鬥。這是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一生中指揮的僅有的沒有打勝或得失持平的一仗。也可以說，這是沒有載入史冊的一個敗仗。 早在紅軍於遵義休整和黨中央召開遵義會議之時，狡猾的蔣介石已經預料到了紅軍的戰略部署。他判斷紅軍有3種行動可能：一是向東回師湖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二是向北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三是去金沙江西進。 他認為第三種可能不大，這是太平天國石達開滅亡的絕路，朱、毛不會走。 因此他圍繞第一、二種可能，在紅軍東向和北進方向上投下了重兵。遵義會議結束後，蔣介石部署也已完成。 力量對比非常懸殊。在中央紅軍周圍的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約有150個團，40萬人。而中央紅軍只有16個團，3萬多人，兵力之比超過了10∶1。敵我形勢的嚴峻不亞於湘江之戰前夕。

當紅軍主力於1935年1月25日到達川黔邊的習水時，四川軍閥劉湘的郭勳祺模範師已進至離紅軍只有一天路程的溫水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由習水向土城進軍途中，察看沿途地形，準備利用該地道路兩側的山谷地帶，集中優勢兵力合殲單獨冒進之敵。 27日，軍委到達土城。情報偵悉尾追紅軍之敵僅郭勳祺部一個旅。毛澤東當即建議，紅一軍團繼續北進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和五軍團佔領土城以東2至4公里處兩側的有利地形，伏擊殲滅川軍郭勳祺旅。軍委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並發出了作戰命令。 1月28日清晨5時，上城戰鬥打響了。當紅三、五軍團在土城以東的青杠坡阻擊郭勳祺旅時，敵人已佔領了青杠坡東西的一些制高點。紅軍處於仰攻的不利位置，與敵激戰於石高嘴、尖山子、老鴉山、猴之埡等高地。連續奮戰三四個小時，沒有進展，雙方損失很大。紅軍反复衝殺和肉搏，始終未能突破敵人火力網封鎖的一個葫蘆形隘口。敵軍蜂擁而至，企圖“一網打盡”紅軍。

毛澤東、周恩來在青杠坡村外的小山頂上建立了指揮所，幾乎可以360度地環視戰場。當時他們看到了激烈的戰斗場面，發現紅軍固然打得很勇敢，但敵人打得也不錯。紅五軍團陣地一度被敵軍突破，敵人步步向土城逼進。 前面是強敵猛攻，後面是赤水河阻擋，紅軍處於背水作戰的不利局勢，險情莫測。 在這危急時刻，毛澤東當機立斷，馬上命令紅一軍團立即返回增援。又調軍委預備隊的干部團上陣抵擋。 朱德總司令按捺不住，要求親臨前線指揮。毛澤東鑑於局勢的嚴重性和前線的危險性，連抽了幾支煙，遲遲不答應。朱德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澤東面前：“我說老伙計，不要光考慮我一個人的安全。真正危險的是土城仗打敗了，我們都不安全囉！”話說到這份上，毛澤東也深感戰情太危急，只好點頭。

送行的場面很壯烈。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領導人和軍委縱隊部分指戰員200多人，列隊土城鎮以壯行色。朱德一見此等場面和氣氛，激動他說：“不必興師動眾，不必興師動眾。禮重了，禮重了。”毛澤東也動了真情：“理應如此，理應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總司令多抓俘虜，多打勝仗！”“有勞各位，謝謝大家的好意！”朱總司令向毛澤東等人敬了個軍禮，向送行的人揮手致意後，邁著穩健步伐，義無反顧奔向火線。 毛澤東等中央和軍委領導人，擔心地望著他的背影…… 朱總司令趕到前線親自指揮，命令精銳的干部團發起反沖鋒。幹部團如下山猛虎，以泰山壓頂之勢撲向敵人。朱德高興他說：“好樣的，多謝囉！這裡沒事啦，繼續往前打！”

下午2點過後，紅一軍團二師急行軍返回增援，立即投入反擊，與乾部團協同作戰，終於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鞏固了陣地。 一直在前沿觀察的毛澤東，高興地稱讚幹部團團長：“陳賡行，可以當軍長！”紅軍從俘虜口供裡得悉，敵人有好幾個部隊的番號，形勢更趨嚴重。毛澤東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場危險的戰鬥。毛澤東當即召集了由政治局和軍委主要成員參加的緊急會議，這是迄今所知的在紅軍戰鬥中召開的唯一一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於我們，二是敵人的援軍已快要趕到，三是若再打下去就是一個消耗戰，會使我軍損失太大。”他果斷地建議：“為了變被動為主動，不應與郭師戀戰，作戰部隊與軍委縱隊立即輕裝，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進。”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改“北渡”為“西進”的意見，並同意他提出的分工：“朱德、劉伯承仍留前線指揮；周恩來負責於29日拂曉前架好浮橋；陳雲主要負責處理傷員和軍委縱隊的笨重物資。”大家立即分頭行動。

朱總司令於29日3時發出命令，各軍團於拂曉前與敵脫離接觸，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古藺西進。 29日，各路紅軍縱隊緊張有序地渡過了赤水河，炸掉了浮橋，甩開了尾追之敵。 這就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第一次馬失前蹄。正如聶榮臻所說：“這一仗沒有打好，部隊受挫。”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寫道：“這一仗實際傷亡數字沒有記載。從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一些材料看，雙方傷亡都十分慘重。國民黨的統計材料認為，共產黨方面傷亡了兩千多人。共產黨方面現在無人敢於估計當時的傷亡情況，甚至也不願提到國民黨的數字，因為數字'太高，容易造成錯覺'。” 土城戰鬥失敗的原因何在呢？國內外人士眾說紛壇。毛澤東本人也作了總結：“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軍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主要教訓有三：一、敵情沒有摸准，原來以為4個團，實際上是6個團，而且還有後續部隊；二、輕敵，對劉湘的模範師戰鬥力估計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後力戒之。”他總結的後兩條主觀原因，包含了他的自我批評。

但是，毛澤東又說：“這一仗，由於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行動更自如了，更能打運動戰、游擊戰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是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也是他的高明之處。發現問題後，敵變我變，適時改變作戰計劃，從不利的戰局中擺脫出來，化被動為主動，為以後的三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條件。 土城戰鬥受挫，紅軍未能消滅川軍的郭勳祺師，敵人又大軍奔集，軍委乃放棄從宜賓與瀘州間北渡長江的計劃，一渡赤水河。當中央紅軍分兩路進入川南古藺、敘永縣境時，險些又鑽進敵人的“口袋”。川軍劉湘的36個團，已在川南修築了碉堡和工事，準備對立足未穩的中央紅軍採取攻勢，殲滅紅軍於長江以南。軍委毅然決定改變進軍方向，向敵人設防薄弱的雲南扎西前進，機動作戰。

這時，蔣介石已獲悉中共召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指揮紅軍。他便迅速調整部署，分別任命第一、二、三路軍總司令和前敵總指揮，專門對付紅二、六軍團、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及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雲南軍閥龍雲和前敵總指揮薛岳，立即調集11個師零4個旅的兵力，集結在滇、黔邊境，會同川軍潘文華部一起，企圖包圍剛剛在扎西立足的中央紅軍。敵軍主力大部分被中央紅軍吸引到川、黔、滇邊地區，黔北兵力又顯得空虛起來，毛澤東據此又構思起新的戰略設想。 中央紅軍在扎西地區停留往返達11天之久。軍委在扎西的“江西會館”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戰略方針等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總結了土城戰鬥的主要教訓，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要用敵變我變的原則指導紅軍的行動。他指出：“我軍的作戰線是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的，這個方向受了限制，就應轉移到另一方向去。”他根據川、滇、黔邊敵軍集結情況，提出了“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的十二字戰略方針。

2月11日，中央紅軍由扎西東進，經營盤山、摩泥、迴龍場，於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重入貴州，把敵人糾集起來的重兵甩在川南扎西一帶，使敵人“分進合擊”紅軍於川南的美夢落了空。 “我們必須準備走大路，也必須準備走小路。我們必須準備走直路，也必須準備走彎路。我們決不能損壞財物，因為我們還可能回來。”軍委發布的體現毛澤東戰略戰術的這些命令，成為中央紅軍在後來6周里的行動口號。紅軍有時向東，有時向西，令蔣介石的指揮官們困惑不解，而紅軍行踪的情報往往過了一個星期國民黨才收到。敵軍高級將領哀嘆：紅軍“忽進忽退，一再迴旋，使國軍迷離徜徉，摸不著其企圖之所在”。 彭德懷率領三軍團急行軍，於2月26日下午3時左右，比敵人早5分鐘佔領了婁山主峰。經短時戰鬥，就打垮了貴州軍閥王家烈守衛婁山關的1個團的敵人，於夜幕降臨前控制了關口。這時，在婁山關與遵義之間還有王家烈的8個團，中央軍吳奇偉的兩個師也正向這裡靠近。

第二天，紅三軍團以雷霆萬鈞之勢從婁山關壓下來，會同紅一軍團迅速向遵義挺進，像秋風掃落葉一般，打得王家烈的黔軍8個團土崩瓦解。王家烈的黔軍是有名的“雙槍兵”，每人除了一支鋼槍，還有一支大煙槍。在紅軍的攻擊下，這些“雙槍兵”膽戰心驚，狼狽潰逃，紅軍遂於28日重佔遵義。 在以後的幾天裡，紅軍主力又從遵義追擊增援的吳奇偉縱隊，殲滅敵軍兩個師。吳奇偉本人只帶著不到兩個團的殘兵敗將，逃過了烏江。 遵義之戰，紅軍擊潰和殲滅敵人兩個師又8個團，斃傷敵人3000人，俘虜3000人，繳獲步槍2000支和子彈10萬發，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一次勝利，蔣介石則稱為“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 紅軍回師遵義取得的一連串勝利，迫使敵人再不敢像以前那樣輕舉妄動。蔣介石一方面要“雪遵義失敗之恥”，一方面又要將領們謹慎出戰。他又想起了第五次“圍剿”在江西嚐到的甜頭，祭起了堡壘政策。他命令各軍在川滇黔邊界構築四道碉堡線，“最好每裡一碉”。他要用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辦法，壓迫紅軍於遵義和鴨溪的狹小地區內，以便其一舉蕩平。

毛澤東對蔣介石洞若觀火，決定將計就計。軍委決定以紅九軍團在遵義以北地區阻滯並吸引川敵，以紅一、三軍園在鴨溪、白臘坎一帶，尋找戰機，打擊國民黨中央軍的周渾元縱隊。但是，世界上沒有常勝將軍和常勝統帥。 當紅一、三軍團於3月15日進攻駐守魯班場的周渾元縱隊兩個師，戰局正處於膠著狀態時，在敵人飛機助威下，敵十三師6個團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變了戰場形勢。頭腦冷靜的毛澤東，立即決定於晚上8時退出戰鬥。 紅軍當晚轉移到茅台、仁懷地域，經茅台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川南地區，甩開了敵人。 蔣介石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調川、滇、黔軍閥和薛岳部，在長江沿岸設置防線。他偕宋美齡由重慶飛抵貴陽，親自督戰。他認為紅軍現在進退失據，“已是強弩之末，尋求渡江地點未定……看來紅軍已是到了走投無路的困境，現在要迫使紅軍與我們決戰。”他督促薛岳部隊向川南緊縮包圍圈，企圖在赤水河西殲滅紅軍。 正當蔣介石的如意盤算經過緊張部署接近完成之時，誰料毛澤東出其不意，命令中央紅軍“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東向，限21日夜由二郎灘至林灘地段渡過赤水東岸，尋求機動”。紅軍四渡赤水回師東進，讓蔣介石剛剛集結起來的重兵又撲了一個空。氣得他乾瞪眼，大罵“娘希匹”。 3月22日，中央紅軍神不知鬼不覺地再次進入黔北。紅軍秘密地與敵軍相對而行。紅軍進入遵義、仁懷中間地區時，敵人的輜重還在源源不斷地北運。紅軍戰士諷刺、嘲笑敵人：“你們去好好封鎖吧，再見了！”看到蔣介石被牽著鼻子走，毛澤東開心地笑了。他並不滿足於“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筆”，一個大膽的新的戰略設想，又在他的腦中逐漸形成了…… 紅軍出人意料的行動，使坐鎮貴陽的蔣介石頓時手忙腳亂。他大罵薛岳無能，親自打電話調動部隊，幾乎成了一個戰場指揮官，薛岳則成了一個侍從參謀。不但如此，他有時還面紅耳赤地對部下罵個不停，使陳誠、晏道剛等高參六神無主。 3月31日，毛澤東來到紅二師。這時，除留下紅九軍團在烏江北岸牽制敵人外，主力紅軍已經渡過烏江，向貴陽前進。部隊正在中途休息，毛澤東在路旁一棵大樹下，向師首長介紹他的部署。他手持紅藍鉛筆，在10萬分之一的雲貴川地圖上，畫了一道從貴州省向東南、向西、向西南、入雲南，經昆明附近至元謀、金沙江畔的一條長長的大迂迴的紅槓槓，用以標明紅軍的戰略意圖和進軍方向。毛澤東還對他們說明了這條紅線的內容和意義，使在場的師領導思想豁然開朗，頓時活躍起來，都說：“毛主席的決策真英明！”毛澤東還利用各種機會，向其他師以上指揮員闡明了中央的意圖，然後由他們向廣大紅軍指戰員傳達貫徹，以保證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 4月1日，紅軍以一部佯攻戰略要道息烽，以另一支小部隊向東佯攻瓮安、黃平，裝成要東進湖南的姿態，而主力則直趨貴陽，並在沿途到處張貼“拿下貴陽，活捉蔣介石”的大標語。這下又把蔣介石整苦了。因為當時蔣介石的軍隊都在川滇黔邊地區，來不及回援。貴陽兵力空虛，外圍只有九十九師4個團的兵力，城防兵力包括憲兵不足兩個團。蔣介石一面緊急召集高級將領會議，一面急調李雲傑、吳奇偉、週渾元、陳金誠等部隊趕來貴陽“保駕”。 為了實現調動滇軍、紅軍乘虛入滇的目的，毛澤東繼續加溫。他命令紅軍接近貴陽，4月5日進到距貴陽只有30裡的水田壩、天星寨一帶。毛澤東的這一軍把老蔣“將”慌了。蔣介石立即召來貴陽警備司令王天錫問話：“水田壩距貴陽有多少路程，在哪個方向？”“在東北，距貴陽大約30裡。”王天錫還未答完，陳誠又來報告：“敵人已過烏當，飛機場附近發現共軍便衣隊。”這一下，便把蔣介石的神經炸麻了，因為坐飛機逃跑的路堵死了。紅軍真的已經鑽到他的鼻子底下了。他立即手令滇軍的孫渡縱隊兼程猛進，急趨貴陽。其實，他早在3月31日就預感情況不妙，連發了兩份“限即刻到”的萬萬火急電報調動滇軍孫渡部隊“救駕”了。當孫渡部急行軍3天走了400里路，終於按照蔣電趕到貴陽，並確保機場時，蔣介石懸在心口上的石頭才算落了地。 蔣介石驚魂甫定，一邊犒賞孫渡，一邊去電雲南軍閥龍雲，嘉獎孫部忠勇善戰乃龍雲訓練之功。滇軍調到了貴陽，實現了毛澤東的預謀：“只要能調出滇軍，就是勝利。”中央紅軍除以一支小部隊佯作進攻貴陽的模樣外，主力則從貴陽附近突然轉向西南，以一天120裡的行軍速度，西向雲南急進。 紅軍不費一槍一彈，入滇的大門便被打開了。 紅軍向西南急進中，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連克定番（惠水）、長順（長寨）、廣順、紫雲等縣，搶渡了北盤江，取捷徑走小路越過了興仁城，於4月下旬進入了雲南境內。 這時的蔣介石才如夢初醒，連呼：“上當！上當！”他急電龍雲防堵，並令中央軍趕緊尾追。無怪乎國民黨師長萬耀煌發牢騷說：“共軍轉個彎，我們跑斷腿！”毛澤東又導演了一場佯攻昆明的好戲。紅一軍團奪取了離昆明僅百里的楊林，大造“打到昆明去，活捉龍雲”的聲勢，並派出人員喬裝成老百姓大放空氣說紅軍要打昆明了。不久，紅軍又逼進到離昆明僅30裡的大板橋，發動群眾製作爬城雲梯，鬧得沸沸揚揚。紅軍的這一行動，震動了雲南全境。 昆明城內一片驚慌，有錢人和外國僑民紛紛逃往越南。龍雲更是惶恐不安，急得好似熱鍋上的螞蟻，火速命令省內外滇軍回保昆明。然而這時，紅軍主力卻悄悄地迅速北進，直奔金沙江而去。 在紅軍佯攻昆明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段叫人驚喜的小插曲。紅軍要渡過金沙江，需要蒐集大比例尺的雲南地圖。正在為難之時，龍雲卻派人“送”上門來。那是4月27日，紅軍從曲靖向馬龍進軍途中，從昆明方向急馳而來3輛軍車，被紅軍截獲了其中1輛，是龍雲給增援雲南的薛岳部隊運送軍用地圖和雲南白藥等慰問品的車輛。這真是雪中送炭。 20多份雲南地圖，1000包零400瓶白藥，還有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統統成了龍雲送給紅軍的“禮品”。毛澤東十分高興：“我們正為沒有云南詳圖而犯愁的時候，敵人送上門來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這一戰績比在戰場上繳獲的武器還重要，可謂巧獲呀！”指戰員們也幽默他說：“三國時劉備入川，是張松獻地圖。這次紅軍入滇，則是龍雲獻地圖。”當晚，黨中央和軍委領導人召開了會議，毛澤東發表了長篇發言。他說： 我軍現在已經取得了西進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時機，我們過去決定一方面軍北上進入四川西部，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創造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已經有實現的可能了。他建議，我軍應趁沿江敵軍空虛，迅速搶渡金沙江，以爭取先機。與會領導人，同意了毛澤東的作戰方略。 隨後，紅一軍團為左縱隊搶占龍街渡，紅三軍團為右縱隊直奔洪門渡，劉伯承率領軍委縱隊猛撲皎平渡。 5月3日，軍委縱隊先遣隊偷渡皎平渡成功，搶占了北岸制高點，控制了渡口。因為另兩個渡口，大部隊無法過江，軍委決定紅一、三軍團，火速改到皎平渡過江。 皎平渡渡口，金沙江水滾滾東流，兩岸峭陡的石岩，把金沙江夾在腳下。 江中7只渡船，像7條大魚似的，穿梭南北，持續不斷地把部隊、馬匹、行李擔子等送往北岸。兩岸山坡上，到處歡歌笑語，緊張地忙碌著，快活地談論著。經過7天7夜搶渡，紅軍主力全部渡過了金沙江。原來留在滇黔邊牽制敵人的紅九軍團，也從另一地點渡過金沙江。 至此，中央紅軍跳出了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把敵人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戰略主動權。 5月10日，當國民黨軍隊趕到江邊，只好望江興嘆。 在遵義會議後3個多月的四渡赤水戰役和巧渡金沙江戰鬥中，毛澤東運用“聲東擊西”謀略，屢出奇兵，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在運動中變被動為主動，把蔣介石搞得暈頭轉向。可是，這種聲東擊西，也把許多紅軍指戰員搞得糊里糊塗，並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紅軍沒有現代化交通工具，全憑兩條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腳，在荊棘叢生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於是，牢騷怪話開始在紅軍戰士中產生和擴散。 “光是轉圈，走到哪是一站？” “到處轉，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後方呀？” “只走路不打仗，隊伍不被打垮也會被拖垮。” …… 美國記者斯諾於1936年在保安採訪時曾總結過，這一時期紅軍的損失，“真正同國民黨作戰的傷亡並不多，主要是由於疲勞、疾病、飢寒和部落牧民的襲擊。”“走路”成了致命的問題，也成了這段時期鬥爭的焦點。 這種不滿情緒，不但紅軍戰士中有，上層領導中也有，而且表現得更加尖銳、激烈，險些造成“領導危機”。林彪就是突出的一個。他在長征中指揮的紅一軍團是打頭陣、啃硬骨頭的，被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譽為“紅軍中年輕的鷹”，因而他和部隊走的路多，吃的苦也多，情緒也最大。四渡赤水期間，他就發牢騷說：“紅軍盡走'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走捷徑，不然會把部隊拖垮的。像毛澤東這樣指揮還行？”聶榮臻曾試圖說服林彪，但他不聽勸告。渡金沙江之前，林彪打電話給彭德懷，要彭出來指揮，遭到彭德懷拒絕。他又親自給黨中央總負責洛甫寫信，要毛澤東下台。其他中央和軍委、軍團領導人員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性質不同的疑慮和不滿。 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既很惱火，也深感委屈。他認為，要他下台事小，紅軍失敗事大，必須統一全黨全軍的認識，才能勝利前進。 於是，他在過了金沙江後的一路上，分頭找洛甫、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人交談，建議到了會理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5月12日晚，在會理城外鐵廠村臨時搭起的一個草棚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草棚會議”開得既緊張又重要。洛甫作了有關形勢的報告，毛澤東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的戰略思想。與會者看了林彪的信，都批評林彪的錯誤看法。彭德懷批評林彪：“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毛澤東對一手提拔起來的林彪，輕蔑地批評道：“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麼？在這個時期直接跟敵人硬頂不行，繞點圈子，多走點路，這是必要的，也是有好處的。”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洛甫等，在會上也都旗幟鮮明地批評了林彪，支持毛澤東領導。 會議討論了今後的行動方針，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立即北上，向四川西北部前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還經過討論，任命劉伯承為先遣隊司令員，擔負為全軍開路的重任。 同一天，蔣介石乘飛機“君臨”昆明，與龍雲等策劃和部署新的“聚殲”紅軍的大渡河會戰計劃。他調集了10萬中央軍和五六萬川軍，南追北堵，妄圖像70年前清軍在大渡河邊消滅石達開一樣，讓朱毛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 但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太平天國，朱毛不是石達開。 “石達開沒有走通的路，我們一定能走通！”毛澤東的豪言壯語，變成了全體紅軍指戰員的意志和行動。中央紅軍連走了幾步險棋，使蔣介石的大渡河會戰美夢終成泡影。 從會理到大渡河2000餘里，有兩條路可走。紅軍放棄了敵人駐有重兵的大路，選擇了一條蔣介石估計紅軍沒有膽量走的崎嶇小道，冒險穿越彝族區，依靠黨的民族政策，劉伯承同彝族頭領小葉丹獻血為盟，順利地為紅軍開闢了前進的道路，簡直把彝族區赤化了。在安順場渡口，紅一團17名勇士靠一條小船強渡大渡河成功，使渡過河的紅一師和乾部團組成右縱隊，配合紅軍主力沿大渡河左岸溯江北上，搶奪天險滬定鐵索橋。英勇的紅四團指戰員們兩天急行軍340裡，搶在敵人之前趕到瀘定。 5月29日，22位突擊英雄冒著槍林彈雨，奪取了瀘定橋，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的千軍萬馬，5月30日從這英雄的瀘定橋渡過天險大渡河。 幾十年後，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參觀瀘定橋後寫道：“瀘定橋戰役是長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從而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道路。”這一評價是中肯貼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