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三十、 一個檢察官的自白

1950年7月15日，我們這970名日本戰犯從蘇聯的哈巴羅夫斯克戰俘收容所出發，經過古羅泰可夫，7月17日傍晚到達中國東部邊境城市綏芬河。 自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不知為什麼，我們心裡總感到很緊張。在廣闊的俄國境內，我們曾先後轉移到好幾個收容所。 最近幾天，又被裝進貨車車廂，在士兵的押送下，晃晃悠悠地來到了中蘇邊境，一到綏芬河，我們就從貨車及蘇聯士兵的手中移交中國。現在看到的綏芬河的山嶺和原野，還是老樣子。這裡是我居住過的已經闊別了5年的第二故鄉。面對著這里大自然的美麗景色，使我頓時產生了一種親切感。 列車途經牡丹江、哈爾濱、奉天（即今瀋陽——編者），最後到達撫順。過去鐵路沿線因戰爭造成的荒涼景像，現在還沒有完全消失，這又引起了我對殘酷戰爭的追憶。

然而，通過在鐵路兩旁田地裡勞動的中國人民的新面貌，可以看出他們因解放而產生的喜悅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路上伙食很好，不但有我們愛吃的白麵包，還有煮雞蛋。 擔負著警戒任務的士兵們對我們很親切。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很愉快。 到達撫順以後，見到的是一種同蘇聯的戰俘收容所完全不同的、想像不到的監獄生活在等待著我們。 這裡，過去曾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用來監禁中國人的監獄。據說，過去的典獄長大村，現在就在我們中間，這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話題呀！ 中國，是把我們作為戰犯來進行懲罰呢，還是不久就把我們送回日本呢？我們中間，嘁嘁喳喳地發出各種議論，對前途充滿著恐懼和不安，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給了我們新被褥、新衣服，襯衫、皮鞋、防寒帽子也都是新的。

我們已經幾年沒見到沒用過的牙刷，現在也有了。每頓都是大米飯，讓我們吃得飽飽的。這一切，使得我們變得喜悅樂觀起來。無論是準，都感到被引渡回中國是件幸事。窗外常常有飛機飛過，因為朝鮮戰爭正在激烈進行著。 10月21日，我們又全體離開撫順，乘車來到哈爾濱。把去向事先告訴我們，這也使我們感到很新奇。據說，朝鮮戰爭的危險已經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因此，中國政府經過考慮，採取了這一措施。 當時，我們心裡只相信美帝國主義的絕對優勢，擔心戰火會燒遍全東北。我們不相信中國管理所工作人員“中朝必勝”的說法，甚至認為，說不定還要把我們重新送回蘇聯呢！我們就是懷著這種矛盾複雜的心情北上的。後來的事實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一行，按照預定的計劃，在哈爾濱下了車。

哈爾濱！哈爾濱的中國大街就相當於東京的銀座。它是一條貫穿哈爾濱商業中心道里區、並一直通到松花江邊的大街。街道是用石塊砌成的，上面咯噔咯噔地跑著俄國式的馬車，還行駛著公共汽車和俄國人駕駛的出租汽車。馬路兩旁，有“模範大旅社”、“秋林洋行”、“松浦洋行”、“帕萊毛皮商店”、“馬魯斯咖啡館”、“佐羅泰·洛古大飯店”、“伊比利亞·高加索大菜館”、“阿塞拜疆·俄羅斯點心店”等。 中國大街的盡頭距離松花江岸大約300百米。同中國大街成直角交叉的警察街與商務街之間有一條小胡同，胡同口有一根四角木樁，上面寫著“哈爾濱刑務所道里分所”。走進胡同五、六步，是一棟長長的二層樓磚房住宅。 從這兒走過去，向左一拐就是道裡監獄的大門。監獄四周，修著很高的紅磚牆。一面正臨商務街，另一面離警察街大約100米，還有一面同中國大街只隔著一棟住宅。那棟住宅，正好把城市裡住宅擁擠不堪的場面擋住了。在這座監獄的狹窄牢房裡，已經擠滿了900多名囚犯。除了幾十名俄國人以外，其他人都還沒有受到審判。

這座監獄的馬路對面，與這里大小相當的一片地盤上，從1944年10月起，又蓋起了三棟兩層樓的長形建築物，四周也圍著高牆。這是日軍濱江地區保安局的秘密拘留所。保安局抓的人都被秘密地送到這個拘留所來。至於這些人後來怎麼樣，那就不得而知了。作為“思想犯”被關押到這裡來，是決不會釋放的。而現在，建築在人口稠密的鬧市區的這座“監獄”與“秘密拘留所”已經合二而二，成為新中國的哈爾濱監獄。我就被收容在這裡。 我被轉移到靠近中國大街的二樓上的牢房裡。吵人的汽車發動機聲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靜，再過一會兒，就要到起床時間了。這是公共汽車的聲音，在附近的中國大街與警察街交叉路口的一角上是個公共汽車的車庫。 每天早飯前，這裡都會有一個男孩子的響亮的叫賣聲傳過來。我每天都要等著聽這少年的聲音，直到聽他走遠為止。一到8點鐘，就會有工廠的汽笛聲響起來。胡同里玩耍的孩子們的吵鬧聲和各種車輛發出的噪音也不斷地傳進來。

星期日，從一大早開始，俄國人教堂的鐘聲就接連不斷地敲響。公共汽車庫的對面就是一個教堂。俄國人的信教者都在這裡集會，據說，這座教堂就是他們集資修建起來的。俄國移民的生活，同宗教的關係很密切，一月的聖誕節（原文如此——譯者）、二月的洗禮節、三月的複活節鐘聲把我帶回到過去的中國大街嘈雜的人聲當中去…… 那時，我是人們望而生畏的檢察官，又懂俄語，就成為街上的主角了。 走路的人們見了我，都脫帽低頭致敬。 “檢察官先生，您好！”我經常夜晚在哈爾濱街道上徬徨。 “幻想曲酒館”的舞台，交際舞的舞女，歌手，地下的“柯茲別克酒館”，“莫斯科酒館”的樂隊，俄國姑娘——混血兒舞蹈家，葡萄酒，混合酒，水果，伏特加、涼菜，松花蛋，俄國人的“尼察妓院”，“三套車”裸體舞廳，哄笑聲，叫罵聲，撤嬌聲，曾使我陶醉。

我喝醉了酒，常常像野獸一樣，在馬路上橫衝直闖，用我毆打“嫌疑犯”的手毆打路上的行人。 清晨兩三點鐘，霓虹燈滅了，在亮著昏暗街燈的石板馬路上，從酒館、飲食店裡跑出來的日本醉鬼們三三兩兩、歪歪斜斜地在街上晃著。這時，只有出租汽車在招徠這些醉鬼。我已經習慣於哈爾濱之夜的官能性的刺激了。我瞇起眼睛，沉溺於對過去的哈爾濱生活的回憶，感到很親切。 可是，我所留戀的只是那時的安逸生活與檢察官的權利。我在回憶當中，還緬懷著檢察官時代的生活。 可是，睜開眼睛看一看周圍的現實世界，就不能不看到自己過去的見不得人的陰謀與罪惡，以及自己的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形像。我在蘇聯接受審判的時候，把自己所干過的事情完全隱瞞了起來。而現在，我是生活在以檢察宮身份在這裡度過整整4年的哈爾濱了。只要中國政府一調查，我的罪行就會完全暴露出來。過去的審判記錄還會有的，從那裡可以知道，我曾經折磨過許多人。

可我現在，還想把自己的罪行隱瞞到底呢！說不定，不經過調查，這些事情就已經清楚了。我過去審問過的有中國人、朝鮮人、俄國人，有我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 當我一想到他們的時候，就想像著他們高舉著拳頭、怒吼著向我衝過來。他們都會揭發我的，連我常去的理髮店的猶太人老闆，也會手持鋒利的剃刀向我逼過來的。去他媽的！我要反抗！要殺便殺！我雖然這樣決定了，可心裡還是很不安。 我在這中國的監獄裡，總是回憶起當年日軍戰敗時的情景。戰敗！這使我們失去了過去那些可以肆無忌憚生活的全部特權。 一個猶太籍的律師對我說：“日本戰敗了。或許你會認為，你當檢察官的時候，也為某些人乾了一些好事。可是，沒有一個人會感謝你！在街上，有許多人都受過你的害，他們都憎恨你。這種情況，你自己應當明白。”

他的話稍稍停頓了一下，又一針見血地對我說：“他們見了你，馬上會殺死你的” 有一天，在一個俄國人的指揮下。我們到馬家溝附近去填平過去挖的反坦克車的壕溝。這個騎著馬巡視的俄國青年走過我身邊的時候，目光敏銳地認出了我。他騎在馬上看著我，傲然地說道：“餵，檢察官！現在，我們是主人啦！” 遲早是要受審判的。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害怕這一天的到來。 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本侵略者正式宣戰。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 儘管如此，關東軍還要作最後的掙扎。我們在哈爾濱以東的香坊挖反坦克車的壕溝，就是妄圖阻止蘇軍的進攻。為此，把許多市民驅趕到香坊去，那次，我也去了，我是去監督檢察廳的中國職員挖壕溝。 8月13日，不知為什麼，挖壕溝的工作停下了。我在當天晚上撤離香坊。

從香坊直通哈爾濱市中心的哈爾濱大街上，被撤回的日本僑民老人、婦女、兒童步履沉重地走著。裝滿日本士兵的卡車接連不斷地從香坊向市內奔馳著。車上的日本士兵都沒帶武器，悄然無聲。偶而還有幾輛發出突突突響聲的軍用雙人摩托車，從其它車輛旁邊飛馳過去。我已經親身感到快要戰敗了。 8月14日下午兩點，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副廳長西川清海先生把我找去了。我離開樓下的檢察官室來到二樓的副廳長室。西川穿著一身合服，像酒壇子似的肥胖身軀壓在椅子上面，他用力抬起那顆梳著斑白色大分頭的頭顱。他把兩手搭在椅子扶手上，稍稍向前欠了一下身子，算作打招呼。他平素那種傲慢的樣子，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此時兩眉之間出現了深深的憂鬱的皺紋。西川說話還和平時一樣，語調低沉而且枯燥無味，語速很快，好像在發布強制的命令：“日本已經完蛋了！再讓他活下去很危險，你馬上把孫國棟給我殺掉！”

西川說這話的時候，鼻子下面剪得很短的小鬍子一個勁兒顫動。他的銳利的目光從正面盯著我的臉，好像在刺探我的心思一樣閃閃發光。 孫國棟志士，是抗聯第三路軍於天放支隊長的副官。抗聯第三路軍在張壽籛將軍的指揮下，活躍在北滿，是一支為了中國人民的獨立而同日本帝國主義及偽滿軍警英勇作戰的人民軍隊。 1944年12月，“滿洲國”警察在北滿各地逮捕了同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有聯繫的50名中國愛國者。其中就有在綏化縣九井子村被捕的孫國棟。是我在對孫國棟進行審問之後加以起訴並要求判處他死刑的。在哈爾濱高等法院，由審判長橫山光彥宣判了他的死刑。此後，孫國棟就作為“死囚”被監禁在道裡監獄。 我一聽到孫國棟的名字，心裡就不舒服。自從被警察逮捕以後，不用說，他受盡了殘酷的拷打與審問，但是，在我審問他的全過程中，他一直堅強地正視著我。從他那十分嚴實的嘴裡，聽不到一句多餘的話。他為數不多然而卻是斬釘截鐵的話語，充滿了堅定的必勝信念以及對我們的強烈憎恨和堅決對抗到底的決心。 這一切都很刺激我的神經，我咬牙切齒地罵道：“這個混蛋！我一定給你點顏色看看！” 但是，他堅信中國人民的勝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並為之奮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而現在，他的信念真的要實現了。蘇聯軍隊、中國人民軍隊，不久就要進入哈爾濱，就要把人民從我們手中解放出去。那時，最先釋放的，恐怕就是他們這樣的為抗日而獻身的“政治犯”。 我決不能把這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我手中釋放出去。中國人民、蘇聯人民，都是我們的死敵。一個人也不能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活下去，我的性命就危險了。一定要殺掉孫國棟！ 接受了西川的命令，我立刻直奔道裡監獄而去。我把死刑的執行通知書發給刑務所長奧田，命令他執行孫國棟的死刑。 這座監獄裡雖然有一個死刑場，可是，沒什麼特殊的設備。在靠近中國大街的那面牆的角落裡，有一處停屍房，房子旁邊有一塊狹長的空地。空地上立著一根好像網球上的網柱一樣的木柱。木柱上離地面大約80厘米的地方有個穿著一條麻繩的小洞。在木柱的一邊，用麻繩繫著一根帶把手的鐵棒，那個把手一轉，繩子就一圈一圈地繞到鐵棒上。 “準備完畢！”聽到報告以後，我和刑務所的所長、文書科長、保安科長一起到刑場上去。那裡已經來了四、五名看守，其中就有執行死刑的劊子手，他們正等著我們。 我們走到離柱子兩、三米遠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一瞬間，由於沉默，我全身都像繃緊了似的。 不一會兒，戴著手銬和腳鐐的孫國棟從牢房裡走出來。腳鐐上掛著一把50厘米長的大鐵鎖，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響一聲。 在8個多月裡，他過著非人道的、不斷被野蠻拷打的監獄生活，雙頰的肌肉已經塌陷下去，鬍子亂蓬蓬一團。可是，他的腳步雖蹣跚，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恐懼與猶豫的樣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鎮定的光芒。對於周圍的異樣氣氛，仍然像平時一樣沉著冷靜，他的這種大義凜然的氣魄，把我們全都鎮住了，我心中感到一種急躁。 看守慌忙地把他拉到桌子前面用細繩從他的手銬中穿過去，再綁到他腰上，這是為了使他的手絕對動彈不得。刑務所長照例地詢問他的原籍、現住所、姓名、年齡，這是在驗明正身。被他莊嚴的態度所懾服的所長的聲音，帶著顫抖的調子。在場人員的視線都集中到孫國棟身上，可是他仍然不動聲色。這時，他把銳利的目光從所長身上移到我身上來，在這一剎那，我畏縮地躲開了他的目光。所長問他還有沒有什麼話要留給家屬。孫國棟斬釘截鐵地說，什麼也沒有。 這時，我和所長的目光不期而遇，我向他使了個眼色，他馬上發出了命令：“執行！” 看守們便一起拉住孫國棟，他昂首直立的身軀晃動了一下，用那雙燃燒起憎惡與憤怒火焰的眼睛緊緊盯著我們，然後，從心底里進發出一句鏗鏘有力的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看守們一下子嚇得畏縮不前了。我心想，孫國棟這是在眾人面前公然反抗、侮辱我們日本人，是在嘲笑日本吃了敗仗，於是，我差點氣得頭髮根都豎起來。 看守們把他拉到柱子旁邊去，他腳鐐上的大鎖又發出了咣啷咣啷的響聲。看守讓他靠著柱子坐到地上。他的戴手銬的手仍然綁在腰上，戴著腳鐐的雙腳往前面伸出去，好容易才坐下來。執行看守繞到他背後，從柱子的小洞里拉出麻繩套到他的脖子上，然後把麻繩兩端緊緊地綁到柱子後面的鐵棒上。 執行！鐵棒的把手被用力轉動起來，麻繩被緊緊地纏到鐵棒上去。繃緊的繩子一下子就勒進了孫國棟的咽喉，他的頭緊緊地貼到柱子上。一剎那間，臉色變紅，又由紅變紫了。 他那一雙眼睛一直睜得很大，此刻好像死死地盯住我，即將冒出憤怒的烈焰一樣。他的雙手被細繩勒得腫了起來，一陣陣地抽搐著。這陣痙攣好像馬上又傳到肩部、腹部和整個上半身。被手銬勒得硬梆梆的手指頭散開著，隨著鐵鎖喀嚓一聲響，雙腳也立刻痙攣五分鐘！眼看著他的目光變得混濁起來，手腳都沒有力氣了。 監獄的醫生用手摸著他的脈搏。 10分鐘！ 15分鐘！醫生第二次、第三次用聽診器去聽他的心跳。最後，醫生摘下聽診器，報告說：“心臟停止跳動了！” 這時，我頭上也沁出了冰涼的汗珠。 在祖國燃燒抗日烈火的大地上進行愛國鬥爭的志士孫國棟，沒能享受到中國人民解放的喜悅，就這樣被我這個魔鬼檢察官用可怕的毒手奪去了寶貴的生命。 我最後一次到這座監獄去是8月16日。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座落在南崗的官府街上，它的斜對面是濱江省公署警務廳。 那天，我是在外面吃的早飯，回到檢察廳門口時，正好遇到警務廳特務科的警長高野。高野抓住我的胳膊，一口氣告訴我一件使我逃脫不掉的大事。他說：“監獄裡還有一批與抗日軍有聯繫的死囚沒處理。我看，得把他們都殺掉！如果蘇聯人來了把他們放出來，那時，你我這樣的人就要倒霉了！這些人都被咱們拷問過，如果在監獄裡不好下手，我那裡可以乾！可以讓特務科的年輕人，用日本刀砍了他們！” 昨天，聽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廣播之後，我馬上把高等檢察廳辦公室裡的文件、記錄等等整理出來，把重要的東西都燒毀了。在混亂中，我竟忘記了處理監獄中的死囚這件事。今天，聽了高野的話，我馬上跑進副廳長辦公室，對他說，應當把死囚都殺掉。 副廳長西川說：“好吧！你和吉良一塊兒到監獄去一趟，下令把他們全殺掉！”吉良是兩三個月前從長春調來的思想科的檢察官。 8月的太陽曬得人臉上火辣辣的。我腰里別著手槍，和吉良一起乘馬車到道裡監獄去。沒想到，日本宣布投降後的街道上這樣平靜。可是，一來到中國大街，人立刻多了起來。 日本的投降，就好像長期壓在頭上的巨石突然被搬掉似的，解放了的中國人、朝鮮人、俄國人都沉浸在喜悅之中，他們的緊張神情，好像還在期待著什麼重大事變。現在，到昨天為止還在這裡唯我獨尊、橫行霸道的日本人，在街上連影子也看不到了。 我們在監獄門前下了車，便急急忙忙地走進辦公室。在一樓保安科的房間裡，一些過去都認識的中國人看守們聚集在一起，不知在談什麼，他們聽到我們的急促腳步聲便回過頭來。他們的臉上現出很明顯的反感與憎惡的表情。他們的目光彷彿在說：“這裡已經不是你們的天下了！”我們趕緊向二樓的所長室走去。 所長室裡沒有人，我們來到接待室兼會議室。這是一個大房間，所長奧田正同兩個男子坐在桌旁低頭商議著什麼。我們急匆匆走進來，那三個人吃驚地站起身來。他們用提心吊膽的目光迎接了我們。那另外兩個人，一個是牡丹江刑務所長今井，一個是輔導院的院長，都是我認識的。這兩個人讓出座位，站到窗邊去，我和吉良一屁股就坐到沙發上。 奧田對我們的到來，感到很狼狽。 我開門見山地說道：“是副廳長命令我們來的。要你們立刻把死囚全部殺掉！” 所長的臉色一下子變青了。他沒有答話，但可以看出，他在拼命地壓制著內心的震驚。奧田過去當過和尚，入伍後當過刑務所的勸導師，後來，才當上刑務所長。他很躊躇地說了一聲：“啊！”我看到他猶猶豫豫的樣子，便用強硬的語氣說：“凡是共產黨員，都不能讓他們活下去！何況，他們都是死囚呢？” “我已經對在押的全體人員講過，我現在有責任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不然的話，我們也會有生命危險。如果想處他們死刑，中國看守們是不會幹的，這就沒辦法了。”他膽怯地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這些死囚如果活下去，那些審問過他們的警察，日子就不好過了！如果監獄裡不能處理，那就讓警察們去處理吧！”我這樣說了幾句。 “反正我是不能幹啦！我還想保住一條命呢！請轉告副廳長，取消這次的死刑吧。我求您啦！”身材短小、40歲剛出頭的奧田，好像要哭出聲似地這樣說道。 我是被派來執行死刑的，聽到這個傢伙在“囚犯”面前表現得如此軟弱、動搖，便用力敲著桌子，想要發火。 可是，這時腦海裡突然再現了樓下中國看守們的反感與憎惡的目光，便沒有發火。我摸摸腰里的手槍，心裡想，我是不會對敵人發慈悲的，我無論如何也要把那些“囚犯”殺掉！ “那麼，就讓警察們去殺吧！”說完，我和吉良一起離開了所長室。 我們急匆匆地來到南崗的警務廳特務科。特務科在警務廳最裡面的大屋子，那裡一片混亂，20多張桌子擠在一起，文件、表格扔得到處都是。屋子角落裡，有一張接待客人用的桌子。特務股長望月警佐正和高野警佐擠在那裡的沙發上。高野見我們進來，急忙站起身來迎接我們。 他對我們說道：“特務科的年輕人，剛剛乘火車南下了。現在形勢很緊張，已經有人身危險，所以把資金分開，決定轉入地下活動。可是，真糟糕，我的親戚望月患了傷寒病，動彈不了，我只好留下來。聽說，還有最後一趟火車，我們才好歹趕到這裡來等車。” 在哈爾濱培養出來的特務警察中，身材魁梧的望月是個不知疲倦的人。他好像天生就是一個逮捕、屠殺中國人的警察材料。鎮壓中國人，他總是在第一線。現在他卻瘦弱得不能動彈了。我馬上就明白，“囚犯”是殺不成了，而且，望月和高野對我已經毫無用處。於是，我只說了一句“保重吧”，就離開了警務廳。 吉良說，還是到日軍憲兵隊長那裡去說說，讓憲兵去殺吧。吉良同新任的哈爾濱憲兵隊長兒玉一真大佐是一起從長春來時就認識的。兒玉還到憲兵隊來講過刑事訴訟法。憲兵隊總部設在南崗，就在檢察廳的後邊。我們來到這裡。 兒玉對我們說道：“憲兵已奉命集合完畢。現在，我們不必動手，用這個就可以殺掉他們。” 說完，他把一包氰化鉀遞了過來。然而，現在就是用藥也殺不了啦！即使我能親手把藥帶到監獄去，想要殺死監禁在那裡的中國人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過去認為中國人是軟弱無能的，現在，他們的力量已經增強了，他們會把我舉起來的手釘到那裡的。過去我認為很可靠的基礎，現在早已大大地動搖了。不僅如此，現在，大和民族的團結與犧牲精神，也不知跑到哪裡去了。不管是誰，首先考慮到的都是自己的安全，不願去管別人的事情。 日軍軍官的家屬，已經秘密地乘專車逃到安全地帶。關東軍對僑民已經見死不救。我就像飄浮在洪水的水面上搖晃著枝葉的一棵小樹，為自己失去棲身之地而感到孤獨、不安、焦躁。可是，我還不希望看到世界會發生大變化。 犯過這些嚴重罪行的我，在哈爾濱戰犯管理所的三年中，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深深的內疚。 日本軍隊佔領了滿洲，並且製造了一個“滿洲國”。我從日本到中國來，充當“滿洲國”的一名檢察官，在這塊土地上，殺害了抗日聯軍的志士及中國愛好和平的人民。 現在，我被中國人抓住了。受過我們屠殺的人，反過來殺掉我們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沒有任何怨言可說。日本戰敗前，我在監獄裡殺害過中國的志士，戰敗後，我不是還企圖把在押者全部殺掉嗎？中國人民一定要向我討還血債的！ 可是，自從被引渡回中國以後，每年都發給我們新衣服，每月都發給我們日用品、大米、肉、蔬菜等等，吃得飽飽的。還常常發給我們水果和點心。到了春節，特地給我們做日本風味的年糕餅。 我們留在哈爾濱的只有200多人，就派給兩位醫生，3—4名護士，還有藥劑師和化驗員。他們採用新療法給我們看病，毫不吝惜地給我們用藥。 我很注意觀察管理所對待我們的態度。中國政府不但根本不想虐待我們，不想使我們痛苦，相反地，還讓我們每天都能看報紙、看雜誌、鍛煉身體。不久，還在運動場上舉行了排球賽，這使得我們大家都增加了對打排球的興趣。晚上，還有文娛活動，可以下圍棋、打麻將等。 醫生申先生、崔先生和護士們對我們百般熱心照顧。從他們那裡，我們根本感覺不到對我們這些戰犯有憎惡的情緒。我曾經用自己的雙手直接地給許多中國人帶來災難。說不定他們當中就有被害者的親屬、朋友呢！我總想向他們賠罪，請他們寬恕。 管理所的指導員曾經找我們進行個別談話，問我們有些什麼要求和願望。我通過直接接觸，通過指導員和醫務室的醫生們的言語和態度，感覺到他們是向我們伸出了打破民族界限的、毫無憎惡之意的溫暖的手。 我為過去的罪行而感到痛心，總想在這些人面前把我的一切罪惡坦白出來，請求他們原諒。可是。過了不久，我這些念頭反而打消了。 管理所所長曾經把我們大家集合起來，對他們說過：“你們如果能夠承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坦白這些罪行，拋棄帝國主義，就有希望向得到人民寬恕的道路上前進。只有這樣，你們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管理所的所長還說，中國人民勝利了，勝利的中國人民是不搞報復的。 真的會這樣嗎？我們現在不是還在受到嚴格的管制嗎？衛兵們日日夜夜地在牢房外面和走廊裡巡邏。鍛煉身體也是在班長和哨兵的監視之下進行的。這難道不是預先就定好的處罰嗎？這不就是報復嗎？待遇雖然好，可是，本質沒有變啊！在《東北日報》上，報導了日本人在撫順郊區包圍一個村莊並殺害了全體居民的事件，還報導了臭名昭著的平頂山事件以及其他殘酷的事件。 同時，報上還發表了許多中國人對日本帝國主義滿懷仇恨與憤怒的來信來稿。這些事情，刺痛了我的心，我想，這些難道不是報復嗎？我不相信所長的話了。我們對中國人民確實是犯了罪，因此，報復，也是理所當然的。 正是這些想法，頑固地拖住了我的後腿，使我不能前進。在蘇聯的時候，我總想將來能回日本，所以，把自己的經歷和罪惡都隱瞞了。可是，現在我回到了曾經當過5年檢察官的中國。如果調查我的罪行，只要一翻當時的審判記錄就行了。而且，許多人都認識我，特別是我曾經折磨過的那些中國人。我想隱瞞罪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想，在證據沒被抓住之前，我不必交代。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有處理我的理由。 1953年10月，我們再次回到了撫順。 在前一階段，對於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罪惡，我開始有了一定的認識。而且，我認識到應當拋棄那種帝國主義思想。過去，我走錯了路，今後，我決心走上人民的道路。在牢房裡，我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我認為自己的思想改造是容易的。我常說，“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說話 ”如何如何。可是，我自己的內心深處又是怎樣想的呢？這裡還是有問題的。我的真實思想是，我的罪行一旦暴露，肯定得判死刑。 有一次，我請求指導員跟我面談，請他幫助我。指導員說，談談看吧。 我說要把自己做過的事情全部講出來。指導員說，那是很困難的，不是簡單的事情，你怎麼想就怎麼說吧。於是，我就把過去當地方檢察官時處理過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經濟案件和一些無足輕重的事情一件一件擺了出來。指導員只是默默地聽著。然後，他說讓我再想一想，有沒有“思想案件”。 過了幾天，我又把在高級檢察院處理的幾個小案件說了出來。 指導員說：“還有啊！你的帝國主義者的思想還沒扔掉啊！” 我就反复地說：“我想不起來了”在我面前好像有一座高山，我總想繞過去，可這樣一來，反倒從樹叢裡引出蛇來了然而，事態發展到這裡並沒有完結。 指導員站起身來，帶著自信的表情，冷靜而又乾脆地說：“你殺過中國人！” 我愕然了。指導員從正面看著我的臉。我很狼狽，但又不肯認輸。我站起身，然後又坐下，迎著指導員的目光，故作鎮靜地說：“我一個中國人也沒殺過！” 我這是公然反抗指導員。而指導員只說了一句：“回去吧！” 我回到牢房以後，又陷入了沉思。否認——處理——死刑；暴露罪行——處理——死刑。這兩個公式在我腦海中轉來轉去，不管怎麼樣，反正也是死刑了！我知道，想要否認到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講出一點“思想案件”來，那是過不了關的。於是，我就把離開哈爾濱到巴彥去調查巴木東事件的事情說了一遍。 巴木東事件是指由抗日聯軍第三軍領導，在北滿的巴彥、木蘭、東興一帶組織了救國會武裝組織的中國人被檢舉出來的事件。我想，我是受高等檢察廳的命令而去參加調查的，我沒什麼大責任。 指導員聽完說道：“你的態度稍微好了一點，可是，還有嘛！”他說我像牙膏一樣，一點一點往外擠，既想吐出來，又想往回收，總想避開問題的實質。 我全神貫注地聽著指導員說的每一字、每一句話，想從他的話裡聽出他究竟掌握了多少證據。我是在和指導員較量。 指導員說：“你把以前的職業經驗用來對付我，這可不對呀！” 他的話正中了我的要害。可我還是說：“除此之外，我沒幹什麼了，想不起來了。你們可以去查審判記錄嘛！” 這時，指導員終於說出來了：“在日本戰敗的時候，你在監獄裡殺過中國人！” 我嚇了一跳！指導員說的，是哪一座監獄呢？是道裡監獄，還是香坊監獄呢？我在戰敗的當時，曾經到道裡監獄去過兩次。第二次去，並沒有殺人。即使這樣，話也不太好說。可是，這一事實不說是不行了。中國看守都看到了的。我便說，在戰敗之後，我曾到道裡刑務所去了一次，曾經命令刑務所所長把在押的死囚全部殺掉，但，後來並沒有殺呀！ 指導員緊緊地盯著我說道：“不？戰敗之前你去過！” 果然問到孫國棟的事情了！到底問到了！我在恐怖與思想混亂當中，想到：萬事休矣！可是，過一會兒，我又冷靜下來，還想裝相。我心裡說：不能認輸！孫國棟是抗聯第三軍裡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員。正因此，我迄今為止才千方百計地隱瞞這一事實。如果我說出來，就沒命了。 於是，我堅決地說：“戰敗之前，我沒到監獄裡去過。當然，就沒有殺人的事了！”我很頑固，不管他怎麼問，總是說“不知道”、“不記得了”。 指導員終於又進了一步：“你知道孫國棟吧？” 我想：這下子可完了！於是，孫國棟的充滿憎恨與憤怒的目光，他在審判庭上一字也不肯說的態度，作為物證而擺在那裡的手槍、長槍、軍刀，在刑場上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孫國棟的形像 又在我的腦海中重現了。我一定要把這些事情都隱瞞下來，可是，越想隱瞞，孫國棟的音容笑貌就愈清楚地在我腦海中出現。不一會兒，想起他在刑場上被勒死時的面孔，竟使我自己的臉色變得鐵青不知為什麼，我又大聲他說了一句“不知道！”這是想從死亡的恐怖中逃脫出去而發出呼救一般的絕望叫聲。 “抗聯第三路軍於天放隊長的副官，1944年在綏化縣被逮捕的孫國棟”指導員一直盯著我的臉這樣說道。 我又像條件反射似地說“不知道”，還搖搖頭。我是想：反正沒命了，還是咬住吧！咬不住，就得死了！ 我現在就像已經抬起右腳即將踏入深淵似的。我是想把抬起的腳再收回來，可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往深淵裡推。我用左腳拼命地堅持著。這時，我的頭上又沁出了油膩膩的汗水。 指導員只好把哈爾濱高等法院副院長橫山光彥的供詞拿出來宣讀道：“1945年6月，橫山以審判長的身份宣布判處孫國棟死刑。這一事件是由水口調查的。參加公判會的也是水口。提出判處死刑的，也是水口。” 已經完蛋了！我的罪證全被抓住了！可是，我還不肯死心。橫山承認了的，我也可以勉強承認。但他並沒有說執行死刑的事啊！如果我說出這件事情來，就會定我個非法屠殺罪，那我就完了，因為那是8月14日，正是戰敗的前夕呀！ “在監獄裡殺死孫國棟的，就是你！” “絕對不是我！我生來還沒有參加過執行死刑呢！” “孫國棟是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而死去的。” “不知道。” “孫國棟的屍體就埋在打牛溝。” “不知道。”我是要否認到底的！ 指導員又遞給我一封信，那是兩三頁中文信。他說讓我看看，我一看，是前哈爾濱刑務所的三名看守的揭發信。我嚇了一跳。我曾經對那些看守們發過火的。我非常狼狽，因為是用漢語寫的文章，我看不太懂。可是，“水口”、“最兇惡的檢察官”、“死刑”、“孫國棟”等文字立刻跳入了我的眼簾。 後來，指導員又讓翻譯念給我聽：“水口是個最兇惡的檢察官。他在1945年8月14日午後3時，在刑務所裡下令處死了……” 萬事休矣！在這樣的證據面前，我真是一動也不敢動了！可是，我還想活下去呀！ “我沒幹，不知道！” “那你是說，中國看守都是說謊了？” “殺人的事情，可能不是說謊。可是，這不是我幹的，說不定是誰幹的呢！” “你是個檢察官吧！在這麼清楚的證據面前，若是你，該怎麼處理呢？在中國，不管你是承認還是不承認，都可以處理你的。你沒想到這一點嗎？” “不管承認有罪還是不承認有罪，中國政府都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沒幹哪！” 指導員還是耐心地說：“你回去再想想吧！”我回到牢房就思考起來。我認為我只能有一種懲罰辦法，便恐怖地發起抖來。怎麼辦才好呢？我連思索的力氣都沒有了，心裡真是六神無主。 孫國棟的目光，看守們的目光，好像都盯著我不放，我輸了！我在斗爭中輸給了指導員。我意識到自己要被判死刑的。 是的，還是承認了吧，那才是真正的死刑。我殺過許多中國的愛國者，現在我被殺也是理所當然的。而我一直活到現在，這已經是不可思議了。經過長時間的思想鬥爭，我認輸了。我決心第二天就去承認。 第二天，我一坐到椅子上就說道：“孫國棟是我殺的！我是經過了長時間策劃的。”說完，我就低下了頭。我想像著，指導員一定會憤怒地喊起來“你這個混蛋”，然後，他會面紅耳赤地咬牙切齒地拍桌子。我預想著，這代表6億中國人民的憤怒，將像萬雷齊鳴似地向我襲來。所以，我才沒敢抬頭。 可是，指導員卻是意外地沉著、冷靜。 “好！你到底鼓起勇氣來了。你又向人民的道路靠近了一步！” 我抬起頭來，臉上充滿了驚訝的神情。 指導員瞇起了眼睛，看著因畏罪而全身縮成一團的我。他的目光就好像一個慈父看著自己的愛兒在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而悔恨一樣。 我目光茫然地看著指導員。在我面前坐著的指導員是一位中國人。我是殺害過中國愛國者的劊子手。我曾經在中國人的面前為所欲為，諸如：咬牙切齒、頓足搥胸、面紅耳赤、勃然大怒、連踢帶打等等。 可是，這位中國人呢？ 我完全沒想到，在我心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事情，卻儼然成為現實。怎樣來看待這一現實呢？ 我對自己說道：“餵，水口！你到底應當怎樣用你的理論來說明這個現實呢？你是否能夠解釋呢？如果能夠的話，至少，你的理論在這一現實面前，是失敗了的。 “餵，水口！指導員的態度，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是的，並不是他作為一個特殊人物而產生的特殊態度！這種態度，正是6億中國人民對你的態度。如果按照你原來的看法，你能把6億中國人民的事情解釋清楚嗎？” 我這樣詰問著自己。 這時，我的耳朵裡，又傳來指導員的聲音：“你認了罪！這件事，會把你自己引向正確的道路，即人民的道路。這件事，可以成為你進步的原動力。鼓起勇氣來！要向真理邁進，就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的。中國人民為你的認罪表示衷心地歡迎，我們要全力支持你前進。 “你認罪這件事，並不是向中國人民低頭，而是向真理低頭！” 我長嘆了一口氣，心裡想道：“啊，真理呀！你是多麼偉大而又高度仁慈啊！” 這時，我的眼眶裡，突然一陣發熱，流出了眼淚。在最近的整整三個月中，我一點兒也不肯接受指導員的教育。我總認為他是為了殺掉我而尋找“藉口”，所以，我編了一大套謊言來對付他。啊，這又該怎麼辦哪？我怎麼向他賠禮道歉才好呢？是啊，只有賠禮道歉啦！ 想到這裡，我再次抬起頭來，仔細地看著指導員的臉。那是一副充滿慈愛的面孔啊。他的形像被我眼中的淚水弄模糊了，但是，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的眼淚，像滂沱大雨一樣，順著兩頰向下流淌著，一直落到我放在膝上的兩手裡。我沒有出聲，也沒有擦去臉上的淚水。 從這流淌著的淚水中，我產生了一種無限喜悅的心情：“這淚水，不單單是悔恨的淚水，也是我看到了真理的喜悅的淚水，更是我慶祝新生的淚水！” 從此以後，我一方面正視了自己兇殘的罪行與醜惡的心靈，另一方面體驗到勝利了的中國人民打破民族界限的偉大人道主義以及人民道路的正確與溫暖。 在黑暗的過去與光明的未來之間，認罪是一座橋樑。我再次獲得了新的希望，並且自覺地意識到自己應當完成贖罪這一光榮任務。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了中國，他們把這個世界上沒有過的一切不人道的壞事都乾出來了。被侵略的中國人民所遭受到的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精神及肉體上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而另一方面，作為侵略者而被驅使的日本人民，所得到的也只有殖民地奴隸化的生活。 是誰，把勤奮勞動、追求和平、同心協力建設幸福生活的亞洲人民引入水深火熱的地獄中去？ 是誰，把各民族捲入了對立抗爭的漩渦之中？ 是誰，在幾千萬人民流血犧牲的基礎上，在我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基礎上，把自己變得腦滿腸肥，而在戰敗之後，仍然帶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而驕然自得？ 這樣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都被加上了“忠君愛國”的美名，作為至高無上的命令而強迫日本人民去完成。 過去，凡是揭露這種欺騙、講出真話的人，全被加上“國賊”的罪名，被從這個世界上消滅掉。 可是，我再也不能盲從了！ 我在真理面前睜開了雙眼，對事物有了正確的看法。在真理面前，我必須勇敢。 我決不能允許我們走過來的那條軍國主義的道路重新復活。那是把我們日本人民當成外國軍隊的僱傭軍，為侵略戰爭服務，那是要把日本民族引向必然毀滅的戰爭之路。 我熱愛美麗的祖國，熱愛勞動，熱愛日本民族，我決不能坐視我們的民族再次受苦受難。我要堅決反對侵略戰爭！ 作者簡歷： 作者1945年日本戰敗時為哈爾濱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文化程度17年，年齡4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