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四、 不可饒恕的罪行

漫長的昭和時代終於結束了，又拉開了平成時代的帷幕。許多國民參加了昭和天皇的喪葬儀式，有的人還流了眼淚。許多新聞報導機構，只知道讚美昭和夭皇，卻不知道應該追究一下天皇的戰爭責任。當時，我們聯絡會出版了一本書叫作《天皇的軍隊》，有一家自詡為“日本的良心”的報社，竟拒絕登載我們這本書的廣告。可是，昭和天皇作為發動戰爭的最高負責人，並沒有向被侵略的亞洲各國人民謝罪就去世了，這難道不是凡有良心的人都不應該忘卻的事實嗎？ 戰爭結束後，已有40多年的歲月流逝了。在日本，不知道那次戰爭的人愈來愈多。所以，有人可能會說“現在還談什麼戰爭！”可是，我們是忘不了戰爭的，我們也強烈希望日本國民都忘不了那場戰爭。

對於包括我的子女在內的年青的一代，我們不希望他們經受父輩體驗過的痛苦——那沉重的罪惡感壓得我們幾乎喘不過氣來。如果對那場戰爭沒有一個正確的反省，日本就會脫離國際社會，其前途必然是很危險的。 我文字畢業以後，在文部省和學校當了兩年職員，1941年7月應證入伍加入佐倉的軍隊。當時，我只有29歲。第二年，成為中國華北派遣軍第59師的士兵，跨海西渡到中國。為了使日本能夠對中國的山東省實行軍事統治，我是很賣力氣的。 我在111團團部當了三年治安股的助手，後來調到機槍連，在新兵教育股當了助手。當時，我是個陸軍伍長，在營長的命令下，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1945年6月，我們111團接到師部的命令，到青島郊區的索各莊去修築陣地，目的聽說是防備美軍從這裡登陸。當時，我在團部所在地新泰擔負新兵教育任務。新兵教育一結束，我負責把他們送回索各莊去。從泰安到濟南，再到城陽，都是乘的貨車。從城陽到目的地索各莊還有100公里，要冒著酷暑和八路軍布下的地雷陣的危險進行急行軍。

為了阻止我們的入侵，八路軍在這里布下了地雷陣。地雷，多是在石頭里或玻璃瓶於里裝上炸藥而製成的土地雷，所以，我們師裡的工兵營用地雷探測器也探測不出來。無計可施的部隊指揮官想出了一條毒計，下了一道命令，讓隨軍搬運器材的中國民工去“踩地雷”，就是說，把人當成地雷探測器。中國民工被趕到隊伍前面去，站成20米的橫排，身後是一排日本士兵端著上好刺刀的步槍逼著他們向前走。這樣一來，日軍就可以在他們後面安全地行軍了。這樣做的結果，有四五個中國人被地雷炸死，他們的屍體被抬到路邊上，隊伍又繼續前進了。 索各莊是個只有四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我們的隊伍，就在這個小村莊宿營。村北是幾百米的高山，村東是一片丘陵地帶，村西南，是一片長著許多楊柳樹的河川平原。一個連的士兵被派到村東的丘陵地帶修工事。他們把村里每家的門板都摘下來，又把村西南的楊柳樹鋸倒，再弄些磚頭和石頭，在那裡修築戰壕和掩體工事。部隊來了以後，把全村的糧食、食品、雞、豬等等都搜刮得一干二淨，吃進肚子裡。

這次把新兵集中到這裡來的目的是接受營長的檢閱，戰地的檢閱，通常是以射擊和滄劍術為主要科目，而這次卻跟往常不同了。營部傳來的命令說，這次的檢閱，除了射擊之外，就是“刺殺活人”。 檢閱那天是6月12日，天空中一絲雲彩都沒有。午前，在村南的平地上檢閱了射擊；午後，就是“刺殺活人”了。 當時，營裡正關押著三十幾個中國人，都是沒來得及逃跑的農民。營長命令把這些人分配下去，每個連四五個。我帶著一個警衛兵，把分配給機槍連的四個中國人帶到營部。 村東頭有一片莊稼地，那裡已經打好了四根木樁，旁邊各挖好了一個深坑。這片地四周，又派出了一圈警戒哨。看到這種情景以後，四個中國人的臉色變了。他們紛紛說道：“我是個農民，放了我吧！”“我不是八路軍，別殺我！”其中，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看著我的眼睛說道：“我家裡只剩下媽媽一個人啦！她正等著我回去呢，放我回家吧 ”

說著說著，他的眼淚就流下來了。這位少年，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對日本兵的良心存有奢望，不斷地哭訴著。 “我家裡只剩下媽媽一個人啦！她正等著我回去呢”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親。然而，我又滿足不了少年的願望，即使搭上一條命我也救不了他啊。我的心裡撲通撲通跳得很厲害。這時，在我的心裡，就形成了“戰爭是不人道的產物”這樣一個概念。不一會兒，這四個中國人就被綁到四根木樁上了。 午後的檢閱開始了。營長熱田勝利大尉騎著馬，趾高氣揚地來到了現場。 我作為教育股的助手，把新兵帶到離那四個“活靶子”大約100米的窪地裡，向他門介紹“敵情”說：“前面的幾個人都是敵人，必須殺死他們！”然後，我向四列縱隊排頭的四個人下了命令：“出發！”

四名新兵飛快地爬上坡去，這時教官池田準尉喊了一聲：“衝鋒！”半瘋狂狀態的新兵端著刺刀向前衝去，有一個摔倒了，有一個人跑到“活靶子”面前就停下了，另兩個人也不知怎麼辦好了。 “混蛋！那是敵人！刺殺！”聽到教官的怒罵聲，新兵們好像清醒了似的，瞪大了眼睛，向前方刺殺了。可是，刀尖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不是向左就是向右，總是刺不到要害部位。 “好啦！”聽到這聲命令後，他們才停止刺殺。 第二排的四個人出發了，情形也和第一排一樣。如此這般，刺殺活人的檢閱，終於結束了。這時，夏天大地上的落日變成了血紅的顏色，同時照耀到不停地叫喊、呻吟的中國人和臉色發青的日本新兵的身上。又過了一會兒，那幾個中國人被刺得混身上下鮮血淋漓，失去了生命，而那些日本新兵都是面色蒼白，失去了血色，低垂著頭，一言不發。

當天晚上，連里為新兵舉行宴會，老兵們說：“這回，你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士兵了，祝賀你們！”可是，新兵們一個個都是目光呆滯、表情陰鬱、深陷於痛苦之中，直到最後，也沒露出一絲笑意。 在中國被關押的第五個春天，撫順戰犯管理所裡掀起了“認罪運動”。所有的人都但白了自己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中國人民面前表示深刻的謝罪。 我曾經受過大學教育，還自認為是一個“進步分子”，所以，我說過“我對當時的戰爭政策是持批判態度的，我也對日本軍隊的獸行而感到憤怒”，我還說“戰爭與戰爭罪惡的責任完全在天皇以及那些追隨天皇的發號施令者”等等。說這些話，實際上是想完全逃脫自己的戰爭罪責。通過戰犯管理所的學習，我才逐漸地認識到，不正是我本人帶著刀槍侵入別人的國家幹盡了壞事嗎？我本人不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侵略者嗎！

1956年9月，作為戰犯的我，被免予起訴遣返回國了。一想到被我殺害的中國人再也不能複活了，我就感到自己的罪責是終身的，是無法解脫的。我應當以被害者的願望為己願，就是說，要消滅不正當的戰爭，要爭取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應當以被害者的心比自己的心，決不允許日本再次走上侵略戰爭的道路。 今天的日本，不僅公然使軍事預算超過了國民經濟總預算的1％，還開始巧妙地走上軍國主義化的道路。天皇被美化了，舊國歌還在高唱，舊國旗還在高高飄揚。我們這些戰犯，實際上都是當年“天皇制”國家的受害者，我們決不允許日本再回到舊國家體制上去。我們日本國民，必須嚴肅地批判天皇制，批判昭和時期的“戰爭道路”。一定要明確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也要明確日本國民應負的責任，共同以謝罪的心情復歸國際社會。我認為，只有這樣，日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簡歷： 1931年在佐倉入伍；1932年作為日軍第59師的士兵來到中國山東省，後任第59師下士官。 1956年9月，被中國免予起訴，釋放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