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三、 我參加了謀殺趙尚志將軍

\n 1927年日本政府根據田中奏摺《對華政策綱領》的要求，為了強化其侵略中國的政策，針對義務教育頒布了《教育勅語》，針對軍隊教育頒布了《軍人勅語》。這些法令大力鼓吹全體國民“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國家，保衛北方的生命線——滿洲”。 當時的我，服完了現役，已轉入預備役，並且已經結了婚。可是，隨著滿洲事變的擴大，我們這屆預備役人員已經開始應徵入伍了。有一天，我在宮城縣看到報紙上有這樣一條消息：“從東北六縣招募120名滿洲國警察官，月薪70元。”於是，我就高興地去應募了。考試合格之後，我於1935年10月14日入伍，跨出了侵略滿洲國的第一步。我心裡很清楚，並不是中國人民請我們到中國去的，更不是中國人民請我們去殺害他們的生命、燒毀他們的房屋、搶走他們的東西。我們完全是按自己的意志而成為侵略軍的一員，責任完全是我自己。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我曾先後任職於新京特別市、長春縣、三江省、寶清縣、佳木斯市、湯原縣、鶴立市、依蘭縣、地方警校、撫遠縣、富錦縣等地。我是一名犯下了無數罪行的侵華戰犯。 在講述我自己的罪行之前，先講一講“滿洲國”，供讀者們參考。 所謂的“滿洲國”，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一個設立了傀儡政府的日本殖民地，它包括了東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和興安省。根據《日滿議定書》，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滿特命全權大使及關東洲長官，這是三位一體的統治體制。被稱為皇帝的溥儀，純屬被操縱的木偶。他曾在遠東軍事法庭出庭作證說：“凡是關東軍司令官想要做的事情，我全都照辦了。”從形式上看，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可這純粹只是個名義而已。在特命全權大使的控制下，在行政方面，由貫徹日本政府旨意的日本人總務長官來操縱中國人總理大臣；在立法方面，由臭名昭著的前憲兵大尉甘粕正彥自由運營、說啥算啥；在司法方面，也是如此。更有甚者，在各縣，由“兼理司法縣公署”的縣長擔任審判長，由警察官擔任檢事，沒有律師就可以進行審判。這一來，滿洲國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殖民地。所以，下面我把“滿洲國”都稱之為“偽滿”。

說到警察官，一般人都會想，他是維持治安的，是抓強盜的。可是，我們這些日本警察官的所作所為，完全相反，我們是放縱強盜，逮捕受害者，殺害受害者，可以說，我們這些警察官都是強盜殺人犯的同謀犯。 警察官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對那些反對日本侵華政策、反對建立偽滿洲國的“匪賊”進行武力鎮壓。 從1871年到1932年3月1日偽滿成立的這半個多世紀中，日本一直對中國進行持續不斷的侵略，其中包括日俄戰爭、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變等等，都是以東北三省為戰場的。這使中國人屢遭血腥屠殺，因此，中國人祖孫三代都對“東洋鬼子”懷有深仇大恨。 所以，當偽滿成立以後，中國人和朝鮮人的憤怒一齊爆發了，掀起了以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為目的的武裝起義，燃起了革命鬥爭的燎原大火。東北各地由13支抗日隊伍聯合起來，結成了“東北抗日聯軍”。當時的情況是：

第一軍軍長楊靖宇 第二軍軍長王德泰 第三軍軍長趙尚志 第四軍軍長李延祿 第五軍軍長周保中 第六軍軍長李兆麟 第七軍軍長陳榮久 第八軍軍長謝文東 第九軍軍長李華堂 ……（原文如此。—譯者註） 抗日聯軍的戰士們都是離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兒女而來到抗日根據地的。他們是紮根於東三省三千萬人民當中的革命勇士，是中國的愛國者。 我們這些警察官，把他們視為眼中釘，在街上，只要對某個人產生一點兒懷疑，便馬上把他逮捕，拷問、投入監獄、殺害。而且，在進行“討伐”時，當指揮官的可以任意殺人。警察官的第二個任務是，協助日軍掠奪偽滿洲國的豐富資源。在這方面，我們正是強盜的同謀犯。 日本帝國主義自恃武力，退出了聯合國，大肆侵略中國，還發動了“大東亞戰爭”。這場戰爭所需要的資源和物資，大部分都是從偽滿掠奪去的。

這裡舉一個掠奪農產品的事例。有一天，偽滿政府興農部大豆科長（日本人）在警察官集會上這樣說：“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之一就是大豆。滿洲是號稱世界第三的出產大豆的國家，為了這場戰爭的勝利，應當把全部大豆都送到日本去。請諸君務必不要忘記這件事。”他是在請求我們支持對大豆的掠奪。 不僅對大豆，傀儡政府還發布了對所有農產品的強制徵集命令，其執行者就是我們這些警察官。我們把自己管區農民手中的高粱、玉米、小米、大豆等等全部搜刮乾淨，只許農民以米糠和野菜為主食。由於飢餓，農民們連老鼠都抓來吃了。 儘管如此，我還在想，說不定哪家還藏著糧食呢！我腰中挎著手槍，讓部下端著步槍，一家一戶地搜查。只要發現誰家藏著哪怕一把糧食，就以違犯法律的罪名加以逮捕、拷問、並製造假供詞，強逼著按上指印，然後就把他投入監獄。

現在談談謀殺趙尚志將軍的事。 1941年10月1日，我被任命為鶴立縣興山警察署特務股長。那裡的工作有幾個特點： 第一，管轄整個興山地區——軍事機密保護地帶（俗稱要塞地帶）；第二，這個山區（現在的伊春縣）是以前的抗日軍隊活動的根據地；第三，興山街又名鶴崗街，分為新街和舊街兩部分，舊街就是有名的鶴崗煤礦，是中國工人出入頻繁之地。特別是煤礦地區，是抗日分子、蘇聯間諜很容易藏身的地方。因此，我向山區和市區兩方面都佈置了情報網，在新舊兩個街區都設立了秘密據點，還向山區派出了幾十名假扮毛皮商販的密探。 1942年1月據中央（治安部警務司、特務科）的情報說，趙尚誌及其部下若干人已經進入了滿洲。我便同田井署長商量，採取了兩條對策：第一，命令假毛皮商密探們收集準確的情報；第二，命令梧桐河警備隊的穴澤警長派密探進山做“誘餌”，並命令警備隊嚴密警戒。穴澤同中國人警備隊長商量了以後，派密探劉德山進山去，給他佈置的任務是：以警備隊為中心，在當天去當天能回來的範圍內活動，只要見到有陌生人，馬上就報告上來。可是，劉德山進山以後，過了兩天也沒回來，穴澤報告給我，我又向署長報告，並考慮下一步的辦法。我想，劉德山可能被人抓去了，這個誘餌不行了。還是派一個雙重間諜打進去好，我命令穴澤再派出一個經過特殊訓練的密探進山。穴澤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決定派一個他認為最合適的李某進山去了。

2月13日，我到警察署上班時，穴澤警長從梧桐河警備隊來了，正在等我。一見面，他就用激動的聲音說道：“把趙尚志殺了！”“是嗎？太好了！你快講給我聽”我這樣說著，由於興奮連大衣都沒脫就坐到椅子上了。穴澤警長就詳細他講給我聽。最初派出去的密探劉德山，在進山的當天晚上就遇到了趙尚志將軍一行，被他們抓住了。可是，因為他身上沒帶東西，又事先編好了一套姓名、住址、職業的答詞，所以一下子就蒙混過關了。後來，經過趙尚志的批准，劉德山被吸收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從那天起，他們就一同在山溝裡轉來轉去，當時正是天氣最冷的時候，糧食又不足，非常艱苦。 過幾天，穴澤派出去的李密探也進了山。李密探也被5名抗聯戰士抓住了，也受到了與劉密探同樣的盤查。由於沒露出任何破綻，他也被吸收加入了抗聯隊伍。

又過了幾天，一天夜裡，李、劉二人偷偷見了面。李對劉說：“警備隊裡，見你沒回去，大家都很擔心。天這麼冷，又沒吃的，看來他們挺不了幾天了。咱們怎麼辦呢？” “只要不被殺，總有一天要回去的” 過了一會兒，李密探想出個鬼點子，對劉說：“我看，咱們領他們去襲擊警備隊搶糧食”“沒報告給警備隊長，這事能行嗎？”“沒問題，別擔心，我都會安排好的 ”李密探勸服了劉密探以後，第二天就向抗日軍提出建議，去偷襲梧桐河警備隊搶糧食。這個建議被接受了，李密探還得到了一支槍。 2月11日半夜，抗日聯軍開始行動了。李密探走在最前面領路，他後面是趙尚志將軍、劉密探隊伍走成一列縱隊，在月光照耀下的雜木林裡前進。 當他們走到一間山中木屋旁邊時，劉密探突然向走在前面的趙將軍開槍射擊。而走在最前面的李密探飛快地向警備隊的方向跑去。劉密探的行徑被後面的抗日聯軍看得清清楚楚，他們憤怒極了，一起向劉密探開槍，當場打死了他。趙將軍的腹部受了重傷，被同志們抬進了木屋。

這時，日軍警備隊得到李密探報告後，穴澤警長立即率領全體隊員衝進森林，包圍了木屋，從四面向裡邊射擊。過了一會兒，木屋裡沒動靜了，日軍就衝進木屋，抓住了重傷在身的趙將軍。他們把趙將軍帶回警備隊，開始了訊問。不管敵人怎麼問，將軍都是一言不發，只是輕蔑地看著他們。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趙將軍憤怒他說：“你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對你們這幫畜生沒什麼話好說。就是說了，也是對牛彈琴——沒用！” 說完這話以後，由於失血過多，傷勢過重，在2月12日早晨8點鐘左右，趙將軍離開了人世，壯烈地犧牲了。 聽到這里以後，我對穴澤說道：“噢，幹得好！那麼，屍體在哪兒呢？”“對了，今天午後有一輛汽車到這兒來，會把屍體拉過來的。”午後汽車拉來的將軍遺體，全裸著，凍得像座玉雕似的。一個中國人警察去找來一個照相館的人給遺體照了相。然後，就把遺體放在院子裡了。我起草了一份題為《抗日聯軍總司令趙尚志將軍被殺害經過》（原文如此——譯者註）的報告，得到了署長的批准。然後，我給三江省警務廳特務科打了個電話，是吉村事務官接的。

我大聲說：“我們把趙尚志將軍殺了！”“你是不是在胡說八道啊？”他笑著問道。我很嚴肅地回答說：“誰胡說八道？我是認真報告您的。” “那就是說，是趙尚志總司令啦！看來，鶴立縣特務主任的謀略戰得到了勝利。那麼，就把他的前任副官李華堂找來確認一下吧”（李華堂已叛變投降。——譯者註） 他說這話是對的。偽滿的各類警備機關，包括關東軍、日本使領館警察、外務省警察、滿洲軍、滿洲憲兵團、興安軍、滿洲警察、各市鄉村自衛團、鐵路警備隊、開拓團警衛班等等，幾年前就已經對趙尚志將軍的首級懸賞1萬元了。如果是日軍把他抓到，還會授予有功者“金鵄勳章”哩！ 讓李華堂來確認遺體的日期到了。省裡的吉村事務官、縣里的警務科長、特務股長帶著李華堂來了。警察署門前的道路，由於禁止通行而熱鬧起來。李華堂走到遺體旁邊定睛一看，便點了點頭說道：“是趙尚志，沒錯！”說完，他就把臉扭過去了，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當天晚上舉行了慶祝宴會。第二天早晨，用汽車把趙將軍遺體運到佳木斯警務廳去了。又過了幾天，縣里給田井署長打來電話說：“為了寫好給中央的報告書，請你到縣里來一趟。”這就是說，寫給中央的報告，要由縣警察署長、特務股長、省警察股長、特務股長合議寫出，我起草的報告書就沒用了，為此，我心裡很生氣。

可是，過了一周，我接到省裡一個電話：“帶著趙尚志的首級，馬上乘飛機到新京的治安部警備司來！”此時，我心裡樂開了花。 在佳木斯飛機場，起草報告的幾個人把報告書和裝著趙尚志將軍頭顱的白木箱交給我，由我帶著登上飛機到新京去。一到新京，我便乘上前來迎接我的小汽車，一直來到偽滿治安部大臣室。治安部大臣於芒山接見了我。當我打開白木箱蓋讓他看時，他歡喜他說：“好！好！” 然後，我就到特務科長鶴的辦公室去，他是從三江省警務廳調到新京來的。他對我說：“三江這次幹得不錯。安藤科長和你，都是有功之臣。我馬上給你們報請獎金，你轉告安藤科長吧！” 我們把趙將軍的頭顱在各科室傳看了一遍。然後，我就離開新京返回三江省去了。後來聽說，趙尚志將軍的頭顱是由三江省警務廳警備股的人鋸下來的，他們把遺體投入了松花江；而趙將軍的頭顱，後來被埋到新京市內的護國般若寺裡。 我在偽滿當警察官的整整10年期間內，不知不覺地喪失了全部人性而變成了“東洋鬼子”，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無數罪行。 我參加謀殺趙將軍這件事，不僅僅是對將軍一個人，而是對當時東三省的三千萬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們因為失去了抗日鬥爭的領導人而沉浸於巨大的悲痛和憤怒之中。實際上，這是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於我的罪行，使東北人民抗日運動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大大地推遲了。越想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戰犯名單（收監號碼353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而，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對我們這些戰犯實行了極為寬大的政策。我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裡始終貫徹著人道主義的“尊重人權”、“不許打入”、“積極治病”等基本方針。 由於這個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對我們勝似親人的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轉變。後來，又把我們全部釋放回國了。 我要在此風燭殘年中為反對侵略戰爭，為日中兩國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為日本社會成為真正的民主主義社會，為日本的進步與改革而奮鬥到底！ 作者簡歷： 1935年10月入伍。 1941年10月任黑龍江省鶴立縣興山警察署特務股長。 1942年參加謀殺趙尚志將軍以後，任黑龍江省富錦縣警務科警防科長、警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