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二、 我們憲兵隊幹盡了壞事

我是在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編者註）開始時在吉林省公主嶺參加憲兵隊的。當時的我，還是個連蟲子都不敢踩死的人。 可是，當上憲兵不滿兩個月時，我參加了新兵的“勇敢測驗”，在營長的命令下，當場就用刺刀殺死了一位中國人。從那天起，我就不是人了。我自以為是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大和民族的繁榮，為了獲得出人頭地的勳章，而完完全全地變成了一個殺人的魔鬼。 1934年冬，我在中國東部中朝邊境當憲兵負責封鎖國境線，奉命審訊被俘的抗日聯軍的士兵。在松澤伍長的率領下，我們對俘虜嚴刑拷問，灌涼水、木刀砍、火筷子燙、跪三角鐵、針刺指甲縫無所不用其極，最後，再用日本刀把人殺死。那情景的確是人間地獄一般，當時我是完全喪失了人性。

齊齊哈爾是被我稱之為第二故鄉的地方，而從反面來說，這是我犯罪的一個據點。 1933年8月，我到齊齊哈爾憲兵隊任職，在那裡我一直乾了12年，直到1945年8月戰敗為止。在那個時期，我手中握有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殺大權，不，其實是狐假虎威。當時我想：“中國人就像蟲子似的，殺他幾個算個啥！”在拷問過程中，我把施行暴力當成了天職，至於那些中國老百姓的痛苦，我絲毫不動心。 在齊齊哈爾，第14師接替第2師駐防時，治安管理由“警務統制委員會”取代了“治安維持會”。隨後，又向各縣派駐了憲兵分隊，隨時與總部保持聯繫。憲兵們都以“殺百人”為奮鬥目標。在食堂裡談的都是這個話題。當腰中掛著一把3尺長軍刀的伍長坂田洋洋自得他說“我殺了33個中國人”時，另一個人就說：“那算什麼，我已經殺了70個”，坂田馬上就閉口無言了。

憲兵隊無惡不做。酒田市出身的澤田幸次郎伍長等人，在當了警察指導官以後，晝夜巡邏，每天都向上級打7份以上的報告。他手下的憲兵一刻也不閒，非常活躍，以殺人為己任。 “警務統制委員會”由憲兵隊長牽頭，統管其他警務機關，持有任意殺人的所謂“嚴重處分權”。他們可以根據密探的報告，連夜搜捕，抓那些沒有身份證或行跡可疑的人。抓來的人，他們可以隨便安一個罪名就當場殺死。在齊齊哈爾西門外的諾恩格河畔，就有幾百名無辜的中國人被殺死。 當時，我只是一個上等兵。有一天，西山班長命令我說：“今天午後一點，在西門外要殺掉15個人，你去當監斬官吧！”當我身穿制服騎著馬趕到現場時，滿洲警察們說：“啊，憲兵來了！”我剛剛下馬，那里便立刻槍聲大作，被綁著跪在大坑周圍的一群中國青年，紛紛被警察們的槍彈擊中，有的連腦漿都飛散出來了。我原以為是來參觀一下殺人場面的，而實際上，我卻成為這次殺人行動的指揮者。為什麼呢？因為滿洲警察是沒有“嚴重處分權”的，沒有日本憲兵到場，他們無權殺人。

從那以後，憲兵的任務又由治安對策轉變到思想對策、共產黨對策和防諜對策了。現在，我對齊齊哈爾憲兵隊的罪惡全貌記憶得不那麼清楚了，只能講一講腦海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幾件事。 1935年6月，以黑龍江民報社長王北海、記者金柏來為首的20名報社職員，還有100餘名教育界知名人士，被憲兵和警察抓起來。他們的罪名是建立“人民戰線運動”這個共產黨組織。但是，經過嚴刑拷問之後，我們仍然一無所獲，沒辦法，便以他們組織“生活改善會”，開展人民戰線運動為名，把他們送上法庭。就這樣，把王社長等5人判了死刑，把另外40人處以10年以上的徒刑。在這次事件中，我和中田伍長一起審訊了鐵路局列車段的鞠某，用灌涼水等辦法把他拷打致死；還把龍江中學教員王中華抓來，用洗澡盆裡的髒水灌他，然後又把他殺死了。

同年，齊齊哈爾憲兵分隊把興安北省省長廖章和他的兒子、秘書等幾個人以私通蘇聯的間諜罪名送到關東軍司令部，後來，這些人都被殺害了。 1935年齊齊哈爾憲兵隊總部的阪本準尉當了憲兵隊長，他在拉賓鐵路線上的海英格建立了一個“細菌人體實驗所”。後來，這個實驗所成了臭名昭著的石井部隊（731部隊）的一部分，還把設在四平的一個機構遷到這裡來。這裡確實是個比希特勒的集中營還要兇殘的食人魔窟！ 這是我犯下的罪行。 1936年11月，齊齊哈爾憲兵分隊檢舉了12名蘇聯無線電間諜。這次檢舉，被關東軍憲兵隊認為是最突出的成績，於是，憲兵隊司令官東條英機親手向他們頒發了“皇軍防諜的劃時代貢獻”獎狀。 結果，以張惠民兄弟為首的8個人在齊齊哈爾的北大營，被槍殺於草原上。當時，張惠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高呼“抗日救國”口號的形象，至今還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

1936年12月31日，齊齊哈爾市內陸軍監獄中關押的110名中國人，在抗日聯軍領導人房賢的指揮下集體越獄。在逃跑的路途中，大約有90人被抓回來，其餘的人，有的逃亡成功，有的被嚴寒凍死。對這一事件，“警務統制委員會”決定把抓回來的人一律處死，並通過憲兵和警察的手，把他們全部槍殺了。 這是我犯下的罪行。 1937年4月，我以爆炸鐵路的罪名抓了3名中國人：黃一平、蔡子林、馬家才。他們在莫斯科受過間諜訓練，回國後在哈爾濱地下工作領導人王浩的領導下工作，被任命為齊齊哈爾方面工作員。這3個人，被關東軍司令部下令送到731部隊去殺害了。 抗日聯軍第三路軍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各支隊，在哈爾濱以北各縣廣泛開展了平原游擊戰。他們襲擊縣城，打開監獄，進行各種各樣的抗日救國活動。他們的行動，神出鬼沒，使日軍和警察難以找到他們的踪影，因為廣大的農民都支持他們，保護他們。為此，日軍和警察便策劃對各縣農民實行大鎮壓。

日軍集中兵力對第12支隊和第14支隊經常出沒的訥河縣實行大鎮壓。從1939年至1941年進行了多次大掃蕩，共逮捕了四五百名農民，並把其中200人投入齊齊哈爾監獄。在齊齊哈爾憲兵隊，是由田澤擔當這個任務的。 所謂“特別轉移”，是把活人送到關東軍哈爾濱731部隊去進行活體實驗時在文件中所使用的“暗語”。有關這類事情的文件，從1938年起都一律被當作“永久機密”來處理。 憲兵和警察對中國人進行拷問以後，有些人的肢體被嚴重損傷，不能送到法庭去公開審理，便被“特別轉移”到731部隊。在轉運的時候，憲兵和警察以“轉移幾件行李”的暗語來表示“轉運幾個人”。這些人，是由各地憲兵和警察先秘密送到哈爾濱憲兵隊，然後再轉移到各地的特務機關，最後再轉移到石井部隊。

當時，我們把路德教派和羅馬教皇派的天主教牧師都當成外國特務，長期盯著他們。可是由於抓不到證據，拿他們無可奈何。 1945年齊齊哈爾憲兵分隊以“戰時有害分子”罪名，逮捕、監禁了一些路德教派的外國籍牧師。在戰敗撤退之前，把他們全部秘密殺害在山後了。 這是我所犯下的罪行。 1941年10月，以齊齊哈爾鐵路局職工和哈工大學生為主體，建立了一個由抗聯第三路軍領導的共產黨組織。針對他們，我組織了一個特別搜查班，用一個月時間對他們跟踪調查，掌握了該組織的全貌，然後對他們採取行動，一網打盡。 線索，是田中部隊和白丸部隊發現的。他們在同抗日聯軍第12支隊交戰時，繳獲了戰死的支隊長的公文包，發現了一封暗語聯絡信。後來又經過一個月的調查，組織了一次“田白行動”大搜捕。結果逮捕了120人送交法庭，其中王耀金、施立章等被殺害，大約40人被投入監獄。

這也是我所犯下的罪行。在進行“田白”行動的同時，又發現了齊齊哈爾的另外一個地下抗日組織。為此，我在1941年12月又組織了一個特別搜查班。 這個組織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已經深入到齊齊哈爾、哈爾濱、吉林、奉天、錦州等鐵路局裡去，深入到偽滿官吏、軍隊和知識階層裡去了。所以，這次的搜捕規模很大。我們特蒐班人手不夠，便由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原守下命令，要求憲兵、警察、鐵路警衛隊配合行動。結果，逮捕了550多人，有20人被判處死刑，大多數人被投入監獄。 （這次行動是以齊齊哈爾憲兵隊奌星中校的姓來命名。） 現在回首往事時，還記得當時我曾有一個錯誤觀念，就是“只要是為了國家，幹什麼事都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我殺害了那麼多人，犯下了那麼多慘無人道的罪行。

1954年，當我接受最後的審查時，我的面前擺著上百封中國被害者的父母兄弟妻子揭發我的罪行的信件，我一封封地閱讀著，心裡並不感到愕然。我親手寫下一段話“這些人確實是被我殺害的，我接受給我的任何懲處。”並籤上了名字。 “田白”行動中被害的哈工大負責人王柯恩的母親寫道：“我就這麼一個兒子，是土屋把他抓去拷打死的，政府一定要給我報仇雪恨哪！” “貞星”行動中被殺害的黑龍江督導員袁耀文的家屬寫信控訴說：袁耀文被殺害以後，妻子張氏由於被長期關押得了重病，出獄不久就去世了，他們扔下了兩個幼女和一位80歲高齡的老母親。由於無力撫養兩個孫女，80歲的老母悲憤地臥軌自殺了。以後，這兩個幼女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現在，回顧過去的歷史，我確實犯下了無數的罪行啊！我所得到的憲兵少尉軍銜，沾滿了中國人民的血和淚！我在侵略中國的半生當中，在北滿的大地上留下的罪惡的痕跡，是永遠也抹不掉的。 戰敗以後，我作為戰犯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6年時間。雖然我在東北奪去了那麼多人的生命，使東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磨難，可是管理所的人們卻給了我非常人道的待遇。他們從未打過我一下，甚至從未罵過我一句。特別是1956年，又對我們實行了“以德報怨”的政策，對於我這樣理應判死刑的戰犯，也免予起訴，釋放回國。如果有人讓我第二次拿起槍來，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我在超度死者亡靈的時候，決心把我的餘生貢獻給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事業。這是我今後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贖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沒有資格再活下去了。 作者簡歷： 1931年在吉林省公主嶺參加日軍；1933年成為齊齊哈爾憲兵隊的憲兵；後成為齊齊哈爾憲兵隊總部的少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