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

1941年7月末，我當上了見習士宮，與此同時，從熊本的步兵第13團調到中國湖北省荊門縣的支那派遣軍（即中國派遣軍——編者註，下同。）第39師步兵第232團。 8月末，我被任命為第10連第2排排長。當我來到排裡見到自己的部下的時候，心裡感到很驚訝，士兵們的目光很兇，充滿了野獸一般的殺氣。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了，而我卻是沒經過任何戰鬥考驗的一介書生，這使我當排長的自信心都動搖了。 第二天，我奉命到團部去參加為我們22名新任野戰部隊排長而舉辦的現場教育培訓班，時間是一周。教官是田中少尉，他帶領我們到所經歷戰鬥的戰場上，把戰鬥的過程、勝利的經驗、失敗的教訓詳細他講給我們聽。 培訓班的最後一天，進行“勇敢測驗”，內容是“斬殺俘虜”。當時，我的腦海中出現了疑問：這種行為合法嗎？可惜，當時我並不懂“戰時國際法”。

那一天，當我們乘車來到現場時，看到那裡已經挖好了一個長約5米、寬約3米的深坑。坑的四周，站著20多名用黑布蒙著眼睛、用繩子綁著雙手的中國人。 過了一會兒，團長帶著幾個營長來到了現場，坐到事先準備好的椅子上。 這時，田中少尉走上前去向他們敬禮，然後轉過身來大聲宣布：“勇敢測驗現在開始！”他手下的服務兵每人牽著一名中國人走到坑邊，讓他們坐下。 接著，田中少尉對我們這些學員喊道：“就像我一樣砍掉人頭！”說完，他拔出軍刀，讓服務兵用長把勺舀來清水往刀刃上潑，然後，就慢步走到一個中國人身後，右手把軍刀高高舉起，由上而下斜劈下來。 只聽見他“哈依”地一聲喊叫，軍刀落下，人頭分離，頭顱飛出一米遠，頸上噴出兩條血柱，屍體掉下深坑。

我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這種殘酷的殺人情景，感到全身都僵直了，連呼吸都要停止了似的。 “餵，該你的了！”田中少尉手裡拎著那把血刀，遞給我們學員隊伍的第一個學員，讓他如法效仿。 我是第四個，當他叫到我時，我頭腦中嗡地一閃念“這種事情，能做嗎”，可是馬上就被“此時此刻，我不能發傻”的念頭壓了下去。 我走出隊列、學著田中少尉的樣子，橫下心來，砍掉了一個俘虜的頭顱。那一瞬間，我心裡彷彿充滿了自信似的：這回，我有資格當排長了！我們這些新任的排長，不僅砍殺中國人，還用他們的身體練刺殺，那真是一個瘋狂的場面啊！ 當我們的“測驗”結束後，那裡簡直變成了血腥的人間地獄！ 當天晚上，回到連里，當我站到部下面前進行“夜點名”的時候，心中原有的那種自卑感，早已無影無踪了，我感到自己已經是個名符其實的排長了。可是，心裡殘存的良知告訴我，自己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更正確他說，已經不是人了，變成了殺人的魔鬼。難怪現在看部下們的目光時，已經覺察不出那種野獸一般的殺氣了，大概是自己的目光也變得跟他們完全相同的緣故吧！

當時，經常從日本國內派新兵來到戰場上。每來一批新兵，都要進行這種殺人訓練，殺害俘虜、情報人員、不馴服的老百姓。有了這種訓練，就能使他們到戰場上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後來，我當了連長以後，也是這樣來訓練新兵和下級軍官的。 對日軍說來，戰場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周圍全是中國人。我們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當成敵人對待，經常燒掉他們的村莊，並以“日軍士兵去向不明”為藉口對老百姓“見一個，殺一個”。 我們那個團，於1943年秋天到湖南省常德縣作戰。那年的12月末，團裡制定了一個戰鬥計劃，要把中國軍隊佔據的白楊寺村摧毀。 白楊寺村地處險峻山區的腹地，村外修築了堅固的陣地，是中國軍隊的一個重要據點，成為我們的心腹之患。

這次戰役，我們的野戰重砲也參加了。我們連的任務是狙擊中國軍隊的增援部隊。 天剛亮時，白楊寺中國軍隊陣地就遭到我軍重砲的集中轟擊，眼看著中國軍隊陣地被摧毀之後，我軍官兵便進入村莊，村子裡沒來得及逃跑的老弱病殘，就成為我軍殺戮的對象。這場大屠殺，殺了150多人，搶光了他們的東西，燒光了他們的房屋。 應當說，這是南京大屠殺的一個縮影。 其實，有什麼理由把村莊里的普通老百姓趕盡殺絕呢？可是，凡是日軍所到之處，都是奉行這種“三光”政策的。 當沖繩戰役快要結束時，我們師被編入關東軍。戰敗以後，我作為戰俘被送到前蘇聯的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卡拉於達煤礦當了5年礦工。 在此期間，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1950年7月，我們969名戰犯在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被引渡給中國，兩天后，被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綏芬河被引渡時，我心想，這下子可完了！無論如何，也回不了家啦！於是，便陷入了破罐子破摔的絕望狀態中。我們這些戰犯，哪有一個人的手上沒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呀！ 可是，那年夏天，當我們從蘇聯的貨車車廂裡出來，被領到中國的列車——舊滿鐵時代的軟席車廂的時候，我們感到糊塗了。車窗上貼著紙，看不到外邊，可是在車上給我們吃的都是白麵包，還有護士走來走去，問我們有沒有生病的人，這是我們這些自暴自棄的人所完全沒有想到的。 走進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門，被關進十幾個人一間的牢房，聽見門鎖咋嚎一聲響時，我們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了。同室的人當中，大部分不認識，各自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就到了開晚飯時間。晚飯吃的雖然是高粱米飯，可是，原來在蘇聯長期裝不滿的肚子，這回是第一次吃飽了。看守第一次問我們“飯夠不夠”時，我們都驚訝地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有幾個人滿腹疑慮地舉起手說“不夠”。看守數完人數以後，報告上去，過了不一會兒，便把新做好的飯送進了牢房，給那些舉手的人吃。這又使我們大吃一驚。

每天因為無事可做，就蒙頭睡覺，看守一來就叫我們“起來！”如果有人得病發燒，即使是半夜，護士也來送水送藥。重病人，還送到外面的醫院去住院治療。雖然如此對待我們，我們卻仍心存疑慮地想，是不是先麻痺我們，然後找個理由再砍我們的腦袋？ 夏去秋來之際，朝鮮戰爭形勢起了變化，美軍從仁川登陸後，朝鮮軍隊被迫後退，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號召下，投身於朝鮮戰場。當時，由於擔心美軍空襲撫順，而把撫順戰犯管理所北遷到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和呼蘭縣城。我到了呼蘭。 第二年春天，中國人民志願軍把美軍打回了三八線，戰爭局勢穩定下來，我們這些戰犯，又被送回撫順。當時，我們當中有些人曾經在心裡盼望美軍能打過鴨綠江來解救我們，現在，他們的心涼了半截。有些事情，我們是後來才知道的，那就是人民中國對我們這些戰犯所採取的方針是“雖然這些人被稱之為戰犯，可他們也是人。因為是人就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對他們的罪行要憎恨，而不要憎恨他們個人”。正是由於受到了這種人道主義的對待，我們這些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戰犯，才產生了反省自責的心理。同時，以戰犯管理所所長為首的全體工作人員，對我們這些殘酷地殺害了他們的親人和同胞的罪犯，都是盡量抑制主觀上的憤怒和痛苦的感情，按照國家規定的政策而對待我們。這使我們深受感動，心裡真是悔恨交加。

從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確實是犯下了作為人類而不能容許的罪行。可是，我們是奉命幹的這些事情啊？這種企圖推卸責任的思想，是我們低頭認罪的最大的障礙。解決這個問題，是需要時間的，是需要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的。 1953年1月，我在哈爾濱參加第一次“認罪學習班”的過程中，由於我抵觸情緒嚴重、妨礙別人學習而被送到地下室的單人牢房中。在這間長期不用的昏暗的牢房裡，潮濕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一般。我端坐在房間裡，眼睛漸漸地習慣了屋裡的昏暗，便發現牆壁上有一些用手指甲劃出來的字跡。仔細看時，依稀可辨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東洋鬼子”、“堅決鬥爭”、“用鮮血和生命”等等血跡斑斑的口號。這是八年前在這里關押過的反滿抗日的愛國英雄們留下的血書。他們當中，有的被拉出去槍殺，有的被送到731部隊當成活體細菌實驗的材料……看到這些懷有深仇大恨的字句，我感到整個脊梁骨都發涼了。

從這時開始，我才逐漸認識到，在此之前，我還是站在殺人者的立場上看問題，所以，對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認識不足。我說什麼，殺害俘虜那是我奉命幹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等等，那都是不負責任的辯解。如果從被害者的立場上看，無論按自己意志殺人還是按照別人命令殺人，殺了人就是犯下滔天罪行，就是不能饒恕的。難道奉命殺人就無罪了嗎！我認識到：首先，必須承認自己殺了人，犯了殺人罪。在此基礎上，再來追究命令者的罪責。 這次的認罪學習班，是2月末結束的。我也回到集體牢房。不久，由於腰疼和結核性發燒，我住進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去治療。這家醫院過去是關東軍陸軍醫院。經過精心細緻的檢查，我被診斷為腰椎骨結核病。為了治療，醫生要求絕對臥床，並用石膏固定了腰椎骨。前三天，腰椎疼得厲害，體溫連續高達40℃，要靠注射安眠藥才能睡著覺。這時，我突然想到，那些被我們用軍刀殺死的中國人，臨死前所遭受的痛苦，比這不知高多少倍呢！想到這裡，我進一步意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性。

我在病床上躺了兩週後的一天早晨，忽然覺得身上不發燒了，也不疼了，就像做了一場惡夢才醒似的。事後得知，每天給我打的針，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十分貴重的鏈黴素。可以說，這次住院不僅治好了我身體的疾病，也治好了我的思想病。 在我住院的過程中，從1954年春到1955年夏，管理所派來的工作人員，把過去在同一個部隊呆過的戰犯召集到一起，對自己過去所犯下的罪行坦白交待，並進行自我批判，然後，再進行互幫互學，開展了一場深刻的認罪學習運動。當時，由於對自己的罪行認識得愈來愈深刻，我們連飯都吃不下，連水都喝不進了。有人難過得甚至想自殺。後來，由於大家都從被害者的立場出發，進行坦白交待和互相幫助，吐出了埋藏在心靈深處的骯髒東西，使我們的心靈恢復了健康。

1955年12月，當我離開醫院回到牢房的時候，看到大家的精神、表情都與過去不同了。這使我意識到，一度喪失了的人性，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又從魔鬼變成了人。 1956年春，軍事法庭在瀋陽開庭，1062名日本戰犯，只有45名被起訴，接受審判；其餘的人，全部免予起訴，當年先後分三批釋放回國。接受審判的人，也沒有一個被判死刑，判了徒刑的，如果表現得好還可以提前釋放。到1964年4月，全部戰犯都已釋放回國。 從中國釋放回國的戰犯們，都發誓決不再次犯罪。為此，大家決心組織一個團結互助的團體，便於1956年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聯絡會章程的第二條規定：“本會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並且犯下罪行的人組成。成立本會的目的是，立足於人道的反省基礎上，反對侵略戰爭，為和平及日中友好事業作出貢獻。”正是為了實現上述目的，我們的聯絡會已經活動了30多年，並且取得成績。 想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與納粹德國結為盟友，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挑戰，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亞洲、歐洲各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自己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而無條件投降，分別在東京和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上受到審判，被追究破壞國際秩序的責任。 然而，當他們回歸國際社會以後，兩個國家的表現是不同的。 在德國，國會作出決議，不承認對前納粹戰犯因戰爭罪行而進行逮捕、審判具有所謂“時效性”。 1985年5月8日，德國總統發表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40週年的演說，首先對於過去在集中營裡被殺害的600萬猶太人，對於前蘇聯和波蘭犧牲的無數人民（前蘇聯2000萬，波蘭600萬）表示謝罪，然後，才對戰亡的德軍士兵、老百姓及各階層人士表示哀悼。而且，在講話的最後，他說：“過去閉上了眼睛的人們，看不到現在了；而我們再也不會重犯過去的錯誤了。”這席講話，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評價。 而在日本，卻有許多人錯誤地認為東京審判是勝者對敗者的單方面的審判，有許多人對戰犯表示憐憫，甚至主張表彰他們。更為嚴重的是，在德國總統發表講演之後的7月份，中曾根首相在自民黨的輕井澤會議上公然宣稱：“勝了也是國家，敗了也是國家。國家和國民同時沐浴著光榮與恥辱，同時捨棄恥辱，追求光榮。”8月15日，他又強行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受到了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的嚴厲批判。每年的8月15日都要舉行全國戰亡者追悼會，天皇的講話年年不變，其中竟沒有一句話涉及到2000多萬亞洲的被殺害的人民。 對於這些事情，即使加害者忘記了，被害者是不能忘記的。亞太地區的年青人，對於日軍過去的所作所為，如果父母不給他們講，學校也不教給他們，那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這是不應該的！不但被害者方面不能忘記這些事，加害者方面也不應忘記這些事。 日本的年青一代，應當知道父親和祖父所犯下的罪行，並追究他們應當負擔什麼責任。而且，在當今的國際化的時代裡，作為亞洲的一員、世界的一員，必須懂得過去的事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究竟是怎樣的一場戰爭等。 作者簡歷： 1939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當過職員；1940年在熊木步兵第13團入伍；1941年調入支那派遣軍第39師步兵第232團；1943年任連長；1945年在遼寧開原戰敗，作為戰俘被送往蘇聯西伯利亞；1950年作為戰犯被引渡到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9月，免予起訴，被釋放回國；1960年起任私立高中教員；1984年退職；現任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著有《一個BC級戰犯的戰後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