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五、 我的戰爭體驗

\n 我於1920年生於崎玉縣太田村，家裡是開米店的。從1926年到1934年，我在小學讀書。那是個和平的年代，家里大人們臉上始終掛著笑容。我常常爬上房頂，眺望村里的蓮花池和一塊塊的菜花地，還有那嗚著汽笛飛快奔馳的汽車。 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編者註）開始後，在村子裡，軍人開始受歡迎，每當他們進行軍事演習時，孩子們都歡天喜地地跟在他們後面跑來跑去。 當時的小學校，開始以“精神教育”為重點了。我們上的“修身”道德課，第一講忠君，第二講孝親，這就是所謂以“忠孝一體”為教育的中心。 每到節日，都要舉行《教育勃語》的奉讀式。由穿著禮服、戴著白手套的校長恭恭敬敬地領著我們誦讀：“一旦有危急之事，義勇男兒應該以奉公之心維護無窮無盡之皇道……”雖然誦讀的內容我們聽不懂幾句，但從那種嚴肅的氣氛，學生們都感覺到天皇是個“偉大的、可敬的”人物。

國史課上，也是向我們灌輸崇拜夭皇的思想。說什麼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是日本國家神聖的元首，日本國民都要團結在神聖天皇的周圍，成為世界聞名的“大和民族”。還講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忠於天皇的模範。 每年，學校都組織我們到楠木神社、乃木神社、靖國神社去參拜。 這就是我的少年時代。 1935年我小學畢業。那正是日本擴大侵華戰爭之際。侵占了滿洲的日軍，已經把戰火推進到上海。當時，小學畢業生一律進“青年學校”，並規定，學生在20歲之前，必須接受250小時的軍事訓練。 “青年學校”裡建立了“青年團”，其活動由老師領導。學校提倡學習劍道、柔道和槍法。青年們的言論受到限制，到處都使用“非常時期”、“國民總動員”等詞彙。

在這種環境中，我怎樣呢？我在小學時代就是個非常認真的孩子，8年中沒缺過一天課，成績又好，便當上了模範生。進了青年學校，我仍然存在著模範生的使命感。軍事訓練，我從不缺席，還向擔任青年學校指導官的哥哥學習槍法和劍術，背誦《軍人勅諭》，特別喜歡學習《步兵操典》、《陣中勤務令》。另外，我的叔叔是日俄戰爭中金鵄勳章的獲得者，堂兄又是近衛軍的現役軍官。這樣的環境，使我的頭腦中一直憧憬著當一個出色的軍人。 日華戰爭全面展開以後，37歲的哥哥在村里第一批應徵入伍。後來，出征的人愈來愈多。村子裡經常舉行歡送新兵入伍的儀式和追悼戰亡者英靈的葬禮。本來是個很安靜的村莊，現在完全沉浸在戰爭的氣氛中了。 當時，我頭腦中充滿了反動思想。我認為，應徵入伍是響應天皇的號召，是日本國民三大義務之一；還認為日本進行的戰爭是為了保衛亞洲和平而進行的正義戰爭；還認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和民族征服世界、日本天皇成為世界天皇的日子一定會來臨的。我高唱著“為了東洋的和平，不借犧牲生命”的歌，並且對此深信不疑。

1940年我服現役入伍到中國山東省的日軍獨立混成第10旅。一入伍就當了下士。下面，就是我當新兵時所犯下的罪行。 這是1941年9月步兵第43獨立營在山東省萊蕪縣進行掃蕩時的事情。茶葉口村是個周圍環山、如園林一般漂亮的村莊。早晨的炊煙裊裊升起，人們正在村外的菜地裡揮鋤勞動。枝頭的小鳥嘰嘰喳喳唱個不停。各家的主婦準備好早飯，正在招呼孩子們口家吃飯。這美妙的交響曲，在附近的山谷裡迴盪著。 突然，“掃蕩村莊，放火！”營長山內靜雄中佐的命令傳了下來。原來抱著步槍趴在田地裡、道邊上的日本兵，一下子都站起身來。他們好像忘記了昨夜長途跋涉的疲勞，拔出帶血的軍刀，拔出閃光的槍刺，爭先恐後地向村莊里衝去。

幾分鐘前還很和平、寧靜的村莊，頓時響起了一片日本兵的斥罵聲、雞鳴狗叫聲、破門拆牆聲。村民們慌忙背起大包小簍，向山上跑去村莊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這時，從村莊中心的房子裡燃起熊熊大火。接著，又是第二家、第三家烈焰和濃煙像龍捲風一樣，一下子傳遍了每家的房子，全村立刻變成一片火海。僻啪僻啪，響起了木頭和高粱秸著火的聲音。聽！殺人的槍聲！聽！婦女、兒童的求救聲！這哭天喚地的聲音使周圍的山林都顫抖起來，這美麗、靜溫的村莊轉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 100多戶人家的村莊，燒得連一間房子也不剩。沒來得及跑的婦女、兒童、老人、病人，有數十人被烈火燒死或被日本兵刺死。 房屋被燒毀，一切可燃的東西都燒盡了，只剩下土牆、石壁沒燒掉。從那仍然在地上爬行著的火焰裡，散發出人肉被燒焦的難聞的氣味。村子裡連個人影也看不到了。看到村子已經化為一片廢墟，營長好像打了一場大勝仗似地、趾高氣揚地下令繼續前進。身強力壯的士兵走在前面，腿腳不利落的跟在後面，排成一字長蛇的隊伍，沿著山間小路，又向南繼續掃蕩了。

大約走了半里路，來到一個小山崗上，我們看到，離這里大約500米的山腰上，座落著一個只有五六戶人家的小村莊。營長馬上下令道：“你們這些新兵，去幾個人把那個村子燒掉！”我想，這正是邀功請賞的好機會，便搶著說：“派我去吧！” 說完，我就從隊伍中站了出來。飯田班長挑了我們三個新兵。我們是第一次執行任務，高高興興地跑步出發了。村頭第一家，用籬笆牆圍著的院子裡，有幾問很樸素的正房，是茅草房，房檐下掛著的一串串幹玉米迎著陽光顯得金黃耀眼。院子裡有一磐石磨，看來剛剛有人在那裡磨過高粱米麵。 院子裡有一個老太太，見我們突然闖進去，嚇了一跳。她用我們聽不懂的中國話不知說些什麼。 房門口有一個頭上紮著紅絞結的5—6歲的女孩，正在那兒高高興興地餵雞……

這樣一幅和平、幸福、勞動的畫面，竟成為我們所不希望存在的景象。老太太還想說什麼，可我並不想听，便到院子裡的草垛上拿了一把穀草，用火柴點著了。驚慌的老太太走到我身旁，一個勁兒向我作揖，看樣子是哀求我不要燒她家房子。而我的頭腦中只有“燒掉”兩個字。 在另外兩個新兵也點著一把穀草時，那老太太站到我的面前，擋住我的去路。她一手放在胸前，另一隻手指著小女孩，像是在懇求什麼。可是，已經沖昏了頭腦的我，說了一句“討厭的老太婆”，便用槍托往老太太胸部砸去。 “啊”地一聲，老太太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了。 “奶奶！”那小女孩跑過來依偎在老太太身上，用憤怒的目光盯著我的臉，好像在說：“哼！可恨的惡魔！”我們三個新兵，順著房檐點了一圈火，房子馬上就僻啪僻啪燒起來不一會兒，從屋子裡又跑出兩個50歲左右的老太太，一邊喊著什麼，一邊爬上梯子去撲打房檐上的火。這時，又從屋子裡跑出來幾個小孩子，用水罐裝著水爬上梯子遞給老太太。老幼幾個人一起拚命地救火，可是，那乾燥的草房一燒起來，烈火呼呼響著，火勢愈燒愈旺，怎能救得住呢！我們三個日本兵看到這情景，竟大笑起來：“哈哈哈真是幾個笨蛋！”

燒完這家，我又到了第二家。一進院，我首先被這棟三間房的最裡面一間吸引住了。那間房子是新蓋出來的，房門上貼著兩張菱形的大紅喜字，門的兩側還貼著一副對聯。 看到這麼好的房子，我馬上跑進門去，想看看有沒有值錢的東西可撈一把。 “啊！？”我吃驚地停下了腳步。在山東，常常能看到這種佈置得漂漂亮亮的新婚房間：天棚上糊著白紙，四面牆上糊著帶花紋圖案的色紙，還貼著一張畫有笑得非常開心的胖娃娃的年畫。在這個又敞亮又乾淨的屋子裡，有一個20多歲的年輕婦女正蓋著床花被躺在炕上。 “是中國女人也沒關係”我為突然引起的獸慾而感到快活，緊著向前走了兩步。可是，我突然又遲疑地停下了腳步。 “哇……哇……”我的耳鼓裡彷彿聽到了嬰兒的哭聲。再看看那個面色蒼白的婦女，是個剛生了小孩的產婦啊！

在這一瞬間，我的腦海中突然浮現了我姐姐生小孩時的情景。我想起母親因為姐姐生了個男孩而高興的樣子。我姐姐常年過著辛勞的貧困生活，只有在產後她才能休息一下。 我轉身走出門去，心裡犯了躊躇：怎麼辦呢？我抬頭一看，另外兩個同伴已經把其餘幾家房子都點著了火。 “哎，沒關係！反正我沒殺那個婦女嘛！她還可以逃命嘛！”這樣想著，舉起火把就要燒房檐。 這時，不知從哪兒又跑來一個60多歲的白髮者太太。她兩手顫抖著，幾次鞠躬，滿臉淚水。可我心裡想：“我只要放完火就走！” 當我又舉起火把時，那老太太撲過來抱住了我。失掉了人性的我，用力踹了老太太一腳，還罵道：“討厭！老糊塗！”對於踉踉蹌蹌跌倒的老太太，我連看都不看一眼，就把房檐點著了火。

這時，老太太從地上爬起來，跌跌撞撞地跑進屋去救人。屋子里傳出了嬰兒的哭聲…… 不一會兒，頭髮亂蓬蓬的者太太又出現在門口，她老淚縱橫，憤怒地瞪著我，嘴裡好像在罵：“畜生！不是人的東西！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我不顧一切地又推了她一把。撲通一聲，她仰面朝天向後倒下，倒下時，嘴裡還在罵著：“你這個該千刀萬剮的日本鬼子！”我好像被人兜頭澆了一桶涼水，心裡直感到害怕。但又一想，好歹幹完得了。我將火把從門口扔到屋裡的柴垛上，不一會兒，滾液的被煙從門口冒了出來。老太太的叫罵聲漸漸聽不到了，那年輕婦女和嬰兒的哭聲也聽不到了。 “活該！”我把那厚厚的木門用力關上，眼看著整個房子被惡魔一般的火焰吞沒。 這位老太太就像我的媽媽一樣，不辭辛苦地長年累月勞動了一輩子，終於給兒子娶上了媳婦，現在又抱上了孫子，心裡該多高興啊！可是，今天，我卻把這幸福的家庭毀滅了！把祖孫三代人活活地燒死了！我不是個殺人的魔鬼又是什麼！

這樣的事情，在日軍到過的地方，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從那時起，我就完全喪失了人性，在整個山東省的範圍內犯下了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等種種罪行。現在，當我回想起這些嚴重罪行時，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了！ 由於日軍對中國的野蠻侵略，在中國國土上有1000多萬人被奪去了生命，有500億美元的財富被掠奪。 無論從道義上，還是按國際法的規定，把我們這些戰爭罪犯判處死刑都是理所應當的。可是，我現在卻活得好好的。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1945年8月，我是在北朝鮮迎來戰爭結束的。作為戰俘，我在蘇聯關押了5年，後作為戰犯而被引渡到中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了6年。 我住的是一間可容納15個人的大牢房，雖然門上掛著鎖，可是房間裡卻意外地清潔、明亮，還裝有暖氣。這比日軍的兵營還要舒服。沒有勞動，一日三餐都是大米飯，而負責看守和教育我們的中國工作人員每天卻只能吃一頓大米飯。 衣服、被褥、枕頭、毛毯、毛巾、肥皂、牙粉、衛生紙、日用品、香煙、鋼筆、墨水等都是統一新發的，洗澡和理髮也很方便。特別是中國工作人員，不但沒打過我們，連罵也沒罵過我們。這和日本軍隊給予中國俘虜的待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啊！ 最初，我們這些人對稱我們為“戰犯”有反感，不肯承認這一點。我們想，中國人對我們這樣好，大概是為了把我們集體處死更方便，於是，心里普遍有一種不滿情緒。雖然《監獄守則》上規定，每天都要有學習時間，可是我們卻沉溺於打麻將、下象棋、用日語談天，就是不肯學習。 可是整天地無所事事，也有煩的時候。我們向管理人員要書報看，他們發給我們中國報紙和在華日本人發行的報紙雜誌看。剛開始不太習慣，可是久而久之對學習也就有了興趣。我們開始了認真的學習。當時，管理所每天給我們用日語播送《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還組織我們學習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這些書籍是我們過去從來沒接觸過的，學習給我們帶來了探求未知世界的喜悅。通過學習，我們逐漸地認識到，過去我們所受到的天皇制教育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特別是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犯，在管理所裡仍然受到了不敢想像的優厚待遇，使我們非常受感動。我們認識到，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的政策，也開始理解了中國人民的心情。 與此同時，中朝軍隊在朝鮮戰爭中的巨大勝利，彷彿用鐵鎚砸碎了我們幻想美軍打進中國來拯救我們的“美夢”。無情的事實，使我們感到絕望。同時，也促使我們認識到，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學習開始有了積極性。 1954年，撫順戰犯管理所內，掀起了徹底但白自己的戰爭罪行、向中國人民謝罪的高潮，開展了一場“坦白運動”。這是需要勇氣的。我們這些人都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沒有人能否定這一點。可是，如果把一切罪惡都暴露出來，會怎麼樣給我們量刑呢？是坦白好還是隱瞞好呢？形勢逼迫我們做出選擇。 這時，宮崎弘元大尉在全所大會上把自己所犯下的可怕的罪行全部坦白了出來。在但白的最後，他泣不成聲他說：“請給我嚴重的處分吧！”他彷彿是抱著必死的信念來坦白的。這件事給了我們很大的衝擊。我雖然很受感動，可是心裡仍然很矛盾。我開始只把那些殺雞宰羊之類的事情一件一件寫出來，而對另一些嚴重罪行則不敢寫出。不眠之夜在繼續著。 正在這時，我得了病，腰痛得直不起來，自以為是坐骨神經痛，可是治了好久也不見效。有一天，我接受了全面身體檢查，才知道是患了性病。中國醫生給我用了從國外進口的、價格昂貴的盤尼西林，每天打4支，連續打了4個月。治病期間，醫生、護士給我以精心的治療和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把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禁不住流出了興奮和感動的淚水。 後來，我才得知，管理所的工作人員都是同日軍打過仗交過手的士官以上的人員，其中一些人還與日軍有殺父之仇。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給予了我們溫暖的、人道主義的待遇。世界上哪裡找這麼人道的監獄！我逐漸明白了，中國的監獄，不是以殺人為目的的，而是為了把罪犯改造成為真正的人。認識到這一點，我的心情也豁然開朗了。 我在醫務室治病期間，就下了決心：我應當知恩報恩。如果在這些人面前，我還不肯把自己的全部罪行交待出來，我還算是個人嗎？於是，我把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都寫進了坦白書，不管怎麼懲處我，我都甘心情願地接受！這樣，我終於在長期的痛苦的思想鬥爭中戰勝了自己，從殘無人道的軍國主義思想中解放出來了。 1956年8月，我們上千名戰犯被免予起訴，回到日本。回國後，我們受到了居心險惡的中傷和冷遇。有人說“他們是被中共洗過腦了”，使我們連職業也很難找到。我在一家襪子廠里當了很長時間勤雜工，還給牛奶廠當過送奶員現在，我自己開了一個小汽車修配廠。作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會員，我正在為和平與日中友好而奮鬥。我們要更廣泛、更深刻地推進和平與日中友好運動，要為把這一運動世世代代地推進下去而奮鬥終生。 作者簡歷： 1920年出生於崎玉縣；1935年小學畢業後進“青年學校”讀書；1940年12月入伍，參加侵略中國，進入獨立混成第10旅步兵第43獨立營，任下士，在山東省內侵華日軍服役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