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時為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生
張定華——時為西南聯大聯歷史系學生
李之楠——時為西南聯大經濟系學生
李佩——時為西南聯大經濟系學生
徐守源——時為雲南大學政經系學生
沈善炯——時為西南聯大生物系學生
聞立雕——聞一多之子
我有幸拜訪過五四時期最後一代知識分子，也曾與30年前帶動了整個社會覺醒與回歸的各個領域的風潮人物在節目中促膝長談，作為80後，能夠在前輩們身上汲取力量，並從中受益，我感覺很幸運。
“觀中國'五四'之後十幾年的歷史，我們不由得想要哀嘆中國是何其的不幸，為何有這許多凶狠殘忍之惡狼環顧四周？而看中國精英們在這十幾年里為國家，為民族殫精竭慮，斬荊披棘，我們又不由得感嘆中國是何其的幸運，若非如此，短短十數年間焉得這許多無雙國士？”
這是整理資料時看到的一段文字，它讓我的心猶如針扎般疼痛，這其中還夾雜著些許傷感和悲涼，那天正好是清明節。
2010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師相繼離去，他們的學術，文化，精神，會不會隨他們的遠去而消亡，我們究竟有多少人還會記得他們的成就，思想，良知，甚至於他們的爭議。
以前我一直固執地認為，聞一多的一生是個悲劇，作為一個學者，學術是他的終身事業，但最終他卻為政治所纏繞。在詩歌《紅燭》中，聞一多曾經期望詩人能有紅燭一樣的境界。最終他如自己嚮往的一樣，在黎明前最濃重的黑暗中，燃燒了自己。
回首聞一多在抗戰時期走過的路，卻發現他和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生活，注定要與整個國家的時代風浪休戚相關。家國天下的情懷是知識分子共有的特點，而熱情浪漫的聞一多則表現得更為強烈。
外患的刺激、劇變的生活環境，迫使錢穆不停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會不會亡？ 1939年錢穆完成的《國史大綱》一書中始終貫穿了這種思考，最終凝成這部充滿士人自覺精神，以政治、思想、經濟、軍事史為綱的中國通史。錢穆把希望寄託在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們從這樣一部張揚“士”之人力的史綱裡汲取力量，血戰前行。
寫下編導闡述的時候，我一直在思索：“支撐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到底是什麼？”我很喜歡馮友蘭在“貞元六書”中的一段文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斯許也。”
這是聞一多創作於1923年的詩歌《紅燭》。 一年前的1922年，他於清華學堂畢業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按清華規定，公費留美的學習年限是5年，但聞一多只學了3年，便返程回國，因為他無法忍受種族的歧視。那時候，聞一多每隔幾個月就會給遠在中國的妻兒寄信，在信中，他多次提到我國有5000年的歷史，有傳統的文化、歷史、政教、禮俗、美術，除了不會製造槍砲殺人之外，有何者不如其美國，卻被他們這樣歧視，是可忍孰不可忍。 寫下詩歌《紅燭》兩年後，聞一多踏上了回國的路程。他脫下西裝，換上長衫，從此潛心研究學問，不願過問世事。 世事動亂，1937年，抗戰爆發了。回國後一直潛心研究學問的聞一多沒有料到，他那平靜的學術生活這麼快被打破了，歷史的陰影與現實的悲痛，沉重地籠罩在聞一多的心頭。 1937年仲夏，在北平西城的一座小院裡，藉著微弱的燭光，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給遠在湖北探親的妻兒寫下了一封家書。他告訴妻子，自己看書看不成，寫文章也寫不成，因為天空中有日本飛機的轟隆聲，地上有日本人進攻的大砲聲，弄得他心煩意亂。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了。日軍的砲聲在北平響起，很多地方被炸，連接北平和漢口的平漢鐵路也很快中斷。聞一多一家人就這樣被突然而至的戰爭分割兩地。 聞一多的妻子非常著急，擔心還在北平的丈夫的安危，她無法想像如果北平被佔領，那裡的群眾將會受到怎樣的殘酷迫害，而聞一多卻認為再過十天半個月，最多個把月，問題就會解決。然而現實與聞一多的期望正好相反。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帶著另外3個孩子，聞一多離開了北平。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雕清楚地記得，離開北平的那一天，他們在火車站正好碰到了臧克家，臧克家問聞一多：“聞先生，你的那些書呢？”聞一多回答說：“國土都一片一片地丟失，我那幾本書算什麼！” 就這樣，聞一多捨掉了房子和藏書，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孩子們離開了北平，躲過紛飛的戰火，在武漢與妻兒團聚了。 戰爭雖然殘酷，戰亂年代雖然生活艱難，但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而此時，在北平淪陷後，天津也遭到了慘烈的轟炸。 1937年7月29日，在完成了武力的佔領後，日軍從這一天起，連續兩天對天津南開大學以及所屬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進行轟炸。 7月31日，日軍又一次轟炸南開，百餘名日本騎兵、滿載汽油的數輛軍車開進學校，到處縱火。與此同時，中國其他的學校，也遭遇著與南開同樣的命運。 其實早在1932年，上海幾所重點大學和匯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就在日軍轟炸中被摧毀。一位日本軍官用一段文字道出了轟炸的初衷： 如果我炸毀中國閘北的幾條街，中國人半年一年就把它修起來，只有炸毀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就不得翻身。 這不禁讓人想起二戰期間英國和納粹德國的不成文約定：英國不轟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德國不轟炸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力求“脫亞入歐”的日本卻沒有把這個文明的習慣學過去。 敵人很清楚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才把學校作為轟炸的重點目標。據統計，從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在日軍頻繁的轟炸中，全國108所高等學校，受到破壞的有91所，北平許多校舍淪於敵手。在戰火中備受重創的各大學校為了保住學校的資源，挽救中國的教育，最好的選擇就是往內地遷校。 1938年4月，國立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這是北平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建立臨時大學之後的再一次聯合。這一年，很多教授和學生陸續踏上了前往西南聯大的路。無數的圖書和儀器也通過船隻從淪陷區運出來。長江縴夫以血肉之軀，拉著一艘艘滿載書籍的貨船，一步一步艱難前行。日軍轟炸過後，數百名縴夫倒在了前進的路上，勉強支撐著沒有倒下去的人們，又繼續掙扎前行。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一路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在挽救民族未來的事情面前，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心獻上自己的綿薄之力。 有幫忙運書籍儀器的，也有資金捐助的，師生們和群眾克服困難，一路堅持，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昆明。但是在即將開學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卻擺在校長梅貽琦的面前：教師不夠！梅貽琦想到了聞一多。但是這一年，聞一多正在休假，梅校長希望他把休假推遲一年，先到西南聯大教書。 離亂的時代，一家人能夠相守，是每個人最大的願望。聞立雕老人說：“戰亂時期父親又要走，把五個孩子、一個阿姨，全交給我母親一個人照顧，所以她不同意。”走與不走，聞一多面臨抉擇。就在這時，在武漢教育部任職的好友顧毓琇向聞一多發出邀請，讓他到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聞立雕的母親聽說後就心動了，她認為教育方面的工作適合聞一多的性格和要求，而且教育部就在武漢，離家很近。但聞一多面對這份好差事卻堅決不干。聞立雕說：“這不是讓他當官嘛！他不喜歡幹的事情，如果偏要叫他幹，他就乾不了。結果把我母親惹火了，不理他了。” 儘管這樣，仍然無法阻攔聞一多離開。舊曆新年的前夜，面對著渴望與他一起生死相依的妻兒，聞一多毅然選擇去昆明。 與父親的離別之夜，至今歷歷在目，聞立雕老人說：“那天半夜裡，我父親把睡著的孩子一個個叫醒，說他要走了，他心裡也有了離別之情，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他這次出遠門，要到雲南昆明，幾千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再和兒女們見面。他看看我母親，我母親卻扭過頭朝一邊，不理他。看到這個局面，我父親心裡難受得話也不說了，就走了。” 身後是蔓延的戰火，前方是未知的西南邊陲，從異鄉奔向異鄉，一路上景象淒涼。所幸終於安全到達昆明。目睹了人們的疾苦，聞一多蓄起了鬍鬚，發誓抗戰不勝決不剃須。 1938年4月28日，在戰爭中顛沛流離了將近大半年的師生們，終於到達了雲南，開始了戰火中的學習。 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是艱苦的，剛到昆明時，由於學校房屋緊缺，他們最初只能藉住在雲南的一些大學裡。張定華當時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的學生，她回憶說，學校的房子都是泥坯做磚蓋起來的，教室是鐵皮，學生宿舍是草皮頂。下大雨時，雨水滴在教室的屋頂上，噹噹當地響。有時候鐵皮屋頂也漏雨，即使外面不下雨了，教室裡面還在滴水。同學們坐的都是木頭椅子，漏雨時就拉開個空。 李之楠是經濟系的學生，對學生宿舍的擁擠深有體會，他說：“一間屋子裡，幾乎要睡幾十個人，床與床之間挨得很近。”李佩也是經濟系的學生，她說，兩個床之間，有幾個煤油箱摞著用來擺放東西，用來坐的凳子，往往也是一個煤油箱。那時候沒有玻璃，窗戶都是在木框上糊紙，教室也是紙窗戶。 學校的院子很大，但是學生們每天去上課，都要走過一片墳地。到晚上，李之楠和同學們從圖書館回宿舍，都感到非常害怕，因為那個墳地陰森極了。關於西南聯大，梅貽琦校長曾說：“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的確是這樣，西南聯大的大師很多，大樓卻一座也沒有，都是茅草房子。 那時候，學生都是自己選課、選老師。老師們給學生留下的印像都十分深刻。 何兆武是1939年秋天入大學的，就在1939年8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打響。何兆武當時覺得這個世界，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未來的命運會怎麼樣，他對這個挺感興趣，所以選擇了學習歷史。他記得錢鍾書先生講課，好像有點玄虛，他繞著圈子講，只提示一下，不會直接點出來，懂不懂就看學生自己的悟性了。 生物系學生沈善炯說：“陳寅恪先生講課，會講許多課上不能講的東西，學生們都聽到了。我聽陳寅恪先生講過一句話，叫'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史系學生張定華說：“朱自清先生個不高，戴著眼鏡，我們考試的時候，他甚至站到桌子上監考。他覺得抗日戰爭那麼艱苦，我們在這唸書，一分鐘都不許錯過，一定要好好地唸書。” 學生們並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據生物系學生沈善炯回憶，那時候圖書館位置比較少，很多西南聯大的同學都去茶館，在茶館裡泡壺茶唸書，一直不走。 開學沒多久，何兆武和同學們，就被一位戴眼鏡，穿藍布大褂，留長長鬍鬚的先生深深吸引。何兆武老人說：“那時候都是土房子，有窗戶，但是沒有玻璃，同學們都是趴在窗子上聽他講課。” 何兆武和同學們後來才知道，這位留著長長鬍鬚的先生，就是聞一多。 學生們曾這樣描述聞一多上課時的情景：他往往等到黃昏，點個香爐，拿個煙斗，然後開始念《楚辭》的名句。 對父親聞一多的講課風格，兒子聞立雕和西南聯大的學生們一樣了解。聞立雕老人說：“他坐下，掏出煙來，問同學們哪一位抽？同學們當然都不敢抽，就和他客氣。然後，他就劃上火柴，點著了煙，抽上一口，噴出煙霧，在朦朧的黃昏裡，閉上眼睛給大家念'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為真名士'。” 聞一多在給妻子的家書中寫道：這裡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校的教職員不下數百人，誰不拋開妻子跟學校跑。 1938年，聞一多的妻子帶著孩子，從武漢來到昆明，目睹了西南聯大師生們的真實境況，妻子對丈夫的責任理解至深。聞立雕老人回憶說：“我父親正走了一路挺累了，但是老遠一看，我媽媽在村頭等著呢，我小妹妹趕快跑過去，叫爸爸！他一下子就忘記了疲憊勞累，顯得心情很舒暢、很輕鬆。” 1938年9月28日，寧靜的校園生活，又一次被日軍的砲火打斷了。空襲警報拉響，學生們都跑出學校，剛跑到學校門口，緊急警報就拉響了，這表示日本飛機馬上就要臨頭。何兆武說：“全校的師生員工一共有1000多人，加上附近的居民，好幾千人聚在一起，那時候非常慌亂。” 在一片慌亂中，60歲的梅貽琦先生卻拄著拐杖，不緊不慢、方方正正地走，還總是疏導學生，叫他們不要擁擠慢慢走。因此，何兆武一直對梅貽琦先生十分佩服。 在那次日機轟炸中，李之楠逃過了一劫。老人說：“我眼看著飛機在背後追上來了，清楚極了，他們拿著機槍嗒嗒嗒地掃射。這時，我看見前面正好有一個小坑，就一下子趴在坑里，子彈就從我的頭上打過去，落在我的腦袋前面。” 1938年9月28日，日軍第一次轟炸昆明，從那之後的日子，這所承載著中國未來與希望的大學，又一次成為了日軍重點轟炸的目標。何兆武老人回憶說，“每一次都是27架飛機來，3架呈一個小品字形，是一個小隊，3個小品字組成一個大品字形，就是一個中隊，3個中隊，就是27架，變成一個大隊。他們每天都來得很準時，總是早晨10點鐘。” 1940年10月13日，聯大遭到轟炸，西南聯大教授吳宓在日記中寫道： 雲大與師院已全毀，文化巷住宅無一存者，聯大的辦公處、女生宿舍門窗破傾，瓦礫塵土堆積，眾人惶惶無所歸宿。 轟炸後的第三天，晚7點到9點，吳宓和學生們月下團坐，開始了《文學與人生理想》的講授。吳宓縱橫今古，由避警報而講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學、對於生死問題之訓示。面對死亡，他提倡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談”的積極人生態度。 安寧的環境已不存在，教學卻沒有因此停頓。炮聲、飛機轟炸聲，不斷在耳邊響起，許多學生都怀揣救國思潮用功讀書。為了躲避轟炸，許多教師將家搬到了近郊。張定華老人說：“老師們來去都是用馬車，有些馬車有棚子，有些沒有，因為是小馬。”為了躲避日軍頻繁的轟炸，人們躲進了防空洞，但在這裡，他們也沒能找到片刻的安寧。在一次轟炸中，華羅庚一家所在的防空洞被震塌，華羅庚大半身都被埋在土裡。大家用手慢慢地刨，因為不敢用工具，怕傷到了華羅庚的身體。華羅庚終於被大家齊力救出。 防空洞垮了，華羅庚一家沒有地方住。正當他為去處犯愁的時候，聞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邀請華羅庚一家六口人，搬到自己那間並不寬敞的房子裡。聞立雕老人說：“我們家八口人，本來住上面兩間，一個耳房，還有一個儲藏室，非常擁擠。” 在只有16平方米的小屋裡，聞一多一家八口人，住屋子東頭，華羅庚一家六口，住屋子西頭，為了不互相打擾，兩家中間掛一塊碎花布相隔。為了節省空間，聞一多用4個肥皂箱臨時拼起來一個寫字台。在簡陋擁擠的小屋中，聞一多取得研究《九歌》的重要學術成果，華羅庚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堆壘素數論》。 後來，華羅庚寫了一首七言小詩，真實描繪了他和聞一多共同度過的艱難歲月。 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1942年的冬天，隨著戰火的蔓延，昆明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西南聯大師生們的生活越來越差。很多教授的家屬，冒著嚴寒，開始在昆明的街頭賣起了糕點。李之楠老人說：“教授們的孩子，甚至還不到10歲，就讓他們到菜市場，捧著盒子賣月餅，做生意，當時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又難受又很驚奇。”而學校裡的飯糰，實在吃不下去，因為飯裡面有沙子，咬一口就嘎嘣嘎嘣的。那時候，幾乎天天都吃一種管兒菜，就是一種在河邊上的空心菜，也叫蕹菜，這個菜大夥一搶就沒了。 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因為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冬天冷的時候，他只穿一件蓑衣，既禦寒又可以做雨衣，對此他有詩云： 為養活一家八口人，聞一多用盡了所有積蓄，不得不靠典當為生，寒冬臘月，昆明的氣溫已接近零度，聞一多卻不得不將那件唯一能禦寒的大衣，送進了典當行。聞立雕老人回憶說：“父親回來以後，我母親一下子火了，全家人就靠父親了，他要是凍壞了，我們全家人靠誰去。所以他是重點保護對象，後來母親急了，就讓我大哥趕快去城裡，硬是把這件大衣又取回來。” 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大衣又一次被送進了典當行，最困難的時候，聞一多甚至將自己的藏書拿出來典賣，即使這樣，他也無法讓一家八口得到長久的溫飽。聞一多有一個做生意的朋友，他說：“聞先生，你這個老大正在唸書，他的生活費我包下來，包到他大學畢業，找到工作，能夠維持生活為止。”然而，對於朋友的好心幫助，聞一多堅決拒絕了，他認為自己的兒子不能讓別人來養活。 拒絕了朋友的幫助，面對著斷炊的不利處境，聞一多不得不依賴掛牌治印來維持生活。他對妻子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有。”刻圖章沒多久的聞一多，就磨出了一個豌豆大的手繭，妻子看了之後很心疼，就用毛線把整個刀柄纏起來，雖然這樣對手指好了一點，但是後來聞立雕看到父親寫字時手都有點發抖。 有一次，兒子聞立雕，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沖沖地責問聞一多是不是發國難財，沉思了很久後，聞一多只說了一句話：“立雕，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夜以繼日的伏案寫作，是聞立雕對父親的最深記憶。他說：“更多的時間是，父親一個人在屋子裡頭，桌子上鋪開自己的手稿，搞點學術著作研究。” 或許，將山河破碎的苦悶，化作微弱燭光下凜冽的文字，這不僅僅是一個青衫文人泣血的吶喊、希望的寄託，也是他所能堅守和捍衛的信仰與精神的戰場。 1945年8月15日晚上，徐守源和張定華正在看電影，突然電影停了，出現一行字幕：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國發表廣播聲明，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協定》，無條件投降。勝利的消息立即使大家瘋狂起來，張定華回憶說：“不管認識不認識，大家都互相笑、點頭、握手。一會兒工夫，就有人拿來炮仗，放起來，還有人喝酒，高興得摔酒瓶。” 那天，聞立雕正在城裡，街上的報童大聲叫喊：“號外，號外，日本投降了！”那時候收音機還不普及，聞立雕心想父親大概還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飛奔回家。 當孩子們怀揣勝利的號外，匆匆奔向家里報喜時，卻不見了父親的踪影。原來，聞一多去履行他的諾言去了，理髮師傅對他說：“哎呀，老爺子啊，你這個鬍鬚這麼好，可惜了吧。”聞一多說：“不可惜，抗戰勝利了，刮掉！”刮掉鬍子的聞一多，突然從一個老頭變成了中年人，學生們看著都不認識了。 1946年5月4日，聯大正式宣布結束，師生們陸續離昆北上，聞一多和家人也欣喜地為北歸做著準備。 1946年5月7日，聞一多帶全家人到宿舍門口，為先行回京的吳晗送行，握別時他對吳晗說：“回到清華園，先去看看我舊居的竹子，看長得多高了，我們北平再見！” 八年動盪歲月中，哲學家馮友蘭在鄉村的油燈下，完成了他的著作“貞元六書”，在該書的序中馮友蘭寫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也。 而那時還是學生的何兆武在自傳中，曾經這樣描寫：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部分學術成果：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湯用彤《中國佛教史》 馮友蘭“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金岳霖《知識論》、《論道》 錢穆《國史大綱》 鄭天挺《清史探微》 陳序經《文化學系統》 潘光旦《優生原理》、（著譯） 羅庸《鴨池十講》 朱自清《詩言志辨》、《經典常談》、《新詩雜談》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 馮至《歌德論述》、 吳征鎰《滇南草本集》 沈從文、 華羅庚《堆壘素數論》 吳大猷《多原子分子的機構及其振動光譜》 ……
註釋：
這是聞一多創作於1923年的詩歌《紅燭》。 一年前的1922年，他於清華學堂畢業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按清華規定，公費留美的學習年限是5年，但聞一多只學了3年，便返程回國，因為他無法忍受種族的歧視。那時候，聞一多每隔幾個月就會給遠在中國的妻兒寄信，在信中，他多次提到我國有5000年的歷史，有傳統的文化、歷史、政教、禮俗、美術，除了不會製造槍砲殺人之外，有何者不如其美國，卻被他們這樣歧視，是可忍孰不可忍。 寫下詩歌《紅燭》兩年後，聞一多踏上了回國的路程。他脫下西裝，換上長衫，從此潛心研究學問，不願過問世事。 世事動亂，1937年，抗戰爆發了。回國後一直潛心研究學問的聞一多沒有料到，他那平靜的學術生活這麼快被打破了，歷史的陰影與現實的悲痛，沉重地籠罩在聞一多的心頭。 1937年仲夏，在北平西城的一座小院裡，藉著微弱的燭光，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給遠在湖北探親的妻兒寫下了一封家書。他告訴妻子，自己看書看不成，寫文章也寫不成，因為天空中有日本飛機的轟隆聲，地上有日本人進攻的大砲聲，弄得他心煩意亂。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了。日軍的砲聲在北平響起，很多地方被炸，連接北平和漢口的平漢鐵路也很快中斷。聞一多一家人就這樣被突然而至的戰爭分割兩地。 聞一多的妻子非常著急，擔心還在北平的丈夫的安危，她無法想像如果北平被佔領，那裡的群眾將會受到怎樣的殘酷迫害，而聞一多卻認為再過十天半個月，最多個把月，問題就會解決。然而現實與聞一多的期望正好相反。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帶著另外3個孩子，聞一多離開了北平。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雕清楚地記得，離開北平的那一天，他們在火車站正好碰到了臧克家，臧克家問聞一多：“聞先生，你的那些書呢？”聞一多回答說：“國土都一片一片地丟失，我那幾本書算什麼！” 就這樣，聞一多捨掉了房子和藏書，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孩子們離開了北平，躲過紛飛的戰火，在武漢與妻兒團聚了。 戰爭雖然殘酷，戰亂年代雖然生活艱難，但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而此時，在北平淪陷後，天津也遭到了慘烈的轟炸。 1937年7月29日，在完成了武力的佔領後，日軍從這一天起，連續兩天對天津南開大學以及所屬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進行轟炸。 7月31日，日軍又一次轟炸南開，百餘名日本騎兵、滿載汽油的數輛軍車開進學校，到處縱火。與此同時，中國其他的學校，也遭遇著與南開同樣的命運。 其實早在1932年，上海幾所重點大學和匯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就在日軍轟炸中被摧毀。一位日本軍官用一段文字道出了轟炸的初衷： 如果我炸毀中國閘北的幾條街，中國人半年一年就把它修起來，只有炸毀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就不得翻身。 這不禁讓人想起二戰期間英國和納粹德國的不成文約定：英國不轟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德國不轟炸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力求“脫亞入歐”的日本卻沒有把這個文明的習慣學過去。 敵人很清楚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才把學校作為轟炸的重點目標。據統計，從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在日軍頻繁的轟炸中，全國108所高等學校，受到破壞的有91所，北平許多校舍淪於敵手。在戰火中備受重創的各大學校為了保住學校的資源，挽救中國的教育，最好的選擇就是往內地遷校。 1938年4月，國立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這是北平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建立臨時大學之後的再一次聯合。這一年，很多教授和學生陸續踏上了前往西南聯大的路。無數的圖書和儀器也通過船隻從淪陷區運出來。長江縴夫以血肉之軀，拉著一艘艘滿載書籍的貨船，一步一步艱難前行。日軍轟炸過後，數百名縴夫倒在了前進的路上，勉強支撐著沒有倒下去的人們，又繼續掙扎前行。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一路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在挽救民族未來的事情面前，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心獻上自己的綿薄之力。 有幫忙運書籍儀器的，也有資金捐助的，師生們和群眾克服困難，一路堅持，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昆明。但是在即將開學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卻擺在校長梅貽琦的面前：教師不夠！梅貽琦想到了聞一多。但是這一年，聞一多正在休假，梅校長希望他把休假推遲一年，先到西南聯大教書。 離亂的時代，一家人能夠相守，是每個人最大的願望。聞立雕老人說：“戰亂時期父親又要走，把五個孩子、一個阿姨，全交給我母親一個人照顧，所以她不同意。”走與不走，聞一多面臨抉擇。就在這時，在武漢教育部任職的好友顧毓琇向聞一多發出邀請，讓他到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聞立雕的母親聽說後就心動了，她認為教育方面的工作適合聞一多的性格和要求，而且教育部就在武漢，離家很近。但聞一多面對這份好差事卻堅決不干。聞立雕說：“這不是讓他當官嘛！他不喜歡幹的事情，如果偏要叫他幹，他就乾不了。結果把我母親惹火了，不理他了。” 儘管這樣，仍然無法阻攔聞一多離開。舊曆新年的前夜，面對著渴望與他一起生死相依的妻兒，聞一多毅然選擇去昆明。 與父親的離別之夜，至今歷歷在目，聞立雕老人說：“那天半夜裡，我父親把睡著的孩子一個個叫醒，說他要走了，他心裡也有了離別之情，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他這次出遠門，要到雲南昆明，幾千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再和兒女們見面。他看看我母親，我母親卻扭過頭朝一邊，不理他。看到這個局面，我父親心裡難受得話也不說了，就走了。” 身後是蔓延的戰火，前方是未知的西南邊陲，從異鄉奔向異鄉，一路上景象淒涼。所幸終於安全到達昆明。目睹了人們的疾苦，聞一多蓄起了鬍鬚，發誓抗戰不勝決不剃須。 1938年4月28日，在戰爭中顛沛流離了將近大半年的師生們，終於到達了雲南，開始了戰火中的學習。 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是艱苦的，剛到昆明時，由於學校房屋緊缺，他們最初只能藉住在雲南的一些大學裡。張定華當時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的學生，她回憶說，學校的房子都是泥坯做磚蓋起來的，教室是鐵皮，學生宿舍是草皮頂。下大雨時，雨水滴在教室的屋頂上，噹噹當地響。有時候鐵皮屋頂也漏雨，即使外面不下雨了，教室裡面還在滴水。同學們坐的都是木頭椅子，漏雨時就拉開個空。 李之楠是經濟系的學生，對學生宿舍的擁擠深有體會，他說：“一間屋子裡，幾乎要睡幾十個人，床與床之間挨得很近。”李佩也是經濟系的學生，她說，兩個床之間，有幾個煤油箱摞著用來擺放東西，用來坐的凳子，往往也是一個煤油箱。那時候沒有玻璃，窗戶都是在木框上糊紙，教室也是紙窗戶。 學校的院子很大，但是學生們每天去上課，都要走過一片墳地。到晚上，李之楠和同學們從圖書館回宿舍，都感到非常害怕，因為那個墳地陰森極了。關於西南聯大，梅貽琦校長曾說：“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的確是這樣，西南聯大的大師很多，大樓卻一座也沒有，都是茅草房子。 那時候，學生都是自己選課、選老師。老師們給學生留下的印像都十分深刻。 何兆武是1939年秋天入大學的，就在1939年8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打響。何兆武當時覺得這個世界，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未來的命運會怎麼樣，他對這個挺感興趣，所以選擇了學習歷史。他記得錢鍾書先生講課，好像有點玄虛，他繞著圈子講，只提示一下，不會直接點出來，懂不懂就看學生自己的悟性了。 生物系學生沈善炯說：“陳寅恪先生講課，會講許多課上不能講的東西，學生們都聽到了。我聽陳寅恪先生講過一句話，叫'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史系學生張定華說：“朱自清先生個不高，戴著眼鏡，我們考試的時候，他甚至站到桌子上監考。他覺得抗日戰爭那麼艱苦，我們在這唸書，一分鐘都不許錯過，一定要好好地唸書。” 學生們並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據生物系學生沈善炯回憶，那時候圖書館位置比較少，很多西南聯大的同學都去茶館，在茶館裡泡壺茶唸書，一直不走。 開學沒多久，何兆武和同學們，就被一位戴眼鏡，穿藍布大褂，留長長鬍鬚的先生深深吸引。何兆武老人說：“那時候都是土房子，有窗戶，但是沒有玻璃，同學們都是趴在窗子上聽他講課。” 何兆武和同學們後來才知道，這位留著長長鬍鬚的先生，就是聞一多。 學生們曾這樣描述聞一多上課時的情景：他往往等到黃昏，點個香爐，拿個煙斗，然後開始念《楚辭》的名句。 對父親聞一多的講課風格，兒子聞立雕和西南聯大的學生們一樣了解。聞立雕老人說：“他坐下，掏出煙來，問同學們哪一位抽？同學們當然都不敢抽，就和他客氣。然後，他就劃上火柴，點著了煙，抽上一口，噴出煙霧，在朦朧的黃昏裡，閉上眼睛給大家念'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為真名士'。” 聞一多在給妻子的家書中寫道：這裡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校的教職員不下數百人，誰不拋開妻子跟學校跑。 1938年，聞一多的妻子帶著孩子，從武漢來到昆明，目睹了西南聯大師生們的真實境況，妻子對丈夫的責任理解至深。聞立雕老人回憶說：“我父親正走了一路挺累了，但是老遠一看，我媽媽在村頭等著呢，我小妹妹趕快跑過去，叫爸爸！他一下子就忘記了疲憊勞累，顯得心情很舒暢、很輕鬆。” 1938年9月28日，寧靜的校園生活，又一次被日軍的砲火打斷了。空襲警報拉響，學生們都跑出學校，剛跑到學校門口，緊急警報就拉響了，這表示日本飛機馬上就要臨頭。何兆武說：“全校的師生員工一共有1000多人，加上附近的居民，好幾千人聚在一起，那時候非常慌亂。” 在一片慌亂中，60歲的梅貽琦先生卻拄著拐杖，不緊不慢、方方正正地走，還總是疏導學生，叫他們不要擁擠慢慢走。因此，何兆武一直對梅貽琦先生十分佩服。 在那次日機轟炸中，李之楠逃過了一劫。老人說：“我眼看著飛機在背後追上來了，清楚極了，他們拿著機槍嗒嗒嗒地掃射。這時，我看見前面正好有一個小坑，就一下子趴在坑里，子彈就從我的頭上打過去，落在我的腦袋前面。” 1938年9月28日，日軍第一次轟炸昆明，從那之後的日子，這所承載著中國未來與希望的大學，又一次成為了日軍重點轟炸的目標。何兆武老人回憶說，“每一次都是27架飛機來，3架呈一個小品字形，是一個小隊，3個小品字組成一個大品字形，就是一個中隊，3個中隊，就是27架，變成一個大隊。他們每天都來得很準時，總是早晨10點鐘。” 1940年10月13日，聯大遭到轟炸，西南聯大教授吳宓在日記中寫道： 雲大與師院已全毀，文化巷住宅無一存者，聯大的辦公處、女生宿舍門窗破傾，瓦礫塵土堆積，眾人惶惶無所歸宿。 轟炸後的第三天，晚7點到9點，吳宓和學生們月下團坐，開始了《文學與人生理想》的講授。吳宓縱橫今古，由避警報而講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學、對於生死問題之訓示。面對死亡，他提倡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談”的積極人生態度。 安寧的環境已不存在，教學卻沒有因此停頓。炮聲、飛機轟炸聲，不斷在耳邊響起，許多學生都怀揣救國思潮用功讀書。為了躲避轟炸，許多教師將家搬到了近郊。張定華老人說：“老師們來去都是用馬車，有些馬車有棚子，有些沒有，因為是小馬。”為了躲避日軍頻繁的轟炸，人們躲進了防空洞，但在這裡，他們也沒能找到片刻的安寧。在一次轟炸中，華羅庚一家所在的防空洞被震塌，華羅庚大半身都被埋在土裡。大家用手慢慢地刨，因為不敢用工具，怕傷到了華羅庚的身體。華羅庚終於被大家齊力救出。 防空洞垮了，華羅庚一家沒有地方住。正當他為去處犯愁的時候，聞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邀請華羅庚一家六口人，搬到自己那間並不寬敞的房子裡。聞立雕老人說：“我們家八口人，本來住上面兩間，一個耳房，還有一個儲藏室，非常擁擠。” 在只有16平方米的小屋裡，聞一多一家八口人，住屋子東頭，華羅庚一家六口，住屋子西頭，為了不互相打擾，兩家中間掛一塊碎花布相隔。為了節省空間，聞一多用4個肥皂箱臨時拼起來一個寫字台。在簡陋擁擠的小屋中，聞一多取得研究《九歌》的重要學術成果，華羅庚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堆壘素數論》。 後來，華羅庚寫了一首七言小詩，真實描繪了他和聞一多共同度過的艱難歲月。 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1942年的冬天，隨著戰火的蔓延，昆明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西南聯大師生們的生活越來越差。很多教授的家屬，冒著嚴寒，開始在昆明的街頭賣起了糕點。李之楠老人說：“教授們的孩子，甚至還不到10歲，就讓他們到菜市場，捧著盒子賣月餅，做生意，當時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又難受又很驚奇。”而學校裡的飯糰，實在吃不下去，因為飯裡面有沙子，咬一口就嘎嘣嘎嘣的。那時候，幾乎天天都吃一種管兒菜，就是一種在河邊上的空心菜，也叫蕹菜，這個菜大夥一搶就沒了。 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因為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冬天冷的時候，他只穿一件蓑衣，既禦寒又可以做雨衣，對此他有詩云： 為養活一家八口人，聞一多用盡了所有積蓄，不得不靠典當為生，寒冬臘月，昆明的氣溫已接近零度，聞一多卻不得不將那件唯一能禦寒的大衣，送進了典當行。聞立雕老人回憶說：“父親回來以後，我母親一下子火了，全家人就靠父親了，他要是凍壞了，我們全家人靠誰去。所以他是重點保護對象，後來母親急了，就讓我大哥趕快去城裡，硬是把這件大衣又取回來。” 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大衣又一次被送進了典當行，最困難的時候，聞一多甚至將自己的藏書拿出來典賣，即使這樣，他也無法讓一家八口得到長久的溫飽。聞一多有一個做生意的朋友，他說：“聞先生，你這個老大正在唸書，他的生活費我包下來，包到他大學畢業，找到工作，能夠維持生活為止。”然而，對於朋友的好心幫助，聞一多堅決拒絕了，他認為自己的兒子不能讓別人來養活。 拒絕了朋友的幫助，面對著斷炊的不利處境，聞一多不得不依賴掛牌治印來維持生活。他對妻子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有。”刻圖章沒多久的聞一多，就磨出了一個豌豆大的手繭，妻子看了之後很心疼，就用毛線把整個刀柄纏起來，雖然這樣對手指好了一點，但是後來聞立雕看到父親寫字時手都有點發抖。 有一次，兒子聞立雕，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沖沖地責問聞一多是不是發國難財，沉思了很久後，聞一多只說了一句話：“立雕，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夜以繼日的伏案寫作，是聞立雕對父親的最深記憶。他說：“更多的時間是，父親一個人在屋子裡頭，桌子上鋪開自己的手稿，搞點學術著作研究。” 或許，將山河破碎的苦悶，化作微弱燭光下凜冽的文字，這不僅僅是一個青衫文人泣血的吶喊、希望的寄託，也是他所能堅守和捍衛的信仰與精神的戰場。 1945年8月15日晚上，徐守源和張定華正在看電影，突然電影停了，出現一行字幕：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國發表廣播聲明，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協定》，無條件投降。勝利的消息立即使大家瘋狂起來，張定華回憶說：“不管認識不認識，大家都互相笑、點頭、握手。一會兒工夫，就有人拿來炮仗，放起來，還有人喝酒，高興得摔酒瓶。” 那天，聞立雕正在城裡，街上的報童大聲叫喊：“號外，號外，日本投降了！”那時候收音機還不普及，聞立雕心想父親大概還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飛奔回家。 當孩子們怀揣勝利的號外，匆匆奔向家里報喜時，卻不見了父親的踪影。原來，聞一多去履行他的諾言去了，理髮師傅對他說：“哎呀，老爺子啊，你這個鬍鬚這麼好，可惜了吧。”聞一多說：“不可惜，抗戰勝利了，刮掉！”刮掉鬍子的聞一多，突然從一個老頭變成了中年人，學生們看著都不認識了。 1946年5月4日，聯大正式宣布結束，師生們陸續離昆北上，聞一多和家人也欣喜地為北歸做著準備。 1946年5月7日，聞一多帶全家人到宿舍門口，為先行回京的吳晗送行，握別時他對吳晗說：“回到清華園，先去看看我舊居的竹子，看長得多高了，我們北平再見！” 八年動盪歲月中，哲學家馮友蘭在鄉村的油燈下，完成了他的著作“貞元六書”，在該書的序中馮友蘭寫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也。 而那時還是學生的何兆武在自傳中，曾經這樣描寫：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部分學術成果：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湯用彤《中國佛教史》 馮友蘭“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金岳霖《知識論》、《論道》 錢穆《國史大綱》 鄭天挺《清史探微》 陳序經《文化學系統》 潘光旦《優生原理》、（著譯） 羅庸《鴨池十講》 朱自清《詩言志辨》、《經典常談》、《新詩雜談》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 馮至《歌德論述》、 吳征鎰《滇南草本集》 沈從文、 華羅庚《堆壘素數論》 吳大猷《多原子分子的機構及其振動光譜》 ……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