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亞夫——時為汪偽三十四師參謀長
馬駿——時為汪偽海軍，後為新中國撫順艦艦長
彭施魯——時為抗聯第二路第四軍留守處主任
易慶明——時為暫編五十一師一五一團二營五連上尉連長
任旭東——時為太行軍區第七軍分區基幹團九連連長
惲前程——時為南通清鄉區行動大隊副中隊長
張旭初——時為江蘇省沭陽縣兒童團員
洪爐——時為江蘇泰興縣某村村民
王智民——時為山東蓬萊青年救國會會長、民兵指導員
盧連峰——時為抗聯第三路軍第十一軍戰士
左勇——時為新四軍三師第八旅作戰參謀
陳海峰——時為“江抗”情報站副站長
之前對偽軍沒有深刻的認識，只覺得他們可恨，是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的人，是一群軟弱的懦夫。所以我的第一反應是：偽軍，就是漢奸。
想了解偽軍並不容易，至少目前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承認說：是的，我曾經是偽軍。於是只有求助於僅有的一點資料和書籍。
台灣有人專門研究了抗戰時期的偽軍，是一篇博士論文，書名叫《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
此後，得知了一些鮮有人知的信息。
比如：1932年日軍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時，並不想建立偽軍，因為怕控制不了這支由中國人組成的隊伍。所以那時許多被日本佔領的中國國土上，興起了一個叫“治安軍”的隊伍。其實就是日本扶植的當地武裝。直到1938年後，日本為了削弱中國軍隊的實力，才大力收編中國軍隊。但是，畢竟“和平共榮”只是個幌子，日軍和偽軍之間實則存在著相互控制和相互提防的“潛規則”。
當看到照片上，還沒有槍高的十幾歲的孩子、未脫稚氣剪了短髮的少女，都穿著偽軍的軍裝，持槍敬禮的時候，不由得想探究，偽軍到底是什麼樣的軍隊？參加偽軍的人，當時是何種想法？
於是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答案。
這其中，有的農民祖祖輩輩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種，好不容易積攢了田地、牲畜、房產，日本人來了，他捨不得土地田產，不願遠走他鄉，便留下來投靠了日軍。
有的是當地的地痞惡霸，和日軍合作。
有的既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又被日本人打，索性就投降當了偽軍。
還有汪精衛此等“曲線救國”的原國民黨黨魁。
總之理由多種，竟在抗戰結束後，使得中國的偽軍有百萬之巨。
我們曾經有機會採訪一個在“偽滿洲國”當過偽軍的老人。但幾次邀請後，老人還是拒絕了，因為他的兒孫還在，他不想讓自己的後人抬不起頭來。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當過偽軍，雖然他一直堅稱自己不是漢奸，加入的只是“滿洲國的軍隊”，他沒有出過當時“偽滿”的“國境”打自己的同胞。但這些依然讓他至今不敢承認自己曾經的身份，終身不安。
當年殺抗聯英雄楊靖宇的三個叛徒，兩個至今還活著。有記者曾分別找到他們，當他們看到當年合影后，同樣立刻認出了其他兩人，並用最難聽的語言咒罵他人的不義罪行。可是當談到他們以前的叛徒身份時，二人皆不承認。
否認，也許比承認更能說明他們的態度。
不論是承認還是否認，對於那些沒有被清算的漢奸來說，肉體上的刑罰可以躲過。活著，才是對他們心理最漫長的懲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12月，就在戰事最緊張的時刻，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突然出現在越南河內，並發表電報，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與日和談，此舉一出，全國嘩然。 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汪偽國民政府”。汪偽國民政府一成立，其軍隊組建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了。 汪精衛想要組建一支“和平反共建國”軍，其鮮明的目標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時任汪偽三十四師參謀長的施亞夫在第一次見到汪精衛的時候，就大膽地向他提問：“反共不能和平，這兩者是不是有點矛盾？”汪精衛沒想到有人會講這種話，覺得挺新鮮，發現施亞夫這個人不錯，有點膽量。施亞夫說：“汪精衛這個人是很精的，誰要是在他跟前過分滑頭了，被他發現就不行，得要有點膽量才行。” 汪精衛偽軍後來改名為“和平建國軍”，也許與此次二人的對話有關，當然，也許無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件事情讓汪精衛牢牢記住了施亞夫這個人。 汪精衛對這個年輕的參謀長印像很好。 在之後的時間裡，施亞夫憑藉上司的賞識和自己的能力，在蘇皖邊區汪偽三十四師成功地站穩了腳跟。他回憶說：“汪精衛的小舅子和我很好，他的兒子也和我很好。有一次，舅舅跟外甥有矛盾了，鬧意見不回家，陳璧君（汪精衛的妻子）也沒辦法，於是要我出來調解，我就把這關係給調解好了……所以和他們越來越熟悉了。” 汪精衛很信任施亞夫，而且很欣賞他的膽識和才華。令汪精衛想不到的是，這個能幫助他解決家庭內部矛盾的小老弟，還有另一個身份——共產黨！其實施亞夫在1928年就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到了1941年，已經都是老黨員了。 1941年，施亞夫利用手上的小股部隊，謊稱8000人，自封為偽七師師長。不久，一個自稱汪偽政府少將的人登門拜訪了。施亞夫回憶說：“汪精衛的參贊武官來檢查，我的部隊根本就是空的，他要看花名冊，蓋在花名冊上的圖章，有些是臨時在上海偽造的，用偽造的圖章一蓋，看著像真的。” 施亞夫成功地騙過汪偽政府和日本人的審查，於是才有了後來汪精衛的賞識。深入敵人內部傳遞情報是施亞夫的一項工作，為避免被發現，情報一般只用口頭或暗號傳遞。有一次，鬼子要搞大掃蕩，施亞夫得知後，讓情報員用一支香煙代表一個班，整盒香煙代表鬼子的大部隊，把情報送出去。結果，香煙送過去以後，卻被不知情的人分著抽掉了。後來鬼子來大掃蕩，這麼大的事情居然沒有發出情報，施亞夫就此得到一個極大的教訓。 情報工作做得好，八路軍才能少犧牲，一次過鬼子據點時，八路軍小戰士任旭東，見識了地下工作的厲害，因為那一天，任旭東的隊伍以零傷亡過據點。他們事先就和地下人員都聯繫好了，有引路人員、偵察兵，還有碉堡裡的偽軍。否則，當部隊過據點時，偽軍一開槍，附近的日本鬼子就來了，部隊就過不去。 隨著施亞夫老人的回憶，我們不禁想知道，偽軍到底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它是由什麼人組成的？有什麼特別之處？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時，日本在《處理滿蒙問題綱要》中規定：不允許新國家的陸軍存在。但由於東北的抗日力量壯大，偽滿不得不建立“興安軍”。之後日軍的政策是以華北五省“自治”為目標，以維持治安為目的。這些不需要作戰的偽軍多以“保安隊”、“偽警察”的面目出現。 1938年武漢會戰前，日本改變了原有政策，改為“促進對雜牌軍的拉攏歸順工作，設法分化、削弱敵人的戰鬥力”，在各地方設立偽政權，組織“治安軍”。 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日本同樣限制其軍隊人數，改稱“綏靖軍”。施亞夫回憶說：“一部分人是沒有組織、自發地抗戰，國民黨覺得收編他們不行，於是他們最後走了偽軍這條路；另一部分就是工人，其中少數是被日軍俘虜過來的。” 在華日軍對各地政策不同，導致偽軍的組成人員各有差異，在偽滿日軍頒布了強制徵兵規定，滿19歲的壯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東北軍，偽滿軍隊中也有少數抗聯叛徒。彭施魯時為抗聯二路軍第四軍留守處主任，90多歲高齡的他回憶道：“在困難的時候，情況不斷變糟的時候，叛逃是很難避免的。楊靖宇的部隊受損失，就是因為有叛變的人，是一個師長，這個師長叫陳斌，他投降日本以後，帶著日本人拼命地打我們。” 隨著戰事的發展，一些國民黨正規軍，在反共第一、抗戰第二的原則下，投降日軍。 1941年，國民黨少將參議林建五曾公開表示： 敵後堅持確實不易，必不得以時，可以考慮投偽問題。 此外，一些與蔣介石不合的“雜牌軍”為保存實力，也舉起了降日的白旗。 惲前程老人說：“偽軍從國民黨部隊出來，名義上叫曲線救國。原來在國民黨中，他們的任務是反對共產黨，叛變之後還是反對共產黨。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來共同對付我們。” 偽軍雖然成分複雜，但數量是驚人的。據統計，中國是“二戰”期間唯一一個偽軍數量超過侵略國軍隊數量的國家。偽軍充分體現了親敵性，對待百姓和八路軍更加殘忍。 八路軍戰士王智民曾親眼見過，和他共同戰鬥過的11位同志，被捕後如何被殘忍殺害。王智民老人表情痛苦地描述著那一幕慘狀：“先把人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手臂拉平，用手指頭那麼粗的大鐵釘子，穿透掌心，釘在城牆上；兩條腿呢，用鐵絲給綁起來，釘在城牆上；兩個鎖骨，用鐵絲穿透了擰成個扣，掛在城牆上；兩條大腿的內側和兩腋下，綁上4支大蠟燭，點著，就那麼燒，燒得人身上都往下流油，最後這人給活活燒死了。” 據1946年統計，僅魯西北一地被日偽軍殺害者就有47335人，被暗殺者1518人，由於日偽軍導致的病殘致死者，為319162人。 從1941年開始，日軍和偽軍針對共產黨制定了“清剿”對策，主要在華中地區由偽軍來執行。 “清鄉”行動讓當時還是孩子的洪爐，經歷了有生以來最可怕的中秋節。這一天，偽軍來到洪爐所在的村子搞“清鄉掃蕩”，一種不正常的聲音吸引了待在家裡的洪爐，他往後門外一看，結果看到了終生難忘的一幕。 “我往後門一看，半個村子都是火。”洪爐說。看到村子著火了，他馬上喊人救火，這一喊不要緊，把偽軍的槍聲喊來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秋，泰興縣一個小村莊的人們沒有月圓，家破人亡是那個中秋留給人們的慘劇。 折磨中國人的偽軍，老百姓又叫他們“二鬼子”，抗聯戰士盧連峰所在的部隊，曾經狠狠打過“二鬼子”。那一次，抗聯部隊事先得到了準確的情報，知道偽軍要來。盧連峰迴憶說：“我們就在那個山上埋伏著，我們在那兒蹲了兩天。他們的騎兵一來，我們就開打。”抗聯部隊一下子衝上去，把偽軍第四教導隊100多人全部俘虜了。盧連峰說：“其中四五個日本鬼子全部殺掉，其餘的中國人，那些偽軍，都被扒光衣服放回家去了。” 在新四軍左勇的印像中，偽軍的戰鬥力不行，他們膽子小，只會趴在地上打仗。左勇說：“儘管我們的裝備差，但是和他們一接觸、一近戰，就把他們消滅了。他們不敢接近我們，我們往上一沖，就把他們的隊伍沖散了。他們愛逃跑，好幾次打仗我們光追擊他們，就把他們的隊伍追垮了。” 偽軍的戰鬥力低，除了不是正規軍外，還在於日軍對偽軍處處提防，日軍對偽軍的槍支、彈藥和重武器的保有量有嚴格的限制，而且每個班都配有日本人，監視偽軍的舉動。施亞夫回憶說：“日本人把中國人關起來打死，所以偽軍對他們也不是絕對相信的，不保險，要防範。” 一個夏日的夜晚，時為暫編五十一師上尉連長的戰士易慶明曾經和一個汪偽士兵在戰地上說過話。在易慶明的記憶中，這個汪偽士兵還是有點良心的，他回憶說：“這個兵大喊，我是中國人，你別打中國人，別打中國人。我說，你為什麼打我們呢？他說，我們也是被逼得沒辦法，不打你們不行，我們只能在打槍的時候，瞄得高一些，不像你們有本領，能瞄得準。我說，你們不知道調軍去倒戈一擊嗎？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加入侵略者的軍隊？八路軍戰士任旭東也曾問過被俘偽軍同樣的問題。他說：“他們不講民族氣節，只講自己的福利，能吃飯，偽軍好歹能掙點錢養家，而八路軍沒什麼軍餉，連飯都吃不飽，連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艱苦，所以他們寧肯去當偽軍，也不願意當八路軍。” 曾經打入敵人內部的惲前程，當時是南通清鄉區行動大隊副中隊長，他通過和偽軍相處，找到了另一個原因。他說：“就我們部隊來說，當時一些人掛著偽軍的牌子，心態很無所謂。這些人害怕離開家，不用離開家，發的錢還多一些，他們覺得很好，被收編了也無所謂。” 每個偽軍加入偽軍隊伍的理由和想法都不太一樣，偽軍部隊的組成人員也非常複雜。汪偽政府的部隊多數由投降的前國民黨軍隊、地方散兵、兵痞、幫會人員等組成，但是它也有正式的徵兵法令。 就在施亞夫和汪精衛第一次見面的這一年，一個叫馬駿的年輕人，聽到一件讓他感興趣的事兒——汪偽海軍正在招募海軍。馬駿心想，先去乾海軍吧，干好了就乾，幹不好再去重慶當中央軍。 當海軍並不是馬駿心血來潮，小時候他就有過這個念頭。他的舅舅曾在張學良的隊伍中當過海軍，每次回家時都穿著神氣的海軍服，這讓童年的馬駿羨慕不已，從此馬駿便有了做一名海軍的想法。 對於當時為什麼會去考取汪精衛的部隊，馬駿坦言：“那時候滿腦子這個，用現在話講吧，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那時候就是想升官發財。”馬駿小時候念過私塾，他認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是大丈夫應當做的事情。大丈夫不能就這麼一生平凡，窩窩囊囊地死了。所以當時他想的是，考取海軍，干好了以後可以光宗耀祖，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 一個偉大的夢想，卻讓一個年輕人成為偽軍，在年輕的馬駿心中，夢想的光環似乎讓他忽略了實現夢想的方式，而對於為這個夢想所付出的代價，他也並不能預見。 加入汪偽海軍有嚴格的考試，除了考海軍常識以外，每個人還要做一篇文章。馬駿在文章裡表達了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願望。 最終，馬駿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取了汪偽海軍，開始了正式的學習和訓練。馬駿回憶說：“上午在課堂，下午在操場。上午的專業課有分科，水兵科、輪機科、炮科，等等。中午嚴格訓練游泳，一個半小時，不管刮風下雨，還是浪大，都要趕下水去，這是正式科目，每天一次。” 馬駿所屬的軍隊屬於汪偽政府的正規軍，接受的是日本式的訓練。馬駿不知道當時的這些訓練在以後會對他有何幫助。他回憶說：“中國班長也用日本那套，士兵不行就打，日本人管那種打叫'東洋鬢'，拳頭打到臉的兩邊，叫做'給你一鬢'。” 經過了嚴格的訓練，馬駿正式成為汪偽海軍的一員，在榮城的據點駐防。那裡有一個小賣鋪，馬駿和幾個戰友經常過去買些花生米、糖、酒等食物，不久就和小賣舖的老闆熟了。馬駿說：“熟了以後我們就經常閒談，他談到根據地怎麼怎麼好，八路軍是乾什麼的，怎麼怎麼好，如果我們去那裡，願意乾就幹，不願意幹也可以回家，把槍帶過去還有獎勵。” 在小賣鋪老闆的宣傳下，馬駿和戰友們有了去當八路軍的想法。 不過幾個年輕人的保密工作做得併不好。被發現以後，一個小隊長帶著3個人來到了馬駿站崗的崗樓，用槍指在他和戰友的腦袋上。 投奔八路的計劃失敗了，被捕後的馬駿等人被扔上船，駛向劉公島監獄的方向。在船艙裡，馬駿和戰友們都商量好了，誰也不能說自己想當八路軍，統一口徑說是因為吃不飽，所以不想乾了，想回家。馬駿說：“到劉公島過堂就問我們，大家都是這一個口徑，雖然受刑了，但也挺著不說，說了就死了。” 馬駿不知道，在他朝著光明奮勇前進而又不幸落難的時候，整個偽軍內部也在發生著寂靜而又不容忽視的變動，只等被激化的一刻的到來。 共產黨在偽軍內部的思想滲透，像馬駿一樣的年輕戰士的思想動搖，再加上偽軍本身成員複雜，整個偽軍的思想支離破碎，嚴重影響了偽軍的戰鬥力。面對這些問題，日軍加緊了對偽軍的思想控制。 1940年，汪精衛在宣傳中日親善的演講中說：現在共憂患，將來才能夠共安樂，我在新年的時候高呼：新國運動萬歲！新東亞建設萬歲！中國自由平等萬歲！東亞解放萬歲！ 施亞夫說：“實際上不可能共榮，因為根本沒有平等，在戰場上，日本人的營長指揮我們的團長，這就根本沒辦法平等。” 實際上，日軍和偽軍不僅不能達到平等，甚至對偽軍相當殘忍。易慶明在和日軍的一次正面衝突中見識了日本人對待偽軍有多殘忍。老人回憶說，日本人作戰不要傷兵，只要是負了傷、走不動的，他們就把汽油淋到傷兵身上，點燃了燒死。他曾親眼看到一個傷兵向日本軍官跪地求饒，大聲喊：“太君，太君，我還能夠打支那兵，你就別燒我。” 日軍對待偽軍的殘忍高壓政策，讓很多偽軍士兵都無法忍受，而這恰恰給共產黨創造了有利的機會。新四軍戰士陳海峰的主要工作是爭取白皮紅心的維持會長。 “白皮紅心”是一種比喻說法，白皮指的是表面上忠於國民黨，紅心指的是內在傾向於共產黨。那時候，能夠爭取的人就爭取過來做兩面派，陳海峰說：“我們教育他們，不管對待日本鬼子是白的還是黑的，但心應該是紅的，大家都是中國人。爭取過來以後，他們主要在日本鬼子那裡，但是他們給我們送情報，敵人在哪裡增加部隊了，日本鬼子最近要掃蕩，準備調多少部隊來，掃蕩哪些地方。我們就都知道了，就可以準備了。” 1944年11月5日，劉公島上的汪偽海軍，因不滿日軍欺壓和差別待遇，在練兵營衛兵隊少尉隊長鄭道濟、上士班長連城等人的帶領下起義。此時蹲在監獄裡的馬駿，趁機逃了出來，投奔八路軍，他終於找到了共產黨的隊伍。馬駿回憶說：“起義完了，我們逃出來以後，連城告訴我們，如果這次不起義，不把我們弄出來，我們幾個人就被槍斃了。我們這才知道，原來自己是要被槍斃的。我們幾個人撿了條小命。” 馬駿到了根據地以後就開始學習，教導員每天早晨講共產主義。教導員告訴他，共產主義實際上有許多內容和“三民主義”是一樣的，“三民主義”講民族、民權、民生，共產主義也講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進一步世界大同。馬駿說：“我們慢慢地學，學這些道理，最後就通了。”改編後的馬駿成了真正的八路軍，他隨著部隊輾轉到東北，解放了一座座城市，馬駿自己也由一名班長，成長為新中國撫順艦的艦長。 一直潛伏在偽軍內部的施亞夫除了做情報工作，還暗中發展壯大著自己的隊伍，比馬駿起義更早的時候，施亞夫接到新四軍第一師副師長葉飛的命令，定於1944年1月11日起義，但就在原定起義日期的前一周，計劃不慎暴露，起義需要提前。 1月5日晚上，施亞夫和一個汪偽師長還在賭錢。天快亮的時候，施亞夫的部隊集中了，當時如果沒有司令部命令，施亞夫就出不了城。於是，正在和汪偽師長賭錢的施亞夫藉機說：“算了，今天不干了，明天我再來報復你，把輸的錢再贏回來。”離開後的施亞夫叫了汪偽師長的車子，謊稱送自己回家，實際上是坐著師長的車子出城。出城時，車子被崗位員擋住，當時施亞夫就大罵：“師長的車子你都認不出來！”最後，坐在偽軍師長的車子裡，施亞夫一路到了根據地。篝火旁歌聲裡，施亞夫已脫去偽裝，迎接他的將是新的身份、新的明天。 隨著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失利，日軍抽調部分在華軍隊，許多敵占區主要靠偽軍維繫。見大勢已去，很多偽軍從1944年起，開始紛紛撤逃或反水。許多偽軍都是因為家裡比較窮，沒有飯吃，他們去當偽軍是為了掙點錢護家，並不是忠心耿耿地當漢奸、坑害老百姓。任旭東老人說：“我們對偽軍俘虜，只要是繳槍投降，就表示歡迎。他們大多數還是願意參加八路軍，有些不願意的，我們就放他們回家，給他們開個路條。如果有人還想當偽軍，我們也放他們回去繼續當偽軍。” 抗戰勝利後，擁有絕對軍事優勢的國民黨並未在後來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國民黨內有人認為，這與國民黨軍政部部長陳誠在日本投降後不主張收編偽軍有關，陳誠也因此背負了罵名。其實八路軍當時缺乏軍費和物資，大部分偽軍投降的首選是國民黨，更有大量“明八路暗中央”的偽軍，先假降八路，再大量叛變轉投國民黨。可見，並不是所有當過偽軍的人都能像馬駿一樣，從此堅定地投入到共產黨的懷抱。時為新四軍的左勇說：“共產黨收編的偽軍後來全部叛變了，跟國民黨跑了。對偽軍來說，八路軍算老幾，人家國民黨是國軍，全部都是美式裝備，我們穿得破破爛爛的，老百姓都看不起我們。” 汪精衛並未看到他建立的偽政府覆滅的那一天，由於1935年遇刺時，留在體內子彈引發的病情惡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隨著日本隊國旗的緩緩落下，清算漢奸和偽軍的時刻來到了，從1945年起至1948年，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都沒有停止對漢奸和偽軍的審判。在漫長的抗日戰爭中，有的人因為挺身而出而被讚揚，有的人因為隨波逐流而被唾棄。 1945年9月下旬，國民政府下令，在全國各地對漢奸進行大逮捕。此項工作主要是由軍統特務機構執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軍統局移送的漢奸200餘人。 1946年4月1日，國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趙琛為高等法院院長，陳光虞為代理首席檢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宮正式成立。 據統計，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審理漢奸案530餘件，終結381件。其中判處死刑14人，無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註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12月，就在戰事最緊張的時刻，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突然出現在越南河內，並發表電報，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與日和談，此舉一出，全國嘩然。 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汪偽國民政府”。汪偽國民政府一成立，其軍隊組建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了。 汪精衛想要組建一支“和平反共建國”軍，其鮮明的目標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時任汪偽三十四師參謀長的施亞夫在第一次見到汪精衛的時候，就大膽地向他提問：“反共不能和平，這兩者是不是有點矛盾？”汪精衛沒想到有人會講這種話，覺得挺新鮮，發現施亞夫這個人不錯，有點膽量。施亞夫說：“汪精衛這個人是很精的，誰要是在他跟前過分滑頭了，被他發現就不行，得要有點膽量才行。” 汪精衛偽軍後來改名為“和平建國軍”，也許與此次二人的對話有關，當然，也許無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件事情讓汪精衛牢牢記住了施亞夫這個人。 汪精衛對這個年輕的參謀長印像很好。 在之後的時間裡，施亞夫憑藉上司的賞識和自己的能力，在蘇皖邊區汪偽三十四師成功地站穩了腳跟。他回憶說：“汪精衛的小舅子和我很好，他的兒子也和我很好。有一次，舅舅跟外甥有矛盾了，鬧意見不回家，陳璧君（汪精衛的妻子）也沒辦法，於是要我出來調解，我就把這關係給調解好了……所以和他們越來越熟悉了。” 汪精衛很信任施亞夫，而且很欣賞他的膽識和才華。令汪精衛想不到的是，這個能幫助他解決家庭內部矛盾的小老弟，還有另一個身份——共產黨！其實施亞夫在1928年就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到了1941年，已經都是老黨員了。 1941年，施亞夫利用手上的小股部隊，謊稱8000人，自封為偽七師師長。不久，一個自稱汪偽政府少將的人登門拜訪了。施亞夫回憶說：“汪精衛的參贊武官來檢查，我的部隊根本就是空的，他要看花名冊，蓋在花名冊上的圖章，有些是臨時在上海偽造的，用偽造的圖章一蓋，看著像真的。” 施亞夫成功地騙過汪偽政府和日本人的審查，於是才有了後來汪精衛的賞識。深入敵人內部傳遞情報是施亞夫的一項工作，為避免被發現，情報一般只用口頭或暗號傳遞。有一次，鬼子要搞大掃蕩，施亞夫得知後，讓情報員用一支香煙代表一個班，整盒香煙代表鬼子的大部隊，把情報送出去。結果，香煙送過去以後，卻被不知情的人分著抽掉了。後來鬼子來大掃蕩，這麼大的事情居然沒有發出情報，施亞夫就此得到一個極大的教訓。 情報工作做得好，八路軍才能少犧牲，一次過鬼子據點時，八路軍小戰士任旭東，見識了地下工作的厲害，因為那一天，任旭東的隊伍以零傷亡過據點。他們事先就和地下人員都聯繫好了，有引路人員、偵察兵，還有碉堡裡的偽軍。否則，當部隊過據點時，偽軍一開槍，附近的日本鬼子就來了，部隊就過不去。 隨著施亞夫老人的回憶，我們不禁想知道，偽軍到底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它是由什麼人組成的？有什麼特別之處？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時，日本在《處理滿蒙問題綱要》中規定：不允許新國家的陸軍存在。但由於東北的抗日力量壯大，偽滿不得不建立“興安軍”。之後日軍的政策是以華北五省“自治”為目標，以維持治安為目的。這些不需要作戰的偽軍多以“保安隊”、“偽警察”的面目出現。 1938年武漢會戰前，日本改變了原有政策，改為“促進對雜牌軍的拉攏歸順工作，設法分化、削弱敵人的戰鬥力”，在各地方設立偽政權，組織“治安軍”。 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日本同樣限制其軍隊人數，改稱“綏靖軍”。施亞夫回憶說：“一部分人是沒有組織、自發地抗戰，國民黨覺得收編他們不行，於是他們最後走了偽軍這條路；另一部分就是工人，其中少數是被日軍俘虜過來的。” 在華日軍對各地政策不同，導致偽軍的組成人員各有差異，在偽滿日軍頒布了強制徵兵規定，滿19歲的壯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東北軍，偽滿軍隊中也有少數抗聯叛徒。彭施魯時為抗聯二路軍第四軍留守處主任，90多歲高齡的他回憶道：“在困難的時候，情況不斷變糟的時候，叛逃是很難避免的。楊靖宇的部隊受損失，就是因為有叛變的人，是一個師長，這個師長叫陳斌，他投降日本以後，帶著日本人拼命地打我們。” 隨著戰事的發展，一些國民黨正規軍，在反共第一、抗戰第二的原則下，投降日軍。 1941年，國民黨少將參議林建五曾公開表示： 敵後堅持確實不易，必不得以時，可以考慮投偽問題。 此外，一些與蔣介石不合的“雜牌軍”為保存實力，也舉起了降日的白旗。 惲前程老人說：“偽軍從國民黨部隊出來，名義上叫曲線救國。原來在國民黨中，他們的任務是反對共產黨，叛變之後還是反對共產黨。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來共同對付我們。” 偽軍雖然成分複雜，但數量是驚人的。據統計，中國是“二戰”期間唯一一個偽軍數量超過侵略國軍隊數量的國家。偽軍充分體現了親敵性，對待百姓和八路軍更加殘忍。 八路軍戰士王智民曾親眼見過，和他共同戰鬥過的11位同志，被捕後如何被殘忍殺害。王智民老人表情痛苦地描述著那一幕慘狀：“先把人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手臂拉平，用手指頭那麼粗的大鐵釘子，穿透掌心，釘在城牆上；兩條腿呢，用鐵絲給綁起來，釘在城牆上；兩個鎖骨，用鐵絲穿透了擰成個扣，掛在城牆上；兩條大腿的內側和兩腋下，綁上4支大蠟燭，點著，就那麼燒，燒得人身上都往下流油，最後這人給活活燒死了。” 據1946年統計，僅魯西北一地被日偽軍殺害者就有47335人，被暗殺者1518人，由於日偽軍導致的病殘致死者，為319162人。 從1941年開始，日軍和偽軍針對共產黨制定了“清剿”對策，主要在華中地區由偽軍來執行。 “清鄉”行動讓當時還是孩子的洪爐，經歷了有生以來最可怕的中秋節。這一天，偽軍來到洪爐所在的村子搞“清鄉掃蕩”，一種不正常的聲音吸引了待在家裡的洪爐，他往後門外一看，結果看到了終生難忘的一幕。 “我往後門一看，半個村子都是火。”洪爐說。看到村子著火了，他馬上喊人救火，這一喊不要緊，把偽軍的槍聲喊來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秋，泰興縣一個小村莊的人們沒有月圓，家破人亡是那個中秋留給人們的慘劇。 折磨中國人的偽軍，老百姓又叫他們“二鬼子”，抗聯戰士盧連峰所在的部隊，曾經狠狠打過“二鬼子”。那一次，抗聯部隊事先得到了準確的情報，知道偽軍要來。盧連峰迴憶說：“我們就在那個山上埋伏著，我們在那兒蹲了兩天。他們的騎兵一來，我們就開打。”抗聯部隊一下子衝上去，把偽軍第四教導隊100多人全部俘虜了。盧連峰說：“其中四五個日本鬼子全部殺掉，其餘的中國人，那些偽軍，都被扒光衣服放回家去了。” 在新四軍左勇的印像中，偽軍的戰鬥力不行，他們膽子小，只會趴在地上打仗。左勇說：“儘管我們的裝備差，但是和他們一接觸、一近戰，就把他們消滅了。他們不敢接近我們，我們往上一沖，就把他們的隊伍沖散了。他們愛逃跑，好幾次打仗我們光追擊他們，就把他們的隊伍追垮了。” 偽軍的戰鬥力低，除了不是正規軍外，還在於日軍對偽軍處處提防，日軍對偽軍的槍支、彈藥和重武器的保有量有嚴格的限制，而且每個班都配有日本人，監視偽軍的舉動。施亞夫回憶說：“日本人把中國人關起來打死，所以偽軍對他們也不是絕對相信的，不保險，要防範。” 一個夏日的夜晚，時為暫編五十一師上尉連長的戰士易慶明曾經和一個汪偽士兵在戰地上說過話。在易慶明的記憶中，這個汪偽士兵還是有點良心的，他回憶說：“這個兵大喊，我是中國人，你別打中國人，別打中國人。我說，你為什麼打我們呢？他說，我們也是被逼得沒辦法，不打你們不行，我們只能在打槍的時候，瞄得高一些，不像你們有本領，能瞄得準。我說，你們不知道調軍去倒戈一擊嗎？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加入侵略者的軍隊？八路軍戰士任旭東也曾問過被俘偽軍同樣的問題。他說：“他們不講民族氣節，只講自己的福利，能吃飯，偽軍好歹能掙點錢養家，而八路軍沒什麼軍餉，連飯都吃不飽，連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艱苦，所以他們寧肯去當偽軍，也不願意當八路軍。” 曾經打入敵人內部的惲前程，當時是南通清鄉區行動大隊副中隊長，他通過和偽軍相處，找到了另一個原因。他說：“就我們部隊來說，當時一些人掛著偽軍的牌子，心態很無所謂。這些人害怕離開家，不用離開家，發的錢還多一些，他們覺得很好，被收編了也無所謂。” 每個偽軍加入偽軍隊伍的理由和想法都不太一樣，偽軍部隊的組成人員也非常複雜。汪偽政府的部隊多數由投降的前國民黨軍隊、地方散兵、兵痞、幫會人員等組成，但是它也有正式的徵兵法令。 就在施亞夫和汪精衛第一次見面的這一年，一個叫馬駿的年輕人，聽到一件讓他感興趣的事兒——汪偽海軍正在招募海軍。馬駿心想，先去乾海軍吧，干好了就乾，幹不好再去重慶當中央軍。 當海軍並不是馬駿心血來潮，小時候他就有過這個念頭。他的舅舅曾在張學良的隊伍中當過海軍，每次回家時都穿著神氣的海軍服，這讓童年的馬駿羨慕不已，從此馬駿便有了做一名海軍的想法。 對於當時為什麼會去考取汪精衛的部隊，馬駿坦言：“那時候滿腦子這個，用現在話講吧，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那時候就是想升官發財。”馬駿小時候念過私塾，他認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是大丈夫應當做的事情。大丈夫不能就這麼一生平凡，窩窩囊囊地死了。所以當時他想的是，考取海軍，干好了以後可以光宗耀祖，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 一個偉大的夢想，卻讓一個年輕人成為偽軍，在年輕的馬駿心中，夢想的光環似乎讓他忽略了實現夢想的方式，而對於為這個夢想所付出的代價，他也並不能預見。 加入汪偽海軍有嚴格的考試，除了考海軍常識以外，每個人還要做一篇文章。馬駿在文章裡表達了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願望。 最終，馬駿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取了汪偽海軍，開始了正式的學習和訓練。馬駿回憶說：“上午在課堂，下午在操場。上午的專業課有分科，水兵科、輪機科、炮科，等等。中午嚴格訓練游泳，一個半小時，不管刮風下雨，還是浪大，都要趕下水去，這是正式科目，每天一次。” 馬駿所屬的軍隊屬於汪偽政府的正規軍，接受的是日本式的訓練。馬駿不知道當時的這些訓練在以後會對他有何幫助。他回憶說：“中國班長也用日本那套，士兵不行就打，日本人管那種打叫'東洋鬢'，拳頭打到臉的兩邊，叫做'給你一鬢'。” 經過了嚴格的訓練，馬駿正式成為汪偽海軍的一員，在榮城的據點駐防。那裡有一個小賣鋪，馬駿和幾個戰友經常過去買些花生米、糖、酒等食物，不久就和小賣舖的老闆熟了。馬駿說：“熟了以後我們就經常閒談，他談到根據地怎麼怎麼好，八路軍是乾什麼的，怎麼怎麼好，如果我們去那裡，願意乾就幹，不願意幹也可以回家，把槍帶過去還有獎勵。” 在小賣鋪老闆的宣傳下，馬駿和戰友們有了去當八路軍的想法。 不過幾個年輕人的保密工作做得併不好。被發現以後，一個小隊長帶著3個人來到了馬駿站崗的崗樓，用槍指在他和戰友的腦袋上。 投奔八路的計劃失敗了，被捕後的馬駿等人被扔上船，駛向劉公島監獄的方向。在船艙裡，馬駿和戰友們都商量好了，誰也不能說自己想當八路軍，統一口徑說是因為吃不飽，所以不想乾了，想回家。馬駿說：“到劉公島過堂就問我們，大家都是這一個口徑，雖然受刑了，但也挺著不說，說了就死了。” 馬駿不知道，在他朝著光明奮勇前進而又不幸落難的時候，整個偽軍內部也在發生著寂靜而又不容忽視的變動，只等被激化的一刻的到來。 共產黨在偽軍內部的思想滲透，像馬駿一樣的年輕戰士的思想動搖，再加上偽軍本身成員複雜，整個偽軍的思想支離破碎，嚴重影響了偽軍的戰鬥力。面對這些問題，日軍加緊了對偽軍的思想控制。 1940年，汪精衛在宣傳中日親善的演講中說：現在共憂患，將來才能夠共安樂，我在新年的時候高呼：新國運動萬歲！新東亞建設萬歲！中國自由平等萬歲！東亞解放萬歲！ 施亞夫說：“實際上不可能共榮，因為根本沒有平等，在戰場上，日本人的營長指揮我們的團長，這就根本沒辦法平等。” 實際上，日軍和偽軍不僅不能達到平等，甚至對偽軍相當殘忍。易慶明在和日軍的一次正面衝突中見識了日本人對待偽軍有多殘忍。老人回憶說，日本人作戰不要傷兵，只要是負了傷、走不動的，他們就把汽油淋到傷兵身上，點燃了燒死。他曾親眼看到一個傷兵向日本軍官跪地求饒，大聲喊：“太君，太君，我還能夠打支那兵，你就別燒我。” 日軍對待偽軍的殘忍高壓政策，讓很多偽軍士兵都無法忍受，而這恰恰給共產黨創造了有利的機會。新四軍戰士陳海峰的主要工作是爭取白皮紅心的維持會長。 “白皮紅心”是一種比喻說法，白皮指的是表面上忠於國民黨，紅心指的是內在傾向於共產黨。那時候，能夠爭取的人就爭取過來做兩面派，陳海峰說：“我們教育他們，不管對待日本鬼子是白的還是黑的，但心應該是紅的，大家都是中國人。爭取過來以後，他們主要在日本鬼子那裡，但是他們給我們送情報，敵人在哪裡增加部隊了，日本鬼子最近要掃蕩，準備調多少部隊來，掃蕩哪些地方。我們就都知道了，就可以準備了。” 1944年11月5日，劉公島上的汪偽海軍，因不滿日軍欺壓和差別待遇，在練兵營衛兵隊少尉隊長鄭道濟、上士班長連城等人的帶領下起義。此時蹲在監獄裡的馬駿，趁機逃了出來，投奔八路軍，他終於找到了共產黨的隊伍。馬駿回憶說：“起義完了，我們逃出來以後，連城告訴我們，如果這次不起義，不把我們弄出來，我們幾個人就被槍斃了。我們這才知道，原來自己是要被槍斃的。我們幾個人撿了條小命。” 馬駿到了根據地以後就開始學習，教導員每天早晨講共產主義。教導員告訴他，共產主義實際上有許多內容和“三民主義”是一樣的，“三民主義”講民族、民權、民生，共產主義也講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進一步世界大同。馬駿說：“我們慢慢地學，學這些道理，最後就通了。”改編後的馬駿成了真正的八路軍，他隨著部隊輾轉到東北，解放了一座座城市，馬駿自己也由一名班長，成長為新中國撫順艦的艦長。 一直潛伏在偽軍內部的施亞夫除了做情報工作，還暗中發展壯大著自己的隊伍，比馬駿起義更早的時候，施亞夫接到新四軍第一師副師長葉飛的命令，定於1944年1月11日起義，但就在原定起義日期的前一周，計劃不慎暴露，起義需要提前。 1月5日晚上，施亞夫和一個汪偽師長還在賭錢。天快亮的時候，施亞夫的部隊集中了，當時如果沒有司令部命令，施亞夫就出不了城。於是，正在和汪偽師長賭錢的施亞夫藉機說：“算了，今天不干了，明天我再來報復你，把輸的錢再贏回來。”離開後的施亞夫叫了汪偽師長的車子，謊稱送自己回家，實際上是坐著師長的車子出城。出城時，車子被崗位員擋住，當時施亞夫就大罵：“師長的車子你都認不出來！”最後，坐在偽軍師長的車子裡，施亞夫一路到了根據地。篝火旁歌聲裡，施亞夫已脫去偽裝，迎接他的將是新的身份、新的明天。 隨著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失利，日軍抽調部分在華軍隊，許多敵占區主要靠偽軍維繫。見大勢已去，很多偽軍從1944年起，開始紛紛撤逃或反水。許多偽軍都是因為家裡比較窮，沒有飯吃，他們去當偽軍是為了掙點錢護家，並不是忠心耿耿地當漢奸、坑害老百姓。任旭東老人說：“我們對偽軍俘虜，只要是繳槍投降，就表示歡迎。他們大多數還是願意參加八路軍，有些不願意的，我們就放他們回家，給他們開個路條。如果有人還想當偽軍，我們也放他們回去繼續當偽軍。” 抗戰勝利後，擁有絕對軍事優勢的國民黨並未在後來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國民黨內有人認為，這與國民黨軍政部部長陳誠在日本投降後不主張收編偽軍有關，陳誠也因此背負了罵名。其實八路軍當時缺乏軍費和物資，大部分偽軍投降的首選是國民黨，更有大量“明八路暗中央”的偽軍，先假降八路，再大量叛變轉投國民黨。可見，並不是所有當過偽軍的人都能像馬駿一樣，從此堅定地投入到共產黨的懷抱。時為新四軍的左勇說：“共產黨收編的偽軍後來全部叛變了，跟國民黨跑了。對偽軍來說，八路軍算老幾，人家國民黨是國軍，全部都是美式裝備，我們穿得破破爛爛的，老百姓都看不起我們。” 汪精衛並未看到他建立的偽政府覆滅的那一天，由於1935年遇刺時，留在體內子彈引發的病情惡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隨著日本隊國旗的緩緩落下，清算漢奸和偽軍的時刻來到了，從1945年起至1948年，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都沒有停止對漢奸和偽軍的審判。在漫長的抗日戰爭中，有的人因為挺身而出而被讚揚，有的人因為隨波逐流而被唾棄。 1945年9月下旬，國民政府下令，在全國各地對漢奸進行大逮捕。此項工作主要是由軍統特務機構執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軍統局移送的漢奸200餘人。 1946年4月1日，國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趙琛為高等法院院長，陳光虞為代理首席檢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宮正式成立。 據統計，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審理漢奸案530餘件，終結381件。其中判處死刑14人，無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