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澄——時為飛虎隊翻譯官
楊岑峰——時為飛虎隊警衛營排長
查爾斯·邦德——美國空軍少將，時為飛虎隊飛行員
程雲——時為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排長
洛文斯基——時為飛虎隊機械師
拜斯頓——時為飛虎隊機械師
周令釗——著名畫家，昆明空戰目擊者
對我而言，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選題。
第一次知道“飛虎隊”緣起於初中時，花費數天才完成的一架P-40戰鬥機拼裝模型。模型上的大鯊魚頭像煞是威武，說明書告訴我這是二戰的“飛虎隊”，也就是美國援華志願航空隊的特殊塗裝。記得當時有一點很不明白：明明畫的是鯊魚嘴，為什麼叫“飛虎隊”？
也許是因為兒時的記憶作祟，做這一節時不知不覺間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工作完成後，當年的那個困惑終於得以解答。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
如果現在有人找到我，用五倍於我現在工資的價格，僱我去一個從未聽說過的國家打仗，注意了，是去打仗！我是否會同意？
面對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的是：萬一我死了，怎麼辦？錢哪有命重要？
類似的問題，60年前，那批20出頭，平日里熱衷開著小車載著女友兜風的美國小伙兒們也遇到了。我固執地認為，關於“錢哪有命重要”這個疑問，當年的他們肯定曾思考過。但他們在思考之後做出的決定，顯然與我完全不同。
為什麼呢？
面對我們的採訪，老人們坦誠地敘述著自己當年來華的緣由。有的是因為缺錢想賭一把；有的是因為想冒險；還有的是想實現自己童年的理想……
總而言之，在他們心裡，各自都有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東西，以至於他們敢於去冒險和挑戰。
講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哥倫布和麥哲倫——在我們看來，他們難道不也是標準的亡命徒嗎？而正是這些亡命徒們卻發現了新大陸，開闢了人類的新紀元。
在有些人眼裡，“飛虎隊”可能也只是一支由冒險家和亡命徒組成的僱傭軍而已。
但請不要忘了，這些自願千里迢迢趕來參加一場戰爭的美國人，從未掩飾過自己的追求。為了那些不盡相同的追求，他們在我們最虛弱的時候，奮戰在我們的天空，其中的不少人，更是將熱血灑在了中國。
可否有人想過，這種“亡命徒”似的行為和精神，也許正是我們這個講究安逸的民族所缺乏的呢？
為了追求而勇敢堅持，為了追求而勇敢犧牲。
2008年的秋天，我們來到美國拜訪了一位沉默的老人。老人的家人很熱情，人人都想在攝像機前說上幾句。而老人自己卻不太愛說話，採訪之餘，還時不時地抽空打個小盹。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只是溫和地朝每一個向他打招呼的人微笑，但只要一提起昆明，笑容立刻便在他的臉上消失，透過他的眼神，我們彷彿又回到了60多年前。 1937年，日本的飛機襲擊了南京。據統計，“七七”事變爆發時中國空軍共有飛機316架，而其中真正能夠起飛作戰的只有166架。就是依靠這100多架老式飛機，僅在1938年進行的5次武漢空戰中，中國空軍共擊落來犯日機62架。但是，隨著原有作戰飛機的不斷損耗，特別是一批優秀飛行員的犧牲，中國的天空逐漸不再屬於中國。日軍利用佔絕對優勢的空中力量，對中國西南大後方各地實行大規模的連續轟炸。 據不完全統計，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僅昆明一地就遭受日軍大規模轟炸18次，死傷軍民3000多人，被毀房屋14000餘座。 黃澄是當時飛虎隊的翻譯官，他模糊地記得日軍第一次轟炸是在1938年或1939年的一天。那天飛機從台灣飛來，炸在了昆明市昆師路上昆華師範學校一帶。日本飛機如入無人之境，那裡被炸死的人的屍體後來被整整齊齊地堆在一起擺放著。而路邊電線桿上、牆上掛的都是心、肺、斷肢、一塊一塊的肉。黃澄說起轟炸後的慘狀，依然心有餘悸，他說：“慘不忍睹，那真叫做慘不忍睹啊！” 有一個細節，黃澄記得很清楚：“當時昆明大東門有一個牛肉館，它被炸了，被炸了怎麼辦？搬家？不！在原地方附近又弄一弄，又開張了。然後又被炸了。它第三次又開張時就改名叫做'不怕炸牛肉館'。”然而“不怕炸牛肉館”卻沒有擺脫它再次被炸的命運。黃澄記得這個“不怕炸牛肉館”翻來覆去一共被炸過四五次。 在楊岑峰的記憶裡，日本的轟炸機簡直就是肆無忌憚，飛得很低，連機翼上的日本國徽都看得很清楚。那時候中國沒有先進武器，沒有高射砲，最多是架著機關槍打。 面對日軍的瘋狂轟炸以及我軍的無力抵抗，昆明防空司令把現在的圓通山變做高射砲基地。日本飛機來了，他下令開砲，可是砲彈打上去，5000公尺左右就炸了，一炸就炸成一片。但是日本飛機在上面，炸不著。所以，遠遠看去天空中是三條線：第一條線是日本飛機從上面扔下的炸彈，把地下炸成一片灰塵；第二條線就是所謂我們防空司令的砲火線在半空上炸的一圈一圈的火；第三條線是日軍飛機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 那時候的中國根本談不上維護領空權，只能是被敵人壓著打，空軍力量的薄弱，讓普通的民眾只能選擇東躲西藏，在暗無天日的防空洞等待著重見天日的一天。 1939年的中國，全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東南沿海各省已被日軍全部佔領，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隨著戰事的發展，中國空軍迫切需要加強空軍力量。 1940年11月，蔣介石委派美籍空軍顧問陳納德和空軍作戰部長毛邦初前往當時還沒同日本開戰的美國，謀求得到一批作戰飛機並招募一批美籍飛行人員。 1941年4月15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項密令：向中國提供100架P-40B新式戰鬥機，並且允許美國陸海軍退役軍人及預備役軍人組成美國志願隊前往中國。按照中美雙方的協議，中方以中央飛機製造公司的名義在美國各地招募空、地勤人員，每個志願人員都必須簽約作為中國空軍志願人員為中國空軍服務。洛文斯基是當時飛虎隊的機械師，高中畢業後，他就加入了美國軍隊。他告訴我們，有一天，有人來找他，問他是否願意去中國，去幫助那裡的人民。而且，對方說，如果願意，他將馬上被錄取。洛文斯基說：“對我來說，這真是一次偉大的冒險。”冒險和挑戰在這個美國年輕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過了生命。與洛文斯基不同，同樣作為飛虎隊機械師的拜斯頓則是為了幾乎三倍的工資。 他說：“我當時作為一名飛機機械師一個月賺70美元，但他們給我的工資是300美元一個月，這比我習慣的多得多了，所以我決定試一試。”就這樣，一批原本彼此毫無關聯的美國青年，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匯集到了一起。 查爾斯·邦德也是這些美國青年中的一位。 1915年，查爾斯·邦德生於美國德州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當時經營著一家從事裝潢設計的小公司，他特別希望兒子能為他工作，所以不想讓兒子完成中學學業。但查爾斯並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他一直在等待機會改變命運。直到有一天軍隊來招兵，不過軍靴和軍刀得自己出錢買，於是查爾斯就向鄰居借錢，買了軍靴、軍刀，參加了軍隊。 1935年，查爾斯·邦德加入德克薩斯國民衛隊，開始接受飛行訓練。年輕的他非常渴望能夠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然而現實卻跟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歷時9個月的高級特殊飛行訓練完成後，查爾斯·邦德卻發現自己被指派駕駛轟炸機。他失望萬分，追問教官為什麼。教官說：“因為缺乏轟炸機駕駛員，一半的畢業學員要被指派駕駛轟炸機，而你的名字正好在字母順序的前一半，也就是被指派駕駛轟炸機的那一半。” 然而，查爾斯駕駛戰鬥機的夢想並沒有徹底破滅。 1941年，羅斯福總統向中國提供戰鬥機，並允許美國軍人誌願前往中國。這一消息對於一直想駕駛戰鬥機的查爾斯·邦德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他完全自願地參加了志願軍。 7月10日，第一批由100名飛行員和190名地勤人員組成的美軍志願人員由舊金山起程前往中國。由於當時美日尚未開戰，因此他們的護照上寫著：音樂家、學生、銀行家和農民等五花八門的身份。他們的經歷幾乎涵蓋了美軍當時所有與飛行有關的編制，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曾經駕駛過戰鬥機。 1941年8月1日，美國志願航空隊在緬甸同古正式成立。到達緬甸後的第二天早上，志願航空隊員們就告別了休閒的日子，上級告訴他們與之戰鬥的敵人是多麼的強大，這不是在好萊塢拍電影，戰爭會很殘酷。事實上，剛到緬甸培訓的時候，大家都非常開心。但是第二天早上，知道了是要去打仗，很多人就要求要退出，回國。而剩下的這些人，則組成了這支人數最少，在最大的地域作戰，並且戰績最大的，著名的飛虎隊。這支雜牌軍首先需要面對的難題是熱帶悶熱的天氣，以及訓練中連續不斷的事故，所幸他們擁有一位出色的指揮官——克萊爾·李·陳納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 12月18日，陳納德率領他的雜牌軍秘密進駐昆明巫家壩機場。而1935年他在《防禦性追擊的作用》一書中所提出的那套被人忽視的“戰鬥機雙機編組作戰”理論，終於有了可以付諸實踐的機會。 在陳納德的戰術體系中，每兩架戰鬥機組成一個戰術小組，每架長機原則上只對自己的僚機負責，這就簡化了空中混戰時的臨場指揮。作戰時，各戰術小組同時從不同方向發起進攻，利用速度衝亂敵機隊形，然後各個擊破。羅斯福總統給中國提供的P-40B新式戰鬥機飛得比較慢，但是卻很結實。而日本的零式戰鬥機，雖然飛得很快，但結構卻十分脆弱，被稱為空中打火機。 1941年12月18日上午時分，就在市民們忐忑不安地仰望天空的時候，從日軍佔領下的越南河內起飛的10架96式三菱中型轟炸機正在向昆明市區飛來。日軍並沒有為這十架轟炸機安排戰鬥機護航，因為在他們看來，轟炸中國城市是不需要戰鬥機參加的。 上午10時25分，防空觀察哨發現了逼近中的日軍轟炸機，空襲警報隨之響徹全城。 11時，日軍轟炸機編隊飛臨昆明上空，一場浩劫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就在這時，幾架樣式奇特的戰鬥機突然從雲層中鑽出，直撲毫無防備的日軍轟炸機，日軍機群一片混亂，6架日機先後中彈起火，一陣激烈的槍砲聲在空中響起。 時任飛虎隊警衛營排長的楊岑峰對突然出現擊落日本轟炸機的幾架奇特的飛機印象深刻：“他那個飛機上好像都是黑漆漆的，上面跟現在汽車上一樣，畫的大美人的腿，美人頭之類的。” 而當時作為翻譯官的黃澄則記得：“上面畫著兩個大鯊魚頭，嘴很大，眼睛兇得很，昆明人一看，你們飛機是這個樣子，簡直是個大老虎。昆明是內陸城市，老百姓們沒見過鯊魚是什麼樣子，所以一看那麼大的鯊魚，就以為是大老虎，而且，這個大老虎還會飛。老百姓說，簡直是'飛老虎'啊。” 從此以後，鯊魚嘴成了飛虎隊最著名的標誌，在飛機上塗裝嚇人的圖案，是為了達到恐嚇敵人的效果，但是這種做法其實並不是飛虎隊的首創，它來自於在北非作戰的英國空軍。 陳納德的到來，日本人並不知道。 “日本飛機大搖大擺地來到昆明，第一次被AVG（飛虎隊）打得個落花流水，我們看著愜意極了。”黃澄和所有昆明人一樣，覺得心裡非常舒服。但是對這第一次的轟炸，查爾斯·邦德感到更多的則是緊張。他說：“敵我雙方一共有25架飛機，面對面互相衝去，在穿越敵機機群那一瞬間，我看到了很多的火光，從機翼兩側閃過。” 在當天的日記中，查爾斯·邦德記下了這樣的情景：我們從各個方向朝日本人開火，右邊、左邊、上邊、下邊，第一次俯沖之後，一架敵機開始冒煙，拖在編隊的後面。第二次俯沖之後，另外兩架飛機也著了火，天空中到處都是敵機的碎片，散得到處都是。 回憶起轟炸的情景，當時身在昆明的畫家周令釗是這樣說的：“感覺像是看電視一樣，天上一下子掉下來一個，我們就仔細看看，看看那個翅膀上的都是日軍軍徽紅太陽。”而同樣跑去看的黃澄，則在被擊落的日軍飛機裡看到了日本人的半隻腳。 這一天，昆明的天空格外晴朗。 戰鬥結束了，昆明人對這支特別的飛行隊感激之情非可言宣，“3歲孩子見到美國人在街上過，把大拇指一蹺，老美頂好！他們都會講老美頂好。”從那以後，人們總是稱呼這支美國軍隊做“飛老虎”，喊得多了，美國人印像也很深了，他們說：“他們叫我們飛老虎什麼意思？”翻譯就給他們翻譯說：“飛的，老虎嘛。” “飛老虎”這個詞兒傳到了陳納德將軍那兒，他說“這麼好的名字我們不要嗎”！就這樣，把自己的軍隊叫做了“飛虎隊”。 據戰後統計，10架日軍轟炸機中有6架被當場擊落，其餘4架帶傷逃走，有3架在返航途中墜毀，只有一架回到了基地。而陳納德的雜牌軍，只有一架戰鬥機由於燃油耗盡而迫降。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軍隊中，有這樣一句話十分流行：對於自己的上司，有兩件事是絕對不能做的：第一，永遠不要指導上司該怎麼做；第二，永遠不要用行動證明上司的錯誤。 但是陳納德在飛虎隊卻把這兩件事全都做了。一方面，他不斷向美國領導層呼籲，改變原有空戰形式；另一方面則擅自做主，率先在飛虎隊利用更加靈活機動的雙機編組形式，與喜歡大編隊作戰的日軍打起了空中游擊戰。 回憶起戰鬥的日子，查爾斯·邦德說：“在戰場上銘記在心的永遠是你的頂頭上司，你得信任他，你倆是息息相關的，他（陳納德）說的話，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何時何地都不要輕易嘗試決戰，因為別人的飛機可能會比你的先進，但是也別忘了，P-40B戰鬥機是你強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不要跟敵人纏鬥，可以假裝逃跑，忽上忽下，然後突然殺一個回馬槍，我們能做到。” 1942年初，飛虎隊根據情報得知，日軍在泰國清邁集中空中力量，計劃對昆明再次進行大規模空襲。為了將敵人的計劃扼殺在搖籃裡，飛虎隊決定先發製人。這一次，一支由10架飛虎隊戰鬥機組成的攻擊機群，於3月24日清晨越過邊境對清邁日軍飛行基地進行了一次突然襲擊。 那次戰鬥，查爾斯·邦德記憶深刻：“我帶頭從4000米的高空俯衝下來，那時我還年輕，看見下面機場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無數架敵機，於是立刻選定目標，開始襲擊。首輪俯衝後，我看到了大量敵機，朝我們飛了過來，一時間，到處都是橫飛的子彈——敵人的和我們的，其中一架敵機向我俯衝射擊，我轉了一個大彎，他發射的大部分子彈都從我身旁掠過，並未擊中。當我與他正面交鋒時，他就避開我。我可以看見那個可惡的傢伙，他就坐在駕駛座上，不斷地朝各個方向開火。我和那架敵機前後打了4個來回，直到我看不見他。一年之後，我有機會再去清邁機場參觀時，他們告訴我，當時我把那個傢伙的機翼打了下來。”老人詳細描述著當時的情景，這個為了開戰鬥機的來到中國的美國小伙子，到現在依然為自己的戰鬥感到很驕傲。 據統計，此次戰鬥飛虎隊共摧毀敵機15架，第一次重創日軍在中國境外的空軍基地。此時，這支幾個月前臨時拼湊而成的雜牌軍已經脫胎換骨。 1942年5月4日，又是一個晴天。雲南省保山市數千名群眾聚集在市中心紀念抗戰全面爆發後的第五個青年節。下午時分，天邊隱隱傳來不祥的轟鳴聲，也許是因為紀念活動太熱烈了，也許是因為市外機場駐紮著飛虎隊，群情激奮的人們並沒有註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險。 那一次，城市防空預警系統發生了失誤，對於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險沒有任何警報，等待數千名群眾的是四五十架敵機的突然來襲。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兩撥敵機群突然出現在保山上空。 對於這次經歷，查爾斯·邦德在回憶錄《一個飛虎隊隊員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鮑勃·里托和我正在擦我們的手槍，這時鮑勃·尼爾突然大聲喊我們，叫我們緊急登機，當我發動了引擎後，看到高空中一個很大的日軍轟炸機編隊正在向機場飛來，尼爾拔出他的手槍，對天鳴槍報警，我坐在駕駛艙裡，猶豫了片刻，見鬼，我能行！ 軍事題材畫家羅伊·格林奈爾在畫作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查爾斯起飛的時候忘記了他的飛機還沒有打開導流板、沒有戴頭盔、降落傘也還沒有系上……他什麼都沒有準備。你能看到日本轟炸機準備從右上角飛越這個城市，而邦德，他正在四處觀望——那裡有兩個日軍飛行編隊。當你看到這幅畫時，能想像到飛機起飛後會是什麼場面。” 那天下午，查爾斯·邦德是唯一一名來得及起飛的飛虎隊隊員，而他要面對的是超過50架日軍轟炸機與戰鬥機。 “你能想像到那是怎樣的情景，”查爾斯·邦德說，“我盡可能地追擊他們，同時四處觀察，希望沒有其他敵機襲擊到我，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朝著我所能看見的敵機拼命開火，但後面還有很多敵機呢，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查爾斯·邦德在回憶錄《一個飛虎隊隊員的日記》中這樣描述這場戰鬥： 我咬住敵機隊形右側，最後面的那架轟炸機，連續三輪俯衝射擊後，我看到敵機燃起大火，開始向下墜落，我追逐著大約五十架日本轟炸機穿越中國邊境進入緬甸北部，當我打完所有彈藥准備返航時，突然聽到幾聲劇烈的爆炸，回頭一看，三架日軍零式戰鬥機正跟在我身後瘋狂開火。 我並沒有聽到槍聲，我只知道子彈在我周圍不斷擦過，敵人擊中了我的機尾，換做任何人，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座艙裡燃起了大火，我當時想：這下死定了。 然而，查爾斯·邦德並沒有死。 在這一天的日記裡，查爾斯·邦德是這樣描述那一刻的：火苗已經點燃了我全身，我閉上眼睛，使勁搖開座艙蓋，匆忙系上降落傘，猛烈的氣流一下子把我拖出了機艙。當我降落到地面以後，發現自己身上還在著火，剛好著陸點旁邊有個小河流過，我毫不猶豫地跳入河中將火撲滅，然後我感到頭部隱隱作痛。我把手指插入頭髮，發現頭上還在流血，謝天謝地，日本人的一顆子彈只擦傷了我的頭皮。 雖然查爾斯沒事，但是他當時的境地確實非常危險。查爾斯的兒子查爾斯·邦德三世經常對女兒說，如果從後面擊中查爾斯引起著火的那發子彈再往下來這麼一點點的話，那今天就不會有他們了。 “50架轟炸機，只有我一個人迎戰，我肯定是他們攻擊的焦點，”查爾斯說，“但我記得我以前跟人講過，如果我回到26歲，我還是會那麼做。” 1942年5月4日這一天，保山市一片火海，青年節紀念活動現場被日軍炸得血肉模糊。整個城市一片廢墟，到處都在冒煙，被炸死的中國士兵和老百姓屍橫遍野，那種慘死的場景，查爾斯永遠都不會忘記。 也是在這一天，保山市軍民不會忘記，有一架畫著飛老虎的戰鬥機獨自起飛，向50餘架日軍飛機開火攻擊，這名勇敢的飛行員就是查爾斯·邦德。 查爾斯·邦德說：“為能有機會參加拯救昆明的空戰而感到非常高興。他們需要幫助，這就是我們出生入死為之戰鬥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光榮。” 1942年6月，在距離保山空戰僅僅一個月之後，查爾斯·邦德在桂林上空再次被日軍擊落。這一次，他沒有能夠再回到中國的天空。這一年的7月4日，飛虎隊正式歸編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原有編制人員就地解散回國。 在此之前的7個月時間裡，陳納德的這支雜牌軍共參加空戰31次，總計擊落日軍飛機299架，在空戰中，飛虎隊共犧牲飛行員23名，損失飛機73架，其中被日軍直接擊落的僅有12架。 “他們都是勇敢的小伙子，一旦找到目標，他們便下定決心，他們要幫助那裡的人民——即使他們並不認識他們。他們在傑出領導陳納德手下飛行與戰鬥，我曾對話過的每一個飛虎隊員，所有人都非常敬佩陳納德將軍，我想對每個人來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戰友、好領導。”軍事題材畫家羅伊·格林奈爾這樣評價這個僅存在7個月卻戰功卓著的群體。 1945年8月1日，終身不善於同政治打交道的陳納德離開了中國。這一天，成千上萬的重慶市民自發湧上街頭，據說送行的人群將陳納德乘坐的汽車抬了起來，一直抬到重慶中心廣場。此時，距離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還剩14天。 陳納德將軍在抗戰快要實現全面勝利、日軍即將舉起白旗的時候被迫回國，其實是政治鬥爭的產物。總體上，美國人大多都具有誠實、敬業的品質，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與陳納德兩人也不例外。不過，史迪威的性格缺點更加明顯：他往往顯得過於傲慢，尖酸刻薄，對軍事計劃部署與中方的不同理解，屢屢與“花生米”及中國官員發生衝突。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5月，在中國遠征軍入緬問題上，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國民黨軍隊的建議而激化。史迪威曾接連兩次提出書面建議，揭露國民黨入緬部隊裡有許多長官貪污腐敗，大發國難財。史迪威指出，他們剋扣軍餉，走私成風。實際上，國民黨軍隊進入緬境後，臘戊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妝品、食物、菸酒，整車整車地運回物資奇缺的昆明，倒手就牟取暴利10至20倍。遺憾的是，對史迪威這一正直的建議，蔣夫人宋美齡的回答是：“史迪威將軍所倡議的激烈措施不能採用”，“頭不能割下來，否則就不會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了”。於是，史迪威不但是白提建議，蔣介石對他的畏懼與厭惡也由此產生。 1942年12月，蔣介石再次致函羅斯福，表示他對陳納德的支持。很明顯，蔣介石未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陳納德，而是要用他與史迪威相抗爭。史迪威失勢後，作為報復，史迪威的密友，美國軍部高層的馬歇爾於抗戰勝利前夜召回了陳將軍。 對於陳納德來說，那天中國人民的熱情給予他生命中一次最難忘的巔峰體驗——善良的民眾擎著錦旗，抬著橫匾，敲鑼打鼓湧向歡送地點。在會場，高樓上，屋頂上中美國旗迎風招展，大街小巷商店民居到處張貼著飛虎圖畫，以及丘吉爾那個著名的勝利“V”字。接陳將軍去廣場的蔣介石的專車，被人山人海的百姓呼喚著“陳納德，陳納德”的名字一路推進了廣場。汗流浹背的人們紛紛湧向高台，送上名貴的晶瑩的玉石、精緻的漆器、祖傳的古玩…… “陳納德——”熱切的呼喚聲浪此起彼伏。面對這樣的場景，深受西方文史傳統滋養的陳納德感到自己似乎身處兩千年前的羅馬城，自己似乎變成了一個從凱旋門得勝歸來的古羅馬將軍，沐浴在花瓣雨中……即便是原本極富演說天才的他此時也是久佇高台，咽喉哽噎，說不出一句話。最後，他伸開雙臂，像要擁抱敬愛他的中國人民。一張嘴，卻淚如泉湧，他也不去揩拭，任由感激的淚水放縱奔流在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後來，黃仁霖將軍對他說：“自從馬可·波羅以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這麼博得過中國人的人心。” 查爾斯·邦德也離開了中國，回到了原先的部隊，不久後出任美國駐蘇聯武官，退休前他所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美國空軍第十二航空隊司令。在飛虎隊的7個月時間裡，他一共擊落8架日機，是首批飛虎隊飛行員中擊落敵機最多的王牌飛行員之一。 查爾斯的女兒麗貝卡·邦德說：“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真的做得很好，非常的出色，這間屋子裡到處擺放的都是他的戰爭紀念品，征服各個戰場的紀念品，這些都是用來紀念他的成就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將它們從父親的手中奪走，我非常堅信這一點。” 悠遠的歌聲飄蕩在中國的萬里晴空之上，向那些為中國的天空不受侵略而戰鬥和犧牲的飛虎隊隊員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9年8月，94歲的查爾斯·邦德因老年癡呆症在家中去世。我們依然記得，採訪時，時不時打個小盹的查爾斯；提起昆明時，他臉上立刻消失的笑容；還有他最後說的那句話： 如果有來生，我還要去中國。
註釋：
2008年的秋天，我們來到美國拜訪了一位沉默的老人。老人的家人很熱情，人人都想在攝像機前說上幾句。而老人自己卻不太愛說話，採訪之餘，還時不時地抽空打個小盹。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只是溫和地朝每一個向他打招呼的人微笑，但只要一提起昆明，笑容立刻便在他的臉上消失，透過他的眼神，我們彷彿又回到了60多年前。 1937年，日本的飛機襲擊了南京。據統計，“七七”事變爆發時中國空軍共有飛機316架，而其中真正能夠起飛作戰的只有166架。就是依靠這100多架老式飛機，僅在1938年進行的5次武漢空戰中，中國空軍共擊落來犯日機62架。但是，隨著原有作戰飛機的不斷損耗，特別是一批優秀飛行員的犧牲，中國的天空逐漸不再屬於中國。日軍利用佔絕對優勢的空中力量，對中國西南大後方各地實行大規模的連續轟炸。 據不完全統計，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僅昆明一地就遭受日軍大規模轟炸18次，死傷軍民3000多人，被毀房屋14000餘座。 黃澄是當時飛虎隊的翻譯官，他模糊地記得日軍第一次轟炸是在1938年或1939年的一天。那天飛機從台灣飛來，炸在了昆明市昆師路上昆華師範學校一帶。日本飛機如入無人之境，那裡被炸死的人的屍體後來被整整齊齊地堆在一起擺放著。而路邊電線桿上、牆上掛的都是心、肺、斷肢、一塊一塊的肉。黃澄說起轟炸後的慘狀，依然心有餘悸，他說：“慘不忍睹，那真叫做慘不忍睹啊！” 有一個細節，黃澄記得很清楚：“當時昆明大東門有一個牛肉館，它被炸了，被炸了怎麼辦？搬家？不！在原地方附近又弄一弄，又開張了。然後又被炸了。它第三次又開張時就改名叫做'不怕炸牛肉館'。”然而“不怕炸牛肉館”卻沒有擺脫它再次被炸的命運。黃澄記得這個“不怕炸牛肉館”翻來覆去一共被炸過四五次。 在楊岑峰的記憶裡，日本的轟炸機簡直就是肆無忌憚，飛得很低，連機翼上的日本國徽都看得很清楚。那時候中國沒有先進武器，沒有高射砲，最多是架著機關槍打。 面對日軍的瘋狂轟炸以及我軍的無力抵抗，昆明防空司令把現在的圓通山變做高射砲基地。日本飛機來了，他下令開砲，可是砲彈打上去，5000公尺左右就炸了，一炸就炸成一片。但是日本飛機在上面，炸不著。所以，遠遠看去天空中是三條線：第一條線是日本飛機從上面扔下的炸彈，把地下炸成一片灰塵；第二條線就是所謂我們防空司令的砲火線在半空上炸的一圈一圈的火；第三條線是日軍飛機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 那時候的中國根本談不上維護領空權，只能是被敵人壓著打，空軍力量的薄弱，讓普通的民眾只能選擇東躲西藏，在暗無天日的防空洞等待著重見天日的一天。 1939年的中國，全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東南沿海各省已被日軍全部佔領，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隨著戰事的發展，中國空軍迫切需要加強空軍力量。 1940年11月，蔣介石委派美籍空軍顧問陳納德和空軍作戰部長毛邦初前往當時還沒同日本開戰的美國，謀求得到一批作戰飛機並招募一批美籍飛行人員。 1941年4月15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項密令：向中國提供100架P-40B新式戰鬥機，並且允許美國陸海軍退役軍人及預備役軍人組成美國志願隊前往中國。按照中美雙方的協議，中方以中央飛機製造公司的名義在美國各地招募空、地勤人員，每個志願人員都必須簽約作為中國空軍志願人員為中國空軍服務。洛文斯基是當時飛虎隊的機械師，高中畢業後，他就加入了美國軍隊。他告訴我們，有一天，有人來找他，問他是否願意去中國，去幫助那裡的人民。而且，對方說，如果願意，他將馬上被錄取。洛文斯基說：“對我來說，這真是一次偉大的冒險。”冒險和挑戰在這個美國年輕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過了生命。與洛文斯基不同，同樣作為飛虎隊機械師的拜斯頓則是為了幾乎三倍的工資。 他說：“我當時作為一名飛機機械師一個月賺70美元，但他們給我的工資是300美元一個月，這比我習慣的多得多了，所以我決定試一試。”就這樣，一批原本彼此毫無關聯的美國青年，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匯集到了一起。 查爾斯·邦德也是這些美國青年中的一位。 1915年，查爾斯·邦德生於美國德州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當時經營著一家從事裝潢設計的小公司，他特別希望兒子能為他工作，所以不想讓兒子完成中學學業。但查爾斯並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他一直在等待機會改變命運。直到有一天軍隊來招兵，不過軍靴和軍刀得自己出錢買，於是查爾斯就向鄰居借錢，買了軍靴、軍刀，參加了軍隊。 1935年，查爾斯·邦德加入德克薩斯國民衛隊，開始接受飛行訓練。年輕的他非常渴望能夠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然而現實卻跟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歷時9個月的高級特殊飛行訓練完成後，查爾斯·邦德卻發現自己被指派駕駛轟炸機。他失望萬分，追問教官為什麼。教官說：“因為缺乏轟炸機駕駛員，一半的畢業學員要被指派駕駛轟炸機，而你的名字正好在字母順序的前一半，也就是被指派駕駛轟炸機的那一半。” 然而，查爾斯駕駛戰鬥機的夢想並沒有徹底破滅。 1941年，羅斯福總統向中國提供戰鬥機，並允許美國軍人誌願前往中國。這一消息對於一直想駕駛戰鬥機的查爾斯·邦德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他完全自願地參加了志願軍。 7月10日，第一批由100名飛行員和190名地勤人員組成的美軍志願人員由舊金山起程前往中國。由於當時美日尚未開戰，因此他們的護照上寫著：音樂家、學生、銀行家和農民等五花八門的身份。他們的經歷幾乎涵蓋了美軍當時所有與飛行有關的編制，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曾經駕駛過戰鬥機。 1941年8月1日，美國志願航空隊在緬甸同古正式成立。到達緬甸後的第二天早上，志願航空隊員們就告別了休閒的日子，上級告訴他們與之戰鬥的敵人是多麼的強大，這不是在好萊塢拍電影，戰爭會很殘酷。事實上，剛到緬甸培訓的時候，大家都非常開心。但是第二天早上，知道了是要去打仗，很多人就要求要退出，回國。而剩下的這些人，則組成了這支人數最少，在最大的地域作戰，並且戰績最大的，著名的飛虎隊。這支雜牌軍首先需要面對的難題是熱帶悶熱的天氣，以及訓練中連續不斷的事故，所幸他們擁有一位出色的指揮官——克萊爾·李·陳納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 12月18日，陳納德率領他的雜牌軍秘密進駐昆明巫家壩機場。而1935年他在《防禦性追擊的作用》一書中所提出的那套被人忽視的“戰鬥機雙機編組作戰”理論，終於有了可以付諸實踐的機會。 在陳納德的戰術體系中，每兩架戰鬥機組成一個戰術小組，每架長機原則上只對自己的僚機負責，這就簡化了空中混戰時的臨場指揮。作戰時，各戰術小組同時從不同方向發起進攻，利用速度衝亂敵機隊形，然後各個擊破。羅斯福總統給中國提供的P-40B新式戰鬥機飛得比較慢，但是卻很結實。而日本的零式戰鬥機，雖然飛得很快，但結構卻十分脆弱，被稱為空中打火機。 1941年12月18日上午時分，就在市民們忐忑不安地仰望天空的時候，從日軍佔領下的越南河內起飛的10架96式三菱中型轟炸機正在向昆明市區飛來。日軍並沒有為這十架轟炸機安排戰鬥機護航，因為在他們看來，轟炸中國城市是不需要戰鬥機參加的。 上午10時25分，防空觀察哨發現了逼近中的日軍轟炸機，空襲警報隨之響徹全城。 11時，日軍轟炸機編隊飛臨昆明上空，一場浩劫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就在這時，幾架樣式奇特的戰鬥機突然從雲層中鑽出，直撲毫無防備的日軍轟炸機，日軍機群一片混亂，6架日機先後中彈起火，一陣激烈的槍砲聲在空中響起。 時任飛虎隊警衛營排長的楊岑峰對突然出現擊落日本轟炸機的幾架奇特的飛機印象深刻：“他那個飛機上好像都是黑漆漆的，上面跟現在汽車上一樣，畫的大美人的腿，美人頭之類的。” 而當時作為翻譯官的黃澄則記得：“上面畫著兩個大鯊魚頭，嘴很大，眼睛兇得很，昆明人一看，你們飛機是這個樣子，簡直是個大老虎。昆明是內陸城市，老百姓們沒見過鯊魚是什麼樣子，所以一看那麼大的鯊魚，就以為是大老虎，而且，這個大老虎還會飛。老百姓說，簡直是'飛老虎'啊。” 從此以後，鯊魚嘴成了飛虎隊最著名的標誌，在飛機上塗裝嚇人的圖案，是為了達到恐嚇敵人的效果，但是這種做法其實並不是飛虎隊的首創，它來自於在北非作戰的英國空軍。 陳納德的到來，日本人並不知道。 “日本飛機大搖大擺地來到昆明，第一次被AVG（飛虎隊）打得個落花流水，我們看著愜意極了。”黃澄和所有昆明人一樣，覺得心裡非常舒服。但是對這第一次的轟炸，查爾斯·邦德感到更多的則是緊張。他說：“敵我雙方一共有25架飛機，面對面互相衝去，在穿越敵機機群那一瞬間，我看到了很多的火光，從機翼兩側閃過。” 在當天的日記中，查爾斯·邦德記下了這樣的情景：我們從各個方向朝日本人開火，右邊、左邊、上邊、下邊，第一次俯沖之後，一架敵機開始冒煙，拖在編隊的後面。第二次俯沖之後，另外兩架飛機也著了火，天空中到處都是敵機的碎片，散得到處都是。 回憶起轟炸的情景，當時身在昆明的畫家周令釗是這樣說的：“感覺像是看電視一樣，天上一下子掉下來一個，我們就仔細看看，看看那個翅膀上的都是日軍軍徽紅太陽。”而同樣跑去看的黃澄，則在被擊落的日軍飛機裡看到了日本人的半隻腳。 這一天，昆明的天空格外晴朗。 戰鬥結束了，昆明人對這支特別的飛行隊感激之情非可言宣，“3歲孩子見到美國人在街上過，把大拇指一蹺，老美頂好！他們都會講老美頂好。”從那以後，人們總是稱呼這支美國軍隊做“飛老虎”，喊得多了，美國人印像也很深了，他們說：“他們叫我們飛老虎什麼意思？”翻譯就給他們翻譯說：“飛的，老虎嘛。” “飛老虎”這個詞兒傳到了陳納德將軍那兒，他說“這麼好的名字我們不要嗎”！就這樣，把自己的軍隊叫做了“飛虎隊”。 據戰後統計，10架日軍轟炸機中有6架被當場擊落，其餘4架帶傷逃走，有3架在返航途中墜毀，只有一架回到了基地。而陳納德的雜牌軍，只有一架戰鬥機由於燃油耗盡而迫降。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軍隊中，有這樣一句話十分流行：對於自己的上司，有兩件事是絕對不能做的：第一，永遠不要指導上司該怎麼做；第二，永遠不要用行動證明上司的錯誤。 但是陳納德在飛虎隊卻把這兩件事全都做了。一方面，他不斷向美國領導層呼籲，改變原有空戰形式；另一方面則擅自做主，率先在飛虎隊利用更加靈活機動的雙機編組形式，與喜歡大編隊作戰的日軍打起了空中游擊戰。 回憶起戰鬥的日子，查爾斯·邦德說：“在戰場上銘記在心的永遠是你的頂頭上司，你得信任他，你倆是息息相關的，他（陳納德）說的話，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何時何地都不要輕易嘗試決戰，因為別人的飛機可能會比你的先進，但是也別忘了，P-40B戰鬥機是你強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不要跟敵人纏鬥，可以假裝逃跑，忽上忽下，然後突然殺一個回馬槍，我們能做到。” 1942年初，飛虎隊根據情報得知，日軍在泰國清邁集中空中力量，計劃對昆明再次進行大規模空襲。為了將敵人的計劃扼殺在搖籃裡，飛虎隊決定先發製人。這一次，一支由10架飛虎隊戰鬥機組成的攻擊機群，於3月24日清晨越過邊境對清邁日軍飛行基地進行了一次突然襲擊。 那次戰鬥，查爾斯·邦德記憶深刻：“我帶頭從4000米的高空俯衝下來，那時我還年輕，看見下面機場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無數架敵機，於是立刻選定目標，開始襲擊。首輪俯衝後，我看到了大量敵機，朝我們飛了過來，一時間，到處都是橫飛的子彈——敵人的和我們的，其中一架敵機向我俯衝射擊，我轉了一個大彎，他發射的大部分子彈都從我身旁掠過，並未擊中。當我與他正面交鋒時，他就避開我。我可以看見那個可惡的傢伙，他就坐在駕駛座上，不斷地朝各個方向開火。我和那架敵機前後打了4個來回，直到我看不見他。一年之後，我有機會再去清邁機場參觀時，他們告訴我，當時我把那個傢伙的機翼打了下來。”老人詳細描述著當時的情景，這個為了開戰鬥機的來到中國的美國小伙子，到現在依然為自己的戰鬥感到很驕傲。 據統計，此次戰鬥飛虎隊共摧毀敵機15架，第一次重創日軍在中國境外的空軍基地。此時，這支幾個月前臨時拼湊而成的雜牌軍已經脫胎換骨。 1942年5月4日，又是一個晴天。雲南省保山市數千名群眾聚集在市中心紀念抗戰全面爆發後的第五個青年節。下午時分，天邊隱隱傳來不祥的轟鳴聲，也許是因為紀念活動太熱烈了，也許是因為市外機場駐紮著飛虎隊，群情激奮的人們並沒有註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險。 那一次，城市防空預警系統發生了失誤，對於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險沒有任何警報，等待數千名群眾的是四五十架敵機的突然來襲。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兩撥敵機群突然出現在保山上空。 對於這次經歷，查爾斯·邦德在回憶錄《一個飛虎隊隊員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鮑勃·里托和我正在擦我們的手槍，這時鮑勃·尼爾突然大聲喊我們，叫我們緊急登機，當我發動了引擎後，看到高空中一個很大的日軍轟炸機編隊正在向機場飛來，尼爾拔出他的手槍，對天鳴槍報警，我坐在駕駛艙裡，猶豫了片刻，見鬼，我能行！ 軍事題材畫家羅伊·格林奈爾在畫作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查爾斯起飛的時候忘記了他的飛機還沒有打開導流板、沒有戴頭盔、降落傘也還沒有系上……他什麼都沒有準備。你能看到日本轟炸機準備從右上角飛越這個城市，而邦德，他正在四處觀望——那裡有兩個日軍飛行編隊。當你看到這幅畫時，能想像到飛機起飛後會是什麼場面。” 那天下午，查爾斯·邦德是唯一一名來得及起飛的飛虎隊隊員，而他要面對的是超過50架日軍轟炸機與戰鬥機。 “你能想像到那是怎樣的情景，”查爾斯·邦德說，“我盡可能地追擊他們，同時四處觀察，希望沒有其他敵機襲擊到我，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朝著我所能看見的敵機拼命開火，但後面還有很多敵機呢，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查爾斯·邦德在回憶錄《一個飛虎隊隊員的日記》中這樣描述這場戰鬥： 我咬住敵機隊形右側，最後面的那架轟炸機，連續三輪俯衝射擊後，我看到敵機燃起大火，開始向下墜落，我追逐著大約五十架日本轟炸機穿越中國邊境進入緬甸北部，當我打完所有彈藥准備返航時，突然聽到幾聲劇烈的爆炸，回頭一看，三架日軍零式戰鬥機正跟在我身後瘋狂開火。 我並沒有聽到槍聲，我只知道子彈在我周圍不斷擦過，敵人擊中了我的機尾，換做任何人，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座艙裡燃起了大火，我當時想：這下死定了。 然而，查爾斯·邦德並沒有死。 在這一天的日記裡，查爾斯·邦德是這樣描述那一刻的：火苗已經點燃了我全身，我閉上眼睛，使勁搖開座艙蓋，匆忙系上降落傘，猛烈的氣流一下子把我拖出了機艙。當我降落到地面以後，發現自己身上還在著火，剛好著陸點旁邊有個小河流過，我毫不猶豫地跳入河中將火撲滅，然後我感到頭部隱隱作痛。我把手指插入頭髮，發現頭上還在流血，謝天謝地，日本人的一顆子彈只擦傷了我的頭皮。 雖然查爾斯沒事，但是他當時的境地確實非常危險。查爾斯的兒子查爾斯·邦德三世經常對女兒說，如果從後面擊中查爾斯引起著火的那發子彈再往下來這麼一點點的話，那今天就不會有他們了。 “50架轟炸機，只有我一個人迎戰，我肯定是他們攻擊的焦點，”查爾斯說，“但我記得我以前跟人講過，如果我回到26歲，我還是會那麼做。” 1942年5月4日這一天，保山市一片火海，青年節紀念活動現場被日軍炸得血肉模糊。整個城市一片廢墟，到處都在冒煙，被炸死的中國士兵和老百姓屍橫遍野，那種慘死的場景，查爾斯永遠都不會忘記。 也是在這一天，保山市軍民不會忘記，有一架畫著飛老虎的戰鬥機獨自起飛，向50餘架日軍飛機開火攻擊，這名勇敢的飛行員就是查爾斯·邦德。 查爾斯·邦德說：“為能有機會參加拯救昆明的空戰而感到非常高興。他們需要幫助，這就是我們出生入死為之戰鬥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光榮。” 1942年6月，在距離保山空戰僅僅一個月之後，查爾斯·邦德在桂林上空再次被日軍擊落。這一次，他沒有能夠再回到中國的天空。這一年的7月4日，飛虎隊正式歸編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原有編制人員就地解散回國。 在此之前的7個月時間裡，陳納德的這支雜牌軍共參加空戰31次，總計擊落日軍飛機299架，在空戰中，飛虎隊共犧牲飛行員23名，損失飛機73架，其中被日軍直接擊落的僅有12架。 “他們都是勇敢的小伙子，一旦找到目標，他們便下定決心，他們要幫助那裡的人民——即使他們並不認識他們。他們在傑出領導陳納德手下飛行與戰鬥，我曾對話過的每一個飛虎隊員，所有人都非常敬佩陳納德將軍，我想對每個人來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戰友、好領導。”軍事題材畫家羅伊·格林奈爾這樣評價這個僅存在7個月卻戰功卓著的群體。 1945年8月1日，終身不善於同政治打交道的陳納德離開了中國。這一天，成千上萬的重慶市民自發湧上街頭，據說送行的人群將陳納德乘坐的汽車抬了起來，一直抬到重慶中心廣場。此時，距離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還剩14天。 陳納德將軍在抗戰快要實現全面勝利、日軍即將舉起白旗的時候被迫回國，其實是政治鬥爭的產物。總體上，美國人大多都具有誠實、敬業的品質，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與陳納德兩人也不例外。不過，史迪威的性格缺點更加明顯：他往往顯得過於傲慢，尖酸刻薄，對軍事計劃部署與中方的不同理解，屢屢與“花生米”及中國官員發生衝突。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5月，在中國遠征軍入緬問題上，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國民黨軍隊的建議而激化。史迪威曾接連兩次提出書面建議，揭露國民黨入緬部隊裡有許多長官貪污腐敗，大發國難財。史迪威指出，他們剋扣軍餉，走私成風。實際上，國民黨軍隊進入緬境後，臘戊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妝品、食物、菸酒，整車整車地運回物資奇缺的昆明，倒手就牟取暴利10至20倍。遺憾的是，對史迪威這一正直的建議，蔣夫人宋美齡的回答是：“史迪威將軍所倡議的激烈措施不能採用”，“頭不能割下來，否則就不會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了”。於是，史迪威不但是白提建議，蔣介石對他的畏懼與厭惡也由此產生。 1942年12月，蔣介石再次致函羅斯福，表示他對陳納德的支持。很明顯，蔣介石未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陳納德，而是要用他與史迪威相抗爭。史迪威失勢後，作為報復，史迪威的密友，美國軍部高層的馬歇爾於抗戰勝利前夜召回了陳將軍。 對於陳納德來說，那天中國人民的熱情給予他生命中一次最難忘的巔峰體驗——善良的民眾擎著錦旗，抬著橫匾，敲鑼打鼓湧向歡送地點。在會場，高樓上，屋頂上中美國旗迎風招展，大街小巷商店民居到處張貼著飛虎圖畫，以及丘吉爾那個著名的勝利“V”字。接陳將軍去廣場的蔣介石的專車，被人山人海的百姓呼喚著“陳納德，陳納德”的名字一路推進了廣場。汗流浹背的人們紛紛湧向高台，送上名貴的晶瑩的玉石、精緻的漆器、祖傳的古玩…… “陳納德——”熱切的呼喚聲浪此起彼伏。面對這樣的場景，深受西方文史傳統滋養的陳納德感到自己似乎身處兩千年前的羅馬城，自己似乎變成了一個從凱旋門得勝歸來的古羅馬將軍，沐浴在花瓣雨中……即便是原本極富演說天才的他此時也是久佇高台，咽喉哽噎，說不出一句話。最後，他伸開雙臂，像要擁抱敬愛他的中國人民。一張嘴，卻淚如泉湧，他也不去揩拭，任由感激的淚水放縱奔流在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後來，黃仁霖將軍對他說：“自從馬可·波羅以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這麼博得過中國人的人心。” 查爾斯·邦德也離開了中國，回到了原先的部隊，不久後出任美國駐蘇聯武官，退休前他所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美國空軍第十二航空隊司令。在飛虎隊的7個月時間裡，他一共擊落8架日機，是首批飛虎隊飛行員中擊落敵機最多的王牌飛行員之一。 查爾斯的女兒麗貝卡·邦德說：“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真的做得很好，非常的出色，這間屋子裡到處擺放的都是他的戰爭紀念品，征服各個戰場的紀念品，這些都是用來紀念他的成就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將它們從父親的手中奪走，我非常堅信這一點。” 悠遠的歌聲飄蕩在中國的萬里晴空之上，向那些為中國的天空不受侵略而戰鬥和犧牲的飛虎隊隊員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9年8月，94歲的查爾斯·邦德因老年癡呆症在家中去世。我們依然記得，採訪時，時不時打個小盹的查爾斯；提起昆明時，他臉上立刻消失的笑容；還有他最後說的那句話： 如果有來生，我還要去中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