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清——時為遼寧省綏中縣市民
李東光——時為黑龍江省通河縣市民
單立志——時為遼寧省丹東市市民
李雯彧——時為遼寧省大連市秋月公學堂學生
馬聲儒——時為遼寧省本溪縣賽馬區雙嶺村小學學生
阮崇武——時為北平二附小學生
管玉珊——時為北平燕京大學學生
劉良惠——時為北平大同中學學生
何兆武——時為北平五三中學學生
倪維斗——時為上海市民
李道豫——時為上海啟秀小學附小學生
楊成緒——時為上海同濟附中學生
潘琪——時為上海民生中小學學生
一位西方哲人說過：“世間一切盡在臉上，每一張臉，每一種表情，對應著一個難以捉摸的內心世界，也展示了一個龐大國家裡複雜多面的民族性格。”
在麻木、痛苦、愚昧、斑駁的影像裡，一張張亡國面孔透露出的表情裡，讓我的創作很壓抑，很沉重。我一直努力思考：八年抗戰，中國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麼？
北平淪陷，莊嚴的天安門上掛起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標語；日本軍人揮舞著大刀，驕傲地騎在紫禁城石獅上，留下了勝利的表情。數以萬計的北平人重複著東北淪陷後的生活：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學日本語言，向日本天皇行遙拜禮，在機關槍隊緊緊地監視下，為日軍勝利攻占每一個中國城市去遊行，去吶喊……
斑駁的影像讓不容置疑的真相撲面而來，一張張亡國面孔透露出的麻木與愚昧讓人壓抑得透不過氣。
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之時，籠罩在戰爭陰影中的上海租界是這樣一番景象：車水馬龍，歌舞昇平。我不得不將“屈辱”與“漠然”這兩種目光剪輯在一起，希望無聲的斑駁影像能爆發出力量。
人們為苟安與漠然的心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屈辱度日的壓抑，流離顛沛的不堪。我努力地在尋找，尋找一種信念，尋找八年抗戰中國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我試圖用一個人物來承載主題，以展現苟安懶散心態生活的人們。在國破家亡之際，表現出緩慢痛苦而又艱難的覺醒過程。因為受素材所限，這一想法一直未能實現。
八年抗戰，值得中國人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麼？直到現在，這一問題一直困惑著我。
“一群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裡表演一場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劇，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背運所注定的，而現代的悲劇，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這個悲劇卻是兩者兼而有之。”這是中國的軍事家蔣百里，在1937年寫下的一段文字。這一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繼被日軍佔領，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歡呼中，中國人在四處掛滿了太陽旗的家鄉，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夏秋冬。 1931年9月19日，生活在東北的市民被籠罩在難以名狀的壓抑和恐慌之中。這一天，大批日軍進駐東北。當時，還是個小孩子的李玉清並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在她兒時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太多的快樂，大人們似乎都是在恐慌中艱難度日。每次出去上學，家人都要特別叮嚀：說話要謹慎、少說閒話、少在外邊逗留。 在和李玉清同齡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自從家鄉來了日本人，他們的生活就變得不再平靜。 “那種心頭的隱恨，既不能表達又不能傾訴，那種惱怒和怨恨有的時候，真想把天翻過來！啥叫鐵蹄下？啥叫亡國？你們不能理解。說句不好聽的話，解放後好長時間，和日本已經恢復關係，但我在思想上通不過，作為一個民族可以原諒，但作為我們這種經歷了亡國之恨的人，這個陰影啊很難消除，真的很難消除！”提起“九一八”之後當亡國奴的那段日子，當時生活在東北的李玉清至今都無法釋懷。 參加過東北抗聯的單立志對日本人殺害中國人有更直觀的感受，他說：“日本人殺中國人非常殘忍，隨便就拿刺刀捅死了。” 黑龍江省通河縣的李東光老人說：“冬天，一批人在松花江捕魚，那個時候魚多，魚從江里頭往外躥，兩個日本鬼子領著一隻狗，也在那個地方，他們（日本人）也讓狗出去跟群眾搶魚。” 刺刀、狼狗和太陽旗，這是李玉清對於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記憶。後來，大人們在關起門後悄悄地告訴她：他們已經成為了亡國奴。李玉清說：“當時總能聽見老人們念叨大帥（張作霖），說少帥（張學良）心狠，把東北的父老鄉親都撂下了。” 其實“九一八”事變當晚，瀋陽城原本有80000多東北軍，駐紮在北大營的官兵就有6000多名。但是，在這一夜，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這條命令致使整個東北在四個月零十八天裡，丟失殆盡，3000萬東北人成了亡國奴。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從此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 李玉清所在學校的副校長是個日本人，小學的時候由中國老師教日語課，到了中學就改為日語老師教日語課。學生到了六年級以後，就不允許在學校說中國話，一律都得說日語。 按規定，老師們還要穿“協和服”，學生們要穿操服、戴勤勞奉世的帽子。協和服是偽滿公職人員統一的製服，是偽滿時期重要活動及慶典必須穿的服裝。帽子上面有學校的校名和番號。學生們早上到學校以後，要在操場集合，然後升日本國旗、念日本詔書，最後再向日本國旗敬禮。就連唱歌的時候，也要唱日本國的國歌。 “升日本國旗，我們是最反感的，要半邊身子向左轉，遙對東京給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不祝福，悄悄說'嘎本兒'，就是東北話'死了'的意思。一種憤怒在孩子們心裡積攢，但是出去誰都不敢說。”李玉清說。 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課本里還突然多了中日親善的內容。在當時的教育中，課本上從不談“中國”，只說滿洲國。而且，老師也從不給學生們講“祖國”兩個字，所以像李玉清這麼大的孩子不知道什麼叫祖國。 “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愛說今年是民國多少年，我媽就趕緊要糾正，出去不敢說民國，要說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說。 “康德”是“大滿洲帝國”的年號。 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將滿洲國改為“大滿洲帝國”，但是從此以後，這個做著復辟皇帝夢的傀儡連出門的權利都沒有。生活在“帝國”的人們也被強迫向日本天皇行遙拜禮，如有違抗就會被抓去砍頭。 “抓了中國人，冬天在江上鑿個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邊上，用刀把頭一砍，頭就掉到冰窟窿裡了。”如今提起這些事情，曾經的東北抗聯戰士單立志仍心有餘悸。 從1931年的那個秋天開始，所有的東北人民度日如年。 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們的生活起居從這一天起將以東京時間為準。 中國古代《禮記·禮運篇》講述了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沒有戰亂，沒有紛爭，社會和睦安定。 “九一八”事變後，感覺到戰爭威脅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阮崇武當時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學生，他和同學們每週一晨會的內容除了唱校歌、校長訓話以外，還要全體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後，才列隊回教室開始上課。 不久，北平城裡朗朗的讀書聲被東北傳來的槍聲打斷了。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的東北軍盡數撤進關內，蔣介石屢屢出現在剿共前線，長城外已完全成為日本人的天下。 1935年，日本通過《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相繼控制了察哈爾以及天津、北平兩市。 《秦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它是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之間簽訂的。 1935年6月5日，日本關東軍駐內蒙古阿巴嘎旗特務機關山本親信等4人，由多倫潛入察哈爾境內偷繪地圖，行至張北縣北門時，因不服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一三二師趙登禹部守衛官兵檢查，而被送至師部軍法處拘留，8小時後放行（張北事件）。 《秦土協定》的簽定，使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也喪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這一協定與《何梅協定》一起為日本吞併中國華北大開了方便之門。 1935年5月，已通過兩年前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將其侵略勢力滲透到華北的日本帝國主義，又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 5月29日，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開始秘密談判。 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備忘錄日文為“覺書”，限三日答复。何應欽經與日方秘密會商後，於7月6日正式複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來的備忘錄和復函被稱為《何梅協定》。 眼看華北即將成為第二個東北，燕京大學的學生管玉珊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同學們一起加入遊行的隊伍，卻被老師攔住了。 當時學校規定不許罷課、不許放假。作為班長，他領導了那次罷課，而老師阻止他和同學們遊行的原因是認為這種不宣而戰的戰爭不會長久。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老舍在小說有這樣的描寫： “七七”抗戰那一年，祁老太爺已經七十五歲，他必須給長孫媳婦，說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鬧事哪，哼，鬧去吧，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連皇上都跑了，也沒把我的腦袋掰了去呀，八國都不行，單是幾個日本小鬼，還能有什麼蹦兒，咱們這是寶地，多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 1937年7月28日，黃昏後，炮火的聲音越來越劇烈。那天晚上，北平城的百姓都沒有睡好覺。接近天亮的時候，槍砲聲逐漸稀落了。第二天起來一看，街上的巡警沒有了，崗亭裡的警察也不見了。劉良惠記得那天保甲長通知每家派一個人，來歡迎日軍入城。 “每個人都發了寫著'東亞新秩序'、'中日友好'等字眼的小紅旗，還讓中國人打著旗歡迎日軍進城。日本人進城都是騎兵，騎著大洋馬，戴著鋼盔，帶著戰刀，有股驕傲的勁兒，更多的是威懾力，老百姓也不敢不去。”劉良惠老人回憶說。 北平淪陷後，城門緊閉，教室裡已沒有了《禮記·禮運》的讀書聲，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們剛剛學會的日本國歌。和東北一樣，北京也修改了時間差，以東京時間為準。古老的城牆圈起了上百萬的亡國奴，只是曾經守衛盧溝橋的士兵背著大刀的形象依舊化成了一種絕不屈服的精神像徵。 1937年8月的一天，北平的人們奔走相告一個從廣播裡偷聽到的好消息：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進攻上海，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下了總攻擊令，中日之間的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曾經兵戈相見、不同派系的部隊盡棄前嫌。狹長的淞滬戰場上，幾乎沒有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70多萬中國軍人全憑血肉之軀誓不言退。 當時，日本人每打下一座城市，就會在崇文門的廣場上放一個大氣球，氣球尾帶上寫著某某地方陷落了，還會要求老百姓去慶祝。 老舍先生在裡有這樣的描寫： 北平特有的秋晴裡走著一隊隊的男女學生——以他們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恥辱！他們沒法子抵抗。他們在不久之前都聽過敵人的砲聲與炸彈聲，都看見過敵人的坦克車隊在大街上示威，他們知道他們的父兄師長都不打算抵抗。他們只能低著頭為敵人去遊行。他們的手中的小旗上寫著“大日本萬歲！” 一個月後，廣播電台上的大氣球又驕傲地升起來，北平人不敢仰視，因為上面寫著：慶祝南京陷落。 不堪忍受亡國屈辱的何兆武和家人踏上了逃亡的路程。那天天氣很涼，他和家人一早就到了火車站，平時總是亂哄哄的火車站，那天卻非常奇怪。火車站裡雖然人也很多，卻一點聲音都沒有，好像沒有人一樣。 “那是一種死寂的可怕，好像一根針掉到地上你都聽得見，那個時候就感覺到一種亡國的痛苦。”何兆武說。 同樣生活在北平的阮崇武沒有離開，他和淪陷區的人們要面對的除了寒冷還有飢餓。隨著戰線的拉長，戰爭物資變得日益緊缺，日軍開始掠奪淪陷區人們僅能糊口的糧食。開始的時候，北平的百姓還有饅頭、大米吃，後來就吃棒子麵了，再後來連棒子麵也沒有了，就成混合面了。混合面就是樹皮、雜糧等亂七八糟的東西磨在一起，這些本來是牲口吃的東西，竟然成了老百姓抵抗飢餓的唯一食物。 與北京相比，上海的狀況要相對好一些。雖然上海也失守了，但英、美、法等國此時並沒有對日宣戰，因此日軍只是駐紮在租界區外，而租界區內雖然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卻仍然車水馬龍、歌舞昇平。 生活在上海租界區的倪維斗這年只有5歲，偶爾能吃上一頓飽飯是他所能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他說：“我們吃香腸，媽媽說一個人不能吃一根，只能吃半根；鹹鴨蛋一般來說最多半個，不能四兄弟一人一個，都希望吃黃，黃好吃。” 這種相對的穩定使得數十萬難民湧入租界。倉促逃命的難民，大多無處棲身，只能睡在馬路上。冬日的上海下起了小雨，氣溫降到了零下攝氏幾度。一周後，因為寒冷和飢餓倒斃在法租界馬路上的屍體已經多達100多具。 作家張愛玲在散文《我看蘇青》中這樣寫道： 這是亂世，晚煙裡上海的邊線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英、美宣戰，隨即佔領英、美、法等國在上海的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都趕到了集中營，以前不能進入租界區的日本人全部到了租界。 潘琪記得那時候老師經常提醒她們，早上上學時走到有日本人的地方要低頭。她說：“那時候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也不知道淪陷是什麼意思，但是總的來說，就感覺到日本人欺負我們。”有一件事倪維斗記得很清楚，他說：“我媽媽有一次，從馬路上過橋的時候，大概走的路不對，被日本兵打了好幾個耳刮子，回來就哭。” 連租界區這個最後的避難所也沒有了，倪維斗的母親帶著他們兄妹四人和許多難民一起，踏上逃亡的路程。 也是在這一年，阮崇武和家人也逃離了北平。 1939年，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報告說：日軍已經佔據中國12省521縣。數百年來，還沒有一場戰爭像抗日戰爭這樣波及整個中國，1600萬中國人被迫開始了逃亡生活。但是，逃出淪陷區的人們，最先要面對的就是如何能活著通過日軍的封鎖線。 在封鎖線的封鎖口駐紮的日本兵通常有100人，全部帶著刺刀，挎著機槍，機槍口對著游擊區。那一次，逃離北平的阮崇武和家人一直走了200多里地，路上沒有停歇，困得一邊走一邊打瞌睡，碰到個石頭或坑就會摔一跤。同樣要經過敵人封鎖線的還有倪維斗和他的家人。過封鎖線的時候，專門有人領著大家走，大人告訴小孩不准講話，只能加快腳步，悶聲不響地跟著走。 倪維斗和家人很緊張地走了一會兒，僥倖逃過封鎖線，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無休止的轟炸。 淞滬會戰後，國民政府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戰火很快就燃燒到了內地。已經與家人失散的管玉珊隻身擁擠在逃難的人群中。逃難的人看起來樣子很慘，好多穿得挺整齊的女人提著皮箱子哭，打開皮箱就剩一雙鞋，於是一邊走一邊哭。他親眼看到有一個青年抱著孩子說：“怎麼辦呀？”話音未落，就被炸死了。 面對日軍頻繁的轟炸，人們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程。當倪維斗和家人來到車站時，站台上早已被逃難的百姓圍擠得水洩不通。車已經完全滿了，門根本進不去了，倪維斗和一個表妹是被人從車窗塞進去的。站在火車裡，沒地方坐，也沒地方躺，因為已經完全被人擠住了。 逃難中倪維斗只有5歲的妹妹生了重病無法醫治，病死在逃亡的途中。 “真是席子卷一卷就拿走了，我哥哥借了一把鏟子，爸爸抱了孩子，沿著鐵路走出一兩百米，挖個坑就把她埋裡頭了，就這樣埋下去了。但走出去也不敢走遠了，走遠以後怕萬一火車開了呢？”倪維斗提起妹妹還是難掩悲傷。他說他以前從沒有見到爸爸哭過，但那一次，爸爸在車頂上哭了。 八年抗戰，中國被日軍侵占淪陷區面積，有600餘萬平方公里，26個省，1500餘縣市內的中國人，在日軍統治下屈辱的生活著，不願再做亡國奴的劉良惠，成為了黃埔軍校的一名學生，管玉珊去了桂林，在桂林美軍總部擔任秘書職務。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無以計數的熱血青年，在《大刀進行曲》的歌聲中他們的行囊中，裝載著血淚恥辱，也裝載著一個民族不棄的希望。 65年前，李雯彧是遼寧省大連市秋月公學堂學生。 1945年8月15日，老師把她們幾個班幹部叫到校長辦公室，她們看到日本老師們跪在一張日本天皇的照片面前哭。 “我都愣了，我說哭什麼啊！那時候還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心想老師今天怎麼了，也不打我，也不罵我，把我們叫到校長辦公室去，都在那兒哭。看到老師們哭，我們也不敢不哭啊，都用手沾著吐沫往眼睛上抹，假裝哭，要不老師發現該說你了，你怎麼不哭啊！”哭完了，中國老師說日本投降了，解放了，光復了。李雯彧說：“那一天真的就這麼過來的，我當時記得特清楚，我到現在還記得，那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 終於扔掉了亡國奴的帽子，學生們把以前軍事課上練刺刀、衝刺用的木頭槍往地上一扔，再一腳踹斷，大家都太高興了，終於再也不用練了。姑娘們都高興得喊叫，雀躍，一蹦三尺高，“光復了，勝利了，我們中國人再不用受日本人的氣了。” 日本投降以後，有不少的日本人不願意回國，他們就到旅順口懸崖頂上跳海自殺；還有的人先把孩子推下去，然後自己再跳下去。 伴隨著不斷響起的自殺槍聲，國際飯店頂樓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國旗——沒有鳴禮炮，沒有歡呼，卻有數千人仰頭致敬。 失地收復，讓管玉珊有機會回到闊別六七年的家鄉，賣糖食和水果的小販里三層外三層地呼喊擁擠，管玉珊的眼霎時被淚水迷住了。這是幸福的淚水。 遠在東北的李玉清嫁給了軍人馮殿慶，對於和平生活，李玉清有了更加真切的盼望。有些留下的日本軍人的眷屬到老百姓家裡乞討，對於這些婦女和孩子，中國老百姓還是給予了資助。 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整整8年，人民傷亡約2000萬，其他因逃避戰火，流離顛沛，凍餓疾病死傷者不計其數。 老舍先生在中，曾經這樣描述：北平城亡了，這侵略戰爭，只是劫數，是全部人間的獸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個人的罪過，他教我更看遠了一步，由複國報仇看到整個的消滅戰爭，這就是說，我們的抗敵不僅是報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是打擊窮兵黷武，好建設將來的和平。
註釋： 中的描寫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謂的共和麵，就是三四十種貓不聞狗不舔的廢物混合成的東西。據老人們回憶，這種混合面的成分在日偽統治時期也並不固定。年景好的時候，裡面多數是陳糠爛谷和一些穀殼麥稈之類的東西。如果年景不好，東西都屬奢求，更多的摻進了碎石子、沙粒、蟲子甚至煤渣。曾在鶴年堂學徒的傅留城老人回憶：“老百姓開始忍受不了共和麵，就提著口袋到處找賣糧的地方，不過糧店就是不賣，因為日本人已經下了封糧的死命令。沒辦法，後來老百姓連用來餵豬的白薯乾、豆餅之類的東西都搶著買。再到後來乾脆連共和麵也不易得到了，一旦買到，不得不強忍著嚥下了。”
“一群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裡表演一場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劇，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背運所注定的，而現代的悲劇，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這個悲劇卻是兩者兼而有之。”這是中國的軍事家蔣百里，在1937年寫下的一段文字。這一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繼被日軍佔領，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歡呼中，中國人在四處掛滿了太陽旗的家鄉，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夏秋冬。 1931年9月19日，生活在東北的市民被籠罩在難以名狀的壓抑和恐慌之中。這一天，大批日軍進駐東北。當時，還是個小孩子的李玉清並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在她兒時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太多的快樂，大人們似乎都是在恐慌中艱難度日。每次出去上學，家人都要特別叮嚀：說話要謹慎、少說閒話、少在外邊逗留。 在和李玉清同齡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自從家鄉來了日本人，他們的生活就變得不再平靜。 “那種心頭的隱恨，既不能表達又不能傾訴，那種惱怒和怨恨有的時候，真想把天翻過來！啥叫鐵蹄下？啥叫亡國？你們不能理解。說句不好聽的話，解放後好長時間，和日本已經恢復關係，但我在思想上通不過，作為一個民族可以原諒，但作為我們這種經歷了亡國之恨的人，這個陰影啊很難消除，真的很難消除！”提起“九一八”之後當亡國奴的那段日子，當時生活在東北的李玉清至今都無法釋懷。 參加過東北抗聯的單立志對日本人殺害中國人有更直觀的感受，他說：“日本人殺中國人非常殘忍，隨便就拿刺刀捅死了。” 黑龍江省通河縣的李東光老人說：“冬天，一批人在松花江捕魚，那個時候魚多，魚從江里頭往外躥，兩個日本鬼子領著一隻狗，也在那個地方，他們（日本人）也讓狗出去跟群眾搶魚。” 刺刀、狼狗和太陽旗，這是李玉清對於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記憶。後來，大人們在關起門後悄悄地告訴她：他們已經成為了亡國奴。李玉清說：“當時總能聽見老人們念叨大帥（張作霖），說少帥（張學良）心狠，把東北的父老鄉親都撂下了。” 其實“九一八”事變當晚，瀋陽城原本有80000多東北軍，駐紮在北大營的官兵就有6000多名。但是，在這一夜，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這條命令致使整個東北在四個月零十八天裡，丟失殆盡，3000萬東北人成了亡國奴。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從此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 李玉清所在學校的副校長是個日本人，小學的時候由中國老師教日語課，到了中學就改為日語老師教日語課。學生到了六年級以後，就不允許在學校說中國話，一律都得說日語。 按規定，老師們還要穿“協和服”，學生們要穿操服、戴勤勞奉世的帽子。協和服是偽滿公職人員統一的製服，是偽滿時期重要活動及慶典必須穿的服裝。帽子上面有學校的校名和番號。學生們早上到學校以後，要在操場集合，然後升日本國旗、念日本詔書，最後再向日本國旗敬禮。就連唱歌的時候，也要唱日本國的國歌。 “升日本國旗，我們是最反感的，要半邊身子向左轉，遙對東京給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不祝福，悄悄說'嘎本兒'，就是東北話'死了'的意思。一種憤怒在孩子們心裡積攢，但是出去誰都不敢說。”李玉清說。 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課本里還突然多了中日親善的內容。在當時的教育中，課本上從不談“中國”，只說滿洲國。而且，老師也從不給學生們講“祖國”兩個字，所以像李玉清這麼大的孩子不知道什麼叫祖國。 “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愛說今年是民國多少年，我媽就趕緊要糾正，出去不敢說民國，要說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說。 “康德”是“大滿洲帝國”的年號。 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將滿洲國改為“大滿洲帝國”，但是從此以後，這個做著復辟皇帝夢的傀儡連出門的權利都沒有。生活在“帝國”的人們也被強迫向日本天皇行遙拜禮，如有違抗就會被抓去砍頭。 “抓了中國人，冬天在江上鑿個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邊上，用刀把頭一砍，頭就掉到冰窟窿裡了。”如今提起這些事情，曾經的東北抗聯戰士單立志仍心有餘悸。 從1931年的那個秋天開始，所有的東北人民度日如年。 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們的生活起居從這一天起將以東京時間為準。 中國古代《禮記·禮運篇》講述了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沒有戰亂，沒有紛爭，社會和睦安定。 “九一八”事變後，感覺到戰爭威脅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阮崇武當時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學生，他和同學們每週一晨會的內容除了唱校歌、校長訓話以外，還要全體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後，才列隊回教室開始上課。 不久，北平城裡朗朗的讀書聲被東北傳來的槍聲打斷了。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的東北軍盡數撤進關內，蔣介石屢屢出現在剿共前線，長城外已完全成為日本人的天下。 1935年，日本通過《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相繼控制了察哈爾以及天津、北平兩市。 《秦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它是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之間簽訂的。 1935年6月5日，日本關東軍駐內蒙古阿巴嘎旗特務機關山本親信等4人，由多倫潛入察哈爾境內偷繪地圖，行至張北縣北門時，因不服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一三二師趙登禹部守衛官兵檢查，而被送至師部軍法處拘留，8小時後放行（張北事件）。 《秦土協定》的簽定，使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也喪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這一協定與《何梅協定》一起為日本吞併中國華北大開了方便之門。 1935年5月，已通過兩年前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將其侵略勢力滲透到華北的日本帝國主義，又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 5月29日，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開始秘密談判。 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備忘錄日文為“覺書”，限三日答复。何應欽經與日方秘密會商後，於7月6日正式複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來的備忘錄和復函被稱為《何梅協定》。 眼看華北即將成為第二個東北，燕京大學的學生管玉珊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同學們一起加入遊行的隊伍，卻被老師攔住了。 當時學校規定不許罷課、不許放假。作為班長，他領導了那次罷課，而老師阻止他和同學們遊行的原因是認為這種不宣而戰的戰爭不會長久。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老舍在小說有這樣的描寫： “七七”抗戰那一年，祁老太爺已經七十五歲，他必須給長孫媳婦，說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鬧事哪，哼，鬧去吧，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連皇上都跑了，也沒把我的腦袋掰了去呀，八國都不行，單是幾個日本小鬼，還能有什麼蹦兒，咱們這是寶地，多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 1937年7月28日，黃昏後，炮火的聲音越來越劇烈。那天晚上，北平城的百姓都沒有睡好覺。接近天亮的時候，槍砲聲逐漸稀落了。第二天起來一看，街上的巡警沒有了，崗亭裡的警察也不見了。劉良惠記得那天保甲長通知每家派一個人，來歡迎日軍入城。 “每個人都發了寫著'東亞新秩序'、'中日友好'等字眼的小紅旗，還讓中國人打著旗歡迎日軍進城。日本人進城都是騎兵，騎著大洋馬，戴著鋼盔，帶著戰刀，有股驕傲的勁兒，更多的是威懾力，老百姓也不敢不去。”劉良惠老人回憶說。 北平淪陷後，城門緊閉，教室裡已沒有了《禮記·禮運》的讀書聲，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們剛剛學會的日本國歌。和東北一樣，北京也修改了時間差，以東京時間為準。古老的城牆圈起了上百萬的亡國奴，只是曾經守衛盧溝橋的士兵背著大刀的形象依舊化成了一種絕不屈服的精神像徵。 1937年8月的一天，北平的人們奔走相告一個從廣播裡偷聽到的好消息：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進攻上海，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下了總攻擊令，中日之間的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曾經兵戈相見、不同派系的部隊盡棄前嫌。狹長的淞滬戰場上，幾乎沒有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70多萬中國軍人全憑血肉之軀誓不言退。 當時，日本人每打下一座城市，就會在崇文門的廣場上放一個大氣球，氣球尾帶上寫著某某地方陷落了，還會要求老百姓去慶祝。 老舍先生在裡有這樣的描寫： 北平特有的秋晴裡走著一隊隊的男女學生——以他們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恥辱！他們沒法子抵抗。他們在不久之前都聽過敵人的砲聲與炸彈聲，都看見過敵人的坦克車隊在大街上示威，他們知道他們的父兄師長都不打算抵抗。他們只能低著頭為敵人去遊行。他們的手中的小旗上寫著“大日本萬歲！” 一個月後，廣播電台上的大氣球又驕傲地升起來，北平人不敢仰視，因為上面寫著：慶祝南京陷落。 不堪忍受亡國屈辱的何兆武和家人踏上了逃亡的路程。那天天氣很涼，他和家人一早就到了火車站，平時總是亂哄哄的火車站，那天卻非常奇怪。火車站裡雖然人也很多，卻一點聲音都沒有，好像沒有人一樣。 “那是一種死寂的可怕，好像一根針掉到地上你都聽得見，那個時候就感覺到一種亡國的痛苦。”何兆武說。 同樣生活在北平的阮崇武沒有離開，他和淪陷區的人們要面對的除了寒冷還有飢餓。隨著戰線的拉長，戰爭物資變得日益緊缺，日軍開始掠奪淪陷區人們僅能糊口的糧食。開始的時候，北平的百姓還有饅頭、大米吃，後來就吃棒子麵了，再後來連棒子麵也沒有了，就成混合面了。混合面就是樹皮、雜糧等亂七八糟的東西磨在一起，這些本來是牲口吃的東西，竟然成了老百姓抵抗飢餓的唯一食物。 與北京相比，上海的狀況要相對好一些。雖然上海也失守了，但英、美、法等國此時並沒有對日宣戰，因此日軍只是駐紮在租界區外，而租界區內雖然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卻仍然車水馬龍、歌舞昇平。 生活在上海租界區的倪維斗這年只有5歲，偶爾能吃上一頓飽飯是他所能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他說：“我們吃香腸，媽媽說一個人不能吃一根，只能吃半根；鹹鴨蛋一般來說最多半個，不能四兄弟一人一個，都希望吃黃，黃好吃。” 這種相對的穩定使得數十萬難民湧入租界。倉促逃命的難民，大多無處棲身，只能睡在馬路上。冬日的上海下起了小雨，氣溫降到了零下攝氏幾度。一周後，因為寒冷和飢餓倒斃在法租界馬路上的屍體已經多達100多具。 作家張愛玲在散文《我看蘇青》中這樣寫道： 這是亂世，晚煙裡上海的邊線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英、美宣戰，隨即佔領英、美、法等國在上海的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都趕到了集中營，以前不能進入租界區的日本人全部到了租界。 潘琪記得那時候老師經常提醒她們，早上上學時走到有日本人的地方要低頭。她說：“那時候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也不知道淪陷是什麼意思，但是總的來說，就感覺到日本人欺負我們。”有一件事倪維斗記得很清楚，他說：“我媽媽有一次，從馬路上過橋的時候，大概走的路不對，被日本兵打了好幾個耳刮子，回來就哭。” 連租界區這個最後的避難所也沒有了，倪維斗的母親帶著他們兄妹四人和許多難民一起，踏上逃亡的路程。 也是在這一年，阮崇武和家人也逃離了北平。 1939年，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報告說：日軍已經佔據中國12省521縣。數百年來，還沒有一場戰爭像抗日戰爭這樣波及整個中國，1600萬中國人被迫開始了逃亡生活。但是，逃出淪陷區的人們，最先要面對的就是如何能活著通過日軍的封鎖線。 在封鎖線的封鎖口駐紮的日本兵通常有100人，全部帶著刺刀，挎著機槍，機槍口對著游擊區。那一次，逃離北平的阮崇武和家人一直走了200多里地，路上沒有停歇，困得一邊走一邊打瞌睡，碰到個石頭或坑就會摔一跤。同樣要經過敵人封鎖線的還有倪維斗和他的家人。過封鎖線的時候，專門有人領著大家走，大人告訴小孩不准講話，只能加快腳步，悶聲不響地跟著走。 倪維斗和家人很緊張地走了一會兒，僥倖逃過封鎖線，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無休止的轟炸。 淞滬會戰後，國民政府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戰火很快就燃燒到了內地。已經與家人失散的管玉珊隻身擁擠在逃難的人群中。逃難的人看起來樣子很慘，好多穿得挺整齊的女人提著皮箱子哭，打開皮箱就剩一雙鞋，於是一邊走一邊哭。他親眼看到有一個青年抱著孩子說：“怎麼辦呀？”話音未落，就被炸死了。 面對日軍頻繁的轟炸，人們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程。當倪維斗和家人來到車站時，站台上早已被逃難的百姓圍擠得水洩不通。車已經完全滿了，門根本進不去了，倪維斗和一個表妹是被人從車窗塞進去的。站在火車裡，沒地方坐，也沒地方躺，因為已經完全被人擠住了。 逃難中倪維斗只有5歲的妹妹生了重病無法醫治，病死在逃亡的途中。 “真是席子卷一卷就拿走了，我哥哥借了一把鏟子，爸爸抱了孩子，沿著鐵路走出一兩百米，挖個坑就把她埋裡頭了，就這樣埋下去了。但走出去也不敢走遠了，走遠以後怕萬一火車開了呢？”倪維斗提起妹妹還是難掩悲傷。他說他以前從沒有見到爸爸哭過，但那一次，爸爸在車頂上哭了。 八年抗戰，中國被日軍侵占淪陷區面積，有600餘萬平方公里，26個省，1500餘縣市內的中國人，在日軍統治下屈辱的生活著，不願再做亡國奴的劉良惠，成為了黃埔軍校的一名學生，管玉珊去了桂林，在桂林美軍總部擔任秘書職務。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無以計數的熱血青年，在《大刀進行曲》的歌聲中他們的行囊中，裝載著血淚恥辱，也裝載著一個民族不棄的希望。 65年前，李雯彧是遼寧省大連市秋月公學堂學生。 1945年8月15日，老師把她們幾個班幹部叫到校長辦公室，她們看到日本老師們跪在一張日本天皇的照片面前哭。 “我都愣了，我說哭什麼啊！那時候還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心想老師今天怎麼了，也不打我，也不罵我，把我們叫到校長辦公室去，都在那兒哭。看到老師們哭，我們也不敢不哭啊，都用手沾著吐沫往眼睛上抹，假裝哭，要不老師發現該說你了，你怎麼不哭啊！”哭完了，中國老師說日本投降了，解放了，光復了。李雯彧說：“那一天真的就這麼過來的，我當時記得特清楚，我到現在還記得，那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 終於扔掉了亡國奴的帽子，學生們把以前軍事課上練刺刀、衝刺用的木頭槍往地上一扔，再一腳踹斷，大家都太高興了，終於再也不用練了。姑娘們都高興得喊叫，雀躍，一蹦三尺高，“光復了，勝利了，我們中國人再不用受日本人的氣了。” 日本投降以後，有不少的日本人不願意回國，他們就到旅順口懸崖頂上跳海自殺；還有的人先把孩子推下去，然後自己再跳下去。 伴隨著不斷響起的自殺槍聲，國際飯店頂樓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國旗——沒有鳴禮炮，沒有歡呼，卻有數千人仰頭致敬。 失地收復，讓管玉珊有機會回到闊別六七年的家鄉，賣糖食和水果的小販里三層外三層地呼喊擁擠，管玉珊的眼霎時被淚水迷住了。這是幸福的淚水。 遠在東北的李玉清嫁給了軍人馮殿慶，對於和平生活，李玉清有了更加真切的盼望。有些留下的日本軍人的眷屬到老百姓家裡乞討，對於這些婦女和孩子，中國老百姓還是給予了資助。 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整整8年，人民傷亡約2000萬，其他因逃避戰火，流離顛沛，凍餓疾病死傷者不計其數。 老舍先生在中，曾經這樣描述：北平城亡了，這侵略戰爭，只是劫數，是全部人間的獸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個人的罪過，他教我更看遠了一步，由複國報仇看到整個的消滅戰爭，這就是說，我們的抗敵不僅是報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是打擊窮兵黷武，好建設將來的和平。
註釋： 中的描寫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謂的共和麵，就是三四十種貓不聞狗不舔的廢物混合成的東西。據老人們回憶，這種混合面的成分在日偽統治時期也並不固定。年景好的時候，裡面多數是陳糠爛谷和一些穀殼麥稈之類的東西。如果年景不好，東西都屬奢求，更多的摻進了碎石子、沙粒、蟲子甚至煤渣。曾在鶴年堂學徒的傅留城老人回憶：“老百姓開始忍受不了共和麵，就提著口袋到處找賣糧的地方，不過糧店就是不賣，因為日本人已經下了封糧的死命令。沒辦法，後來老百姓連用來餵豬的白薯乾、豆餅之類的東西都搶著買。再到後來乾脆連共和麵也不易得到了，一旦買到，不得不強忍著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