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瓊——時為新四軍十二中隊情報部機要員
周淑玲——時為抗聯第三軍四師三十二團衛生隊長
李在德——時為抗聯第三軍及第六軍戰士
劉禦——時為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
李特特——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蔡暢之女
蔡轉——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之一李一純之女
一直想說說關露。
網上關於關露的文章不少，不知道關露是誰的人更多。
人生充滿偶然性。
假使關露沒有來到上海，假使她來到上海沒有加入組織，假使她加入了組織但沒有發生抗日戰爭，那麼很可能，關露將作為女詩人在中國文壇留名，就像當年跟她齊名的張愛玲和丁玲一樣。
可惜人生沒法假設。
關露來到了上海，加入了組織，趕上了戰爭，於是她變成了一名戰士，雖然她未必具有那樣的素質。在本質上，她依然是一位浪漫的、溫柔的詩人。
打入76號魔窟的那幾年，她的人生充滿凶險。危險不僅在於被敵人識破真相，還在於她有可能被自己人幹掉。畢竟，秘密工作都是單線聯繫，即使在黨內，知道她真實身份的人也寥寥無幾。生命處在危險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當作漢奸羞辱，這是她最真實的處境。可是，她別無選擇。
抗戰勝利後，她的身份依然不能暴露，當國民政府將她視為漢奸，組織便安排她去了解放區。但即便在解放區，她還得戴著大口罩。
假如，在往後的日子裡她的貢獻能被公開承認，她的犧牲能夠得到人們的尊重，（這一切都是她應得的），她能夠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當一個普普通通的妻子、母親。那麼……
那麼或許作為一個後輩，我就不會如此放不下而一心一意想要描述她。
人生到底有沒有選擇？一切是否都是注定的宿命？
所謂“紅顏薄命”，用在關露身上，都顯得輕佻。
放不下。
因為尊敬，因為憐惜，因為憋著一口氣。
距離關露離世，時間過去了28年，28年不算太久，又足以淹沒真相。
比如為什麼在獲得平反的1982年，她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無權揣測，甚至不忍探究。
公正來得太遲，心已經不能康復。
傷病的折磨讓人渴望解脫。
或許真正殺死她的是對愛情無盡的追念。
那段愛早已失去，可是成了她在艱難歲月裡唯一溫暖自己的念想。
當一切苦難結束，對愛情的幻覺轟然坍塌。
假如，當年他為了愛情堅持與她結合，那麼她的後半生是否不至於如此淒涼？
可是沒有假設。他對組織的忠誠程度注定他勢必做出那樣的選擇。
注定他留給她的只是那一張相片。
還有相片背後那句愛的誓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這張相片，還有那個塑料娃娃伴隨著關露走完人生最後的歲月。
塑料娃娃永遠不用長大。
永遠不需要知道這些詞彙：溫暖，關愛，忠誠，犧牲，冷漠，誤解，屈辱，絕望……
假設只能是假設。
真相已隨時間無情淹沒。
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遺忘。
記住這個名字。
記住所有為信念做出的犧牲。
記住她寫的歌：春天裡來百花香，遇見了一位好姑娘……
李瓊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留下了7個兒女和還不完的債。在李瓊的童年記憶裡，印象最深的就是母親的眼淚。她說：“一到年底就發愁了，那個時候沒有手電筒，鄉下人討債都是提了一個燈籠，債主們就提了燈籠到各家來討債的。他們辱罵我媽媽厲害得很，不是一般的討債，罵、拍台子，什麼都來。我媽媽只有哭著求他們。” 1937年抗戰爆發，鄉下變得不再安全。 李瓊回憶道：“日本人首先要搞的是花姑娘，所以我媽媽急得不得了。我正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怎麼辦？”情急之下，母親帶女兒投奔了在上海當大老闆的弟弟。舅舅把她留了下來，讓她服侍他的女兒：看病、讀書、陪玩。舅舅家的生活很舒適，可是李瓊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她拼命想出去。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慈善難民收容所要招收義務教員的消息，偷偷地報了名。 1939年李瓊離開舅舅家，到難民收容所教書，也就是教難民所的小孩識字。像李瓊一樣的教員們吃的飯跟難民們一樣，都是在民生食堂裡頭煮好了，用卡車送過來的。李瓊說：“飯裡頭可以說石子、泥塊什麼東西都有。當時也沒有工資，所以叫'義務教員'。” 在難民收容所教書的李瓊覺得明天有了希望。 “成天地唱歌，唱什麼呢？唱抗日歌曲，我就顯得特別高興。”李瓊說。收容所裡有不少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有位同事找到李瓊，不久後介紹她加入了組織。李瓊清晰地記得，那天，他們挑了個星期天不上課的時候，借用一個小學的課堂，走完了入黨的程序。當時只有李瓊跟那位同事兩個人，他講一句，李瓊跟一句，這就算入黨宣誓了。入黨以後，聯繫李瓊和派給她工作的也始終是這一個人。 頻繁跟上級接頭，把李瓊鍛煉得很機靈。接頭時，如果時間長了就到公園裡去，短了就在馬路上講幾句。李瓊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去一家日本人開的紗廠開展工作。李瓊回憶說：“剛剛去的時候，我們只能老老實實當工人，因為事情怎麼做都不懂，都還要有人來帶我們。日本人的管理非常嚴苛，下班出廠都要搜身，女同志甚至月經帶都要查，他們怕是假的月經帶，實際上是帶了紗佈出來的。” 在這樣嚴苛的管理監視下，工作很難開展，而且，當時李瓊還因為看不慣女工們對日本人的懼怕和順從，覺著自己的工作更沒法開展。她說：“女工都是擦了口紅，擦了粉，有的還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妖裡妖氣的，我覺得她們很落後。”李瓊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組織，組織上就開始給李瓊做思想工作。組織上的同事說，這些女工也是被迫的，她們必須保證自己很漂亮，不能顯出臉很憔悴，年紀很大和臉上有皺紋，否則，就要被開除了。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月，能有這份工作，對女工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年輕的李瓊慢慢摸索著找女工談心，很快就發展了兩位女同志加入組織。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棉花無法進口，紗廠關門了。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瓊四處找新的工作，但是卻非常艱難。 1943年，經組織同意，李瓊暫時回到了舅舅家裡，晚上去寄宿學校讀書。每天晚上就成了她宣傳工作的時間，只要碰到女同學，她就開始跟她們宣傳婦女解放，宣傳抗日。 單純的姑娘熱情地宣講著抗日救國，絲毫沒有留意周遭的情況，沒過多久，她接到一封信。對信的內容她至今記憶猶新：“信是寄到我舅舅的商店裡面的，信裡放著一個子彈殼，信上說，你要老實一點，再不老實，當心給你吃'花生米'。”看到這封信，小李瓊感到很害怕。 寄宿學校暫時不能去了，姑娘陷入了苦悶。她需要振作精神，重新出發。 有一天，上級忽然來找她，他們要到解放區去了，問李瓊要不要一起去。一聽到可以去解放區，李瓊求之不得。 “我多麼想去啊！在這裡偷偷摸摸地生活，我也過不下去了。”於是，李瓊跟戰友們喬裝出發，經過一路顛簸，終於在1944年7月，從上海來到了蘇北解放區。 組織上很信任李瓊，經過短暫培訓後，她被分派到了情報部做機要員，這個工作當然是保密的。 “保密到什麼程度呢？像我在十二中隊，如果星期天要到別的隊去找其他同志，一定要兩個人，不可以一個人，而且不可以隨便在哪個地方過夜。不管多晚，一定要回來，這是兩個規定。第三，我們跟新華社、城工部都是隔壁鄰居，但我們這些同誌之間也絕對不許互相講工作的事。”李瓊說。 李瓊負責整理從上海和南京傳遞過來的情報。得到一批材料，處理的時候，要先把它翻譯過來，如果是很小的字，就要用放大鏡來看，然後把它抄下來。這其中自然也有關露提供的情報，李瓊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沒見過面。 在緊張的工作當中，李瓊遇到了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姻緣，對方是朝夕相處的同事，他是李瓊的領導，叫揚帆。揚帆很喜歡跟李瓊聊天，工作之餘，他總是關心李瓊，他經常說：“小李啊！你又在想媽媽了吧？又想家了吧？”揚帆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希望能跟李瓊多說說話。 “我那個時候非常天真，對這個領導比較信任了以後，我就什麼話都講了。”單純的姑娘顯然不夠敏感，直到有一天，她尊敬的人說出了一番話。揚帆說：“小李，我喜歡你，你感覺到了嗎？”面對突如其來的表白，李瓊並沒有太多的興奮和喜悅。揚帆是大學生，而自己只是個初中還沒畢業的學生。她直接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你是大學生，我的文化水平跟你天差地別，配不上。”聽到這句話，原本稍顯失落的揚帆笑了，原來姑娘並不是不喜歡自己，而是有這樣的顧慮。他笑著說：“這有什麼關係，共產黨是提倡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相結合的，我跟你結合的話，我們不是還要受到表揚嗎？” 揚帆像講笑話似的說出了這些話，一段姻緣就在這樣輕鬆的對話裡得到確定和祝福，從此他們再也沒分開過。 趙丹演唱的這首歌叫《春天裡》，來自電影《十字街頭》，為這首歌作詞的就是女作家關露，但這樣輕快浪漫的旋律在關露往後的人生中幾乎再未出現。 1928年，關露考入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文學系，後轉到哲學系。 1930年發表處女作《她的故鄉》。當時，關露、潘柳黛、張愛玲、蘇青並稱為“民國四大才女”。 抗戰爆發前後，關露發表詩歌、散文與小說，詠嘆女性命運，抒發家國情懷，此時她已成為上海灘與張愛玲和丁玲齊名的女作家。 在收集素材的過程中，我們去了女作家關露生前最後的居所。 1982年12月5日她選擇離開這兒，去了另一個世界。如果可能，她本可以以一個詩人的清白在這世上留名，可是國難當頭，她必須成為一名戰士，從此她的命運被徹底改寫。 其實，早在1932年，關露已成為中共黨員。 1939年，組織交給她一項艱鉅任務：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打入汪偽特工總部極司菲爾路76號魔窟。 76號魔窟因位於滬西的極司菲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而得名，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上海扶植起的一個漢奸特工機構，打著汪偽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工作總指揮部”旗號，犯下了種種罪行，打擊殘害的目標主要是各界、各黨派的抗日愛國志士。 關露就是在這樣一個魔窟中，做著危險的情報工作。打入內部後的三年，關露為組織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1942年，她根據組織安排進入日本人辦的《女聲》雜誌當編輯，試圖通過這一渠道與支持中國抗戰的日本共產黨聯絡上，但是最終未果。關露於這一時期在《女聲》月刊發表長篇小說，並受命代表汪精衛政權出席在日本舉辦的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從此徹底背上漢奸之名。忍受著世人誤解，冒著生命危險和頂著巨大精神壓力，這個溫婉柔弱的女子做著她並不擅長的事情，但因為信念，她義無反顧。 就在此時，關露陷入了她期待已久的愛情中。對方是一起工作過的戰友，兩個中年人的愛深沉而濃烈。對方在給她的第一封信中，夾著他的一張相片，相片後面是愛的誓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關露被國民政府列入漢奸名單，組織上安排她轉移到解放區，中途接待她的正是李瓊夫婦。 當時揚帆給李瓊介紹說：“這個人是關露，是我們中國第一把交椅的女詩人。”李瓊記得關露不管什麼時候都戴著一個只露出兩隻眼睛的大口罩。李瓊好奇地問她：“老是戴著這個口罩難受嗎？”對此，關露的解釋是，自己因為鼻子比較塌，所以做了手術把鼻子墊高了，但是手術沒做好，鼻子變成了紅鼻子，很難看。用關露自己的話說是：“我現在沒有辦法了，騎虎難下，已經造成這個樣子，我只好把口罩戴起來。” 關露的說法恐怕只是隨口解釋，多年的特工生涯，讓人變得謹慎小心，李瓊發現關露走到哪兒都習慣看看前看看後，好像總有特務在跟著一樣。但李瓊並不知道，此時關露正焦急地等待著一個人，他們說好，要在解放區相見並完婚。然而，她等到的卻是一封分手信。 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特殊的工作性質，他的愛人迫不得已，結束了他們這段愛情。 多年之後，仍舊孑然一身的關露看到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洪常青與吳瓊花無法成全的愛，讓她在別人的故事裡替自己流下了眼淚。 李瓊與關露再沒見過面，多年後，她遇見了關露的妹妹，她的話令人心酸。關露的妹妹告訴李瓊：“她後來很坎坷，到了別的地方去，人家總把她當成漢奸，總會把她當作給日本人做過事情的漢奸。” 抗戰勝利後，關露的生活依然沒有平靜，因為多次被誤解和審查，再加上愛情的失意，她曾幾度精神分裂。 1980年，關露因患腦血栓全身癱瘓，失去工作能力。 1982年3月，組織上為關露平反，76歲的女作家終於抖落了一身的塵埃。 十個月後，關露平靜離去，身邊陪伴她的是那個永遠不用長大的塑料娃娃，還有那張愛人的照片。照片背後，在她當年的題字下，是新添的兩行詩句： 希望在另一個世界裡沒有戰爭，沒有犧牲，沒有冷漠和屈辱，就像天底下所有女人渴望的那樣——她可以做人妻，為人母，寫些簡單的詩句，快活地歌唱春天。 苦命的女人，在戰時的中國到處都是。李瓊和關露面臨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緊張和摧殘。而遠在東北的抗聯戰士，卻忍受著氣候嚴酷，敵眾我寡的局面，寒冷、飢餓和危險也會隨時逼近，在那里女人沒法把自己當作女人。 周淑玲對當時抗聯的處境，有著切身體會：“鈴一響，日本人包圍了，我們往哪兒跑，就這麼大的小樹林，我們一百多人就在那兒蹲一宿。都不能動，所以方便的時候，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都就地解決，那沒辦法。” 不管多麼艱難，活下去就是勝利——無論母親還是孩子。當年，周淑玲老人的戰友劉玉敏生了孩子，孩子是喝另一位戰友徐云卿的尿才活過來的。這件事，劉玉敏一直感激不盡，所以，她經常向別人提起自己孩子的恩人徐云卿。而徐云卿卻一直羞於提起，他說他覺得砢磣（不好意思）。劉玉敏說：“砢磣什麼，這是光榮，你要不救他，他不就死了嗎？”周淑玲老人說話語速很快，提起當年在抗聯的那些事，她如數家珍。 小姑娘李在德參加了抗聯，因為叛徒出賣，她的母親被日本人逮走。敵人逼問李在德的母親她女兒在什麼地方，幹什麼去了。 “我媽媽說：'我不知道，她走了，我怎麼知道'。那樣，她在監獄裡頭受了各種刑法，遭了不少罪，什麼灌辣椒水、紮手指頭……”受盡酷刑的母親始終沒有說出女兒的下落，最後被日本人活埋在茫茫雪原。 付出生命代價的不只是抗聯戰士的母親，在沂蒙山，劉禦聽戰友說起了這樣一位女性：在反掃蕩鬥爭中，她在行軍路上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結果掉了隊。鬼子正好從旁邊經過，聽到孩子的哭聲，發現了她，把她俘虜了。這位八路軍將領的妻子，以絕食向敵人抗爭，母親沒有奶水，孩子麵臨著死亡。 鬼子審訊她，說：“你是乾什麼的，幹什麼工作？”她就回答：“我是抗日的。”敵人又說：“你丈夫幹什麼的”？她回答：“也是抗日的，打日本鬼子的，打你們的。”硬骨頭的母親這樣的回答招致了無數次的鞭打，腦袋上被打出了血，頭髮都粘成一片了。母親最終被槍斃了。 她就義那天，懷裡的嬰兒已經沒有哭聲。後來，孩子被摔在曠野裡，死了。母親和孩子的鮮血染紅了沂蒙山。 組織上派人搶救出她的遺體，可是孩子的屍體已經無法找到。戰友們把母親遺體轉移到一位大娘家，大娘將她悄悄葬在自家祖墳裡。 義無反顧的女性還有很多。在李特特眼裡，媽媽蔡暢不像別人家的媽媽那麼有耐心。 李特特記得媽媽帶著她出去的時候總跟她說：“你看後面有沒有尾巴。”年幼的李特特感覺莫名其妙，就摸摸自己的屁股說，沒有尾巴呀！媽媽又說：“哎！傻丫頭，我叫你看有沒有尾巴，是看後面有沒有人跟著我們走。” 李特特太小，很多事情都不懂，當然更不知道，媽媽在從事地下工作。她總喜歡向媽媽提問題，問得多了，她便經常受到媽媽的批評，媽媽責備她：“你老這麼樣子問什麼！”年幼的李特特很傷心，就開始哭，一哭又招致媽媽的責備。 “我一哭，媽媽又呲我了，嫌我問得太多了，外婆說，你有事問我吧！你媽媽事情多。”李特特就問外婆：“為什麼她要對我這樣不好？”外婆說：“不是，她忙得很。”“她忙什麼呀？”外婆也有點不耐煩了，就說：“你瞧你又問為什麼。為什麼忙、忙什麼，大人的事你不要問。” 從那以後，李特特就這樣忍耐著，什麼都不問。 李特特一直覺得媽媽不喜歡自己，這甚至成了她的一個心結。長大後她才體會到秘密工作帶給媽媽精神和健康上的折磨，這一切讓她無法隨時扮演一個溫柔的母親。 蔡轉是李一純的女兒，在她的童年回憶裡，她對媽媽第一次有記憶，是媽媽從敵人監獄被解救出來的那天。蔡轉回憶說：“我只記得她出獄的時候，在外婆家看到她，她穿著個短袖旗袍，我就覺得她很美麗。”因為生怕好不容易回來的媽媽突然又不見了，所以蔡轉經常晚上不敢睡覺，常常爬起來看看媽媽還在不在，看到媽媽還在睡覺，她又擔心她是不是不呼吸了。 在那樣動蕩的年代，母親和女兒都沒有安全感，因為整片國土都不安全。
註釋：
李瓊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留下了7個兒女和還不完的債。在李瓊的童年記憶裡，印象最深的就是母親的眼淚。她說：“一到年底就發愁了，那個時候沒有手電筒，鄉下人討債都是提了一個燈籠，債主們就提了燈籠到各家來討債的。他們辱罵我媽媽厲害得很，不是一般的討債，罵、拍台子，什麼都來。我媽媽只有哭著求他們。” 1937年抗戰爆發，鄉下變得不再安全。 李瓊回憶道：“日本人首先要搞的是花姑娘，所以我媽媽急得不得了。我正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怎麼辦？”情急之下，母親帶女兒投奔了在上海當大老闆的弟弟。舅舅把她留了下來，讓她服侍他的女兒：看病、讀書、陪玩。舅舅家的生活很舒適，可是李瓊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她拼命想出去。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慈善難民收容所要招收義務教員的消息，偷偷地報了名。 1939年李瓊離開舅舅家，到難民收容所教書，也就是教難民所的小孩識字。像李瓊一樣的教員們吃的飯跟難民們一樣，都是在民生食堂裡頭煮好了，用卡車送過來的。李瓊說：“飯裡頭可以說石子、泥塊什麼東西都有。當時也沒有工資，所以叫'義務教員'。” 在難民收容所教書的李瓊覺得明天有了希望。 “成天地唱歌，唱什麼呢？唱抗日歌曲，我就顯得特別高興。”李瓊說。收容所裡有不少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有位同事找到李瓊，不久後介紹她加入了組織。李瓊清晰地記得，那天，他們挑了個星期天不上課的時候，借用一個小學的課堂，走完了入黨的程序。當時只有李瓊跟那位同事兩個人，他講一句，李瓊跟一句，這就算入黨宣誓了。入黨以後，聯繫李瓊和派給她工作的也始終是這一個人。 頻繁跟上級接頭，把李瓊鍛煉得很機靈。接頭時，如果時間長了就到公園裡去，短了就在馬路上講幾句。李瓊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去一家日本人開的紗廠開展工作。李瓊回憶說：“剛剛去的時候，我們只能老老實實當工人，因為事情怎麼做都不懂，都還要有人來帶我們。日本人的管理非常嚴苛，下班出廠都要搜身，女同志甚至月經帶都要查，他們怕是假的月經帶，實際上是帶了紗佈出來的。” 在這樣嚴苛的管理監視下，工作很難開展，而且，當時李瓊還因為看不慣女工們對日本人的懼怕和順從，覺著自己的工作更沒法開展。她說：“女工都是擦了口紅，擦了粉，有的還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妖裡妖氣的，我覺得她們很落後。”李瓊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組織，組織上就開始給李瓊做思想工作。組織上的同事說，這些女工也是被迫的，她們必須保證自己很漂亮，不能顯出臉很憔悴，年紀很大和臉上有皺紋，否則，就要被開除了。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月，能有這份工作，對女工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年輕的李瓊慢慢摸索著找女工談心，很快就發展了兩位女同志加入組織。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棉花無法進口，紗廠關門了。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瓊四處找新的工作，但是卻非常艱難。 1943年，經組織同意，李瓊暫時回到了舅舅家裡，晚上去寄宿學校讀書。每天晚上就成了她宣傳工作的時間，只要碰到女同學，她就開始跟她們宣傳婦女解放，宣傳抗日。 單純的姑娘熱情地宣講著抗日救國，絲毫沒有留意周遭的情況，沒過多久，她接到一封信。對信的內容她至今記憶猶新：“信是寄到我舅舅的商店裡面的，信裡放著一個子彈殼，信上說，你要老實一點，再不老實，當心給你吃'花生米'。”看到這封信，小李瓊感到很害怕。 寄宿學校暫時不能去了，姑娘陷入了苦悶。她需要振作精神，重新出發。 有一天，上級忽然來找她，他們要到解放區去了，問李瓊要不要一起去。一聽到可以去解放區，李瓊求之不得。 “我多麼想去啊！在這裡偷偷摸摸地生活，我也過不下去了。”於是，李瓊跟戰友們喬裝出發，經過一路顛簸，終於在1944年7月，從上海來到了蘇北解放區。 組織上很信任李瓊，經過短暫培訓後，她被分派到了情報部做機要員，這個工作當然是保密的。 “保密到什麼程度呢？像我在十二中隊，如果星期天要到別的隊去找其他同志，一定要兩個人，不可以一個人，而且不可以隨便在哪個地方過夜。不管多晚，一定要回來，這是兩個規定。第三，我們跟新華社、城工部都是隔壁鄰居，但我們這些同誌之間也絕對不許互相講工作的事。”李瓊說。 李瓊負責整理從上海和南京傳遞過來的情報。得到一批材料，處理的時候，要先把它翻譯過來，如果是很小的字，就要用放大鏡來看，然後把它抄下來。這其中自然也有關露提供的情報，李瓊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沒見過面。 在緊張的工作當中，李瓊遇到了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姻緣，對方是朝夕相處的同事，他是李瓊的領導，叫揚帆。揚帆很喜歡跟李瓊聊天，工作之餘，他總是關心李瓊，他經常說：“小李啊！你又在想媽媽了吧？又想家了吧？”揚帆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希望能跟李瓊多說說話。 “我那個時候非常天真，對這個領導比較信任了以後，我就什麼話都講了。”單純的姑娘顯然不夠敏感，直到有一天，她尊敬的人說出了一番話。揚帆說：“小李，我喜歡你，你感覺到了嗎？”面對突如其來的表白，李瓊並沒有太多的興奮和喜悅。揚帆是大學生，而自己只是個初中還沒畢業的學生。她直接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你是大學生，我的文化水平跟你天差地別，配不上。”聽到這句話，原本稍顯失落的揚帆笑了，原來姑娘並不是不喜歡自己，而是有這樣的顧慮。他笑著說：“這有什麼關係，共產黨是提倡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相結合的，我跟你結合的話，我們不是還要受到表揚嗎？” 揚帆像講笑話似的說出了這些話，一段姻緣就在這樣輕鬆的對話裡得到確定和祝福，從此他們再也沒分開過。 趙丹演唱的這首歌叫《春天裡》，來自電影《十字街頭》，為這首歌作詞的就是女作家關露，但這樣輕快浪漫的旋律在關露往後的人生中幾乎再未出現。 1928年，關露考入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文學系，後轉到哲學系。 1930年發表處女作《她的故鄉》。當時，關露、潘柳黛、張愛玲、蘇青並稱為“民國四大才女”。 抗戰爆發前後，關露發表詩歌、散文與小說，詠嘆女性命運，抒發家國情懷，此時她已成為上海灘與張愛玲和丁玲齊名的女作家。 在收集素材的過程中，我們去了女作家關露生前最後的居所。 1982年12月5日她選擇離開這兒，去了另一個世界。如果可能，她本可以以一個詩人的清白在這世上留名，可是國難當頭，她必須成為一名戰士，從此她的命運被徹底改寫。 其實，早在1932年，關露已成為中共黨員。 1939年，組織交給她一項艱鉅任務：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打入汪偽特工總部極司菲爾路76號魔窟。 76號魔窟因位於滬西的極司菲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而得名，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上海扶植起的一個漢奸特工機構，打著汪偽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工作總指揮部”旗號，犯下了種種罪行，打擊殘害的目標主要是各界、各黨派的抗日愛國志士。 關露就是在這樣一個魔窟中，做著危險的情報工作。打入內部後的三年，關露為組織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1942年，她根據組織安排進入日本人辦的《女聲》雜誌當編輯，試圖通過這一渠道與支持中國抗戰的日本共產黨聯絡上，但是最終未果。關露於這一時期在《女聲》月刊發表長篇小說，並受命代表汪精衛政權出席在日本舉辦的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從此徹底背上漢奸之名。忍受著世人誤解，冒著生命危險和頂著巨大精神壓力，這個溫婉柔弱的女子做著她並不擅長的事情，但因為信念，她義無反顧。 就在此時，關露陷入了她期待已久的愛情中。對方是一起工作過的戰友，兩個中年人的愛深沉而濃烈。對方在給她的第一封信中，夾著他的一張相片，相片後面是愛的誓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關露被國民政府列入漢奸名單，組織上安排她轉移到解放區，中途接待她的正是李瓊夫婦。 當時揚帆給李瓊介紹說：“這個人是關露，是我們中國第一把交椅的女詩人。”李瓊記得關露不管什麼時候都戴著一個只露出兩隻眼睛的大口罩。李瓊好奇地問她：“老是戴著這個口罩難受嗎？”對此，關露的解釋是，自己因為鼻子比較塌，所以做了手術把鼻子墊高了，但是手術沒做好，鼻子變成了紅鼻子，很難看。用關露自己的話說是：“我現在沒有辦法了，騎虎難下，已經造成這個樣子，我只好把口罩戴起來。” 關露的說法恐怕只是隨口解釋，多年的特工生涯，讓人變得謹慎小心，李瓊發現關露走到哪兒都習慣看看前看看後，好像總有特務在跟著一樣。但李瓊並不知道，此時關露正焦急地等待著一個人，他們說好，要在解放區相見並完婚。然而，她等到的卻是一封分手信。 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特殊的工作性質，他的愛人迫不得已，結束了他們這段愛情。 多年之後，仍舊孑然一身的關露看到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洪常青與吳瓊花無法成全的愛，讓她在別人的故事裡替自己流下了眼淚。 李瓊與關露再沒見過面，多年後，她遇見了關露的妹妹，她的話令人心酸。關露的妹妹告訴李瓊：“她後來很坎坷，到了別的地方去，人家總把她當成漢奸，總會把她當作給日本人做過事情的漢奸。” 抗戰勝利後，關露的生活依然沒有平靜，因為多次被誤解和審查，再加上愛情的失意，她曾幾度精神分裂。 1980年，關露因患腦血栓全身癱瘓，失去工作能力。 1982年3月，組織上為關露平反，76歲的女作家終於抖落了一身的塵埃。 十個月後，關露平靜離去，身邊陪伴她的是那個永遠不用長大的塑料娃娃，還有那張愛人的照片。照片背後，在她當年的題字下，是新添的兩行詩句： 希望在另一個世界裡沒有戰爭，沒有犧牲，沒有冷漠和屈辱，就像天底下所有女人渴望的那樣——她可以做人妻，為人母，寫些簡單的詩句，快活地歌唱春天。 苦命的女人，在戰時的中國到處都是。李瓊和關露面臨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緊張和摧殘。而遠在東北的抗聯戰士，卻忍受著氣候嚴酷，敵眾我寡的局面，寒冷、飢餓和危險也會隨時逼近，在那里女人沒法把自己當作女人。 周淑玲對當時抗聯的處境，有著切身體會：“鈴一響，日本人包圍了，我們往哪兒跑，就這麼大的小樹林，我們一百多人就在那兒蹲一宿。都不能動，所以方便的時候，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都就地解決，那沒辦法。” 不管多麼艱難，活下去就是勝利——無論母親還是孩子。當年，周淑玲老人的戰友劉玉敏生了孩子，孩子是喝另一位戰友徐云卿的尿才活過來的。這件事，劉玉敏一直感激不盡，所以，她經常向別人提起自己孩子的恩人徐云卿。而徐云卿卻一直羞於提起，他說他覺得砢磣（不好意思）。劉玉敏說：“砢磣什麼，這是光榮，你要不救他，他不就死了嗎？”周淑玲老人說話語速很快，提起當年在抗聯的那些事，她如數家珍。 小姑娘李在德參加了抗聯，因為叛徒出賣，她的母親被日本人逮走。敵人逼問李在德的母親她女兒在什麼地方，幹什麼去了。 “我媽媽說：'我不知道，她走了，我怎麼知道'。那樣，她在監獄裡頭受了各種刑法，遭了不少罪，什麼灌辣椒水、紮手指頭……”受盡酷刑的母親始終沒有說出女兒的下落，最後被日本人活埋在茫茫雪原。 付出生命代價的不只是抗聯戰士的母親，在沂蒙山，劉禦聽戰友說起了這樣一位女性：在反掃蕩鬥爭中，她在行軍路上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結果掉了隊。鬼子正好從旁邊經過，聽到孩子的哭聲，發現了她，把她俘虜了。這位八路軍將領的妻子，以絕食向敵人抗爭，母親沒有奶水，孩子麵臨著死亡。 鬼子審訊她，說：“你是乾什麼的，幹什麼工作？”她就回答：“我是抗日的。”敵人又說：“你丈夫幹什麼的”？她回答：“也是抗日的，打日本鬼子的，打你們的。”硬骨頭的母親這樣的回答招致了無數次的鞭打，腦袋上被打出了血，頭髮都粘成一片了。母親最終被槍斃了。 她就義那天，懷裡的嬰兒已經沒有哭聲。後來，孩子被摔在曠野裡，死了。母親和孩子的鮮血染紅了沂蒙山。 組織上派人搶救出她的遺體，可是孩子的屍體已經無法找到。戰友們把母親遺體轉移到一位大娘家，大娘將她悄悄葬在自家祖墳裡。 義無反顧的女性還有很多。在李特特眼裡，媽媽蔡暢不像別人家的媽媽那麼有耐心。 李特特記得媽媽帶著她出去的時候總跟她說：“你看後面有沒有尾巴。”年幼的李特特感覺莫名其妙，就摸摸自己的屁股說，沒有尾巴呀！媽媽又說：“哎！傻丫頭，我叫你看有沒有尾巴，是看後面有沒有人跟著我們走。” 李特特太小，很多事情都不懂，當然更不知道，媽媽在從事地下工作。她總喜歡向媽媽提問題，問得多了，她便經常受到媽媽的批評，媽媽責備她：“你老這麼樣子問什麼！”年幼的李特特很傷心，就開始哭，一哭又招致媽媽的責備。 “我一哭，媽媽又呲我了，嫌我問得太多了，外婆說，你有事問我吧！你媽媽事情多。”李特特就問外婆：“為什麼她要對我這樣不好？”外婆說：“不是，她忙得很。”“她忙什麼呀？”外婆也有點不耐煩了，就說：“你瞧你又問為什麼。為什麼忙、忙什麼，大人的事你不要問。” 從那以後，李特特就這樣忍耐著，什麼都不問。 李特特一直覺得媽媽不喜歡自己，這甚至成了她的一個心結。長大後她才體會到秘密工作帶給媽媽精神和健康上的折磨，這一切讓她無法隨時扮演一個溫柔的母親。 蔡轉是李一純的女兒，在她的童年回憶裡，她對媽媽第一次有記憶，是媽媽從敵人監獄被解救出來的那天。蔡轉回憶說：“我只記得她出獄的時候，在外婆家看到她，她穿著個短袖旗袍，我就覺得她很美麗。”因為生怕好不容易回來的媽媽突然又不見了，所以蔡轉經常晚上不敢睡覺，常常爬起來看看媽媽還在不在，看到媽媽還在睡覺，她又擔心她是不是不呼吸了。 在那樣動蕩的年代，母親和女兒都沒有安全感，因為整片國土都不安全。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