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柏——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
餘羨貞——時為第三戰區第六重傷醫院護士
譚崑山——時為七十三軍作戰參謀
李維英——時為八路軍一二〇師獨一旅二團文化教員
李玉茂——時為八路軍冀中軍區一二一師連長
劉禦——時為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
老人孫英傑回憶說，台兒莊戰役結束後，那裡全是一片一片的屍體，黃色衣服的日本人，灰色衣服的自己同胞，滿眼望去，看不到頭。那時天很熱，部隊怕屍體腐爛會帶來瘟疫，於是調來大量的消毒藥水，在戰場消毒。
講的就是戰地醫生的故事。這裡的天使，不禁讓人聯想起《黃河絕戀》裡面那個從女大學生轉變為八路軍護士的安琪。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動蕩的國土早已放不下書桌，無數青年學子為保家衛國，都義無反顧地投筆從戎，對於女學生來說，從事醫護工作則是常見的選擇之一。
1939年，一個剛剛畢業的小護士被分到了第三戰區的重傷醫院，後來，她回憶說，那裡每天都有鋸手鋸腳的，她很害怕。但是沒過多久，小護士就適應了這種生活，她主動接近傷員，給他們唱歌，還替他們給家裡寫家信，傷員們都盼著重返戰場，但可惜，他們中的很多人無法再回戰場了。
小護士回憶說，醫院的山背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墓地。
醫生與傷患之間的故事是最能打動人的，尤其是在戰場上。有個擔架兵回憶說，忻口會戰，他在前線抬擔架，看見營長負了重傷，就過去抬，營長說別管我，還有比我傷更重的，他又去抬傷更重的，結果傷員說，別管我，還有比我傷更重的。如是幾次，擔架兵的眼裡已經全是淚水。
做這個專題的時候，最難的是找不到全面的抗戰時期戰地醫療的資料：照片，影像，還有數據。我們除了那些援華的外國醫生，找不到自己同胞，那些中國戰地醫生的名字。
他們是戰場上的天使，但有太多太多人沒有留下名字，等到我們想起他們的時候，卻都不知道從何說起。
這是我心中的遺憾，也增加了做片子的難度。松山戰役的時候，日軍的記錄裡記得很明白，哪怕是一個獸醫，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我們卻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
後來，組裡買了大量的圖書，其中有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軍醫手冊》，書很小，很舊，裡面已經痕跡斑駁，翻著這本書，心裡突然有一種很難過的感覺。不知道當年看著這本《軍醫手冊》的醫生是否從戰場活著回來，他後來過得怎麼樣？
1940年2月17日這一天，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周良柏經過了一場槍林彈雨的戰鬥。從那一天起，他永遠失去了一隻胳膊。 當時兩方面的火力都對準了一座橋，單單是雙方面火力相對已經僵持不下，必須要人衝上去了，步槍已經不大起作用了，都是機槍掃射，一場槍林彈雨開始了。衝上石橋的周良柏被日軍子彈擊中，倒在了石橋上。對受傷時的情形，周良柏記得清清楚楚：“受傷的時候，開始自己不知道，就是麻了一下子。”轉頭去看自己的傷口，發現子彈並沒有打穿自己的胳膊，因為根本找不到出口。他心想，遭了，子彈在裡面沒有出來！ “血一湧，心裡面講不出的難過，究竟怎麼難過，我現在也交代不清楚，就是感覺很難過，把袖子抓住，手一鬆……全身都是血。” 在日軍的瘋狂掃射中，戰友把周良柏拖下了戰場，送往醫療隊。當時，擔架已經沒有了，醫療隊的人找到一個藤椅，用梯子紮起來，就做成了擔架。那時候，每一團只有一個醫療隊。醫生用橡皮管子把周良柏受傷的胳膊紮住了。止住血以後，因為他傷勢嚴重，醫療隊為他做簡單的處理後，就將他送往野戰醫院了。周良柏說，師裡有個野戰醫院，因為沒有房子，就是隨便走到哪裡就臨時搭起來的，所以叫“野戰醫院”，其實就相當於收容所罷了。 由於前線源源不斷地送來大量傷員，被送到野戰醫院的周良柏來不及被救治，就又被送往宜陽的後方醫院。傷口的疼痛折磨著他的神經，使他每天都要和疼痛做著激烈的鬥爭。一個星期後，他被送到了宜陽，但已經錯失了最佳治療時間。周良柏說：“在那個時候，重傷就是死亡，輕傷也變成重傷，我這個傷是不輕不重的傷。到底關節和血管都被打斷了，但生命還是保留下來了。” 抗戰期間，有很多像周良柏一樣的戰士，他們衝上戰場受了傷，卻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再也無法返回戰場。那時，由於戰線過長，中國軍隊的藥品以及後勤補給嚴重缺乏。而現代戰爭中，正面戰場作戰拼的不僅是戰爭意志和武器裝備，更是後勤與醫護。 周良柏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身上全是蝨子，衣服換下來了沒辦法洗，就把髒衣服放在一邊，換上別的衣服，等到換上去的衣服又髒了，就又把脫掉的髒衣服換上來，輪流穿著髒衣服。戰士們穿著髒衣服衝上了戰場，他們中的很多人沒能再回來。非戰鬥性減員成了抗戰期間各部隊醫療人員面對的最大問題。 餘慕貞當時是第三戰區重傷醫院的一名護士，她記得每到一個醫院，都會看見山上有好多墳墓，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在戰爭中死掉的傷病員。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好多人她都不認識，但是遇到知道名字和家鄉的，她都會給死傷人員的家屬寫信。 1943年，七十三軍作戰參謀譚崑山被送到了後方的傷兵醫院。在常德保衛戰中，一塊彈片插進了他頭頂右後方的位置，傷口感染了，高燒四十多攝氏度，情況已經非常危險。 膿血淤積在譚崑山的傷口裡，負責看護譚崑山的看護長見狀，做出了一個令譚崑山意想不到的舉動： 看護長拿來一個大號漱口杯，竟然開始用嘴直接對著譚崑山的傷口，一口一口地吸裡面的膿！吸一口、吐出去，然後猛喝一口水漱口，又接著吸吐、漱，這套動作，她反反复复地做……直到傷口中的膿血徹底清理乾淨。看護長當日的驚人之舉，讓譚崑山的傷勢很奇蹟般地得以控制。 譚崑山老人回憶起這件事，眼裡閃著淚光，說：“我看了心裡好難過，我親人都沒有那樣對過我。”在譚崑山看來，這位看護長已是他最親的親人，而這件事，也讓這個叫戴新華的看護長，成了他心里永遠的感動！ 譚崑山後來知道戴新華看護長對哪個傷兵都很好，傷兵都親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天氣好的時候，她就會把傷員們帶到湖邊，然後吹起口琴給他們聽。靜靜的湖面，悠揚的琴聲，那顆被戰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靜下來。 譚崑山傷癒後，還經常會想起那位看護長，他總想回去看看她。過端午節的時候，譚崑山醃了鹽蛋，又拿了粽子，要去感謝看護長和護士們。然而，譚崑山沒有找到那位看護長，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傷的護士。 “一到那裡，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那幾個看護長和護士都是很悲哀的樣子。”譚崑山說。幾個護士告訴他，戴姐被炸死了。這個消息，對譚崑山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原來，有一次日本人的飛機來了，所有傷員被疏散到山里，但是還有六七個腳傷了，走不動。面對這種情況，戴新華毅然決定堅守下來，陪著那些不能離開的傷員們。結果，日軍的一個炸彈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看護長沒能逃出…… 年輕的看護長在日軍的轟炸中獻出了她寶貴的生命，聽到這個消息的譚崑山久久說不出話來。他為大姐豎了一塊碑，然後帶著滿腔的悲憤返回了戰場。 戴新華只是抗戰八年中一名普通的醫務工作者，還有很多像她一樣的天使為了挽救傷員而去世。稍微值得慶幸的是，從譚崑山的口中，我們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華。 根據抗戰時期《保盟通訊》所做的一項調查，按當時中國一線部隊人數計算，至少應配備30000名合格的醫生，然而實際情況是，只有醫生6000名。治療是一種悲劇性的努力，因為幾乎無藥可給傷員。在中國西北地區，僅有60%的傷員能得到醫治，陝甘寧邊區的醫生，4人合用一副聽診器，3支針管要給60位病員打針，外科手術用的橡皮手套，破了補，補了破。 李維英當時是八路軍一二零師的一名文化教員，他清楚地知道抗戰時期的醫療條件有多差。 “雖然是野戰醫院，但是沒有女護士，都是男護士，就連男護士也不多；醫生更不多，傷員太多，顧不過來。總之，就是缺醫少藥。”當時八路軍的醫療水平相對更加落後，許多傷員只能寄放在老鄉家裡養病。 1939年3月，傷員李維英被兩個老鄉抬著送往野戰醫院，由於路途太遠，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戶老鄉家裡。進屋以後，擔架被放在了一個櫃子上，李維英迷迷糊糊地昏睡過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里黑黢黢的，只點了一盞小油燈照亮。他恍恍惚惚地聽抬擔架的老百姓講：“看樣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嚥氣了。”送不到了，怎麼辦呢？這時，就听見一個老太太說：“這麼年輕的孩子，爹娘現在在哪兒？真可憐！不能看他死，怎麼著我們也要救一救啊！沒有藥又沒有醫生，我們這地方又窮，要不我們試試給他灌點薑湯吧。”聽到這些，李維英心頭很暖，但又很酸，失去了知覺…… 天亮時，李維英又醒了過來，他發現老大娘還守在自己身邊，一夜沒睡。老大娘見李維英醒了過來，連忙把自己僅存的一點小米熬成湯，餵給他喝。李維英有了點精力，老鄉們連忙把他送往野戰醫院，鄉親們就這樣為他贏得了搶救的時間！ 但是，他傷得不輕，重病要靠護理。野戰醫院把他寄存在另一戶老大娘家裡，讓老鄉幫忙護理。李維英說：“沒有她護理我就沒命了。”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因為失血太多，重病的李維英幾乎都是在昏迷中度過的。怎麼吃飯，怎麼大小便，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維英就這樣在老大娘的照料下過了一個月。一個月後，他慢慢挺過來了，可以坐到炕上了。醫生來家裡檢查，說他基本上沒有生命危險了，但因為野戰醫院條件太差，所以建議再恢復幾天，最好是送到延安。 “臨走的時候真是掉了眼淚了，”李維英說，“這個姓劉的大娘，還有餵我薑湯的那個，兩個大娘救了我一命。” 李維英被送去延安治療。後來他總想回去看看那兩位老大娘，卻一直沒有機會，這件事情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那時，許多戰士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那些樸實的老鄉在最關鍵的時候挺身而出，成為戰士們心中的天使。 1938年，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開始向中國戰場運送藥品和醫療器械，在近4年的時間里約給前線送去各種醫藥救濟物資120噸。各國援華醫療隊，也紛紛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人民抗戰。 1938年3月，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率領一支3人組成的加美醫療隊來到延安。隨後，白求恩奔赴前線，出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李玉茂老人曾經親眼見過白求恩，他說：“他的眼睛不是藍色的，好像髮灰，身材細高細高的，大概做手術時間長了，背有點駝。”儘管已經過去60多年，因為腦血栓對於過往記憶已經有些模糊的李玉茂，對於見到白求恩時的情景卻依然無法忘記。 1939年4月22日，日軍吉田大隊八百餘人由河間縣城進犯城北三十里鋪，一二零師師長賀龍判斷，該日軍可能在周邊據點日偽軍的配合下對齊會地區進行“掃蕩”，於是集中兵力，準備圍殲進犯日軍。 23日晨，日軍由三十里鋪東進，在砲火掩護下，向齊會村發起進攻，將第七一六團第三營包圍於村內。 李玉茂記得，那天敵人圍攻得最厲害，打得最兇就是原六團三營。三營營長王祥發率領400人迎戰日軍800人的大隊，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日軍前來。在幾次打退了日軍的進攻後，敵人隨即焚燒房屋，向齊會村以及北面的大朱村施放毒氣彈，師長賀龍以及大部分戰士中毒，情況十分危險。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白求恩大夫被火速請到了冀中為賀老總和戰士們排除毒氣。 此時，白求恩的戰地手術室就設在離主戰場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廟裡，在教會戰士使用口罩蘸濕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辦法後，他繼續在破廟里為傷員救治。後來，這個破廟改成的急救所還是被敵人發現了。日軍隨即準備對那裡發動進攻。晉察冀邊區衛生部長勸白求恩趕快轉移，因為這裡實在太危險了。可是，白求恩卻說：“這麼多傷員不怕死，我們怕死嗎？” 白求恩不願意就這樣離開陣地，他同意將傷員轉移，然後跟隨戰士前往陣地，在那裡救治傷員。往往是有傷員來了，白求恩利落地把手一洗，手套一戴，馬上就趴在擔架上做手術。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手術台，就是在傷員被抬來的擔架上做手術。 戰況緊急，白求恩看著那些等待救治的傷員，心裡非常著急。李玉茂說：“有時候那些醫護人員遞鉗子遞慢了，白求恩就發脾氣。” 大部分的戰士沒有和白求恩說過話，他們對白求恩表達感情的方式只有微笑。戰士們知道，自己受傷時會有白求恩大夫給自己治療，他們就可以毫無顧慮地衝上戰場，這是一名戰士對一名戰地醫生表達敬意的最好方式！ 此時，負責伏擊日軍援兵的八路軍游擊隊分別擊退敵人，而一二零師主力部隊也完成了對齊會村吉田大隊的包圍，隨即總包圍戰打響了！齊會戰鬥一共激戰三晝夜，八路軍共擊斃日偽軍七百餘人，日軍吉田大隊長率領殘部八十餘人倉皇逃脫。李玉茂和戰友來不及慶祝，就隨部隊離開，準備接著打日軍。而白求恩也收起醫療用具，帶領陣地醫療隊趕回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沒有車子，都是用牲口來代步的。李玉茂說當時白求恩的藥品用一頭騾子來馱，工具用另一頭騾子來馱，白求恩自己騎著一頭騾子。 “只有三頭騾子招呼他。”李玉茂開玩笑地說。 沒有臨別的擁抱，也沒有感謝的話語，戰士們就這樣默默地望著這個只接觸了三天的白求恩大夫遠去。 1939年10月，日軍掃蕩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正準備回一次國的白求恩聽到消息後主動留了下來，趕往前線。他在一天的時間裡就為13位重傷員做了手術。當他為一位頭部嚴重感染的傷員實施排膿手術時，本已受傷的手指又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醫務人員說：“白大夫，把這個指頭去掉吧。”白求恩說：“外科醫生把指頭去掉怎麼工作？” 就為了能繼續給戰士們做手術，白求恩任由病毒慢慢侵入他全身的血液。不願離開手術台的白求恩身體越來越虛弱。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不僅給中國抗戰軍民以極大的感動與鼓舞，還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日軍及狂熱的日本民眾：缺乏國際主義精神的狹隘民族心理，正是他們釀下這一滔天大罪的根源。 1939年秋季的一天，李玉茂聽說冀中的人員和晉察冀的人員給白求恩開追悼會。聽到消息的李玉茂哭得很傷心。 直到今天，李玉茂老人依然無法忘記這個只見過幾面的外國大夫，而灰藍色的眼睛、細高的身材以及微微的駝背，也成了白求恩留在他心中永恆的形象。 我們採訪到了杰弗·裡豪，他是白求恩大夫的侄孫，他說他小的時候，祖母總會跟他和弟弟妹妹們提到白求恩醫生，告訴他們關於白求恩的事。但是，在加拿大沒有人真正談論他、提及他，他被遺忘了。 杰弗說：“我為他的生平和成就，還有他為中國人民所做的貢獻能夠被人們所熟知，到現在仍然被傳頌而驕傲。我想延續白求恩醫生的精神，我很高興有幸做這件事情，我還想讓中國人民和加拿大人民記住這位偉大的人，事實上，我想讓全世界人民都能記住他。” 是的，全世界人民都會記得，這個藍眼睛高個子的加拿大醫生，也會記得那些在戰爭中為傷員們辛苦奔波的醫護人員。雖然他們大多數都沒有留下姓名，他們的故事也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都是我們心中的天使。 抗戰勝利的勳章，永遠有他們的血和汗。 在抗戰期間，像白求恩一樣的醫療隊員還有很多。當死亡逼近的一剎那，他們在想些什麼呢？ “心裡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非常非常平靜，知道子彈一來就一下子打死了，死以前的平靜還是很幸福的。”時任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的劉禦說。 1941年，日軍調集五萬兵力掃蕩沂蒙山區，劉御所在的部隊被困在了一道山窪裡。敵人把整個山區都包圍了，只剩下一道叫做五通溝的口子，然而，卻在五通溝上一邊架一挺機槍。被包圍的人想從五通溝裡突圍出去，敵人就用機槍一個勁地射，當時沖在突圍隊伍裡的劉禦記得五通溝的水都被染成紅色的了。 劉禦和一個叫小寇的看護員一起使勁兒往前跑，跑著跑著小寇一下子趴下了，大喊：“哎喲媽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負傷了。”聽到小寇負傷了，劉禦很緊張：“你快爬過來，爬過來我看看。”劉御用大石坎擋住子彈，讓小寇爬過來，劉禦一看，心裡一下子放鬆了。 “只是棉襖被炸飛了，棉花都露在外頭，好在並沒有負傷。”看到小寇沒有負傷，便放心地讓小寇趕緊跑。 小寇的虛驚一場是幸運的，但在那次掃蕩中，卻有很多人身負重傷。突圍出去的劉禦和其他醫護人員一起帶領傷員撤進大山里。他們在梯田間挖出一個個地窖，將傷員安置在裡面，然後還照樣給它壘起來。醫生換藥的時候，怕腳印被鬼子發現，就拿樹枝一面走一面掃，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保護地窖和傷員。 與劉禦同組有一個醫生叫王軍，他的一個病人叫辛瑞。王軍看見重傷的辛瑞太辛苦了，又見外面太陽很好，就把辛瑞抬了出來，想讓她曬曬太陽。 就在這時，收到情報說消息樹倒了。 那時候山頭上都會有棵消息樹，有的兒童站崗，有的大人站崗，日軍一出動，消息樹就會倒。 日軍來了，大家都趕緊喊辛瑞，讓她快點兒進來。被太陽曬得舒舒服服的辛瑞以為大家在騙她，說：“我在外頭挺舒服，我想躺一會兒。”大家告訴她鬼子真的來了，讓她不要吭聲，結果她還疼得哼哼開了。這時，日軍正好從她附近經過，聽到哼哼聲，順著聲音找來。 辛瑞犧牲了。 日軍知道山洞里肯定有人，於是想使詐，他們大叫：“穿藍衣服的出來，我看見你了，不出來我就開槍了。”為了保護山洞裡的其他人，護士長挺身而出。鬼子問她：“裡頭還有人嗎？”她說：“沒有人了，就我自己。” 這一刻，時間彷彿停止了。幸好，日軍信以為真了。大家眼含淚水，望著被押走的護士長，那件藍色的衣服，逐漸消失在視線裡。 抗戰八年，有太多這樣的醫護人員，他們不顧一切，只為了能讓更多的人活下去。這些留下姓名和沒有留下姓名的天使，永遠不會被忘記。
註釋：
1940年2月17日這一天，時為第十集團軍八十六軍七十九師戰士周良柏經過了一場槍林彈雨的戰鬥。從那一天起，他永遠失去了一隻胳膊。 當時兩方面的火力都對準了一座橋，單單是雙方面火力相對已經僵持不下，必須要人衝上去了，步槍已經不大起作用了，都是機槍掃射，一場槍林彈雨開始了。衝上石橋的周良柏被日軍子彈擊中，倒在了石橋上。對受傷時的情形，周良柏記得清清楚楚：“受傷的時候，開始自己不知道，就是麻了一下子。”轉頭去看自己的傷口，發現子彈並沒有打穿自己的胳膊，因為根本找不到出口。他心想，遭了，子彈在裡面沒有出來！ “血一湧，心裡面講不出的難過，究竟怎麼難過，我現在也交代不清楚，就是感覺很難過，把袖子抓住，手一鬆……全身都是血。” 在日軍的瘋狂掃射中，戰友把周良柏拖下了戰場，送往醫療隊。當時，擔架已經沒有了，醫療隊的人找到一個藤椅，用梯子紮起來，就做成了擔架。那時候，每一團只有一個醫療隊。醫生用橡皮管子把周良柏受傷的胳膊紮住了。止住血以後，因為他傷勢嚴重，醫療隊為他做簡單的處理後，就將他送往野戰醫院了。周良柏說，師裡有個野戰醫院，因為沒有房子，就是隨便走到哪裡就臨時搭起來的，所以叫“野戰醫院”，其實就相當於收容所罷了。 由於前線源源不斷地送來大量傷員，被送到野戰醫院的周良柏來不及被救治，就又被送往宜陽的後方醫院。傷口的疼痛折磨著他的神經，使他每天都要和疼痛做著激烈的鬥爭。一個星期後，他被送到了宜陽，但已經錯失了最佳治療時間。周良柏說：“在那個時候，重傷就是死亡，輕傷也變成重傷，我這個傷是不輕不重的傷。到底關節和血管都被打斷了，但生命還是保留下來了。” 抗戰期間，有很多像周良柏一樣的戰士，他們衝上戰場受了傷，卻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再也無法返回戰場。那時，由於戰線過長，中國軍隊的藥品以及後勤補給嚴重缺乏。而現代戰爭中，正面戰場作戰拼的不僅是戰爭意志和武器裝備，更是後勤與醫護。 周良柏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身上全是蝨子，衣服換下來了沒辦法洗，就把髒衣服放在一邊，換上別的衣服，等到換上去的衣服又髒了，就又把脫掉的髒衣服換上來，輪流穿著髒衣服。戰士們穿著髒衣服衝上了戰場，他們中的很多人沒能再回來。非戰鬥性減員成了抗戰期間各部隊醫療人員面對的最大問題。 餘慕貞當時是第三戰區重傷醫院的一名護士，她記得每到一個醫院，都會看見山上有好多墳墓，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在戰爭中死掉的傷病員。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好多人她都不認識，但是遇到知道名字和家鄉的，她都會給死傷人員的家屬寫信。 1943年，七十三軍作戰參謀譚崑山被送到了後方的傷兵醫院。在常德保衛戰中，一塊彈片插進了他頭頂右後方的位置，傷口感染了，高燒四十多攝氏度，情況已經非常危險。 膿血淤積在譚崑山的傷口裡，負責看護譚崑山的看護長見狀，做出了一個令譚崑山意想不到的舉動： 看護長拿來一個大號漱口杯，竟然開始用嘴直接對著譚崑山的傷口，一口一口地吸裡面的膿！吸一口、吐出去，然後猛喝一口水漱口，又接著吸吐、漱，這套動作，她反反复复地做……直到傷口中的膿血徹底清理乾淨。看護長當日的驚人之舉，讓譚崑山的傷勢很奇蹟般地得以控制。 譚崑山老人回憶起這件事，眼裡閃著淚光，說：“我看了心裡好難過，我親人都沒有那樣對過我。”在譚崑山看來，這位看護長已是他最親的親人，而這件事，也讓這個叫戴新華的看護長，成了他心里永遠的感動！ 譚崑山後來知道戴新華看護長對哪個傷兵都很好，傷兵都親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天氣好的時候，她就會把傷員們帶到湖邊，然後吹起口琴給他們聽。靜靜的湖面，悠揚的琴聲，那顆被戰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靜下來。 譚崑山傷癒後，還經常會想起那位看護長，他總想回去看看她。過端午節的時候，譚崑山醃了鹽蛋，又拿了粽子，要去感謝看護長和護士們。然而，譚崑山沒有找到那位看護長，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傷的護士。 “一到那裡，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那幾個看護長和護士都是很悲哀的樣子。”譚崑山說。幾個護士告訴他，戴姐被炸死了。這個消息，對譚崑山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原來，有一次日本人的飛機來了，所有傷員被疏散到山里，但是還有六七個腳傷了，走不動。面對這種情況，戴新華毅然決定堅守下來，陪著那些不能離開的傷員們。結果，日軍的一個炸彈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看護長沒能逃出…… 年輕的看護長在日軍的轟炸中獻出了她寶貴的生命，聽到這個消息的譚崑山久久說不出話來。他為大姐豎了一塊碑，然後帶著滿腔的悲憤返回了戰場。 戴新華只是抗戰八年中一名普通的醫務工作者，還有很多像她一樣的天使為了挽救傷員而去世。稍微值得慶幸的是，從譚崑山的口中，我們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華。 根據抗戰時期《保盟通訊》所做的一項調查，按當時中國一線部隊人數計算，至少應配備30000名合格的醫生，然而實際情況是，只有醫生6000名。治療是一種悲劇性的努力，因為幾乎無藥可給傷員。在中國西北地區，僅有60%的傷員能得到醫治，陝甘寧邊區的醫生，4人合用一副聽診器，3支針管要給60位病員打針，外科手術用的橡皮手套，破了補，補了破。 李維英當時是八路軍一二零師的一名文化教員，他清楚地知道抗戰時期的醫療條件有多差。 “雖然是野戰醫院，但是沒有女護士，都是男護士，就連男護士也不多；醫生更不多，傷員太多，顧不過來。總之，就是缺醫少藥。”當時八路軍的醫療水平相對更加落後，許多傷員只能寄放在老鄉家裡養病。 1939年3月，傷員李維英被兩個老鄉抬著送往野戰醫院，由於路途太遠，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戶老鄉家裡。進屋以後，擔架被放在了一個櫃子上，李維英迷迷糊糊地昏睡過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里黑黢黢的，只點了一盞小油燈照亮。他恍恍惚惚地聽抬擔架的老百姓講：“看樣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嚥氣了。”送不到了，怎麼辦呢？這時，就听見一個老太太說：“這麼年輕的孩子，爹娘現在在哪兒？真可憐！不能看他死，怎麼著我們也要救一救啊！沒有藥又沒有醫生，我們這地方又窮，要不我們試試給他灌點薑湯吧。”聽到這些，李維英心頭很暖，但又很酸，失去了知覺…… 天亮時，李維英又醒了過來，他發現老大娘還守在自己身邊，一夜沒睡。老大娘見李維英醒了過來，連忙把自己僅存的一點小米熬成湯，餵給他喝。李維英有了點精力，老鄉們連忙把他送往野戰醫院，鄉親們就這樣為他贏得了搶救的時間！ 但是，他傷得不輕，重病要靠護理。野戰醫院把他寄存在另一戶老大娘家裡，讓老鄉幫忙護理。李維英說：“沒有她護理我就沒命了。”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因為失血太多，重病的李維英幾乎都是在昏迷中度過的。怎麼吃飯，怎麼大小便，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維英就這樣在老大娘的照料下過了一個月。一個月後，他慢慢挺過來了，可以坐到炕上了。醫生來家裡檢查，說他基本上沒有生命危險了，但因為野戰醫院條件太差，所以建議再恢復幾天，最好是送到延安。 “臨走的時候真是掉了眼淚了，”李維英說，“這個姓劉的大娘，還有餵我薑湯的那個，兩個大娘救了我一命。” 李維英被送去延安治療。後來他總想回去看看那兩位老大娘，卻一直沒有機會，這件事情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那時，許多戰士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那些樸實的老鄉在最關鍵的時候挺身而出，成為戰士們心中的天使。 1938年，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開始向中國戰場運送藥品和醫療器械，在近4年的時間里約給前線送去各種醫藥救濟物資120噸。各國援華醫療隊，也紛紛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人民抗戰。 1938年3月，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率領一支3人組成的加美醫療隊來到延安。隨後，白求恩奔赴前線，出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李玉茂老人曾經親眼見過白求恩，他說：“他的眼睛不是藍色的，好像髮灰，身材細高細高的，大概做手術時間長了，背有點駝。”儘管已經過去60多年，因為腦血栓對於過往記憶已經有些模糊的李玉茂，對於見到白求恩時的情景卻依然無法忘記。 1939年4月22日，日軍吉田大隊八百餘人由河間縣城進犯城北三十里鋪，一二零師師長賀龍判斷，該日軍可能在周邊據點日偽軍的配合下對齊會地區進行“掃蕩”，於是集中兵力，準備圍殲進犯日軍。 23日晨，日軍由三十里鋪東進，在砲火掩護下，向齊會村發起進攻，將第七一六團第三營包圍於村內。 李玉茂記得，那天敵人圍攻得最厲害，打得最兇就是原六團三營。三營營長王祥發率領400人迎戰日軍800人的大隊，目的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日軍前來。在幾次打退了日軍的進攻後，敵人隨即焚燒房屋，向齊會村以及北面的大朱村施放毒氣彈，師長賀龍以及大部分戰士中毒，情況十分危險。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白求恩大夫被火速請到了冀中為賀老總和戰士們排除毒氣。 此時，白求恩的戰地手術室就設在離主戰場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廟裡，在教會戰士使用口罩蘸濕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辦法後，他繼續在破廟里為傷員救治。後來，這個破廟改成的急救所還是被敵人發現了。日軍隨即準備對那裡發動進攻。晉察冀邊區衛生部長勸白求恩趕快轉移，因為這裡實在太危險了。可是，白求恩卻說：“這麼多傷員不怕死，我們怕死嗎？” 白求恩不願意就這樣離開陣地，他同意將傷員轉移，然後跟隨戰士前往陣地，在那裡救治傷員。往往是有傷員來了，白求恩利落地把手一洗，手套一戴，馬上就趴在擔架上做手術。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手術台，就是在傷員被抬來的擔架上做手術。 戰況緊急，白求恩看著那些等待救治的傷員，心裡非常著急。李玉茂說：“有時候那些醫護人員遞鉗子遞慢了，白求恩就發脾氣。” 大部分的戰士沒有和白求恩說過話，他們對白求恩表達感情的方式只有微笑。戰士們知道，自己受傷時會有白求恩大夫給自己治療，他們就可以毫無顧慮地衝上戰場，這是一名戰士對一名戰地醫生表達敬意的最好方式！ 此時，負責伏擊日軍援兵的八路軍游擊隊分別擊退敵人，而一二零師主力部隊也完成了對齊會村吉田大隊的包圍，隨即總包圍戰打響了！齊會戰鬥一共激戰三晝夜，八路軍共擊斃日偽軍七百餘人，日軍吉田大隊長率領殘部八十餘人倉皇逃脫。李玉茂和戰友來不及慶祝，就隨部隊離開，準備接著打日軍。而白求恩也收起醫療用具，帶領陣地醫療隊趕回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沒有車子，都是用牲口來代步的。李玉茂說當時白求恩的藥品用一頭騾子來馱，工具用另一頭騾子來馱，白求恩自己騎著一頭騾子。 “只有三頭騾子招呼他。”李玉茂開玩笑地說。 沒有臨別的擁抱，也沒有感謝的話語，戰士們就這樣默默地望著這個只接觸了三天的白求恩大夫遠去。 1939年10月，日軍掃蕩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正準備回一次國的白求恩聽到消息後主動留了下來，趕往前線。他在一天的時間裡就為13位重傷員做了手術。當他為一位頭部嚴重感染的傷員實施排膿手術時，本已受傷的手指又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醫務人員說：“白大夫，把這個指頭去掉吧。”白求恩說：“外科醫生把指頭去掉怎麼工作？” 就為了能繼續給戰士們做手術，白求恩任由病毒慢慢侵入他全身的血液。不願離開手術台的白求恩身體越來越虛弱。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不僅給中國抗戰軍民以極大的感動與鼓舞，還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日軍及狂熱的日本民眾：缺乏國際主義精神的狹隘民族心理，正是他們釀下這一滔天大罪的根源。 1939年秋季的一天，李玉茂聽說冀中的人員和晉察冀的人員給白求恩開追悼會。聽到消息的李玉茂哭得很傷心。 直到今天，李玉茂老人依然無法忘記這個只見過幾面的外國大夫，而灰藍色的眼睛、細高的身材以及微微的駝背，也成了白求恩留在他心中永恆的形象。 我們採訪到了杰弗·裡豪，他是白求恩大夫的侄孫，他說他小的時候，祖母總會跟他和弟弟妹妹們提到白求恩醫生，告訴他們關於白求恩的事。但是，在加拿大沒有人真正談論他、提及他，他被遺忘了。 杰弗說：“我為他的生平和成就，還有他為中國人民所做的貢獻能夠被人們所熟知，到現在仍然被傳頌而驕傲。我想延續白求恩醫生的精神，我很高興有幸做這件事情，我還想讓中國人民和加拿大人民記住這位偉大的人，事實上，我想讓全世界人民都能記住他。” 是的，全世界人民都會記得，這個藍眼睛高個子的加拿大醫生，也會記得那些在戰爭中為傷員們辛苦奔波的醫護人員。雖然他們大多數都沒有留下姓名，他們的故事也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都是我們心中的天使。 抗戰勝利的勳章，永遠有他們的血和汗。 在抗戰期間，像白求恩一樣的醫療隊員還有很多。當死亡逼近的一剎那，他們在想些什麼呢？ “心裡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非常非常平靜，知道子彈一來就一下子打死了，死以前的平靜還是很幸福的。”時任山東縱隊後方醫院二所所長的劉禦說。 1941年，日軍調集五萬兵力掃蕩沂蒙山區，劉御所在的部隊被困在了一道山窪裡。敵人把整個山區都包圍了，只剩下一道叫做五通溝的口子，然而，卻在五通溝上一邊架一挺機槍。被包圍的人想從五通溝裡突圍出去，敵人就用機槍一個勁地射，當時沖在突圍隊伍裡的劉禦記得五通溝的水都被染成紅色的了。 劉禦和一個叫小寇的看護員一起使勁兒往前跑，跑著跑著小寇一下子趴下了，大喊：“哎喲媽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負傷了。”聽到小寇負傷了，劉禦很緊張：“你快爬過來，爬過來我看看。”劉御用大石坎擋住子彈，讓小寇爬過來，劉禦一看，心裡一下子放鬆了。 “只是棉襖被炸飛了，棉花都露在外頭，好在並沒有負傷。”看到小寇沒有負傷，便放心地讓小寇趕緊跑。 小寇的虛驚一場是幸運的，但在那次掃蕩中，卻有很多人身負重傷。突圍出去的劉禦和其他醫護人員一起帶領傷員撤進大山里。他們在梯田間挖出一個個地窖，將傷員安置在裡面，然後還照樣給它壘起來。醫生換藥的時候，怕腳印被鬼子發現，就拿樹枝一面走一面掃，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保護地窖和傷員。 與劉禦同組有一個醫生叫王軍，他的一個病人叫辛瑞。王軍看見重傷的辛瑞太辛苦了，又見外面太陽很好，就把辛瑞抬了出來，想讓她曬曬太陽。 就在這時，收到情報說消息樹倒了。 那時候山頭上都會有棵消息樹，有的兒童站崗，有的大人站崗，日軍一出動，消息樹就會倒。 日軍來了，大家都趕緊喊辛瑞，讓她快點兒進來。被太陽曬得舒舒服服的辛瑞以為大家在騙她，說：“我在外頭挺舒服，我想躺一會兒。”大家告訴她鬼子真的來了，讓她不要吭聲，結果她還疼得哼哼開了。這時，日軍正好從她附近經過，聽到哼哼聲，順著聲音找來。 辛瑞犧牲了。 日軍知道山洞里肯定有人，於是想使詐，他們大叫：“穿藍衣服的出來，我看見你了，不出來我就開槍了。”為了保護山洞裡的其他人，護士長挺身而出。鬼子問她：“裡頭還有人嗎？”她說：“沒有人了，就我自己。” 這一刻，時間彷彿停止了。幸好，日軍信以為真了。大家眼含淚水，望著被押走的護士長，那件藍色的衣服，逐漸消失在視線裡。 抗戰八年，有太多這樣的醫護人員，他們不顧一切，只為了能讓更多的人活下去。這些留下姓名和沒有留下姓名的天使，永遠不會被忘記。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