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戈——時為中央黨校學生
朱育理——時為延署分區幹部子弟小學學生
阮崇武——時為延署分區幹部子弟小學學生
任湘——時為陝甘寧邊區師範學生
任遠志——時為延安中學學生
於藍——時為延安魯藝學員
李長華——時為八路軍留守兵團烽火劇團演員
陳祖濤——時為延安保小學生
彭祖祿——時為延安青年干部學校兒童班學生
曾憲林——時為延安保小學學生
王敏清——時為延安魯迅小學學生
蘇菲——馬海德夫人，時為延安魯藝學員
何理良——時為軍委俄文學校學員
項蘇雲——時為延安保小學生
李寶光——時為延安中央黨校二部學員
有些故事沒在節目裡說。
當年在延安，女同志少，男同志多，許多領導幹部到了延安，需要成家或者重新成家。很多女學生因此成了被追逐的對象。學校門口總有男同志在那裡等著，他們很直率，見面就問：結婚了嗎？有對象嗎？跟我好吧。可惜有些幹部是農民出身，與女學生結婚後無法互相適應。大老粗哪能理解知識分子的浪漫？類似的場景，前幾年的熱播劇中，石光榮和禇琴的婚姻便是一個例子。這就造成了一些悲劇。當然也有幸福的，幹部裡也有有文化的。我們不必抱怨時代的荒誕。時間是一個偉大的教師，長期的共同生活會讓具備不同價值觀的人學會忍讓和理解，並在衝突和摩擦中不斷地貼近對方。這裡不講階級，只講兩顆心的消融與一個家庭的締造。
幾乎每個受訪者都提到了當年流行的一個笑話——女學生說：“今晚的月色真好啊，我們去賞月吧。”丈夫說：“一個大月亮有啥好看的？警衛員，提個馬燈陪她去看吧。”這個笑話很可能是真事，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過，可見這種情況是多麼普遍。
當然也有聰明的，比如那個叫蘇毅的女孩，她堅持要找一個有文化的干部，結果很幸福。可惜很多女孩沒有這麼幸運，不夠聰明，或者身不由己。
在延安長大的孩子對延安都懷有最美好的感情，實際上這種感情是對少年時代的留戀。我一直很喜歡鄭律成的《延安頌》這首歌，特別美好。做了這個故事之後，研讀了一些資料之後，我的心情似乎有了變化。
不過我依然喜歡《延安頌》，依然願意相信它的美好，畢竟，作曲家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是懷著真誠的美好的浪漫的憧憬。這歌屬於藝術的範疇，而藝術，是可以不朽的。
這首名為《延安頌》的歌曲誕生於1938年。在當時，大批革命志士受到這首歌的激勵，為了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在投奔延安的隊伍中，有很多孩子，他們有的是中共高層、軍隊和地方骨幹的子弟，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後代，還有一些從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普通少年。 那些在延安度過年少時光的人，擁有讓當時很多人羨慕、讓他們自己無限感慨的一段記憶。在這段記憶裡，雖然生活是艱苦的、學習是緊張的，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延安在他們腦海裡的形象：延安的天空又藍又高，延河的水又清又甜，窯洞里特別溫暖，寶塔山無比巍峨。 寶塔山是延安城的標誌，當這些孩子們走在去延安的路上，離得很遠就能看見它。而清清涼涼的延河水也永遠印刻在了孩子們的童年記憶中。那時的延河水清澈透底，可以在河裡邊洗澡、游泳。春天的延安是最美的，紅色的蕎麥花開遍山野，把延安裝扮成了真正的紅色聖地。 窯洞，這一在陝北非常普通的住宅，在第一次來延安的孩子們的眼裡卻是異常新奇的。 任湘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師範學生，他是在晚上到達延安的，當家家戶戶亮起燈火時，映入他眼簾的是一排一排的延安窯洞，看起來就像一座座高樓。他忍不住驚嘆：“哎呀，延安有這麼多大高樓啊！”有人在旁邊聽了他的話，笑著說：“傻孩子，這是窯洞。” 任遠志是任弼時的女兒，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她也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在她以前的想像中，窯洞就是人們在山上挖的一個洞，人能夠爬進去睡覺就可以了。結果到延安以後，看到真實窯洞的任遠志，才知道窯洞根本不是她想像的那樣。窯洞其實和房子一樣高、一樣大，裡面能夠放床、放桌子，也有門和窗。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延安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人心中都充滿了幸福感和快樂感，每天延安的每一個山溝裡都有抗戰的歌聲，歌聲非常抒情、非常美，雖然當時的生活環境非常艱苦的，但是心裡卻不覺得苦。 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填飽肚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困難的時候，一個人一天三兩小米，三兩小米熬成粥灌都灌不飽，主要還是靠野菜。最好的伙食也就是大米、麵條和菜一塊兒煮出來的糊糊。那時候要想吃點肉，可真是不簡單。 那時候的人們普遍都營養不良。大人們湊合著吃，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可不能餓著，他們長大了還得建設新的國家。宋慶齡捐款在香港買了肉送到延安，黨的領導決定自己不吃，送給保小的學生們吃。孩子們一個星期有兩次能夠吃到饅頭和肉，所以那時候的孩子們總是盼望時間能過得快點，這樣就又能吃到那難得的饅頭和肉了。 這裡不僅是食物缺乏，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比如說衣服。很多人就是一身棉衣，白天穿著晚上用來蓋著取暖，根本沒有換洗的衣物。蝨子也就無法遏制地變得到處都是。其實，滅蝨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常洗澡常換衣服，但這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延安恰恰是最難辦到的。抓蝨子成了孩子們常做的功課之一。當時孩子們的被子上、床上到處都是蝨子卵，身上總是癢，所以只要一出太陽，他們就脫掉衣服用指甲擠蝨子。很多孩子的頭髮裡都生了蝨子，不得已也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把頭髮剃掉了。 1939年，為了鞏固根據地，毛澤東號召大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延安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全民都參與到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在農業、工業、商業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王震率領三五九旅讓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通過大生產運動，抗日根據地實現了糧食、蔬菜的自給，根據地軍民戰勝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延安的孩子們都很樂意參加勞動。大人們大規模地開墾農田，孩子們就成群結伴地一起到山上種土豆等蔬菜；大人們不論男女，一個人一個紡車，在那兒整天地紡，孩子們也跟著大人們一起做。 沒有地方住的時候就自己打窯洞，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就自己動手生產。艱苦的環境，不僅是生存面臨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到延安要過的第一道關，是極有意義的考驗和革命洗禮。艱苦的勞動，換來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變化。對於很多那時候在延安的孩子來說，他們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種一生受用不盡的精神財富，那是一種最樸素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一種最堅定的革命信仰。 在勞動中得到鍛煉，也要在文化上進步提高。延安的學習氣氛非常濃，大家一到延安就要求多學東西，學好了以後去抗日、去建設新中國，這是延安當時的教育目的和方針，也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在延安，年齡小的孩子進了保育院，大點的進小學，再大點就上中學，中學上完了還有大學，比如抗大。 抗戰前夕，為了大規模培養幹部，黨中央決定創辦抗日紅軍大學。這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開辦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兩所學校之一，是當時中國軍政最高學府。毛澤東為抗大題寫了8個字的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並且經常和朱德等去為學生講課，很多著名的理論文章都是在抗大講課時誕生的。 抗戰8年間，抗大陸續培養出了20多萬名黨政幹部。 延安培養出來的人才就分散到各地，走到了抗日的最前線，在軍隊、教育、衛生等很多方面都充當了中堅力量，為革命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詩人何其芳在一首詩中描述了青年們當時在延安學習的情景： 在延安學習的環境是非常艱苦的。當時沒有印刷的課本，都是老師手寫的講義，刻成蠟版後油印發給大家。當時也沒墨水瓶和筆，任遠志老人回憶說：“我們就在雞蛋殼上挖個小口，再用點黃泥把雞蛋殼包在中間，裡面放墨水。我們的蘸水筆，就是把高粱稈的尖用線捆上，然後就用它寫字。” 課本紙筆都有了，可以開始上課了，課本的內容很豐富，政治、語文、數學樣樣都有。 那時的學習內容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強烈的目標性，例如當年語文課本里的一首詩，這首詩的名字叫《人皮》，作者是艾青。 孩子們珍惜學習的機會，在學習的潛移默化中都知道自己學習的目的是什麼——為抗戰學習，為建設新中國學習。 延安是個大熔爐，孩子們絕不是生活在安逸中的，儘管他們得到了大人們盡可能多的保護，但他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影響，他們都能感受到所處的是戰爭年代。 抗日根據地一天天發展壯大，讓敵人感到了恐慌。 從1941年開始，日軍集中大量兵力，對根據地實行瘋狂掃蕩。而反掃蕩的鬥爭也在不懈地堅持，為了戰鬥的需要，延安的部分中學被改建成醫院，學生們就變成了護士，在她們眼裡，前線負傷的戰士們很勇敢。 任遠志當時也變成了一名護士。有一次，一個戰士的整個左手掌都被炸沒了，任遠志幫他消毒、給他敷藥。可是當時沒有麻醉藥，那個戰士疼得手一縮一縮的，但是他很勇敢，沒哭也沒叫。戰士治好了傷又上前線打仗去了。 他們中的很多人，再也沒能回到延安。 近距離的接觸給孩子們的心靈以強烈的震撼，這些勇敢的戰士讓孩子們難以忘懷，在戰爭的洗禮中，孩子們正努力地學習，迅速地成長。 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寫下了《論持久戰》，確定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這些文章大家都得學習，不過他們更願意麵對面聽領袖講演。因為中央領導在那裡經常講課、做報告，直接聽到他們講話，那種感覺和讀課本是不一樣的。人們愛聽領袖講演，更盼著近距離接觸領袖本人。那時，在延安見到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這些大人物並不是什麼難事兒，特別是孩子們。 陳祖濤就曾經到過毛主席窯洞，見過毛主席，他笑著說：“當時，我還看到李敏，她很小，還在地上爬。”任遠志老人稱呼毛主席為“毛伯伯”，在他的記憶中，毛主席喜歡躺在他的躺椅上看文件、報紙，有時候也出來走一走。時為八路軍留守兵團烽火劇團的演員李長華剛到延安時還是個孩子，但他至今還記得那次和毛主席見面時的對話。那一次，毛主席問他：“你是哪里人啊？”李長華說：“我是陝西商州人。”毛主席問：“你知道李自成嗎？”李長華回答說：“不知道。”毛主席又問：“李闖王呢？”李長華立即回答說：“哎！李闖王我可知道。”毛主席笑了，說：“哎，小鬼啊，闖王和李自成是一個人，你們家鄉曾經是他的根據地。”李長華驚奇地感到毛主席學識真廣，當時的他對毛主席佩服得五體投地，並牢牢地記住了毛主席的話：“多讀一點書，知道的事情就多一點。” 朱總司令威震四方，他指揮八路軍打了好多勝仗，建立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可是在孩子眼裡他是另外一個樣。任遠志說：“朱總司令就是像個老爸爸似的，他很愛孩子，見到每個孩子都喜歡撫摸撫摸頭，問一問情況。比如我剛到延安的時候，他見了我就問，你是誰的小孩啊？你是從哪裡來的啊？他平常見了我們也是特高興，還教我跳舞呢，我不會跳交際舞，都是他教我的。” 有段時間，領袖們在同一個大窯洞里辦公，他們時常對著地圖，徹夜討論前方的戰役，任遠志幫他們抓蚊子和臭蟲。她回憶說：“像週（周恩來）伯伯也愛開玩笑，我摔倒了以後，他就說，哎呀，這下糟糕了，這下我們損失大大的，沒人給我們消滅'飛機'和'坦克'了（飛機指的就是蚊子，坦克指的就是臭蟲）。” 陳祖濤說：“劉（劉少奇）伯伯對小孩很溫和，從來不提高嗓門。陳祖濤跟劉少奇的孩子是同學，他總問劉伯伯，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哪裡去了？劉愛琴（劉少奇的長女）哪裡去了？什麼時候能和他們見面，跟他們一起玩啊？” 當時還小的他們並不知道，躺椅上氣定神閒的毛伯伯、和藹可親詢問小孩子的朱總司令、經常開玩笑的周伯伯、溫和的同學父親劉伯伯，正指引著千軍萬馬的戰鬥，為中國的未來殫精竭慮。 在延安，還能看到不少高鼻子的外國人。孩子們都知道，像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這些人都是不遠萬里來幫助中國抗戰的。 陳祖濤還記得，他小時候牙齒不好，當時給他補牙的就是馬海德，就在寶塔山底下馬海德的醫療所裡。在延安，馬海德醫生愛上了中國姑娘蘇菲，每個禮拜六他都騎著大馬，去接心上人。他一隻手把蘇菲抱在懷裡，坐在他前頭，一隻手騎馬，就像西方的牛仔電影、西部片似的，也不管在當時那個年代的延安，這樣的舉動有多麼的招搖顯眼。 在延安的外國人讓孩子們漸漸感到熟悉，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乘坐飛機來到延安，這回孩子們見到了更多“高鼻子”。但是飛機沒有合適的停靠地點，於是，中央動員延安的軍民搶修飛機場，連小孩都參加。一塊修機場的還有日本人，這些日本人，主要待在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就建在寶塔山下面的窯洞裡。這個學校的學員是日本戰俘，還有一部分趕到延安的日本共產黨人士，來幫助教育、改造這些日本戰俘。延安對這些戰俘實行優待政策，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而延安的中國人當時的飲食之艱苦在前面已經提到了。這樣的待遇讓這些戰俘很受感動。日本人喜歡打棒球，孩子們覺得很新奇，總是跑到河灘上看他們打球。日本人也喜歡中國小孩，經常和這些孩子交流。中國小孩教他們說中文，他們教中國小孩唱日本歌謠。 孩子們可不會像日本人那樣打棒球，他們有自己的遊戲，比如彈球。那時候沒有玻璃彈珠，孩子們就在延河邊上撿石頭，把石頭磨成圓球用來玩。夏天，孩子們最愛去的地方是延河，在河裡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洗澡時，先把衣服脫下來洗乾淨曬在河邊，然後下水洗澡，洗完了，衣服也乾了，穿上就走了。所有人都是這樣，所以男女不能在一塊兒洗澡，是分段的，女同志在這段，男同志就在那段。 孩子們白天游完了泳，晚上還能看到精彩的文藝演出，比如《白毛女》、《黃河大合唱》，還有話劇和京劇，這些節目不但在延安演，也在抗日前線演，鼓舞著戰士的鬥志。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號召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全兵服務，演出場所先得貼近群眾。一般是找個空地，比如打麥子、曬麥子的麥場，或者河灘地、荒地，大家在那兒一坐，開個場子就開演。 《兄妹開荒》、《夫妻識字》都是在那種情況下演出來的，很多人覺得，如果真把它放到舞台上，還沒什麼看頭，但是大家圍成圈那麼一打，還挺好玩。 從1943年春節開始，秧歌也在延安時興起來，因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小戰士李長華很喜歡節日里的延安，一到春節，或者其他節日，延安就非常熱鬧，大家搭好場子，人圍坐好了，就開始表演。那時候農村的秧歌隊，各個劇團組織的秧歌隊，都來跳大秧歌。 通俗易懂的秧歌劇，讓老百姓對勝利充滿了信心。除了扭秧歌，跳交誼舞也是延安重要的文娛活動。跳舞是大人的事兒，孩子們喜歡在一旁觀看，領袖在場的時候，大家的情緒更高漲。何理良曾經和毛主席跳過舞，她回憶說：“毛主席腿很長，當時我的個子很小，他跳舞都是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的，就像我們的山東戰役，七戰七捷，結果我要踮起腳尖來才能跟得上。” 舞場上，漂亮的女同志常常引人注目。當時還是小孩的阮崇武，在一旁看著大人們跳舞，他也記住了那些漂亮女兵的模樣。她們穿的也是軍裝，但就是瞅著比較特殊。人家系個皮帶，領子開個衩，頭髮梳得比較整齊，或者弄個大馬尾辮。 根據地的工作學習很繁忙，談戀愛也要爭分奪秒。當時，延安有個女子大學，每個禮拜六都有很多男同志在門口站崗。任湘老人說：“出來一個女同志就直截了當地問，你有對象嗎？那時沒什麼可隱諱的，直接問，愛我嗎？咱倆結婚吧！”那時在延安結婚有一個特點，速度都很快，不能夜長夢多，因為女同志少，男同志多。 延安的婚禮十分簡樸，何理良跟黃華結婚時也是這樣。何理良是軍委俄文學校的學員，她結婚的時候，俄文學校俱樂部主任在桃園組織了一個舞會，平地裡點上一些馬燈，大家跳舞，一面吃花生、棗子，就算是慶祝何理良和黃華的婚禮了。結了婚也沒時間享受家庭生活，前方的戰鬥正等待著他們。 如果沒有樂觀主義的文化娛樂生活，就很難在那個艱苦的條件中維持下去，靠什麼力量維持？就是靠這種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樂觀主義。 1945年8月，八路軍對日軍展開大反攻，黎明前的戰鬥打響了，大人們更加忙碌，有時候忙得顧不上自己的孩子。與久別的父母團聚，成了孩子們最盼望的事兒。 朱育理在戰火中與母親失散，他們最終在延安的窯洞裡重逢。朱育理老人回憶說：“我一開門，就看見了她的側影，在那兒紡線。媽！我就這麼一叫，她回頭一看是我，就愣了。她沒想到是我，過來拽住我就哭。” 任遠志從小沒見過父親，母親生下她就被關進敵人的監獄，十五歲時她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父親任弼時。父親拄著拐杖，戴著黑邊眼鏡，任遠志立即跑過去摟著父親的腿，卻怎麼也喊不出“爸爸”來。任遠志老人說：“因為從小沒有喊過爸爸媽媽，就摟著他很久說不出話來，就是太高興了吧，流著幸福的眼淚。”這位慈祥的老人每每想到此處，片刻心酸湧上來，都忍不住又要掉下眼淚。 延安見證了久別重逢的喜悅，也目睹過與親人永別時孩子眼中的悲傷。 1942年，十五歲的任湘轉眼間失去了父親，大人們說他是累病的。雖然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但是父親逝世的一幕，依然不能減輕任湘老人的痛苦，他說：“我托著父親的時候，我就……真是非常……太難受了，那會兒他才40多歲呀。”任湘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只有五個年頭，在延安，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 那些孩子，父母在前線的非常多，有好多孩子經常得到消息，父母犧牲了，或者是下落不明。 艱難的日子總有盡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延安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8月是延安最暖和的時候，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人們敲鑼的、打鼓的，有些人把自己生產勞動時用的紡車都燒了，把棉衣、棉被都拆了，掏空了裡面的棉花，用來扎火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孩子們陸陸續續離開延安，開始了新的生活。阮崇武說：“被子打個背包，在背包上插兩隻鞋。還有個小挎包，小挎包裡放著自己的筆、小煙袋、茶缸，就這點玩意兒，沒什麼東西，所以走的時候呢，咱們也都是輕裝。”他們的行李跟來的時候一樣簡單，又似乎多了些什麼。 《延安頌》的歌聲再度響起，新的生命在延安出生，幼稚的孩子慢慢長大，大人們經過洗禮變得更加成熟。 很多年過去了，頑皮的孩子已變成慈祥的老人，有些記憶慢慢不再清晰，可是延安的一切都歷歷在目，高高的寶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溫暖的窯洞，長眠在那裡的親人，它們躲在年少青蔥的回憶裡，永遠不會變老。
註釋：
這首名為《延安頌》的歌曲誕生於1938年。在當時，大批革命志士受到這首歌的激勵，為了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在投奔延安的隊伍中，有很多孩子，他們有的是中共高層、軍隊和地方骨幹的子弟，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後代，還有一些從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普通少年。 那些在延安度過年少時光的人，擁有讓當時很多人羨慕、讓他們自己無限感慨的一段記憶。在這段記憶裡，雖然生活是艱苦的、學習是緊張的，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延安在他們腦海裡的形象：延安的天空又藍又高，延河的水又清又甜，窯洞里特別溫暖，寶塔山無比巍峨。 寶塔山是延安城的標誌，當這些孩子們走在去延安的路上，離得很遠就能看見它。而清清涼涼的延河水也永遠印刻在了孩子們的童年記憶中。那時的延河水清澈透底，可以在河裡邊洗澡、游泳。春天的延安是最美的，紅色的蕎麥花開遍山野，把延安裝扮成了真正的紅色聖地。 窯洞，這一在陝北非常普通的住宅，在第一次來延安的孩子們的眼裡卻是異常新奇的。 任湘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師範學生，他是在晚上到達延安的，當家家戶戶亮起燈火時，映入他眼簾的是一排一排的延安窯洞，看起來就像一座座高樓。他忍不住驚嘆：“哎呀，延安有這麼多大高樓啊！”有人在旁邊聽了他的話，笑著說：“傻孩子，這是窯洞。” 任遠志是任弼時的女兒，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她也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在她以前的想像中，窯洞就是人們在山上挖的一個洞，人能夠爬進去睡覺就可以了。結果到延安以後，看到真實窯洞的任遠志，才知道窯洞根本不是她想像的那樣。窯洞其實和房子一樣高、一樣大，裡面能夠放床、放桌子，也有門和窗。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延安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人心中都充滿了幸福感和快樂感，每天延安的每一個山溝裡都有抗戰的歌聲，歌聲非常抒情、非常美，雖然當時的生活環境非常艱苦的，但是心裡卻不覺得苦。 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填飽肚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困難的時候，一個人一天三兩小米，三兩小米熬成粥灌都灌不飽，主要還是靠野菜。最好的伙食也就是大米、麵條和菜一塊兒煮出來的糊糊。那時候要想吃點肉，可真是不簡單。 那時候的人們普遍都營養不良。大人們湊合著吃，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可不能餓著，他們長大了還得建設新的國家。宋慶齡捐款在香港買了肉送到延安，黨的領導決定自己不吃，送給保小的學生們吃。孩子們一個星期有兩次能夠吃到饅頭和肉，所以那時候的孩子們總是盼望時間能過得快點，這樣就又能吃到那難得的饅頭和肉了。 這裡不僅是食物缺乏，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比如說衣服。很多人就是一身棉衣，白天穿著晚上用來蓋著取暖，根本沒有換洗的衣物。蝨子也就無法遏制地變得到處都是。其實，滅蝨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常洗澡常換衣服，但這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延安恰恰是最難辦到的。抓蝨子成了孩子們常做的功課之一。當時孩子們的被子上、床上到處都是蝨子卵，身上總是癢，所以只要一出太陽，他們就脫掉衣服用指甲擠蝨子。很多孩子的頭髮裡都生了蝨子，不得已也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把頭髮剃掉了。 1939年，為了鞏固根據地，毛澤東號召大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延安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全民都參與到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在農業、工業、商業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王震率領三五九旅讓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通過大生產運動，抗日根據地實現了糧食、蔬菜的自給，根據地軍民戰勝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延安的孩子們都很樂意參加勞動。大人們大規模地開墾農田，孩子們就成群結伴地一起到山上種土豆等蔬菜；大人們不論男女，一個人一個紡車，在那兒整天地紡，孩子們也跟著大人們一起做。 沒有地方住的時候就自己打窯洞，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就自己動手生產。艱苦的環境，不僅是生存面臨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到延安要過的第一道關，是極有意義的考驗和革命洗禮。艱苦的勞動，換來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變化。對於很多那時候在延安的孩子來說，他們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種一生受用不盡的精神財富，那是一種最樸素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一種最堅定的革命信仰。 在勞動中得到鍛煉，也要在文化上進步提高。延安的學習氣氛非常濃，大家一到延安就要求多學東西，學好了以後去抗日、去建設新中國，這是延安當時的教育目的和方針，也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在延安，年齡小的孩子進了保育院，大點的進小學，再大點就上中學，中學上完了還有大學，比如抗大。 抗戰前夕，為了大規模培養幹部，黨中央決定創辦抗日紅軍大學。這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開辦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兩所學校之一，是當時中國軍政最高學府。毛澤東為抗大題寫了8個字的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並且經常和朱德等去為學生講課，很多著名的理論文章都是在抗大講課時誕生的。 抗戰8年間，抗大陸續培養出了20多萬名黨政幹部。 延安培養出來的人才就分散到各地，走到了抗日的最前線，在軍隊、教育、衛生等很多方面都充當了中堅力量，為革命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詩人何其芳在一首詩中描述了青年們當時在延安學習的情景： 在延安學習的環境是非常艱苦的。當時沒有印刷的課本，都是老師手寫的講義，刻成蠟版後油印發給大家。當時也沒墨水瓶和筆，任遠志老人回憶說：“我們就在雞蛋殼上挖個小口，再用點黃泥把雞蛋殼包在中間，裡面放墨水。我們的蘸水筆，就是把高粱稈的尖用線捆上，然後就用它寫字。” 課本紙筆都有了，可以開始上課了，課本的內容很豐富，政治、語文、數學樣樣都有。 那時的學習內容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強烈的目標性，例如當年語文課本里的一首詩，這首詩的名字叫《人皮》，作者是艾青。 孩子們珍惜學習的機會，在學習的潛移默化中都知道自己學習的目的是什麼——為抗戰學習，為建設新中國學習。 延安是個大熔爐，孩子們絕不是生活在安逸中的，儘管他們得到了大人們盡可能多的保護，但他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影響，他們都能感受到所處的是戰爭年代。 抗日根據地一天天發展壯大，讓敵人感到了恐慌。 從1941年開始，日軍集中大量兵力，對根據地實行瘋狂掃蕩。而反掃蕩的鬥爭也在不懈地堅持，為了戰鬥的需要，延安的部分中學被改建成醫院，學生們就變成了護士，在她們眼裡，前線負傷的戰士們很勇敢。 任遠志當時也變成了一名護士。有一次，一個戰士的整個左手掌都被炸沒了，任遠志幫他消毒、給他敷藥。可是當時沒有麻醉藥，那個戰士疼得手一縮一縮的，但是他很勇敢，沒哭也沒叫。戰士治好了傷又上前線打仗去了。 他們中的很多人，再也沒能回到延安。 近距離的接觸給孩子們的心靈以強烈的震撼，這些勇敢的戰士讓孩子們難以忘懷，在戰爭的洗禮中，孩子們正努力地學習，迅速地成長。 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寫下了《論持久戰》，確定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這些文章大家都得學習，不過他們更願意麵對面聽領袖講演。因為中央領導在那裡經常講課、做報告，直接聽到他們講話，那種感覺和讀課本是不一樣的。人們愛聽領袖講演，更盼著近距離接觸領袖本人。那時，在延安見到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這些大人物並不是什麼難事兒，特別是孩子們。 陳祖濤就曾經到過毛主席窯洞，見過毛主席，他笑著說：“當時，我還看到李敏，她很小，還在地上爬。”任遠志老人稱呼毛主席為“毛伯伯”，在他的記憶中，毛主席喜歡躺在他的躺椅上看文件、報紙，有時候也出來走一走。時為八路軍留守兵團烽火劇團的演員李長華剛到延安時還是個孩子，但他至今還記得那次和毛主席見面時的對話。那一次，毛主席問他：“你是哪里人啊？”李長華說：“我是陝西商州人。”毛主席問：“你知道李自成嗎？”李長華回答說：“不知道。”毛主席又問：“李闖王呢？”李長華立即回答說：“哎！李闖王我可知道。”毛主席笑了，說：“哎，小鬼啊，闖王和李自成是一個人，你們家鄉曾經是他的根據地。”李長華驚奇地感到毛主席學識真廣，當時的他對毛主席佩服得五體投地，並牢牢地記住了毛主席的話：“多讀一點書，知道的事情就多一點。” 朱總司令威震四方，他指揮八路軍打了好多勝仗，建立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可是在孩子眼裡他是另外一個樣。任遠志說：“朱總司令就是像個老爸爸似的，他很愛孩子，見到每個孩子都喜歡撫摸撫摸頭，問一問情況。比如我剛到延安的時候，他見了我就問，你是誰的小孩啊？你是從哪裡來的啊？他平常見了我們也是特高興，還教我跳舞呢，我不會跳交際舞，都是他教我的。” 有段時間，領袖們在同一個大窯洞里辦公，他們時常對著地圖，徹夜討論前方的戰役，任遠志幫他們抓蚊子和臭蟲。她回憶說：“像週（周恩來）伯伯也愛開玩笑，我摔倒了以後，他就說，哎呀，這下糟糕了，這下我們損失大大的，沒人給我們消滅'飛機'和'坦克'了（飛機指的就是蚊子，坦克指的就是臭蟲）。” 陳祖濤說：“劉（劉少奇）伯伯對小孩很溫和，從來不提高嗓門。陳祖濤跟劉少奇的孩子是同學，他總問劉伯伯，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哪裡去了？劉愛琴（劉少奇的長女）哪裡去了？什麼時候能和他們見面，跟他們一起玩啊？” 當時還小的他們並不知道，躺椅上氣定神閒的毛伯伯、和藹可親詢問小孩子的朱總司令、經常開玩笑的周伯伯、溫和的同學父親劉伯伯，正指引著千軍萬馬的戰鬥，為中國的未來殫精竭慮。 在延安，還能看到不少高鼻子的外國人。孩子們都知道，像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這些人都是不遠萬里來幫助中國抗戰的。 陳祖濤還記得，他小時候牙齒不好，當時給他補牙的就是馬海德，就在寶塔山底下馬海德的醫療所裡。在延安，馬海德醫生愛上了中國姑娘蘇菲，每個禮拜六他都騎著大馬，去接心上人。他一隻手把蘇菲抱在懷裡，坐在他前頭，一隻手騎馬，就像西方的牛仔電影、西部片似的，也不管在當時那個年代的延安，這樣的舉動有多麼的招搖顯眼。 在延安的外國人讓孩子們漸漸感到熟悉，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乘坐飛機來到延安，這回孩子們見到了更多“高鼻子”。但是飛機沒有合適的停靠地點，於是，中央動員延安的軍民搶修飛機場，連小孩都參加。一塊修機場的還有日本人，這些日本人，主要待在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就建在寶塔山下面的窯洞裡。這個學校的學員是日本戰俘，還有一部分趕到延安的日本共產黨人士，來幫助教育、改造這些日本戰俘。延安對這些戰俘實行優待政策，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而延安的中國人當時的飲食之艱苦在前面已經提到了。這樣的待遇讓這些戰俘很受感動。日本人喜歡打棒球，孩子們覺得很新奇，總是跑到河灘上看他們打球。日本人也喜歡中國小孩，經常和這些孩子交流。中國小孩教他們說中文，他們教中國小孩唱日本歌謠。 孩子們可不會像日本人那樣打棒球，他們有自己的遊戲，比如彈球。那時候沒有玻璃彈珠，孩子們就在延河邊上撿石頭，把石頭磨成圓球用來玩。夏天，孩子們最愛去的地方是延河，在河裡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洗澡時，先把衣服脫下來洗乾淨曬在河邊，然後下水洗澡，洗完了，衣服也乾了，穿上就走了。所有人都是這樣，所以男女不能在一塊兒洗澡，是分段的，女同志在這段，男同志就在那段。 孩子們白天游完了泳，晚上還能看到精彩的文藝演出，比如《白毛女》、《黃河大合唱》，還有話劇和京劇，這些節目不但在延安演，也在抗日前線演，鼓舞著戰士的鬥志。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號召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全兵服務，演出場所先得貼近群眾。一般是找個空地，比如打麥子、曬麥子的麥場，或者河灘地、荒地，大家在那兒一坐，開個場子就開演。 《兄妹開荒》、《夫妻識字》都是在那種情況下演出來的，很多人覺得，如果真把它放到舞台上，還沒什麼看頭，但是大家圍成圈那麼一打，還挺好玩。 從1943年春節開始，秧歌也在延安時興起來，因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小戰士李長華很喜歡節日里的延安，一到春節，或者其他節日，延安就非常熱鬧，大家搭好場子，人圍坐好了，就開始表演。那時候農村的秧歌隊，各個劇團組織的秧歌隊，都來跳大秧歌。 通俗易懂的秧歌劇，讓老百姓對勝利充滿了信心。除了扭秧歌，跳交誼舞也是延安重要的文娛活動。跳舞是大人的事兒，孩子們喜歡在一旁觀看，領袖在場的時候，大家的情緒更高漲。何理良曾經和毛主席跳過舞，她回憶說：“毛主席腿很長，當時我的個子很小，他跳舞都是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的，就像我們的山東戰役，七戰七捷，結果我要踮起腳尖來才能跟得上。” 舞場上，漂亮的女同志常常引人注目。當時還是小孩的阮崇武，在一旁看著大人們跳舞，他也記住了那些漂亮女兵的模樣。她們穿的也是軍裝，但就是瞅著比較特殊。人家系個皮帶，領子開個衩，頭髮梳得比較整齊，或者弄個大馬尾辮。 根據地的工作學習很繁忙，談戀愛也要爭分奪秒。當時，延安有個女子大學，每個禮拜六都有很多男同志在門口站崗。任湘老人說：“出來一個女同志就直截了當地問，你有對象嗎？那時沒什麼可隱諱的，直接問，愛我嗎？咱倆結婚吧！”那時在延安結婚有一個特點，速度都很快，不能夜長夢多，因為女同志少，男同志多。 延安的婚禮十分簡樸，何理良跟黃華結婚時也是這樣。何理良是軍委俄文學校的學員，她結婚的時候，俄文學校俱樂部主任在桃園組織了一個舞會，平地裡點上一些馬燈，大家跳舞，一面吃花生、棗子，就算是慶祝何理良和黃華的婚禮了。結了婚也沒時間享受家庭生活，前方的戰鬥正等待著他們。 如果沒有樂觀主義的文化娛樂生活，就很難在那個艱苦的條件中維持下去，靠什麼力量維持？就是靠這種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樂觀主義。 1945年8月，八路軍對日軍展開大反攻，黎明前的戰鬥打響了，大人們更加忙碌，有時候忙得顧不上自己的孩子。與久別的父母團聚，成了孩子們最盼望的事兒。 朱育理在戰火中與母親失散，他們最終在延安的窯洞裡重逢。朱育理老人回憶說：“我一開門，就看見了她的側影，在那兒紡線。媽！我就這麼一叫，她回頭一看是我，就愣了。她沒想到是我，過來拽住我就哭。” 任遠志從小沒見過父親，母親生下她就被關進敵人的監獄，十五歲時她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父親任弼時。父親拄著拐杖，戴著黑邊眼鏡，任遠志立即跑過去摟著父親的腿，卻怎麼也喊不出“爸爸”來。任遠志老人說：“因為從小沒有喊過爸爸媽媽，就摟著他很久說不出話來，就是太高興了吧，流著幸福的眼淚。”這位慈祥的老人每每想到此處，片刻心酸湧上來，都忍不住又要掉下眼淚。 延安見證了久別重逢的喜悅，也目睹過與親人永別時孩子眼中的悲傷。 1942年，十五歲的任湘轉眼間失去了父親，大人們說他是累病的。雖然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但是父親逝世的一幕，依然不能減輕任湘老人的痛苦，他說：“我托著父親的時候，我就……真是非常……太難受了，那會兒他才40多歲呀。”任湘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只有五個年頭，在延安，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 那些孩子，父母在前線的非常多，有好多孩子經常得到消息，父母犧牲了，或者是下落不明。 艱難的日子總有盡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延安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8月是延安最暖和的時候，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人們敲鑼的、打鼓的，有些人把自己生產勞動時用的紡車都燒了，把棉衣、棉被都拆了，掏空了裡面的棉花，用來扎火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孩子們陸陸續續離開延安，開始了新的生活。阮崇武說：“被子打個背包，在背包上插兩隻鞋。還有個小挎包，小挎包裡放著自己的筆、小煙袋、茶缸，就這點玩意兒，沒什麼東西，所以走的時候呢，咱們也都是輕裝。”他們的行李跟來的時候一樣簡單，又似乎多了些什麼。 《延安頌》的歌聲再度響起，新的生命在延安出生，幼稚的孩子慢慢長大，大人們經過洗禮變得更加成熟。 很多年過去了，頑皮的孩子已變成慈祥的老人，有些記憶慢慢不再清晰，可是延安的一切都歷歷在目，高高的寶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溫暖的窯洞，長眠在那裡的親人，它們躲在年少青蔥的回憶裡，永遠不會變老。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