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鍾英——時為中共上海地下電台報務員
方曉——時為中共上海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委員
唐路——時為新四軍軍部偵查二科交通員
何犖——時為中共華中局情報部交通員
丁公量——時為中共浙東區黨委敵偽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王芸彬——時為國民黨軍統“抗日殺姦團”河南新鄉工作組組長
彭望緹——時為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駐上海情報員
我確實難以表達對抗戰老戰士的真實情感，說感動、振奮，並不是最真實、最迫切的。
說實話，看著老戰士們輕鬆地、甚至沒什麼表情地回憶著70年前那些驚心動魄的親身經歷時，我很難身臨其境。
這不是冷血，而是一種歲月磨礪之後的細節缺失，以及經歷上缺乏共振，所帶來的情感閥暫時關閉狀態。
情感閥暫時關閉了。於是，我只能用一個匠人的心態，把故事做到好看。
這是一個追求收視率的時代，是一個希望你能安靜地坐下來，不嗑瓜子、不上廁所、不聊天，將我的故事看上10分鐘的時代。
可是，耄耋老人們超慢的語速、慵懶的身姿，偶爾斷篇兒的尷尬，都跟一個故事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於是，我必須把故事做好看了。用各種手段——音樂、音效、快速剪輯，讓老人平靜的講述，忽然變得讓人揪心。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裡還有台攝像機，我一定要跟著這些老戰士，去拍下他們的戰鬥情景。
我特想知道，他們嘀嘀嘀發報的時候，是一種類似於辦假證的躲避警察的心態，還是明天就可能犧牲的心態？他們手裡攥著左輪槍在街角等待一個日本軍官時，那盞街燈是不是像電影情節般地閃爍著？
我就是想知道，“當時到底怎麼回事兒？”
然而，因為我70年前不在現場，所以無從知曉了。
當然，因為70年後我敬業的演繹，讓無從知曉的這一段，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在整理的過程中，我偶爾會泛起惻隱。很奇怪，不是為這些老戰士們感動，而是常常想起他們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種想哭的感覺。
這期中，因為暗殺“北”大校而受到牽連的黃包車夫，在暗殺發生後逃跑了，後來被日本人逮捕，嚴刑拷打，並將他的妻子和兒子帶到他面前，給他最後一個交代的機會。
遍體鱗傷的黃包車夫當然還是無從回答，於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兒子，並槍斃了他們兩口子。
看筆錄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閥空前開放，不能平靜。
只是，這些細節，在故事裡沒有放大，因為無關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攝像機，去拍一拍在暗殺發生前，車夫一家三口毫無危險徵兆的平靜生活，留給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實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樂、音效、剪輯技巧蒼白到無恥的素材。
抗戰時期，始終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在各自的潛伏崗位，秘密注視著形勢發展，伺機而動，通過種種特殊手段，完成了對敵情報蒐集傳遞、物資運輸、策反、破壞乃至暗殺行動。 今天位於上海的黃陂南路710弄，民國期間叫做貝勒路福煦村，這裡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層小樓。 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電台架設在這裡，與延安和中共華中局保持著通訊聯繫。報務員葉鍾英、張志申，以學生身份做掩護，在這裡從事著秘密工作。 葉鍾英和張志申收發情報都是在晚上，他們將發報機隱藏在樓梯的夾層裡，每天深夜3點準時將電台取出，收發情報。收發情報時，他們用黑布把窗子蒙起來，因為機器都擺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長期這樣的工作，葉鍾英的身體開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須得等到3點鐘，而且，必須得坐著等到那個時間，不敢睡到3點，怕睡過了。葉鍾英的媽媽心疼女兒，於是主動承擔起叫醒女兒的工作，這樣，葉鍾英每天還能先睡一會兒，到3點之前，母親會準時叫醒她，開始工作。 葉鍾英和張志申將發報機隱藏在三樓樓梯最上一級的夾層裡。每天深夜，這座電台都會準時收發情報。來往電報稿由葉鍾英與譯電員約定在公園、電影院或馬路邊秘密交接。 1942年，葉鍾英在工作中，感覺到一絲異樣。她突然聽到咕嚕咕嚕的響聲，知道有人在偵查他們。另外，她還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線看。於是，她立即向領導反映此情況。葉鍾英老人說：“那時是潘漢年來做決策，他決定讓張志申一個人留在那裡，讓我去另外一個地方。於是，我就從那裡撤走了。” 葉鍾英走後，張志申在牆面上開了一個洞口，作為藏發報機的暗室，洞口外糊上牆紙，挨著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熱水瓶和茶杯。葉鍾英老人說：“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開了一條口，把木板取下來，機器就可以放到裡面去了。” 夜深人靜時，張志申移開茶几，拿出耳機、電鍵，把天線接上，繼續通報著情報、信息。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設備，搜尋著從福煦村發出的電波。 1942年夏天的一個深夜，張志申緊張地收發著電報，一樓突然傳來敲門聲，他迅速將設備藏進暗室，上床裝睡。四五個日本便衣憲兵，衝進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還背著儀器。日本憲兵一進屋就到處搜，可是什麼也沒有搜到。當時街上已經有很多人在圍觀，日本人搜不到證據，也不好把人帶走。他們只好讓張志申繼續睡覺。在以後的日子裡，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張志申。葉鍾英老人說：“好久以後，日本人也放鬆了，因為每次都搜不到什麼東西。” 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盧灣區範圍內，現已發現曾有6個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電台。其中，曾在今黃陂南路148號的電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電波》的故事原型。 抗戰期間，上海的多個地下電台，都在用電波遠距離傳遞著消息，與此同時還有大量地下交通員，用雙腳實現著情報的傳遞。那時，還有一些小通信員，他們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員進出敵人的封鎖線很容易，敵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方曉當時是中共上海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他說：“我們這些工作，如果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那是因為我們的交通站、我們的政治交通、我們的小通信員做了很大的貢獻。” 1943年，年僅13歲的唐路，就已經是新四軍軍部偵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員。在上海，本來有一個情報小組，後來變成兩個情報小組，唐路就負責聯繫這兩個情報組。唐路老人回憶說：“我在書本里邊做夾層，把情報夾在書裡邊。有時情報是紙條，就可以放在皮帶裡、鞋子裡、帽子裡，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護。”因為唐路年紀小，敵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經進出揚州、鎮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華中局情報部工作的何犖，也是交通員當中的一員。交通員的工作很辛苦，何犖老人說：“來去大體上是300裡，生過疥瘡，身上都是蝨子，屁股拱起來雪白雪白一大堆。腳上不知道起過多少泡，一雙襪子跑三次就破掉了，還不能穿破襪子，穿破襪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樣才能不讓敵人懷疑呢？社會化、群眾化，要把這兩個表演好，才能淹沒在群眾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犖攜帶一包密封文件，從淮南根據地出發前往上海，沒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風文獻”。為了防止敵偽盤查，何犖的上級潘漢年，用工整的楷書在文件信封上寫上“南京國民政府上海特工總部武君國親啟”，下款則寫上“鎮江特工站”。 據何犖回憶，那一次，潘漢年是假作寫給上海的武君國，他還想在信封下面寫上“年”，因為潘漢年過去的化名叫“老年”。何犖老人說：“潘漢年當時對我說，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給武君國算了，反正文件也沒什麼秘密了。”何犖拿著這包密封文件，想辦法避過一些可以繞過去的大站或碼頭。何犖老人說：“比如到了江邊，我不乘輪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這個東西放在偽軍的報紙裡，帶到上海。” 這樣一路避過盤查，順利到達目的地的行動，遠遠不止一次。 何犖老人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如何動腦筋避過敵人的檢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級把一卷膠卷放在手電筒裡交給何犖，那是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文件。何犖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他不僅帶著藏有密件的小手電筒，而且自己又買來了兩個新電筒，三個電筒放在一起帶著。何犖當時想：“萬一敵人檢查到了，我可以講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認為我帶得太多了，我可以把兩個送給他們。”結果，何犖預想的這個情景還真的發生了。敵人檢查時，對何犖說：“你帶這麼多也沒用。”於是，何犖說：“這樣吧，你們也辛苦，這是違禁品，我也不好意思，這兩個乾脆作為罰款吧。”敵人說：“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犖又順利通過了敵人的盤查。 1944年的秋天，從事情報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經常思考著一個問題。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經在日本寧波憲兵隊，擁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並且建立了潛伏在日本憲兵隊內部的“400”小組，但“400”成員們的開銷捉襟見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請活動經費。 丁公量對周迪道說：“漢奸就是敲竹槓的，但是敲竹槓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向人民群眾敲竹槓，要向奸商敲竹槓。”丁公量還告訴周迪道，要廣泛交朋友，各種各樣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幫助，更沒有情報。 周迪道和小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漢奸”。丁公量對他們說：“不要太拘謹，放開手腳，主動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將、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鋪'，不能'睡濕鋪'。” 丁公量還告訴手下的同志：“要進窯子，你們一定要懂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齷齪的地方，但是你們要進入到這種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們過去不敢做的事情，這時候也必須大膽去做，既然是漢奸了，就應該既能夠摸透日本人的心，又能夠挖出許多情況。 一天，“400”小組在日偽報社發展的一名線人，匆匆趕來，從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軍宣傳品，這個重要情報表明：鬼子馬上就要下鄉掃蕩了。 鬼子要掃蕩的時候會有一些“苗頭”出來，比如說要搶糧。線人也不是馬上就能知道確切情報，而是需要看“苗頭”、看現象。這時鬼子往往會要密探、翻譯一起出發。從這些現象裡面可以了解到什麼地方要被掃蕩，於是，丁公量他們馬上就告訴有關的地區。 迅速的情報傳遞，令日偽掃蕩隊伍往往顆粒無收，敗興而歸。憲兵隊思想課長鈴木漸漸失去了耐心，他覺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卻沒有情報。為了穩住鬼子，丁公量決定，今後要利用打時間差的方法，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報。 丁公量老人說：“所謂時間差，就是我們給日本人的情報確實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佈置下來的時候，我們這裡早已經變化了，那個情報已經不起作用了，已經成了舊聞了。比如說，我們司令部在什麼地方開一個什麼大會，這個情報是真的，但是當日寇拿到情報的時候，司令部早已經走了。” 假情報後來被屢次證實，日本人對“400”成員們的不滿和懷疑漸漸消散。丁公量把情報送出去，是要讓這個情報為敵人所信任，而且能夠起到調動敵人的作用。具體說，主要就是周迪道提供給鈴木的情報，能夠使鈴木在憲兵隊裡得到重視，這樣鈴木就會覺得很滿意，反過來他對周迪道的小組也就重視，覺得很親切。 丁公量領導下的“400”小組，潛伏在寧波日本憲兵隊，傳遞情報無數，解救同志多人，為妓女贖身，槍斃叛徒，引起偽軍內鬥，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直至抗戰勝利。 1943年末，日寇華北作戰兵團開始在河南新鄉、開封等地集中兵力，囤積物資，於1944年春在中牟、花園口一線強渡黃河，攻克鄭州，沿京漢鐵路南下，直撲武漢、廣州，企圖打通華中走廊，支援南太平洋、東南亞地區的對美作戰。 11月，美國開始向日本佔領的亞洲地區發動猛攻，節節勝利，並且控制了日本人後方補給的海運和空運。前線日軍的作戰需要接濟不了，華北的日軍派遣總司令部製定計劃，在1943年的冬天，日軍在黃河北岸的開封和新鄉聚集大量兵力。 因應形勢，1944年春，重慶國民黨情報部門也大力部署，加強華北淪陷區的地下抗日組織。軍統特務王芸彬，被徵調到河南新鄉，組建抗日殺姦團。 “殺絕漢奸”是軍統當時的除奸標語。 抗日殺姦團，簡稱抗團，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在天津和北京由一些青年自發組織的一個愛國組織。抗團裡面的成員都是青年學生。當時的天津和北京，北洋軍閥後裔中的很多公子、少爺們，都參加這個組織，因此聲勢很大。 1944年4月，在偽第六方面軍的掩護下，王芸彬取得了公開合法身份，並建立了新鄉地下工作組。王芸彬被安排到了偽第六方面軍的參謀處。參謀處處長是門致中，他是黃埔軍校第十二期的學員。門致中給王芸彬安排了一個公開的身份，就是諜報參謀。 王芸彬老人說：“這個時候我可不是王芸彬了，我叫郭冰然，郭參謀。”在新鄉憲兵隊，還有一個特務機關，就是憲兵特務隊。門致中也給王芸彬弄了一個公開的身份：當顧問。 接下來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個人——新鄉車站機務段工人劉鵬，這個人的背景有點兒神秘。王芸彬老人說：“劉鵬這個人平平凡凡、樸樸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樂於助人，從不跟人計較得失。我聽他的口音，是貴州人。後來，他跟我碰到幾次，也主動跟我說話。”但是，當時大家也不深談，都是客客氣氣的。 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黃昏，平日里客氣穩重的劉鵬，忽然跑來找王雲彬，他告訴王雲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戰機從北邊陸續降落在西郊日軍飛機場。情報迅速通過王雲彬傳到美軍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鄉上空機聲轟鳴。七八架美式重型轟炸機在四架“黑寡婦”夜航戰鬥機的掩護下，僅10分鐘，就把西郊機場日寇飛機及機場設施炸毀。 初次合作，信任在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之間建立起來了。 1944年秋的一天，劉鵬告訴王芸彬，日本指揮部命令新鄉車站站長，限令第二天組裝13節軍用列車，裝載物資駛向鄭州，這些物資必是日軍前線作戰急需，劉鵬提議炸毀軍列。 王芸彬對劉鵬說：“不要在新鄉車站炸，而是要等軍列開過新鄉車站以後，走到黃河鐵橋時再炸，不但把車炸了，而且連黃河鐵橋一塊兒炸了。”劉鵬說：“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組帶上炸藥，在新鄉車站就登上了車。 在第一節車廂和第二節車廂交界處的連鉤上，王芸彬緊緊地貼上了一個30克的炸藥，起爆器也安好了，時間定為3分鐘。安好炸藥以後，王芸彬爬到第二節車廂頂上，用手電筒跟第五節車廂聯繫，那邊回電錶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頂著烈風低著頭爬到第五節車廂，爬到車門那個地方，用手去推車門。車門很鬆，把車門推開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藥變成圓的塞進去，同時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時間也定好了，然後又用手電跟爆破組的小張聯繫：“都好了，跳車。”他們兩個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後正好滾到溝裡面。 爆炸雖然沒有成功炸毀黃河鐵橋，但炸毀了40多米的路基，日軍大為震動卻調查無果。 1945年3月下旬，憲兵隊裡忽然來了一個日軍“北”大校。 3月以後，他經常到憲兵隊來，憲兵隊長對這個“北”大校畢恭畢敬。後來才知道，這個“北”大校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派來主管豫北地區的保衛工作的，專門對付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他的地位很高，不僅是大校，而且還是一個皇親。 這個“北”大校，每到禮拜天的晚上，總是一個人，不要任何人陪同，僱上一個黃包車，把他拉到妓院去發洩性慾。他離開妓院也很準時，每到12點鐘，他就僱黃包車把他拉回軍營他住的地方。根據舉報，很少有哪個禮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們研究了這個情況，認為這個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話，對王芸彬自己領導的那個組織，對八路軍的地下組織，比如劉鵬那個組織，以及其他的抗日組織，一定會非常不利。 一場暗殺行動，在王芸彬心中漸漸醞釀成熟。王芸彬用的槍是前進基地配給他做特工狙殺人的左輪手槍，子彈是高爆頭的，只要擊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預備好出手了。準備用木船接應他的同伴小張，也把船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 12點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鐘，就看到一個黃包車搖搖擺擺地過來了。那時路上雖然有電燈，但是光線很暗，王芸彬看到一個軍官倚靠著坐在車上，嘴裡叼著煙卷，手裡扶著軍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幾步就躥了過去。 “北”大校發現有人過來，挺起了身體，罵道：“八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槍，聲音很悶。王芸彬老人說：“這槍不太響，嘣的一槍，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躥，子彈從右邊進去了，啪，向左邊倒下去了，我左手拿著手電一照，看到他的左腦袋沒有了。”車夫嚇壞了，愣在了那裡。王芸彬告訴車夫自己是游擊隊，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務，讓車夫把車扔了，趕快跑。槍一響，船上的小張也上來了，上來以後拿手電跟王芸彬聯繫，王芸彬幾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順著水流走了。 事發後，新鄉日本憲兵隊將沿途所有攤販，全部緝捕，嚴刑拷打，車夫一家三口慘被折磨致死，但日本憲兵隊仍然一無所獲。 那段日子，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在各自的潛伏崗位，通過種種特殊手段，完成了對敵情報蒐集傳遞、物資運輸、策反、破壞乃至暗殺行動，他們都在等待那個勝利的日子。 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個通訊員跑來大叫：“粟科長，粟科長（粟後為丁公量化名），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給丁公量一封譚政委（譚啟龍）給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後，向同志們公佈了勝利的消息。 丁公量老人回憶說：“當時在那裡的同志，全站起來歡呼呀，這個信裡就是講，延安的電台報告說，日本已經投降。” 在同樣的日子裡，王芸彬也在享受著勝利者的驕傲。王芸彬老人說：“那個日本憲兵隊的隊長，級別也不高，他拖著他的小馬，把他的一柄軍刀，祖傳的軍刀送給我了，他說對我很欽佩。在日本，尤其是貴族家庭，軍刀都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很寶貴，他把這軍刀贈送給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隊也撤走了。” 同樣的日子，帶給所有人同樣的心情。何犖老人說：“我一看馬這麼多，手電到處搖，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覺了，看看到底是什麼大消息，一會兒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個晚上沒睡覺，都快活得要死。” 彭望緹老人說：“我們勝利以後，日本人也蠻怪的，看到中國人對面走過來，他們就過到馬路另一邊走，離我們遠遠地走，不敢跟我們面對面地走。”彭望緹老人認為，這是日本人不敢來對視中國人那種勝利者的眼光，他說：“那個時候，我們自然而然地覺得我們是勝利者。”
註釋：
抗戰時期，始終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在各自的潛伏崗位，秘密注視著形勢發展，伺機而動，通過種種特殊手段，完成了對敵情報蒐集傳遞、物資運輸、策反、破壞乃至暗殺行動。 今天位於上海的黃陂南路710弄，民國期間叫做貝勒路福煦村，這裡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層小樓。 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電台架設在這裡，與延安和中共華中局保持著通訊聯繫。報務員葉鍾英、張志申，以學生身份做掩護，在這裡從事著秘密工作。 葉鍾英和張志申收發情報都是在晚上，他們將發報機隱藏在樓梯的夾層裡，每天深夜3點準時將電台取出，收發情報。收發情報時，他們用黑布把窗子蒙起來，因為機器都擺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長期這樣的工作，葉鍾英的身體開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須得等到3點鐘，而且，必須得坐著等到那個時間，不敢睡到3點，怕睡過了。葉鍾英的媽媽心疼女兒，於是主動承擔起叫醒女兒的工作，這樣，葉鍾英每天還能先睡一會兒，到3點之前，母親會準時叫醒她，開始工作。 葉鍾英和張志申將發報機隱藏在三樓樓梯最上一級的夾層裡。每天深夜，這座電台都會準時收發情報。來往電報稿由葉鍾英與譯電員約定在公園、電影院或馬路邊秘密交接。 1942年，葉鍾英在工作中，感覺到一絲異樣。她突然聽到咕嚕咕嚕的響聲，知道有人在偵查他們。另外，她還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線看。於是，她立即向領導反映此情況。葉鍾英老人說：“那時是潘漢年來做決策，他決定讓張志申一個人留在那裡，讓我去另外一個地方。於是，我就從那裡撤走了。” 葉鍾英走後，張志申在牆面上開了一個洞口，作為藏發報機的暗室，洞口外糊上牆紙，挨著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熱水瓶和茶杯。葉鍾英老人說：“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開了一條口，把木板取下來，機器就可以放到裡面去了。” 夜深人靜時，張志申移開茶几，拿出耳機、電鍵，把天線接上，繼續通報著情報、信息。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設備，搜尋著從福煦村發出的電波。 1942年夏天的一個深夜，張志申緊張地收發著電報，一樓突然傳來敲門聲，他迅速將設備藏進暗室，上床裝睡。四五個日本便衣憲兵，衝進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還背著儀器。日本憲兵一進屋就到處搜，可是什麼也沒有搜到。當時街上已經有很多人在圍觀，日本人搜不到證據，也不好把人帶走。他們只好讓張志申繼續睡覺。在以後的日子裡，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張志申。葉鍾英老人說：“好久以後，日本人也放鬆了，因為每次都搜不到什麼東西。” 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盧灣區範圍內，現已發現曾有6個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電台。其中，曾在今黃陂南路148號的電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電波》的故事原型。 抗戰期間，上海的多個地下電台，都在用電波遠距離傳遞著消息，與此同時還有大量地下交通員，用雙腳實現著情報的傳遞。那時，還有一些小通信員，他們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員進出敵人的封鎖線很容易，敵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方曉當時是中共上海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他說：“我們這些工作，如果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那是因為我們的交通站、我們的政治交通、我們的小通信員做了很大的貢獻。” 1943年，年僅13歲的唐路，就已經是新四軍軍部偵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員。在上海，本來有一個情報小組，後來變成兩個情報小組，唐路就負責聯繫這兩個情報組。唐路老人回憶說：“我在書本里邊做夾層，把情報夾在書裡邊。有時情報是紙條，就可以放在皮帶裡、鞋子裡、帽子裡，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護。”因為唐路年紀小，敵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經進出揚州、鎮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華中局情報部工作的何犖，也是交通員當中的一員。交通員的工作很辛苦，何犖老人說：“來去大體上是300裡，生過疥瘡，身上都是蝨子，屁股拱起來雪白雪白一大堆。腳上不知道起過多少泡，一雙襪子跑三次就破掉了，還不能穿破襪子，穿破襪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樣才能不讓敵人懷疑呢？社會化、群眾化，要把這兩個表演好，才能淹沒在群眾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犖攜帶一包密封文件，從淮南根據地出發前往上海，沒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風文獻”。為了防止敵偽盤查，何犖的上級潘漢年，用工整的楷書在文件信封上寫上“南京國民政府上海特工總部武君國親啟”，下款則寫上“鎮江特工站”。 據何犖回憶，那一次，潘漢年是假作寫給上海的武君國，他還想在信封下面寫上“年”，因為潘漢年過去的化名叫“老年”。何犖老人說：“潘漢年當時對我說，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給武君國算了，反正文件也沒什麼秘密了。”何犖拿著這包密封文件，想辦法避過一些可以繞過去的大站或碼頭。何犖老人說：“比如到了江邊，我不乘輪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這個東西放在偽軍的報紙裡，帶到上海。” 這樣一路避過盤查，順利到達目的地的行動，遠遠不止一次。 何犖老人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如何動腦筋避過敵人的檢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級把一卷膠卷放在手電筒裡交給何犖，那是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文件。何犖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他不僅帶著藏有密件的小手電筒，而且自己又買來了兩個新電筒，三個電筒放在一起帶著。何犖當時想：“萬一敵人檢查到了，我可以講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認為我帶得太多了，我可以把兩個送給他們。”結果，何犖預想的這個情景還真的發生了。敵人檢查時，對何犖說：“你帶這麼多也沒用。”於是，何犖說：“這樣吧，你們也辛苦，這是違禁品，我也不好意思，這兩個乾脆作為罰款吧。”敵人說：“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犖又順利通過了敵人的盤查。 1944年的秋天，從事情報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經常思考著一個問題。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經在日本寧波憲兵隊，擁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並且建立了潛伏在日本憲兵隊內部的“400”小組，但“400”成員們的開銷捉襟見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請活動經費。 丁公量對周迪道說：“漢奸就是敲竹槓的，但是敲竹槓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向人民群眾敲竹槓，要向奸商敲竹槓。”丁公量還告訴周迪道，要廣泛交朋友，各種各樣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幫助，更沒有情報。 周迪道和小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漢奸”。丁公量對他們說：“不要太拘謹，放開手腳，主動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將、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鋪'，不能'睡濕鋪'。” 丁公量還告訴手下的同志：“要進窯子，你們一定要懂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齷齪的地方，但是你們要進入到這種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們過去不敢做的事情，這時候也必須大膽去做，既然是漢奸了，就應該既能夠摸透日本人的心，又能夠挖出許多情況。 一天，“400”小組在日偽報社發展的一名線人，匆匆趕來，從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軍宣傳品，這個重要情報表明：鬼子馬上就要下鄉掃蕩了。 鬼子要掃蕩的時候會有一些“苗頭”出來，比如說要搶糧。線人也不是馬上就能知道確切情報，而是需要看“苗頭”、看現象。這時鬼子往往會要密探、翻譯一起出發。從這些現象裡面可以了解到什麼地方要被掃蕩，於是，丁公量他們馬上就告訴有關的地區。 迅速的情報傳遞，令日偽掃蕩隊伍往往顆粒無收，敗興而歸。憲兵隊思想課長鈴木漸漸失去了耐心，他覺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卻沒有情報。為了穩住鬼子，丁公量決定，今後要利用打時間差的方法，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報。 丁公量老人說：“所謂時間差，就是我們給日本人的情報確實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佈置下來的時候，我們這裡早已經變化了，那個情報已經不起作用了，已經成了舊聞了。比如說，我們司令部在什麼地方開一個什麼大會，這個情報是真的，但是當日寇拿到情報的時候，司令部早已經走了。” 假情報後來被屢次證實，日本人對“400”成員們的不滿和懷疑漸漸消散。丁公量把情報送出去，是要讓這個情報為敵人所信任，而且能夠起到調動敵人的作用。具體說，主要就是周迪道提供給鈴木的情報，能夠使鈴木在憲兵隊裡得到重視，這樣鈴木就會覺得很滿意，反過來他對周迪道的小組也就重視，覺得很親切。 丁公量領導下的“400”小組，潛伏在寧波日本憲兵隊，傳遞情報無數，解救同志多人，為妓女贖身，槍斃叛徒，引起偽軍內鬥，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直至抗戰勝利。 1943年末，日寇華北作戰兵團開始在河南新鄉、開封等地集中兵力，囤積物資，於1944年春在中牟、花園口一線強渡黃河，攻克鄭州，沿京漢鐵路南下，直撲武漢、廣州，企圖打通華中走廊，支援南太平洋、東南亞地區的對美作戰。 11月，美國開始向日本佔領的亞洲地區發動猛攻，節節勝利，並且控制了日本人後方補給的海運和空運。前線日軍的作戰需要接濟不了，華北的日軍派遣總司令部製定計劃，在1943年的冬天，日軍在黃河北岸的開封和新鄉聚集大量兵力。 因應形勢，1944年春，重慶國民黨情報部門也大力部署，加強華北淪陷區的地下抗日組織。軍統特務王芸彬，被徵調到河南新鄉，組建抗日殺姦團。 “殺絕漢奸”是軍統當時的除奸標語。 抗日殺姦團，簡稱抗團，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在天津和北京由一些青年自發組織的一個愛國組織。抗團裡面的成員都是青年學生。當時的天津和北京，北洋軍閥後裔中的很多公子、少爺們，都參加這個組織，因此聲勢很大。 1944年4月，在偽第六方面軍的掩護下，王芸彬取得了公開合法身份，並建立了新鄉地下工作組。王芸彬被安排到了偽第六方面軍的參謀處。參謀處處長是門致中，他是黃埔軍校第十二期的學員。門致中給王芸彬安排了一個公開的身份，就是諜報參謀。 王芸彬老人說：“這個時候我可不是王芸彬了，我叫郭冰然，郭參謀。”在新鄉憲兵隊，還有一個特務機關，就是憲兵特務隊。門致中也給王芸彬弄了一個公開的身份：當顧問。 接下來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個人——新鄉車站機務段工人劉鵬，這個人的背景有點兒神秘。王芸彬老人說：“劉鵬這個人平平凡凡、樸樸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樂於助人，從不跟人計較得失。我聽他的口音，是貴州人。後來，他跟我碰到幾次，也主動跟我說話。”但是，當時大家也不深談，都是客客氣氣的。 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黃昏，平日里客氣穩重的劉鵬，忽然跑來找王雲彬，他告訴王雲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戰機從北邊陸續降落在西郊日軍飛機場。情報迅速通過王雲彬傳到美軍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鄉上空機聲轟鳴。七八架美式重型轟炸機在四架“黑寡婦”夜航戰鬥機的掩護下，僅10分鐘，就把西郊機場日寇飛機及機場設施炸毀。 初次合作，信任在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之間建立起來了。 1944年秋的一天，劉鵬告訴王芸彬，日本指揮部命令新鄉車站站長，限令第二天組裝13節軍用列車，裝載物資駛向鄭州，這些物資必是日軍前線作戰急需，劉鵬提議炸毀軍列。 王芸彬對劉鵬說：“不要在新鄉車站炸，而是要等軍列開過新鄉車站以後，走到黃河鐵橋時再炸，不但把車炸了，而且連黃河鐵橋一塊兒炸了。”劉鵬說：“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組帶上炸藥，在新鄉車站就登上了車。 在第一節車廂和第二節車廂交界處的連鉤上，王芸彬緊緊地貼上了一個30克的炸藥，起爆器也安好了，時間定為3分鐘。安好炸藥以後，王芸彬爬到第二節車廂頂上，用手電筒跟第五節車廂聯繫，那邊回電錶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頂著烈風低著頭爬到第五節車廂，爬到車門那個地方，用手去推車門。車門很鬆，把車門推開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藥變成圓的塞進去，同時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時間也定好了，然後又用手電跟爆破組的小張聯繫：“都好了，跳車。”他們兩個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後正好滾到溝裡面。 爆炸雖然沒有成功炸毀黃河鐵橋，但炸毀了40多米的路基，日軍大為震動卻調查無果。 1945年3月下旬，憲兵隊裡忽然來了一個日軍“北”大校。 3月以後，他經常到憲兵隊來，憲兵隊長對這個“北”大校畢恭畢敬。後來才知道，這個“北”大校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派來主管豫北地區的保衛工作的，專門對付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他的地位很高，不僅是大校，而且還是一個皇親。 這個“北”大校，每到禮拜天的晚上，總是一個人，不要任何人陪同，僱上一個黃包車，把他拉到妓院去發洩性慾。他離開妓院也很準時，每到12點鐘，他就僱黃包車把他拉回軍營他住的地方。根據舉報，很少有哪個禮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們研究了這個情況，認為這個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話，對王芸彬自己領導的那個組織，對八路軍的地下組織，比如劉鵬那個組織，以及其他的抗日組織，一定會非常不利。 一場暗殺行動，在王芸彬心中漸漸醞釀成熟。王芸彬用的槍是前進基地配給他做特工狙殺人的左輪手槍，子彈是高爆頭的，只要擊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預備好出手了。準備用木船接應他的同伴小張，也把船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 12點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鐘，就看到一個黃包車搖搖擺擺地過來了。那時路上雖然有電燈，但是光線很暗，王芸彬看到一個軍官倚靠著坐在車上，嘴裡叼著煙卷，手裡扶著軍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幾步就躥了過去。 “北”大校發現有人過來，挺起了身體，罵道：“八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槍，聲音很悶。王芸彬老人說：“這槍不太響，嘣的一槍，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躥，子彈從右邊進去了，啪，向左邊倒下去了，我左手拿著手電一照，看到他的左腦袋沒有了。”車夫嚇壞了，愣在了那裡。王芸彬告訴車夫自己是游擊隊，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務，讓車夫把車扔了，趕快跑。槍一響，船上的小張也上來了，上來以後拿手電跟王芸彬聯繫，王芸彬幾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順著水流走了。 事發後，新鄉日本憲兵隊將沿途所有攤販，全部緝捕，嚴刑拷打，車夫一家三口慘被折磨致死，但日本憲兵隊仍然一無所獲。 那段日子，國共兩黨的地下抗日人員，在各自的潛伏崗位，通過種種特殊手段，完成了對敵情報蒐集傳遞、物資運輸、策反、破壞乃至暗殺行動，他們都在等待那個勝利的日子。 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個通訊員跑來大叫：“粟科長，粟科長（粟後為丁公量化名），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給丁公量一封譚政委（譚啟龍）給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後，向同志們公佈了勝利的消息。 丁公量老人回憶說：“當時在那裡的同志，全站起來歡呼呀，這個信裡就是講，延安的電台報告說，日本已經投降。” 在同樣的日子裡，王芸彬也在享受著勝利者的驕傲。王芸彬老人說：“那個日本憲兵隊的隊長，級別也不高，他拖著他的小馬，把他的一柄軍刀，祖傳的軍刀送給我了，他說對我很欽佩。在日本，尤其是貴族家庭，軍刀都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很寶貴，他把這軍刀贈送給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隊也撤走了。” 同樣的日子，帶給所有人同樣的心情。何犖老人說：“我一看馬這麼多，手電到處搖，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覺了，看看到底是什麼大消息，一會兒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個晚上沒睡覺，都快活得要死。” 彭望緹老人說：“我們勝利以後，日本人也蠻怪的，看到中國人對面走過來，他們就過到馬路另一邊走，離我們遠遠地走，不敢跟我們面對面地走。”彭望緹老人認為，這是日本人不敢來對視中國人那種勝利者的眼光，他說：“那個時候，我們自然而然地覺得我們是勝利者。”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