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川——時為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重機槍連機槍手
楊養正——時為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
對於王文川來說，歷史是一條長河！
河那邊，1937年的砲火聲猶在，困守四行倉庫的數百條漢子決心一死；河這邊，北京二環路一棟破舊的房子裡，嗚咽的口琴聲斷斷續續，行將就木的老人只剩下一個孤獨的背影。
如果把兩種聲音做一個詮釋，那這交織在一起的旋律就是一段跨越70年的交響曲。這聲音讓我變得沉默。
人生總有荒謬之處，活著並不意味著幸運，死去也不僅僅只是悲劇。
從在堅守四行的第一刻起，“八百壯士”們就抱定了血戰一死的決心。團長曾在四行倉庫的牆壁前，用一根木炭寫下自己的遺書：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我們存在一天，決與倭寇拼命到底。
這一刻，他們無懼無畏！
然而，命運給他們的人生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他們活下來了。
我固執地認為，如果這一刻他們戰死了，那他們將是一群勇敢的人；如果他們選擇活下去，那麼他們將是一群偉大的人！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活下去的屈辱與艱難。勇敢與偉大，在這一刻需要更多的勇氣做出決斷。
作為“八百壯士”中的一員，王文川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堅持活著。在1937年的砲火中堅持；在孤軍營與日軍的抗爭中堅持；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荒島上堅持；甚至在解放後的新社會裡、在“文革”的熱潮中、在開放後的人情世故下堅持，然後一個個的離去，又一個個的被遺忘。
這是個讓人難以面對的事實，卻又如此的清晰可見。
王文川一直在隱瞞，隱瞞自己的身份，隱瞞過去的歷史，甚至是面對自己的子女。他沉默寡言，脾氣古怪，性格暴躁不近人情。
為什麼？
我一直在尋找這個答案，王文川的長子王家賓也在尋找。當王家賓攙扶著自己年邁的父親再次回到四行倉庫時，哭倒在團長謝晉元雕像前的父親已經告訴了他答案。而即便是了解了“八百孤軍”的前前後後，我依然沒有找到答案。
在節目即將完成的時候，2009年12月7日凌晨2點30分，王文川帶著他的口琴聲，帶著對老團長謝晉元的無比思念，帶著將近70年的永恆記憶，帶著再去四行倉庫的最後願望，永遠地告別了。
我知道我一定會聽到這個消息！但這一刻我並不悲傷。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橋機場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後被射殺，日軍隨機以此為藉口向上海增兵。 8月12日，調集淞滬的日本軍艦已達30餘艘，海軍及陸戰隊15000人。與此同時，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率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到上海楊樹浦及虹口以北布防，戰爭一觸即發。 8月13日上午9點，日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沖進上海橫濱路寶興路地段對中國軍隊開火。零星的戰鬥持續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國民政府發表《抗戰自衛書》，宣布中國絕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當天上午，中國軍隊主動發起了進攻。 淞滬會戰爆發。 此次會戰，國民黨投入了包括德械師最精銳的三十六師、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在內的所有精華。這是中日軍隊之間的首次主力會戰，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交戰雙方總共投入近百萬兵力，在3個多月的時間內激戰於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王文川跟隨八十八師來到了上海，作為全副德式裝備的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的一名重機槍手，這一年，他19歲，當兵滿4年。 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他的手就再也沒有離開重機槍。 戰鬥打得激烈，國難當頭，曾經交戰過的各個派系的部隊握手言和，從不同的地方趕赴華北和華中前線。狹長的淞滬戰場上雲集了70多萬中國軍隊，幾乎調動了當時中國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滬戰場，沒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從全國各地倉促趕來的中國軍隊，全憑血肉之軀，經常整連整營地戰死。 這樣的戰鬥持續了70多天，但上海終究還是沒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國守軍被迫轉移。攻占上海城區後的日軍，先推倒了孫中山的塑像，隨後到處懸掛太陽旗，上海濃煙翻滾的天空中，唯獨沒有了中國的旗幟。 1937年10月27日清晨，一夥日軍沿著蘇州河邊一路搜索前進。下午2時，當日軍大部隊接近四行倉庫時，突然槍砲聲大響。原本以為中國守軍已經撤走的日軍頓時陷入混亂，留下了八十多具屍體倉皇退去。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動，因為四行倉庫裡還有一支部隊留下了。 日本全面侵華後，國民黨政府即向國聯呼籲制止日本侵略。國聯建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其他與遠東事務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參加的會議，調解中日沖突。 會議原定於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希望在上海無論如何要有一支部隊能夠守到那個時候。 1937年10月26日，剛剛升任五二四團團長的謝晉元接到任務，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命令他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吸引日軍，掩護閘北地區友軍撤退。 位於蘇州河北的四行倉庫，因為高大堅固，並且緊臨公共租界，易守難攻，被選為留守部隊最後的陣地。 26日深夜，團長謝晉元和營長楊瑞符帶著400多個弟兄，退守四行倉庫。 初到四行倉庫時，有英租界士兵詢問謝晉元帶多少士兵駐守，謝晉元為壯聲威答曰800人。 “我們團長給我們訓話，倉庫在你們在，倉庫不在你們就沒了。”聽了團長的話，王文川有些激動，團長都這麼說了，他也豁出去了。開始時敵人的攻擊比較猛，王文川說：“他一開始是猛攻擊，我們這三挺重機槍，還有幾挺捷克式的輕機關槍，一共五挺，打得他們抬不起來頭。” 但日軍很快站穩了陣腳，出動了大砲戰車，不分晝夜地進行波浪式的攻擊，一場生死搏鬥開始了。 王文川說：“可是我們也不怕，他那一動，我們就發動重機槍'嗒嗒嗒'，一帶就是250發。”當時，團長謝晉元經常身上帶著左輪槍，趴在地上檢查。 “謝團長就怕我們不打，誰要是不打，掏出槍就斃你，那沒說的。” 在四行倉庫旁邊的3間磚瓦房上，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楊養正帶領他的弟兄們用手榴彈專打坦克，封鎖敵人的衝鋒線路。看到坦克被打壞了，惱羞成怒的日軍把砲彈投到了房頂上。那一次，楊養正的一隻眼睛被炸瞎了。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很艱苦，進入四行倉庫的第2天，日軍就炸斷了倉庫的通水設備。倉庫裡存有黃豆、綠豆、高粱等糧食，但為了不讓敵人找到目標，大家不敢生火，餓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槍筒子裝一點水來喝。王文川說，那時候沒辦法，但也不覺得餓。 謝晉元知道，自己帶領的這支部隊已經深陷到幾萬敵人的重重包圍圈當中，突圍已經不可能，他走到一面牆壁前，用一根木炭寫下了自己的遺書： 上海失守後，四行倉庫周圍插滿了日本侵略軍的軍旗。 11月29日凌晨6時，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軍號聲中高高升起在四行倉庫樓頂。原來在28日夜裡，剛滿18歲的中國少女楊惠敏，穿越過橫飛亂舞的槍彈，給孤軍送來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沒有旗桿，臨時用兩根竹竿連接紮成；沒有音樂，只有一兩聲冷槍聲；沒有壯觀的場面，只有十幾位軍人肅立敬禮。在數万日本陸海空軍圍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中國旗幟升起來了。 關於楊惠敏送國旗的前因後果，在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說法：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醫陳存仁的說法是：“當時租界是中立區，上海本地人、各國記者、商人都站在租界這邊隔著蘇州河觀戰，看著日軍對四行倉庫的國民軍狂轟濫炸，卻無法前進一步，十分欽佩。這時有個懂軍事旗號的人，自告奮勇向對岸的孤軍打旗號，問他們需要什麼緊急的援救物資，對方旗號回答'什麼都不要，只要一面國旗'。大家知道後，一時也無法送過去。忽然有一個女童軍叫楊惠敏的，用油布包著一面國旗，勇敢地跳下河去，冒著槍林彈雨泅水過了河，將國旗送到國民軍手裡。” 當時著名的戰地記者曹聚仁則說，楊惠敏是受國民軍指派將國旗由此通道送到了四行倉庫，並無任何冒險之處。 謝晉元之子謝繼民在《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一書中稱，採訪了楊惠敏本人後得出的結論是：1937年10月28日一個上午，和大部隊失去聯繫的四行孤軍用電話和市商會臨時辦事處通話，要求送一面國旗和補充糧、油、煙等給養，準備持久抵抗，決不投降。商會秘書嚴諤聲先生當即召我囑咐童子軍團設法完成任務。 謝晉元與眾將士堅守四行倉庫四天四夜，擊退日軍6次進攻，斃敵數百人，被當時的報紙媒體稱做是“八百壯士”。戰士們守了整整四天四夜沒有休息，經常說著話就睡著了，臉上都是黑泥，都認不得彼此的模樣了，但他們已忘了辛苦。 然而，就在壯士們四個晝夜不曾合眼，邊戰鬥邊修工事，準備與敵人作長時間的殊死決戰時，10月30日統帥部命令孤軍停止戰鬥，退入公共租界。 團長謝晉元痛心不已，聲言，全體壯士早已立下遺囑，誓與四行最後戰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義，但求死得其所。 楊養正說：“租界找到了南京國民政府，因為戰鬥距離租界太近，極有可能傷到租界的利益。另外，統帥部給謝晉元說，抗戰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退了。”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時，團長謝晉元組織部隊含淚撤出了堅守四天四夜的陣地，退入公共租界。至此，上海守軍全部撤走。 雖然上海最終失守，但有一點壯士們很欣慰，日軍沒能三個月滅亡中國。 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英雄事蹟迅速傳遍全國，各界都讚頌謝晉元所部忠勇愛國的犧牲精神： 何香凝女士說：“你們每一個人都充滿了犧牲精神。殉國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加偉大；前線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加英勇；全國同胞，將因為你們而愈加團結；國際人士，也將因為你們而愈能主張正義了。” 英國司令員史摩萊少將說：“我們都是經歷過歐戰的軍人，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隊員最後保衛閘北更英勇、更壯烈的事兒了。” 英國《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中國軍隊守衛上海76日之後，尚有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困於強敵，力持不屈，其英勇之氣概，使人敬佩之至……” 美國的國際無線電台以“八百壯士死守閘北”為題，廣播了一整天，聲波傳遍全球。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稱“八百壯士”為“民族革命典型”，與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台兒莊會戰相提並論，並親筆寫下“八百壯士中國革命典型”的題詞。 1937年10月30日，八百壯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經滬西返回部隊參戰，但租界工部局卻屈服於日軍壓力，違背諾言，解除了將士們的武裝，將他們扣留在膠州路一塊空地上，四周以鐵絲網圍困，派萬國商團的白俄兵看守，英勇抗敵的壯士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孤軍”。 孤軍營是戰士們自己平出來的很大一塊曠地。在曠地上，戰士們不僅修建了十幾幢房子，還平出了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中山堂、大禮堂。一幢房子可以住一個連，中山堂可以容納四個連同時開飯。 雖然身陷孤軍營，可官兵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 從1938年元旦起，謝晉元開始記日記，在謝晉元的日記中，清楚地記錄著孤軍營的作息時間： 楊養正回憶說，當時有大學教授教他們讀書。他們還經常開運動會，舉行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的友誼賽。 為了改善官兵的生活，團長謝晉元帶領戰士們開辦了許多小工廠，有織襪子的、做毛巾的、做肥皂的。當時，他們製作的毛巾上都寫著“上海四行孤軍生產工業社出品”。孤軍的生產收入，除補貼生活外，全部拿來支援抗戰。那些毛巾有的賣到了香港，香港人拿著都捨不得用，都用來做紀念。 一年以後的1938年8月13日，孤軍營升國旗紀念抗戰一周年，這一舉動引起租界不滿，他們害怕日軍以此為藉口傷害他們的利益，租界裡的英國軍隊要求把國旗降下來。 謝晉元說：“弟兄們，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有種沒有？”大夥兒回答：“有！”戰士們為了保衛這面國旗進行著殊死的抗爭，最後，租界工部局使出了催淚瓦斯彈，無以為抗的戰士們被打退了，國旗被迫降下，108位戰士受傷。 上海市民聽到這個消息，連日抗議罷市，後經民眾團體交涉，工部局被迫讓步，允許今後紀念日可掛國旗，但旗桿被截去一節。 被監禁的時間在無限期延長，抗日戰場上的中國軍隊又連連失利，有時基本的軍餉都供應不上，孤軍中的苦悶情緒越來越重。蔣介石一次次發電報，讓謝晉元和孤軍們一定要艱苦奮鬥，堅守孤軍營，使其他同盟國逐步加強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那段時間，團長謝晉元常常失眠。雖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謝晉元依然艱苦地堅持著。他在日記中無比傷感地寫道： 餘竭盡心血，對內對外之艱苦支持，已至力竭聲嘶。使餘有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之痛。當餘追憶幾年來經過時，不禁流淚，誠以幾年來之慘痛生活，何以用言語形容。 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陸軍總司令的高官向謝晉元誘降，謝晉元把委任狀撕得粉碎，他說： 我父母都是中國人，生下我這個兒子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絕不當外國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謝晉元和以往一樣率領官兵早操，但這一天突然有四個士兵遲到了。楊養正說：“謝晉元團長一看他們來了，就問他們為什麼遲到，他們在那兒站著不動。當時我們謝晉元團長就這一點兒錯，他本人自己去搜他們的身。”誰都沒有想到，這四個沉默不語的士兵竟然是叛徒，他們突然拔出預先藏好的匕首行刺。毫無防備的謝晉元團長身中數刀，流血不止，下午6時悲壯長逝。那一年，他37歲。 四個兇手當場被擒，後交代是汪偽政府收買所為。 謝晉元犧牲的消息傳出後，前往弔唁者達十餘萬人。 5月8日，國民政府追認謝晉元為陸軍少將。謝晉元的遺體被埋葬在其孤軍營宿舍門前的小花園內。 談到謝晉元團長，王文川和楊養正難掩悲傷，幾近泣不成聲。近70年後，這種悲傷絲毫沒有減弱。王文川說：“我們謝晉元團長待我們就跟自己的親兒女一樣。” 謝晉元曾經送給王文川一把口琴，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到現在，但他很少吹，因為每次吹都會想起團長。這一次，他顫顫巍巍地吹響了這把口琴。而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吹了。 謝晉元遇刺後，孤軍營裡官兵的士氣越來越低迷。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租界不再是安全島，上海全部淪陷。 王文川、楊養正和一部分孤軍被押往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築路做苦工，但還有一部分人去了哪裡，他們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餘的孤軍又淪為日軍的戰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軍艦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在軍艦的最底層，關押著36名苦工，他們就是另外的孤軍。軍艦在太平洋上顛簸了48個晝夜，到達西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灣之間的一個荒島上。島上共有160名戰俘，有英、美等國戰俘，也有新四軍游擊隊戰士，兩年過後只剩下38人。 在國內的王文川和戰友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怎麼逃走。 一天，一個老鄉一家三口趁機將王文川藏在頂棚裡。收工點名的時候，日軍突然發現少了一個。王文川說：“那一天特別危險，他們（日軍）實際上不知道，他們拿刺刀捅那個頂棚，差一點捅到我。日本人走了，老鄉把我送到南京車站，我從那裡跑出來了。” 在敵人的刺刀下僥倖逃生的王文川一路討飯，一路打聽，憑兩條腿，從安徽蕪湖，整整走了3個月，終於走到了重慶大坪的國民黨散兵收容所。 王文川至今不知道那位善良的農民叫什麼，他也沒有機會報答他們了。 楊養正也逃走了，他和另外兩名戰友趁著收工，搶了日本人的槍。後來他們遇到了新四軍，護送他們到了安徽。 幾年的監禁生活終於結束，他們自由了。只是曾經奮勇殺敵的壯士們，如今卻只能四處漂泊。 1945年8月，沒有逃走的孤軍看到日軍垂頭喪氣，再也不像以往那樣蠻橫，這時他們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聽到這個消息，戰俘營沸騰了，孤軍們立即把看守他們的日軍抓了起來。 與此同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小島上也是一片歡呼聲，中國的勞工和盟軍士兵一起享受勝利的喜悅，只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地長眠在了異國的土地上。 楊養正說：“日本投降以後，所有軍官每人晉升一級，所有士兵一律提升為軍官，願意退休回家的你回去，可以發錢給你回去。我晉升了一級，晉升為少校，但是我不干了，日本投降就算了，我退役。”楊養正退役了，王文川最終也離開了部隊。 1946年，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中國人紛紛返回家園，一百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壯士”也回到了曾誓死守衛的上海，他們在老團長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來，一起為老團長守靈。團長的遺孀凌維誠也攜子女回到了上海。像丈夫當年一樣，凌維誠承擔起了照料孤軍官兵的責任。 此時，國民政府動員八百壯士歸隊服役，壯士們的回答是：“仗，我們打夠了，不想再打了。”他們有的人在上海靠做各種苦工維持生活，有的人回到原籍當了農民，還有的傷兵則流落街頭……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老團長謝晉元雕像前失聲痛哭。在這60年裡，他隱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當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連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親的身份。 王文川的兒子王家賓也已經60歲了，他說：“別看現在我60歲了，我從心裡頭對我父親還有一種恐懼，這是從小時候養成的習慣。” 小的時候，王家賓跟別的孩子一樣淘氣，每次開完家長會，回來後都會招致父親的責罵，輕則臭罵一頓，重則挨打，甚至讓他們下跪。這種在現在看來完全不可想像的體罰，在當時都是常事。 王家賓一直不理解，父親為什麼會這麼粗暴。而在其他人眼裡，王文川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有些孤僻。 直到哭倒在老團長雕像前這一刻，王文川壓抑多年的心情才終於釋放，孩子們也終於理解了父親。 2009年8月，王文川的語言能力基本喪失，在那個有些破舊的小屋裡，老人顯得愈發沉默。 2009年一個冬天的早上，92歲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後願望是能夠再去四行倉庫看看。 同年，我們找到了另外一位壯士郭興發老人，只是老人已經不能說話了。我們離開後4天，郭興發安然離世。 2008年12月23日，一篇名為《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八百壯士”遺骨在海外無人問津》的帖子引起廣泛關注，文中稱：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華人在拉布爾附近偏僻的山坡上發現數百名中國抗戰將士的墓地，其中有包括“八百壯士”在內的國民黨軍隊的將士，以及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戰士。他們在抗戰中被日軍俘虜，後被遣送至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日軍集中營遇難。這些墓地建於1945年抗戰勝利後，由當地的華僑和被盟軍解放的中國戰俘共同為死難的戰友修建。經過60多年後，由於火山頻頻噴發，當地華僑紛紛移民他地，導致這些中國抗戰軍人的墓地失去保護，年久失修，破壞嚴重。 2009年3月17日，海峽兩岸和諧發展基金會在北京正式啟動“迎接抗日壯士遺骸回國”活動，計劃派出先遣隊赴巴新調查，爭取在年內完成流落在當地的抗日將士們遺骸的身份確認工作，並將將士們的英靈接回祖國，在國內舉行遷葬儀式，讓這些為國捐軀的英烈早日葉落歸根。
註釋：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橋機場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後被射殺，日軍隨機以此為藉口向上海增兵。 8月12日，調集淞滬的日本軍艦已達30餘艘，海軍及陸戰隊15000人。與此同時，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率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到上海楊樹浦及虹口以北布防，戰爭一觸即發。 8月13日上午9點，日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沖進上海橫濱路寶興路地段對中國軍隊開火。零星的戰鬥持續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國民政府發表《抗戰自衛書》，宣布中國絕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當天上午，中國軍隊主動發起了進攻。 淞滬會戰爆發。 此次會戰，國民黨投入了包括德械師最精銳的三十六師、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在內的所有精華。這是中日軍隊之間的首次主力會戰，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交戰雙方總共投入近百萬兵力，在3個多月的時間內激戰於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王文川跟隨八十八師來到了上海，作為全副德式裝備的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的一名重機槍手，這一年，他19歲，當兵滿4年。 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他的手就再也沒有離開重機槍。 戰鬥打得激烈，國難當頭，曾經交戰過的各個派系的部隊握手言和，從不同的地方趕赴華北和華中前線。狹長的淞滬戰場上雲集了70多萬中國軍隊，幾乎調動了當時中國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滬戰場，沒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從全國各地倉促趕來的中國軍隊，全憑血肉之軀，經常整連整營地戰死。 這樣的戰鬥持續了70多天，但上海終究還是沒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國守軍被迫轉移。攻占上海城區後的日軍，先推倒了孫中山的塑像，隨後到處懸掛太陽旗，上海濃煙翻滾的天空中，唯獨沒有了中國的旗幟。 1937年10月27日清晨，一夥日軍沿著蘇州河邊一路搜索前進。下午2時，當日軍大部隊接近四行倉庫時，突然槍砲聲大響。原本以為中國守軍已經撤走的日軍頓時陷入混亂，留下了八十多具屍體倉皇退去。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動，因為四行倉庫裡還有一支部隊留下了。 日本全面侵華後，國民黨政府即向國聯呼籲制止日本侵略。國聯建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其他與遠東事務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參加的會議，調解中日沖突。 會議原定於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召開。蔣介石希望在上海無論如何要有一支部隊能夠守到那個時候。 1937年10月26日，剛剛升任五二四團團長的謝晉元接到任務，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命令他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吸引日軍，掩護閘北地區友軍撤退。 位於蘇州河北的四行倉庫，因為高大堅固，並且緊臨公共租界，易守難攻，被選為留守部隊最後的陣地。 26日深夜，團長謝晉元和營長楊瑞符帶著400多個弟兄，退守四行倉庫。 初到四行倉庫時，有英租界士兵詢問謝晉元帶多少士兵駐守，謝晉元為壯聲威答曰800人。 “我們團長給我們訓話，倉庫在你們在，倉庫不在你們就沒了。”聽了團長的話，王文川有些激動，團長都這麼說了，他也豁出去了。開始時敵人的攻擊比較猛，王文川說：“他一開始是猛攻擊，我們這三挺重機槍，還有幾挺捷克式的輕機關槍，一共五挺，打得他們抬不起來頭。” 但日軍很快站穩了陣腳，出動了大砲戰車，不分晝夜地進行波浪式的攻擊，一場生死搏鬥開始了。 王文川說：“可是我們也不怕，他那一動，我們就發動重機槍'嗒嗒嗒'，一帶就是250發。”當時，團長謝晉元經常身上帶著左輪槍，趴在地上檢查。 “謝團長就怕我們不打，誰要是不打，掏出槍就斃你，那沒說的。” 在四行倉庫旁邊的3間磚瓦房上，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楊養正帶領他的弟兄們用手榴彈專打坦克，封鎖敵人的衝鋒線路。看到坦克被打壞了，惱羞成怒的日軍把砲彈投到了房頂上。那一次，楊養正的一隻眼睛被炸瞎了。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很艱苦，進入四行倉庫的第2天，日軍就炸斷了倉庫的通水設備。倉庫裡存有黃豆、綠豆、高粱等糧食，但為了不讓敵人找到目標，大家不敢生火，餓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槍筒子裝一點水來喝。王文川說，那時候沒辦法，但也不覺得餓。 謝晉元知道，自己帶領的這支部隊已經深陷到幾萬敵人的重重包圍圈當中，突圍已經不可能，他走到一面牆壁前，用一根木炭寫下了自己的遺書： 上海失守後，四行倉庫周圍插滿了日本侵略軍的軍旗。 11月29日凌晨6時，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軍號聲中高高升起在四行倉庫樓頂。原來在28日夜裡，剛滿18歲的中國少女楊惠敏，穿越過橫飛亂舞的槍彈，給孤軍送來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沒有旗桿，臨時用兩根竹竿連接紮成；沒有音樂，只有一兩聲冷槍聲；沒有壯觀的場面，只有十幾位軍人肅立敬禮。在數万日本陸海空軍圍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中國旗幟升起來了。 關於楊惠敏送國旗的前因後果，在歷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說法：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醫陳存仁的說法是：“當時租界是中立區，上海本地人、各國記者、商人都站在租界這邊隔著蘇州河觀戰，看著日軍對四行倉庫的國民軍狂轟濫炸，卻無法前進一步，十分欽佩。這時有個懂軍事旗號的人，自告奮勇向對岸的孤軍打旗號，問他們需要什麼緊急的援救物資，對方旗號回答'什麼都不要，只要一面國旗'。大家知道後，一時也無法送過去。忽然有一個女童軍叫楊惠敏的，用油布包著一面國旗，勇敢地跳下河去，冒著槍林彈雨泅水過了河，將國旗送到國民軍手裡。” 當時著名的戰地記者曹聚仁則說，楊惠敏是受國民軍指派將國旗由此通道送到了四行倉庫，並無任何冒險之處。 謝晉元之子謝繼民在《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一書中稱，採訪了楊惠敏本人後得出的結論是：1937年10月28日一個上午，和大部隊失去聯繫的四行孤軍用電話和市商會臨時辦事處通話，要求送一面國旗和補充糧、油、煙等給養，準備持久抵抗，決不投降。商會秘書嚴諤聲先生當即召我囑咐童子軍團設法完成任務。 謝晉元與眾將士堅守四行倉庫四天四夜，擊退日軍6次進攻，斃敵數百人，被當時的報紙媒體稱做是“八百壯士”。戰士們守了整整四天四夜沒有休息，經常說著話就睡著了，臉上都是黑泥，都認不得彼此的模樣了，但他們已忘了辛苦。 然而，就在壯士們四個晝夜不曾合眼，邊戰鬥邊修工事，準備與敵人作長時間的殊死決戰時，10月30日統帥部命令孤軍停止戰鬥，退入公共租界。 團長謝晉元痛心不已，聲言，全體壯士早已立下遺囑，誓與四行最後戰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義，但求死得其所。 楊養正說：“租界找到了南京國民政府，因為戰鬥距離租界太近，極有可能傷到租界的利益。另外，統帥部給謝晉元說，抗戰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退了。”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時，團長謝晉元組織部隊含淚撤出了堅守四天四夜的陣地，退入公共租界。至此，上海守軍全部撤走。 雖然上海最終失守，但有一點壯士們很欣慰，日軍沒能三個月滅亡中國。 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英雄事蹟迅速傳遍全國，各界都讚頌謝晉元所部忠勇愛國的犧牲精神： 何香凝女士說：“你們每一個人都充滿了犧牲精神。殉國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加偉大；前線的將士，將因為你們而愈加英勇；全國同胞，將因為你們而愈加團結；國際人士，也將因為你們而愈能主張正義了。” 英國司令員史摩萊少將說：“我們都是經歷過歐戰的軍人，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隊員最後保衛閘北更英勇、更壯烈的事兒了。” 英國《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中國軍隊守衛上海76日之後，尚有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困於強敵，力持不屈，其英勇之氣概，使人敬佩之至……” 美國的國際無線電台以“八百壯士死守閘北”為題，廣播了一整天，聲波傳遍全球。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稱“八百壯士”為“民族革命典型”，與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台兒莊會戰相提並論，並親筆寫下“八百壯士中國革命典型”的題詞。 1937年10月30日，八百壯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經滬西返回部隊參戰，但租界工部局卻屈服於日軍壓力，違背諾言，解除了將士們的武裝，將他們扣留在膠州路一塊空地上，四周以鐵絲網圍困，派萬國商團的白俄兵看守，英勇抗敵的壯士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孤軍”。 孤軍營是戰士們自己平出來的很大一塊曠地。在曠地上，戰士們不僅修建了十幾幢房子，還平出了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中山堂、大禮堂。一幢房子可以住一個連，中山堂可以容納四個連同時開飯。 雖然身陷孤軍營，可官兵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 從1938年元旦起，謝晉元開始記日記，在謝晉元的日記中，清楚地記錄著孤軍營的作息時間： 楊養正回憶說，當時有大學教授教他們讀書。他們還經常開運動會，舉行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的友誼賽。 為了改善官兵的生活，團長謝晉元帶領戰士們開辦了許多小工廠，有織襪子的、做毛巾的、做肥皂的。當時，他們製作的毛巾上都寫著“上海四行孤軍生產工業社出品”。孤軍的生產收入，除補貼生活外，全部拿來支援抗戰。那些毛巾有的賣到了香港，香港人拿著都捨不得用，都用來做紀念。 一年以後的1938年8月13日，孤軍營升國旗紀念抗戰一周年，這一舉動引起租界不滿，他們害怕日軍以此為藉口傷害他們的利益，租界裡的英國軍隊要求把國旗降下來。 謝晉元說：“弟兄們，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有種沒有？”大夥兒回答：“有！”戰士們為了保衛這面國旗進行著殊死的抗爭，最後，租界工部局使出了催淚瓦斯彈，無以為抗的戰士們被打退了，國旗被迫降下，108位戰士受傷。 上海市民聽到這個消息，連日抗議罷市，後經民眾團體交涉，工部局被迫讓步，允許今後紀念日可掛國旗，但旗桿被截去一節。 被監禁的時間在無限期延長，抗日戰場上的中國軍隊又連連失利，有時基本的軍餉都供應不上，孤軍中的苦悶情緒越來越重。蔣介石一次次發電報，讓謝晉元和孤軍們一定要艱苦奮鬥，堅守孤軍營，使其他同盟國逐步加強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那段時間，團長謝晉元常常失眠。雖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謝晉元依然艱苦地堅持著。他在日記中無比傷感地寫道： 餘竭盡心血，對內對外之艱苦支持，已至力竭聲嘶。使餘有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之痛。當餘追憶幾年來經過時，不禁流淚，誠以幾年來之慘痛生活，何以用言語形容。 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陸軍總司令的高官向謝晉元誘降，謝晉元把委任狀撕得粉碎，他說： 我父母都是中國人，生下我這個兒子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絕不當外國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謝晉元和以往一樣率領官兵早操，但這一天突然有四個士兵遲到了。楊養正說：“謝晉元團長一看他們來了，就問他們為什麼遲到，他們在那兒站著不動。當時我們謝晉元團長就這一點兒錯，他本人自己去搜他們的身。”誰都沒有想到，這四個沉默不語的士兵竟然是叛徒，他們突然拔出預先藏好的匕首行刺。毫無防備的謝晉元團長身中數刀，流血不止，下午6時悲壯長逝。那一年，他37歲。 四個兇手當場被擒，後交代是汪偽政府收買所為。 謝晉元犧牲的消息傳出後，前往弔唁者達十餘萬人。 5月8日，國民政府追認謝晉元為陸軍少將。謝晉元的遺體被埋葬在其孤軍營宿舍門前的小花園內。 談到謝晉元團長，王文川和楊養正難掩悲傷，幾近泣不成聲。近70年後，這種悲傷絲毫沒有減弱。王文川說：“我們謝晉元團長待我們就跟自己的親兒女一樣。” 謝晉元曾經送給王文川一把口琴，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到現在，但他很少吹，因為每次吹都會想起團長。這一次，他顫顫巍巍地吹響了這把口琴。而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吹了。 謝晉元遇刺後，孤軍營裡官兵的士氣越來越低迷。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租界不再是安全島，上海全部淪陷。 王文川、楊養正和一部分孤軍被押往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築路做苦工，但還有一部分人去了哪裡，他們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餘的孤軍又淪為日軍的戰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軍艦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在軍艦的最底層，關押著36名苦工，他們就是另外的孤軍。軍艦在太平洋上顛簸了48個晝夜，到達西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灣之間的一個荒島上。島上共有160名戰俘，有英、美等國戰俘，也有新四軍游擊隊戰士，兩年過後只剩下38人。 在國內的王文川和戰友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怎麼逃走。 一天，一個老鄉一家三口趁機將王文川藏在頂棚裡。收工點名的時候，日軍突然發現少了一個。王文川說：“那一天特別危險，他們（日軍）實際上不知道，他們拿刺刀捅那個頂棚，差一點捅到我。日本人走了，老鄉把我送到南京車站，我從那裡跑出來了。” 在敵人的刺刀下僥倖逃生的王文川一路討飯，一路打聽，憑兩條腿，從安徽蕪湖，整整走了3個月，終於走到了重慶大坪的國民黨散兵收容所。 王文川至今不知道那位善良的農民叫什麼，他也沒有機會報答他們了。 楊養正也逃走了，他和另外兩名戰友趁著收工，搶了日本人的槍。後來他們遇到了新四軍，護送他們到了安徽。 幾年的監禁生活終於結束，他們自由了。只是曾經奮勇殺敵的壯士們，如今卻只能四處漂泊。 1945年8月，沒有逃走的孤軍看到日軍垂頭喪氣，再也不像以往那樣蠻橫，這時他們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聽到這個消息，戰俘營沸騰了，孤軍們立即把看守他們的日軍抓了起來。 與此同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小島上也是一片歡呼聲，中國的勞工和盟軍士兵一起享受勝利的喜悅，只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地長眠在了異國的土地上。 楊養正說：“日本投降以後，所有軍官每人晉升一級，所有士兵一律提升為軍官，願意退休回家的你回去，可以發錢給你回去。我晉升了一級，晉升為少校，但是我不干了，日本投降就算了，我退役。”楊養正退役了，王文川最終也離開了部隊。 1946年，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中國人紛紛返回家園，一百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壯士”也回到了曾誓死守衛的上海，他們在老團長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來，一起為老團長守靈。團長的遺孀凌維誠也攜子女回到了上海。像丈夫當年一樣，凌維誠承擔起了照料孤軍官兵的責任。 此時，國民政府動員八百壯士歸隊服役，壯士們的回答是：“仗，我們打夠了，不想再打了。”他們有的人在上海靠做各種苦工維持生活，有的人回到原籍當了農民，還有的傷兵則流落街頭……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老團長謝晉元雕像前失聲痛哭。在這60年裡，他隱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當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連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親的身份。 王文川的兒子王家賓也已經60歲了，他說：“別看現在我60歲了，我從心裡頭對我父親還有一種恐懼，這是從小時候養成的習慣。” 小的時候，王家賓跟別的孩子一樣淘氣，每次開完家長會，回來後都會招致父親的責罵，輕則臭罵一頓，重則挨打，甚至讓他們下跪。這種在現在看來完全不可想像的體罰，在當時都是常事。 王家賓一直不理解，父親為什麼會這麼粗暴。而在其他人眼裡，王文川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有些孤僻。 直到哭倒在老團長雕像前這一刻，王文川壓抑多年的心情才終於釋放，孩子們也終於理解了父親。 2009年8月，王文川的語言能力基本喪失，在那個有些破舊的小屋裡，老人顯得愈發沉默。 2009年一個冬天的早上，92歲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後願望是能夠再去四行倉庫看看。 同年，我們找到了另外一位壯士郭興發老人，只是老人已經不能說話了。我們離開後4天，郭興發安然離世。 2008年12月23日，一篇名為《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八百壯士”遺骨在海外無人問津》的帖子引起廣泛關注，文中稱：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華人在拉布爾附近偏僻的山坡上發現數百名中國抗戰將士的墓地，其中有包括“八百壯士”在內的國民黨軍隊的將士，以及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戰士。他們在抗戰中被日軍俘虜，後被遣送至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日軍集中營遇難。這些墓地建於1945年抗戰勝利後，由當地的華僑和被盟軍解放的中國戰俘共同為死難的戰友修建。經過60多年後，由於火山頻頻噴發，當地華僑紛紛移民他地，導致這些中國抗戰軍人的墓地失去保護，年久失修，破壞嚴重。 2009年3月17日，海峽兩岸和諧發展基金會在北京正式啟動“迎接抗日壯士遺骸回國”活動，計劃派出先遣隊赴巴新調查，爭取在年內完成流落在當地的抗日將士們遺骸的身份確認工作，並將將士們的英靈接回祖國，在國內舉行遷葬儀式，讓這些為國捐軀的英烈早日葉落歸根。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