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勇——時為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六團團部司號員
楊永松——時為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五團政治處技術書記
陳紹清——時為八路軍一一五師工兵連戰士
王用中——時為第十四軍戰地工作隊戰士
張渙——時為七十二師軍醫處戰士
小時候看關於打仗的電影，印像中“好人”們似乎總是守在陣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機槍，與此同時，“壞人”們卻總是在開闊的地上抱頭鼠竄，紛紛倒下。於是在平日遊戲中，總是和小伙伴們爭先恐後地搶當“好人”。看著被迫當“壞人”的伙伴們，在自己用嘴模擬的機槍聲中紛紛倒下，那種感覺甚是痛快。稍微長大點才知道，原來這種打法叫做“伏擊戰”。一時間很是困惑，為什麼“壞人”總是被“好人”打伏擊？
長大以後才慢慢明白：“伏擊戰”通常是以弱勝強時的最佳戰術。守在陣地上打機槍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樣，被伏擊的“壞人”也未必抱頭鼠竄。
平型關大捷，一個中學歷史考試經常喜歡考核的名詞，用家喻戶曉來形容恐怕並不為過。有些東西聽的次數多了，難免會有些許逆反。我們這一集所有親歷者的記憶，都是從一場大雨開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沒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兒，也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裡，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後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麼？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麼樣的？還是沒人知道。
6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我們似乎不再有老兵們當年的疑問。關於平型關大捷，課本上一二三四說得很清楚。但在課堂上等著下課的學生們，你們真的了解這場戰鬥嗎？可否有人知道，平型關大捷的準確地點，其實並不在平型關？可否有人知道，平型關大捷與平型關戰役的關係？可否有人知道，為了這場被譽為“抗戰第一勝”的伏擊戰，我們的戰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犧牲？
幾位老戰士的敘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說清晰，是因為老人對於戰鬥細節的準確記憶。
之所以說模糊，是因為老人對於戰略細節的朦朧印象。
歷史，也許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八路軍換裝命令。所謂的“換裝”主要就是把紅軍本來的紅五星帽子換成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帽子。時任一一五師六八五團政治處技術書記的楊永松回憶：“大家當紅軍當了這麼多年，很多同志都不願意換，但是要參加抗戰，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來，放到包袱裡面，作為永久的紀念。”對於換裝，還有一些戰士想不通，司號員強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說：“一換衣服，不知不覺眼淚就掉下來了，非常不願意換。” 1937年8月25日，八路軍總部舉行抗日誓師大會，總指揮朱德與各師師長帶頭換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強勇跟隨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啟程開赴前線。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黃河風陵渡口迎來了一批穿著短褲衩的中國軍隊。 據楊永松回憶，當時因為天氣太熱，領導允許戰士們把長褲脫了，穿著短褲衩行軍。 穿著褲衩的部隊經過風陵渡口過了黃河，然後到達火車站，乘火車開赴前線。當時一一五師乘坐的那列火車之前是用來運送馬的車皮，車上又髒又臭，也沒有來得及打掃就開走了。 這支穿著短褲坐火車行軍的部隊正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隊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兵，雖然絕大部分官兵從未見過日本人，但大夥兒的士氣仍然很高漲。 當時，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紅軍獲得了休整的機會，戰士們又進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訓練，伙食也比過去好了，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戰士們無論是思想上、體力上都沒有問題，士氣很高。 1937年9月初，日軍開始向山西雁北地區進攻，接連攻陷廣靈、靈丘、渾源等地。日軍統帥部命令板垣徵四郎指揮第五師團主力進攻長城防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所部退守平型關一線，平型關戰役由此打響。 平型關位於山西省東北部，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咽喉要道。在它的東北面，左側有東跑池、老爺廟等製高點，右側是白崖台等山嶺，是一個理想的伏擊地點。位於平型關以北的老爺廟、小寨村一帶是日軍軍需品運輸的主要通道，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林彪決定利用有利地形在平型關以北尋找戰機伏擊日軍，從而減輕正面友軍的壓力。 此時，距離“七七”事變爆發已有兩個多月，淞滬戰場上隨著日軍增援部隊的登陸，戰局逐漸惡化，全國各條戰線上，中國軍隊難求一勝。 9月中旬，一一五師抵達山西靈丘、河北淶源一線，天氣變得越來越壞，路也越來越難走。那一年，雨下得很大。由於地基軟，路上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被墊高，還有的地方山上塌方把路給填住了。 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師主力開始向平型關東北方向秘密轉進。 25日凌晨，雨還在下，司號員強勇正和戰友們冒著大雨，踩著濕滑的山路強行軍，但他們卻只能以隨身帶著的土豆充飢。雨夜中的山路濕滑難走，突然間，大雨引發了山洪，幾名戰士失足摔倒，轉眼間就被洪水捲走，消失在黑暗之中。大雨如注，河溝裡的水嘩嘩地流。 “那時我怎麼辦呢？我們團裡面有馬，我就拽著馬尾巴過河。”這個細節，強勇記得非常清楚。 凌晨時分，渾身濕透的強勇和戰友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老爺廟。因為是半夜到達，強勇和戰友們沒有時間挖工事，於是就在山頭上隱蔽著。與強勇一樣，陳紹清與楊永松也都在各自的陣地上準備就緒。 平型關以北的老爺廟附近的山溝裡有一條馬路，叫做喬溝，是日本車隊的必經之路。從軍事角度上看，喬溝的地形很好，一邊高，一邊低，很適合伏擊。大雨中的黎明一片漆黑，但戰士們都很清楚，他們今天將要在這裡打一場埋伏。 楊永松回憶說：“在山上等待進攻的時候，戰士們全身都淋濕了，很冷，但是惡劣的天氣絲毫沒有影響士氣，大家都知道，這是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雨漸漸停了，天色越來越亮，但日本人還不見踪影，從沒和日本人打過仗的強勇開始著急了。沒有人知道公路那一頭的敵人究竟在幹什麼，更沒有人知道即將進入伏擊圈的會是怎樣的對手，強勇和戰友們只能繼續等待。 “一直到天亮，天都快要亮，拂曉了，他還沒過來，大家有點著急了，就等啊。”強勇回憶著那天的情形。強勇和戰友們埋伏的山上沒有樹，都是光禿禿的山，他們最多就是搬幾塊石頭擋一擋。所有人都小心地埋伏在那裡，就等日軍過來了。 1937年9月25日5時30分，強勇和戰友們已經埋伏了幾個小時，突然，公路上出現了一輛日軍卡車。 “等啊等啊！等那個汽車嘩嘩地開過來了，那個大洋馬也來了，又是汽車，又是馬車，嘩嘩地過來了，他趾高氣揚很不在乎，就往裡走。”強勇描繪著當時的情景，彷彿一切就發生在昨天。 進入伏擊圈的這批日軍分別是第二十一旅團輜重大隊和第六兵站汽車隊。兩支日軍輜重隊連同隨行的護衛隊共有卡車近百部、騾馬大車70餘輛。由於雨後路滑，大車難以行動，日軍紛紛下馬推車，一時間道路上人喊馬嘶，一片忙亂。 上午9時30分，日軍全部進入伏擊圈，一一五師師長林彪下達戰鬥命令，幾發信號彈在平型關上空炸響。 “他就報告敵人全部進來了，林彪讓咱們發出信號，發三個信號，最後是全面開始射擊了，打了！”時為一一五師一名工兵連戰士的陳紹清老人一邊說一邊把手一揮，彷彿又回到了70年前那場暢快淋漓的戰鬥中。司號員強勇對沖鋒號的記憶尤其深刻：“那天首先發出信號彈，然後'答滴滴——答答滴——滴滴'一吹衝鋒號，營里和連里也吹起了衝鋒號，戰士們哇哇地喊著就衝上去了。” 雖然戰士們做了充分的埋伏和準備，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畢竟從未見過日本人，更不用說面對面地戰鬥了。這次的戰鬥，跟他們預想的不太一樣。 據日軍文檔記載，抗戰初期的八路軍子彈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步槍所配發的子彈還不到5發。所以，對於八路軍戰士來說，為了節省子彈，基本上打完三槍就要上刺刀衝鋒，這一招在內戰時期十分有效，但這一次的對手很不一樣。日本兵都經過多年的訓練，光是練習時就不知打過多少子彈；而中國兵呢，由於沒那麼多子彈，即使是打過很多仗的老兵也沒多打過多少子彈，新兵就更沒有什麼經驗了，他們平時就是瞄準，基本沒有實彈射擊過。相對來說，日本兵則是訓練有素，射擊技術很準，而且武士道精神都比較強。 楊永松說：“按照我們國內戰爭的打法，我們要下去抓俘虜了。結果日本兵非常頑強，槍也打得很準，你一露頭，他一槍就把你頭上打一個洞。” 被包圍的日軍輜重隊在經歷了最初的慌亂後，開始向道路旁的製高點發起猛烈衝擊，想要往上爭取搶占老爺廟。 1937年9月25日上午11時，正在平型關正面戰場與高桂滋領導的八十四師交戰的日軍第五師團，派出三個中隊前來解救被圍日軍。這時，幾天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派人送來的德製長柄手榴彈發揮了作用。 強勇記得很清楚，那種手榴彈前面有一個比較粗的鐵頭，後面有一個帶蓋的木把，揭開蓋以後有一個導火線，一拉導火索扔出去就響了。這種手榴彈特別響、特別厲害，陳紹清和他的戰友們就使勁地往下扔炸彈。老爺廟的坡很陡，昨夜的大雨此時反而幫了八路軍的忙，下雨路滑，日本兵根本上不去。 “日本鬼子他為什麼上不去呢？他穿的是大皮鞋，我們是草鞋。”陳紹清一邊說一邊爽朗地笑了起來。 午後時分，由於前來解圍的日軍始終無法突破八路軍陣地，包圍圈內的日軍開始逐漸瓦解。伏擊陣地前燃燒的日軍車輛和被打死的騾馬屍體擠滿道路，殘存的日軍化整為零地躲進溝渠繼續抵抗。 有一件事楊永松記得特別清楚，當時，有一個日本醫生負傷了，躺著不動，八路軍戰士走過去要給他上藥，他拿起刺刀就把八路軍戰士給砍了。對此，陳紹清也深有感觸：“想抓個活的，抓不到。抓到了，他就用腳踢，用嘴咬你的脖子，最後只能是一個一個都殺掉，砍掉了。” 這將是一場沒有俘虜的戰鬥。 下午3時30分，除老爺廟以南陣地仍在與日軍解圍部隊交戰外，伏擊圈內的槍聲逐漸平息，八路軍開始清理戰場。已經吃了很久土豆的強勇第一次吃上了壓縮餅乾。他說：“這個時候看到車上的那些槍砲彈藥，吃的、喝的，餅乾，打開一袋，一嚐就知道了，好吃，大家就鬧騰著抓著吃餅乾。”強勇對自己的戰利品很滿意，楊永松也有自己中意的戰利品，只可惜他的戰利品沒能帶走。 “推了三輛摩托車，誰也不會開，誰也不懂啊！這一推，響了，你一停它又不響了。” “這時候看到日本鬼子那個屍體，那真是車上車下東倒西歪的，山溝裡、山坡上到處都有他們的屍體。看當時屍體那個怪相，真是難以形容，那真是七零八落。”回憶起伏擊戰結束時的情景，強勇老人興奮的語氣中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悵然。 1937年9月29日，日軍佔領山西省繁峙縣城。 10月2日，為避免遭到日軍合圍，中國軍隊主動放棄平型關，持續近一個月的平型關戰役結束。與此同時，保定、石家莊等華北大城市接連淪陷。 在抗戰局勢日趨惡化的時刻，1937年9月25日發生在平型關的這場伏擊戰成為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場取得完胜的戰鬥。 平型關伏擊戰結束後，日本《每日新聞》進行了報導，標題是《我軍運輸部隊在平型關關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來自兩側高地的伏擊，全軍覆沒》。 時任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的續範亭發表公告稱：平型關戰鬥的特別意義，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我們的士氣。 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大捷次日致電朱德、彭德懷： 平型關的伏擊戰，連同伏擊圈外的阻擊戰在內，前後歷時近三天。其中，伏擊圈內的戰鬥持續約六小時，被圍日軍輜重隊被全部殲滅。平型關大捷成為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場取得完胜的戰鬥，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一時間，八路軍和平型關這兩個名字迅速傳遍中國各地。也許是因為太久沒有盼到勝利的消息了，關於這場戰鬥的殲敵人數與戰果，一直眾說紛紜。日軍方面也沒有給出明確的傷亡人數，但從參加此次戰鬥的日軍編制上來分析，被圍輜重隊連同解圍部隊傷亡總數大致應在500至1000人左右。即便以這個數據為準，以八路軍當時的裝備和日軍的頑強程度，在平型關這樣師級規模的交戰中，敵我傷亡比例接近1∶1仍然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戰果。事實上，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中日兩軍歷次交手，中國軍隊的傷亡大多遠高於日軍。 抗戰初期，我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幾乎形成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在這種特定的時期，我軍迫切需要這樣一場戰鬥來鼓舞士氣。這樣一場或許並不是規模最大，但確是取得全勝的戰鬥，在整個抗戰史上的意義，確實無愧于“大捷”之稱。 關於平型關大捷，日本陸戰會《華北治安戰》是這樣記載的： 步兵第二十一旅團長於22日以三個步兵大隊為基幹部隊向大營鎮前進，在平型關與敵人遭遇，立即予以攻擊，但戰況並不如意。經過激戰後，於25日占領了該地附近的長城線正面約2公里的地方，然而當日即有優勢之敵截斷我後方聯絡線，並逐漸增加兵力，因此旅團陷入被包圍的困境。 步兵第二十二聯隊於21日從渾源出發……從平型關北側地區，攻擊當面之敵，支援第五師團。 27日開始攻擊，29日突破敵陣轉為追擊。第五師團方面，29日一齊開始攻擊，但戰鬥難以進展。至30日拂曉，乘敵退卻，各部隊始進入大營鎮平原。 平型關戰鬥結束後，司號員強勇跟隨部隊繼續轉戰南北，類似平型關這種形式的伏擊戰，他還參加過好幾次。 從此以後，這種經濟實用的伏擊戰成為八路軍在敵後作戰的主要形式。在預設的地點、預設的時間，用優勢兵力打擊日軍。這種戰略戰術，在當時我軍各種配備相對遠不及日軍的情況下，具有重要的意義。 楊永鬆在平型關戰鬥後，又參加了忻口會戰，在這期間，有一項特殊的任務讓他印象深刻。 據楊永松回憶，總部介紹《良友》畫報社要將平型關大捷拍成電影，但是選來選去沒有合適的地形，演員只能先通過一二百米的開闊地，然後在前方的水溝邊上趴下去。但是因為沒有敵情，也完全沒有實際作戰時的感覺，電影最後沒有拍成。 和抗戰時期很多重大戰役一樣，由於缺少隨軍記者和器材，當年的攝影工作者只能用這種方式才能給歷史留下一些盡可能真實的畫面。雖然並不是第一時間拍攝的真實場景，但這些在事後由戰鬥親歷者參與拍攝的畫面依然彌足珍貴。 電影和研究材料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這些親歷者的講述，恐怕也只能讓讀者管窺其一罷了。那些血雨腥風的年月，永遠留在了老人們青春的記憶中，將和他們一起百年。
註釋：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八路軍換裝命令。所謂的“換裝”主要就是把紅軍本來的紅五星帽子換成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帽子。時任一一五師六八五團政治處技術書記的楊永松回憶：“大家當紅軍當了這麼多年，很多同志都不願意換，但是要參加抗戰，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來，放到包袱裡面，作為永久的紀念。”對於換裝，還有一些戰士想不通，司號員強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說：“一換衣服，不知不覺眼淚就掉下來了，非常不願意換。” 1937年8月25日，八路軍總部舉行抗日誓師大會，總指揮朱德與各師師長帶頭換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強勇跟隨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啟程開赴前線。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黃河風陵渡口迎來了一批穿著短褲衩的中國軍隊。 據楊永松回憶，當時因為天氣太熱，領導允許戰士們把長褲脫了，穿著短褲衩行軍。 穿著褲衩的部隊經過風陵渡口過了黃河，然後到達火車站，乘火車開赴前線。當時一一五師乘坐的那列火車之前是用來運送馬的車皮，車上又髒又臭，也沒有來得及打掃就開走了。 這支穿著短褲坐火車行軍的部隊正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隊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兵，雖然絕大部分官兵從未見過日本人，但大夥兒的士氣仍然很高漲。 當時，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紅軍獲得了休整的機會，戰士們又進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訓練，伙食也比過去好了，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戰士們無論是思想上、體力上都沒有問題，士氣很高。 1937年9月初，日軍開始向山西雁北地區進攻，接連攻陷廣靈、靈丘、渾源等地。日軍統帥部命令板垣徵四郎指揮第五師團主力進攻長城防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所部退守平型關一線，平型關戰役由此打響。 平型關位於山西省東北部，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咽喉要道。在它的東北面，左側有東跑池、老爺廟等製高點，右側是白崖台等山嶺，是一個理想的伏擊地點。位於平型關以北的老爺廟、小寨村一帶是日軍軍需品運輸的主要通道，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林彪決定利用有利地形在平型關以北尋找戰機伏擊日軍，從而減輕正面友軍的壓力。 此時，距離“七七”事變爆發已有兩個多月，淞滬戰場上隨著日軍增援部隊的登陸，戰局逐漸惡化，全國各條戰線上，中國軍隊難求一勝。 9月中旬，一一五師抵達山西靈丘、河北淶源一線，天氣變得越來越壞，路也越來越難走。那一年，雨下得很大。由於地基軟，路上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被墊高，還有的地方山上塌方把路給填住了。 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師主力開始向平型關東北方向秘密轉進。 25日凌晨，雨還在下，司號員強勇正和戰友們冒著大雨，踩著濕滑的山路強行軍，但他們卻只能以隨身帶著的土豆充飢。雨夜中的山路濕滑難走，突然間，大雨引發了山洪，幾名戰士失足摔倒，轉眼間就被洪水捲走，消失在黑暗之中。大雨如注，河溝裡的水嘩嘩地流。 “那時我怎麼辦呢？我們團裡面有馬，我就拽著馬尾巴過河。”這個細節，強勇記得非常清楚。 凌晨時分，渾身濕透的強勇和戰友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老爺廟。因為是半夜到達，強勇和戰友們沒有時間挖工事，於是就在山頭上隱蔽著。與強勇一樣，陳紹清與楊永松也都在各自的陣地上準備就緒。 平型關以北的老爺廟附近的山溝裡有一條馬路，叫做喬溝，是日本車隊的必經之路。從軍事角度上看，喬溝的地形很好，一邊高，一邊低，很適合伏擊。大雨中的黎明一片漆黑，但戰士們都很清楚，他們今天將要在這裡打一場埋伏。 楊永松回憶說：“在山上等待進攻的時候，戰士們全身都淋濕了，很冷，但是惡劣的天氣絲毫沒有影響士氣，大家都知道，這是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雨漸漸停了，天色越來越亮，但日本人還不見踪影，從沒和日本人打過仗的強勇開始著急了。沒有人知道公路那一頭的敵人究竟在幹什麼，更沒有人知道即將進入伏擊圈的會是怎樣的對手，強勇和戰友們只能繼續等待。 “一直到天亮，天都快要亮，拂曉了，他還沒過來，大家有點著急了，就等啊。”強勇回憶著那天的情形。強勇和戰友們埋伏的山上沒有樹，都是光禿禿的山，他們最多就是搬幾塊石頭擋一擋。所有人都小心地埋伏在那裡，就等日軍過來了。 1937年9月25日5時30分，強勇和戰友們已經埋伏了幾個小時，突然，公路上出現了一輛日軍卡車。 “等啊等啊！等那個汽車嘩嘩地開過來了，那個大洋馬也來了，又是汽車，又是馬車，嘩嘩地過來了，他趾高氣揚很不在乎，就往裡走。”強勇描繪著當時的情景，彷彿一切就發生在昨天。 進入伏擊圈的這批日軍分別是第二十一旅團輜重大隊和第六兵站汽車隊。兩支日軍輜重隊連同隨行的護衛隊共有卡車近百部、騾馬大車70餘輛。由於雨後路滑，大車難以行動，日軍紛紛下馬推車，一時間道路上人喊馬嘶，一片忙亂。 上午9時30分，日軍全部進入伏擊圈，一一五師師長林彪下達戰鬥命令，幾發信號彈在平型關上空炸響。 “他就報告敵人全部進來了，林彪讓咱們發出信號，發三個信號，最後是全面開始射擊了，打了！”時為一一五師一名工兵連戰士的陳紹清老人一邊說一邊把手一揮，彷彿又回到了70年前那場暢快淋漓的戰鬥中。司號員強勇對沖鋒號的記憶尤其深刻：“那天首先發出信號彈，然後'答滴滴——答答滴——滴滴'一吹衝鋒號，營里和連里也吹起了衝鋒號，戰士們哇哇地喊著就衝上去了。” 雖然戰士們做了充分的埋伏和準備，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畢竟從未見過日本人，更不用說面對面地戰鬥了。這次的戰鬥，跟他們預想的不太一樣。 據日軍文檔記載，抗戰初期的八路軍子彈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步槍所配發的子彈還不到5發。所以，對於八路軍戰士來說，為了節省子彈，基本上打完三槍就要上刺刀衝鋒，這一招在內戰時期十分有效，但這一次的對手很不一樣。日本兵都經過多年的訓練，光是練習時就不知打過多少子彈；而中國兵呢，由於沒那麼多子彈，即使是打過很多仗的老兵也沒多打過多少子彈，新兵就更沒有什麼經驗了，他們平時就是瞄準，基本沒有實彈射擊過。相對來說，日本兵則是訓練有素，射擊技術很準，而且武士道精神都比較強。 楊永松說：“按照我們國內戰爭的打法，我們要下去抓俘虜了。結果日本兵非常頑強，槍也打得很準，你一露頭，他一槍就把你頭上打一個洞。” 被包圍的日軍輜重隊在經歷了最初的慌亂後，開始向道路旁的製高點發起猛烈衝擊，想要往上爭取搶占老爺廟。 1937年9月25日上午11時，正在平型關正面戰場與高桂滋領導的八十四師交戰的日軍第五師團，派出三個中隊前來解救被圍日軍。這時，幾天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派人送來的德製長柄手榴彈發揮了作用。 強勇記得很清楚，那種手榴彈前面有一個比較粗的鐵頭，後面有一個帶蓋的木把，揭開蓋以後有一個導火線，一拉導火索扔出去就響了。這種手榴彈特別響、特別厲害，陳紹清和他的戰友們就使勁地往下扔炸彈。老爺廟的坡很陡，昨夜的大雨此時反而幫了八路軍的忙，下雨路滑，日本兵根本上不去。 “日本鬼子他為什麼上不去呢？他穿的是大皮鞋，我們是草鞋。”陳紹清一邊說一邊爽朗地笑了起來。 午後時分，由於前來解圍的日軍始終無法突破八路軍陣地，包圍圈內的日軍開始逐漸瓦解。伏擊陣地前燃燒的日軍車輛和被打死的騾馬屍體擠滿道路，殘存的日軍化整為零地躲進溝渠繼續抵抗。 有一件事楊永松記得特別清楚，當時，有一個日本醫生負傷了，躺著不動，八路軍戰士走過去要給他上藥，他拿起刺刀就把八路軍戰士給砍了。對此，陳紹清也深有感觸：“想抓個活的，抓不到。抓到了，他就用腳踢，用嘴咬你的脖子，最後只能是一個一個都殺掉，砍掉了。” 這將是一場沒有俘虜的戰鬥。 下午3時30分，除老爺廟以南陣地仍在與日軍解圍部隊交戰外，伏擊圈內的槍聲逐漸平息，八路軍開始清理戰場。已經吃了很久土豆的強勇第一次吃上了壓縮餅乾。他說：“這個時候看到車上的那些槍砲彈藥，吃的、喝的，餅乾，打開一袋，一嚐就知道了，好吃，大家就鬧騰著抓著吃餅乾。”強勇對自己的戰利品很滿意，楊永松也有自己中意的戰利品，只可惜他的戰利品沒能帶走。 “推了三輛摩托車，誰也不會開，誰也不懂啊！這一推，響了，你一停它又不響了。” “這時候看到日本鬼子那個屍體，那真是車上車下東倒西歪的，山溝裡、山坡上到處都有他們的屍體。看當時屍體那個怪相，真是難以形容，那真是七零八落。”回憶起伏擊戰結束時的情景，強勇老人興奮的語氣中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悵然。 1937年9月29日，日軍佔領山西省繁峙縣城。 10月2日，為避免遭到日軍合圍，中國軍隊主動放棄平型關，持續近一個月的平型關戰役結束。與此同時，保定、石家莊等華北大城市接連淪陷。 在抗戰局勢日趨惡化的時刻，1937年9月25日發生在平型關的這場伏擊戰成為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場取得完胜的戰鬥。 平型關伏擊戰結束後，日本《每日新聞》進行了報導，標題是《我軍運輸部隊在平型關關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來自兩側高地的伏擊，全軍覆沒》。 時任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的續範亭發表公告稱：平型關戰鬥的特別意義，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我們的士氣。 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大捷次日致電朱德、彭德懷： 平型關的伏擊戰，連同伏擊圈外的阻擊戰在內，前後歷時近三天。其中，伏擊圈內的戰鬥持續約六小時，被圍日軍輜重隊被全部殲滅。平型關大捷成為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場取得完胜的戰鬥，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一時間，八路軍和平型關這兩個名字迅速傳遍中國各地。也許是因為太久沒有盼到勝利的消息了，關於這場戰鬥的殲敵人數與戰果，一直眾說紛紜。日軍方面也沒有給出明確的傷亡人數，但從參加此次戰鬥的日軍編制上來分析，被圍輜重隊連同解圍部隊傷亡總數大致應在500至1000人左右。即便以這個數據為準，以八路軍當時的裝備和日軍的頑強程度，在平型關這樣師級規模的交戰中，敵我傷亡比例接近1∶1仍然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戰果。事實上，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中日兩軍歷次交手，中國軍隊的傷亡大多遠高於日軍。 抗戰初期，我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幾乎形成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在這種特定的時期，我軍迫切需要這樣一場戰鬥來鼓舞士氣。這樣一場或許並不是規模最大，但確是取得全勝的戰鬥，在整個抗戰史上的意義，確實無愧于“大捷”之稱。 關於平型關大捷，日本陸戰會《華北治安戰》是這樣記載的： 步兵第二十一旅團長於22日以三個步兵大隊為基幹部隊向大營鎮前進，在平型關與敵人遭遇，立即予以攻擊，但戰況並不如意。經過激戰後，於25日占領了該地附近的長城線正面約2公里的地方，然而當日即有優勢之敵截斷我後方聯絡線，並逐漸增加兵力，因此旅團陷入被包圍的困境。 步兵第二十二聯隊於21日從渾源出發……從平型關北側地區，攻擊當面之敵，支援第五師團。 27日開始攻擊，29日突破敵陣轉為追擊。第五師團方面，29日一齊開始攻擊，但戰鬥難以進展。至30日拂曉，乘敵退卻，各部隊始進入大營鎮平原。 平型關戰鬥結束後，司號員強勇跟隨部隊繼續轉戰南北，類似平型關這種形式的伏擊戰，他還參加過好幾次。 從此以後，這種經濟實用的伏擊戰成為八路軍在敵後作戰的主要形式。在預設的地點、預設的時間，用優勢兵力打擊日軍。這種戰略戰術，在當時我軍各種配備相對遠不及日軍的情況下，具有重要的意義。 楊永鬆在平型關戰鬥後，又參加了忻口會戰，在這期間，有一項特殊的任務讓他印象深刻。 據楊永松回憶，總部介紹《良友》畫報社要將平型關大捷拍成電影，但是選來選去沒有合適的地形，演員只能先通過一二百米的開闊地，然後在前方的水溝邊上趴下去。但是因為沒有敵情，也完全沒有實際作戰時的感覺，電影最後沒有拍成。 和抗戰時期很多重大戰役一樣，由於缺少隨軍記者和器材，當年的攝影工作者只能用這種方式才能給歷史留下一些盡可能真實的畫面。雖然並不是第一時間拍攝的真實場景，但這些在事後由戰鬥親歷者參與拍攝的畫面依然彌足珍貴。 電影和研究材料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這些親歷者的講述，恐怕也只能讓讀者管窺其一罷了。那些血雨腥風的年月，永遠留在了老人們青春的記憶中，將和他們一起百年。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