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捷成——時為北平志成中學學生
閻啟志——時為二十九軍南苑學兵團學員
黃成祥——時為南苑鎮居民
張可宗——時為二十九軍一三二師特務團工兵營戰士
劉良惠——時為北平學生
曹廷明——時為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二二五團三營十一連戰士
李蘭亭——時為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一一二旅二二三團戰士
老人們說，1937年的那年夏天，北平城裡悶熱得很，經常下雨。
老人們說，7月初，北平的月亮是月牙狀的，烏雲遮不住它。
就在那一年，一個小孩在南苑附近的一條河中，撿到了一柄大刀。刀沉在河底很久，卻依然明亮鋒利，碗口粗的小樹一刀就能砍斷。小孩為此高興極了，他向同伴炫耀了很久。
後來小孩悄悄把刀拿回家，卻還是被父親發現了。父親知道這柄刀的來歷，不顧兒子的哭鬧和反對，把刀送到了河對岸——那裡就是二十九軍位於南苑的兵營。
小孩並不知道，過了沒多久，將有一位二十九軍的士兵拿著這把刀衝上戰場殺敵。
這就是1937年的夏天，這就是北平老百姓的記憶，他們記得南苑兵營師部門前影壁上寫的“奮鬥”二字如猛虎下山，他們記得二十九軍士兵守在北平，個個武藝高強，他們記得士兵們身後背著的大刀，明亮鋒利，就如天空的月牙。
二十九軍兵營圍牆後面，曾經是很多北平少年心系的地方。他們想去參軍，聽說加入二十九軍就能成為武藝高強、身背大刀的戰士。
如果你去過南苑，你就會知道，那裡上了年紀的老百姓都記得二十九軍。
老人們說，裡面有個旅長，馬術精湛，經常和他的副官賽馬。士兵們個個身體結實，不僅武藝好，還都是體育健將。
每當士兵訓練的時候，總會有很多小孩圍觀。
老人們說，那天訓練結束，他們看見一個士兵連翻了二十幾個跟頭，好像在打什麼賭。他們個個身體都棒，若是活在現在，肯定會成為武打明星。
只可惜，是一場慘敗擊碎了他們心中的夢。
為什麼會慘敗？老人們至今想不明白。許多年過去，南苑兵營的師部變成了文物，它並不對外開放，門前也長起了荒草，只有門前影壁上的“奮鬥”二字依然如猛虎下山。
憶。
馬鳴聲嘶。南苑泣血。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到1935年，日軍已佔領了熱河（今分屬河北、遼寧、內蒙古），在與國民黨簽訂了《何梅協定》後，中央軍退出平津，只剩下二十九軍成立稽查政委會在平津一帶駐防。至1937年，步步緊逼的日軍已來到了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東、北、西三面，守衛平津的二十九軍三面受敵，能夠和後方聯繫的只剩南方一線。 為了應對突發情況，1937年7月1日，北平開始舉辦學生軍訓總隊，二十九軍專門為這些學生安排了位於北京南苑的一個兵營，時為北平志城中學學生的阮捷成就是其中的一員。很快，這些學生兵就成了附近老百姓眼中的焦點。當時，南苑鎮的居民都管這些學生兵叫小孩連，只要碰到他們，總是會多看幾眼。而這些學生兵眼中的焦點，則是二十九軍士兵們身後背著的大刀。 二十九軍原屬西北軍，由於武器裝備落後，軍長宋哲元購置鑌鐵，為每位士兵打造大刀一把，並請來西北武師傳授刀法。二十九軍的將士們都有一個背包，三斤來重的大刀被他們插進皮鞘，捆在背包裡，背在背上。遇到敵人時，大刀能夠很容易地抽出來和插進去。 1933年，二十九軍在長城喜峰口夜襲日軍，肉搏戰中，將士們手中的大刀砍死日軍五百餘人。從那以後，二十九軍的將士們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他們手中的大刀，也成了二十九軍的標誌。 二十九軍很多老兵都說，在二十九軍中，刀法最厲害的當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同時他也是殺死日寇人數最多的。 “他是刀砍和槍打並用，別人殺三十個，他可以殺三百個。”當時作為二十九軍一三二師特務團工兵營戰士的張可宗，現在說起趙登禹師長，還滿是崇敬。 在學生兵的眼中，師長趙登禹自然是一個傳奇人物。每天訓練結束後，他們總要圍在老兵身邊，聽老兵講述趙登禹師長在喜峰口戰鬥的故事，說到高興時，他們就一起高唱軍歌。這樣的日子，美好而愜意，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卻只是奢求而已。 1937年的7月8日凌晨，睡夢中的阮捷成被槍砲聲驚醒，此時，北平城的百姓們也紛紛走出家門，驚恐地望著西南方向，因為槍砲聲是從那里傳出來的。 北平城突然變了一個樣。 事隔多年，當時還是個學生的劉良惠老人還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景象。他說：“外邊隱約聽到槍砲聲，當時市民們驚慌失措。街上沒有人了，巡警也沒有了，空空的。”而身在軍營的阮捷成也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氣氛。 8日早上，他和同學們起來做早操時，一個傳令兵騎馬過來向總隊長報告，總隊長聽完以後，把總值日官叫到跟前交代了幾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阮捷成回憶說：“總隊長這一走之後，我們再也沒看到過。後來才知道，他是到前方指揮戰事去了。” 不久，深陷在驚恐中的人們知道了發生的事情。 就在1937年7月7日夜10時，日本華北駐軍在距北平十餘公里的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日軍詭稱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遭到拒絕後，日軍於7月8日凌晨包圍了宛平縣城，並向盧溝橋中國駐軍發起進攻，駐守在這裡的二十九軍將士們奮起還擊。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1937年7月8日，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紛紛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呼愛國口號，為北平的將士們捐款捐物。 劉良惠老人回憶說：“學生們上街了，好像那個時候，沒什麼組織，也沒什麼領導，就是說自動地、自發地、成群結隊地給二十九軍募捐、演講，來犒勞他們。” 此時的北平城已經成為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最關注的城市。 在全國各地，人民群眾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時，身處北平城內的將士們也紛紛擦亮了手中的大刀，準備和日軍拼死一戰。 二十九軍戰士曹延明回憶說：“當時一天一磨刀，沒事就磨刀、擦槍、擦子彈，那個刀削頭髮都能削斷。” 負責守衛南方一路，最重要的南苑兵營也被加高加固，黃成祥老人回憶說：“二十九軍備戰，怎麼備戰呢，就把這個圍牆又加高，圍牆外面的溝，又加深加寬，他把這三個門的口也挖成了溝。” 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則開始把自己的親屬送往北平城內，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們心目中的避難所。 身在軍營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戰爭離自己是多麼的近，當時學生兵和正式部隊混住在一起，往往白天看到部隊還在，第二天部隊住的地方就變成空房子了。為了學生們的安全，軍訓不得不提前結束。阮捷成心中知道，大戰已在所難免。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冀察當局分別在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與日本華北駐屯軍進行了三次和談，並達成了三份協議，但盧溝橋時斷時續的砲聲證明這三份協議其實只是一紙空文。 “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延遲了二十九軍布兵應戰的準備，趙登禹的部隊27日才趕到南苑。此前，他的部隊在大名，馮治安的部隊在河北省保定。他們向北平集中時，主要依靠徒步走。閻啟志說：“當時中央的政策是避免衝突擴大，能夠化解的就化解，光想著和日本和談，可日本人調兵遣將，源源不斷地往中國運兵。”7月25日，陸續集結到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 當時，中日雙方軍事力量相差懸殊，日軍武器精良，不但有飛機，還有坦克和大砲。而二十九軍將士的手裡，除了大刀，只有落後的“漢陽造”步槍。北平城已經危在旦夕。 1937年7月28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趁二十九軍換防之際，突然夜襲了他們位於南苑的兵營。閻啟志老人對這一夜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說：“就在這天夜裡3點多鐘，日本人的砲就來攻擊南苑了。”阮捷成當時就住在宋哲元司機家附近，害怕不大安穩，就搬到前門的六國飯店。在以後的幾天裡，阮捷成在六國飯店的樓上，目睹了南苑戰鬥的整個過程，他說：“火光都看到了，炮聲都聽到了。” 南苑是平原，沒有山坡，沒有躲避的地方，所以這裡並不是有利於中國軍隊作戰的地方。而且，當時的南苑並沒有正式的部隊駐守，張可宗老人回憶說：“往南苑攻擊的日本兵力比我們多好多。當時，南苑哪還有部隊，三十七師在北京盧溝橋，三十八師在天津，一四三師在張家口。” 這一刻，南苑兵營已成孤營。 在重砲的掩護之下，日軍牟田口聯隊率先沖入南苑守軍的最薄弱處——學兵團的駐地。這些學生兵大多沒進行過實彈練習，這時卻要作為正式的部隊來參戰。當時，每個學生一支步槍、四個手榴彈、二百發子彈，就開始武裝起來。閻啟志就是當時學兵團的學員，他說：“看到日本人就打，打一槍，也不知道打死沒有，就趕緊蹲在下邊，有時候就抬起頭來看看。” 在學生兵的頑強抵抗下，日軍又遭到了趕來救援的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的夾擊，就這樣，日軍被趕出了陣地。 在日軍被趕出南苑陣地的同時，趕去團河前線指揮作戰的趙登禹卻遭到了日軍的伏擊。 張可宗說：“團河遭遇日本人的伏擊以後，趙登禹馬上他就把他的長大褂一甩，草帽一丟，隨從把他的大刀一交給他，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槍，跟日本就乾起來了，但是離著他近了害怕得很，他那個刀呼呼的響。日本軍官也好，當兵的也好，他一看到我們師長那個場合，都不敢圍到前面，圍到前面只要他一來你就沒命了。尤其是他有一把手槍，他的刀砍不到你，他的手槍可以把你打死。” 這一仗打過以後，橋兩邊已經堆滿了屍體。面對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開始對南苑進行轟炸。閻啟志說：“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日軍的轟炸就開始了，當時日軍不僅飛機炸，而且大砲打。” 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原本準備與日寇在陸地上決一死戰的南苑兵營，霎時間變成了火海。面對日寇的囂張氣焰，士兵們這時也豁出了性命，要與日軍戰鬥到最後一刻。當時黃成祥看到有一名戰士拿著步槍打飛機，結果被飛機機槍掃射，當場就犧牲了。 戰鬥一直持續到了下午，陣地已變得支離破碎。學兵團1700名學生兵，只剩下了800餘人。這時，士兵們聽到了趙登禹宣布撤退的命令，突圍開始了。 趙登禹率領部隊向城裡撤，撤退到北京西南的大紅門一帶，卻落入了日軍的伏擊圈。張可宗說：“忽然間敵人的大砲、坦克車、飛機就來了，飛機在轟炸，坦克車也在打。馬路邊上還有一排日本人在機槍掃射，衝鋒槍、機關槍都朝趙登禹的轎車打來，把車子打得亂七八糟，打了幾百個洞。”坐在車裡的趙登禹當場殉國，年僅39歲。張可宗看到，趙登禹的臉上、身上都是血。 在生命結束的最後一刻，趙登禹叮囑他的隨從告訴自己的母親，忠孝不能兩全，對得起國家，就對不起咱的媽。 佟麟閣與趙登禹是結義兄弟，得知兄弟陣亡，佟麟閣不願獨活。在與日軍的戰鬥中，他身受重傷卻依然不下火線，直到流血過多，壯烈殉國。 南苑失守後，北平城被日軍四面圍困，軍長宋哲元率領部隊撤出北平，全線南撤。北平城中的百姓們意識到亡國奴的日子要開始了。這時，阮捷成一家決定離開北平，前往天津。 因為阮捷成參加過學兵團，為了防止日軍的盤查，他的家人為他借來一套長袍，還借來一個大陸銀行的徽章，讓阮捷成把它掛在胸前。儘管有了徽章，上火車之前阮捷成還是遭到了日軍的嚴格盤查。阮捷成說：“日本人看我年紀輕，頭髮剃了，就更注意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學生兵受訓，頭髮都剃了。他把我的手拿去看，檢查我手上有沒有老繭。因為我沒摸幾天槍，沒有老繭，而且還和家里人在一起，不是一個人，還戴著一個徽章，就放我們過去了。”阮捷成最終通過了敵人的檢查，而身為一個學生兵，沒怎麼摸過槍反而成了一件幸事。 此時的天津，其實也不再太平。 7月29日，日軍飛機轟炸天津，拉開了進攻天津的序幕。守在天津的二十九軍士兵拼死抵抗。無奈的是，日軍的轟炸越來越猛烈，一枚又一枚炸彈在城市中爆炸，高粱地裡一個砲彈坑挨著一個砲彈坑，天津城裡的建築紛紛倒塌，很多人都躲避不及。在全城老少慘痛淒厲的哭喊與呻吟中，天津最終淪陷。 回憶起當年的戰場，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一一二旅二二三團戰士李蘭亭說：“在天津一開戰，頭一仗我們的班長就被打死了，班長是個老兵，參加過長城抗戰。我一看他左邊胸口、衣服被打破了，流出血來，不一會兒他頭一歪，就躺在那兒死了。”李蘭亭眼睜睜看著班長犧牲在自己的面前。 1937年8月8日，日軍駐北平司令官河邊正三率領3000多人進駐北平城。並在“盧溝曉月”碑前慶祝。 當時劉良惠是北平的學生，他回憶，日軍從朝陽門入城，保甲長通知中國人每家派一個人出來歡迎，並且要拿著一面寫有“中日親善”的小紅旗，百姓們雖然內心抵觸，但是又不敢不去。他說：“日本人佔領我們中國的土地，又殺我們同胞，還叫我們去慶祝他們的勝利。這一點日本人做得非常差，尤其激起了青年學生的反感。”劉良惠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微笑的。此時劉良惠的笑，是對當時狀況的無奈，也是塵埃落定以後刻骨傷痛的浮現。 當時，日本人每打下中國一個城市，就會在這座城市裡放飛一個大氣球，尾帶上寫著佔領某某地方。這一天，日軍在崇文門附近的廣場上放飛氣球，上寫“佔領北平”。 一個月的時間，從月缺月圓又到月殘缺，一切都改變了。此時，平津的月光已不再屬於中國人自己。日本人奪得了平津這道華北的防護屏障後，已經可以長驅南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身在天津的阮捷成只好繼續踏上南下之路。當時陸路不通，阮捷成只好走海路，先從天津到塘沽，從塘沽乘濟南輪到了青島，再從青島乘膠濟路經過濟南，走到浦口，一直到南京。到南京以後，阮捷成的姐姐繼續南下，到了廣州和香港。 而身處淪陷區的北平老百姓，則越發想念二十九軍。黃成祥說：“要像二十九軍那種素質，如果有個好的指揮官，那真是百戰百勝的部隊。趙登禹、佟麟閣、張自忠，都是愛國的軍官，都是很不錯的。” 二十九軍撤出平津後，國民黨軍委會將其編成三個軍，番號分別是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三支軍隊輾轉各地參加抗戰，至抗戰勝利時，六萬餘人的二十九軍，只剩下不足兩萬人。 1937年7月，作曲家麥新有感於二十九軍奮勇殺敵的事蹟，創作了《大刀進行曲》，讓二十九軍英勇殺敵的事蹟傳遍全國，鼓舞著人們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戰鬥之中。這時，中國人面對侵略已不再沉默。 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保衛華北！為保衛國家流最後一滴血！ “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最醒目的字眼就是“華北危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註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到1935年，日軍已佔領了熱河（今分屬河北、遼寧、內蒙古），在與國民黨簽訂了《何梅協定》後，中央軍退出平津，只剩下二十九軍成立稽查政委會在平津一帶駐防。至1937年，步步緊逼的日軍已來到了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東、北、西三面，守衛平津的二十九軍三面受敵，能夠和後方聯繫的只剩南方一線。 為了應對突發情況，1937年7月1日，北平開始舉辦學生軍訓總隊，二十九軍專門為這些學生安排了位於北京南苑的一個兵營，時為北平志城中學學生的阮捷成就是其中的一員。很快，這些學生兵就成了附近老百姓眼中的焦點。當時，南苑鎮的居民都管這些學生兵叫小孩連，只要碰到他們，總是會多看幾眼。而這些學生兵眼中的焦點，則是二十九軍士兵們身後背著的大刀。 二十九軍原屬西北軍，由於武器裝備落後，軍長宋哲元購置鑌鐵，為每位士兵打造大刀一把，並請來西北武師傳授刀法。二十九軍的將士們都有一個背包，三斤來重的大刀被他們插進皮鞘，捆在背包裡，背在背上。遇到敵人時，大刀能夠很容易地抽出來和插進去。 1933年，二十九軍在長城喜峰口夜襲日軍，肉搏戰中，將士們手中的大刀砍死日軍五百餘人。從那以後，二十九軍的將士們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他們手中的大刀，也成了二十九軍的標誌。 二十九軍很多老兵都說，在二十九軍中，刀法最厲害的當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同時他也是殺死日寇人數最多的。 “他是刀砍和槍打並用，別人殺三十個，他可以殺三百個。”當時作為二十九軍一三二師特務團工兵營戰士的張可宗，現在說起趙登禹師長，還滿是崇敬。 在學生兵的眼中，師長趙登禹自然是一個傳奇人物。每天訓練結束後，他們總要圍在老兵身邊，聽老兵講述趙登禹師長在喜峰口戰鬥的故事，說到高興時，他們就一起高唱軍歌。這樣的日子，美好而愜意，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卻只是奢求而已。 1937年的7月8日凌晨，睡夢中的阮捷成被槍砲聲驚醒，此時，北平城的百姓們也紛紛走出家門，驚恐地望著西南方向，因為槍砲聲是從那里傳出來的。 北平城突然變了一個樣。 事隔多年，當時還是個學生的劉良惠老人還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景象。他說：“外邊隱約聽到槍砲聲，當時市民們驚慌失措。街上沒有人了，巡警也沒有了，空空的。”而身在軍營的阮捷成也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氣氛。 8日早上，他和同學們起來做早操時，一個傳令兵騎馬過來向總隊長報告，總隊長聽完以後，把總值日官叫到跟前交代了幾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阮捷成回憶說：“總隊長這一走之後，我們再也沒看到過。後來才知道，他是到前方指揮戰事去了。” 不久，深陷在驚恐中的人們知道了發生的事情。 就在1937年7月7日夜10時，日本華北駐軍在距北平十餘公里的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日軍詭稱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遭到拒絕後，日軍於7月8日凌晨包圍了宛平縣城，並向盧溝橋中國駐軍發起進攻，駐守在這裡的二十九軍將士們奮起還擊。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1937年7月8日，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紛紛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呼愛國口號，為北平的將士們捐款捐物。 劉良惠老人回憶說：“學生們上街了，好像那個時候，沒什麼組織，也沒什麼領導，就是說自動地、自發地、成群結隊地給二十九軍募捐、演講，來犒勞他們。” 此時的北平城已經成為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最關注的城市。 在全國各地，人民群眾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時，身處北平城內的將士們也紛紛擦亮了手中的大刀，準備和日軍拼死一戰。 二十九軍戰士曹延明回憶說：“當時一天一磨刀，沒事就磨刀、擦槍、擦子彈，那個刀削頭髮都能削斷。” 負責守衛南方一路，最重要的南苑兵營也被加高加固，黃成祥老人回憶說：“二十九軍備戰，怎麼備戰呢，就把這個圍牆又加高，圍牆外面的溝，又加深加寬，他把這三個門的口也挖成了溝。” 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則開始把自己的親屬送往北平城內，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們心目中的避難所。 身在軍營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戰爭離自己是多麼的近，當時學生兵和正式部隊混住在一起，往往白天看到部隊還在，第二天部隊住的地方就變成空房子了。為了學生們的安全，軍訓不得不提前結束。阮捷成心中知道，大戰已在所難免。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冀察當局分別在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與日本華北駐屯軍進行了三次和談，並達成了三份協議，但盧溝橋時斷時續的砲聲證明這三份協議其實只是一紙空文。 “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延遲了二十九軍布兵應戰的準備，趙登禹的部隊27日才趕到南苑。此前，他的部隊在大名，馮治安的部隊在河北省保定。他們向北平集中時，主要依靠徒步走。閻啟志說：“當時中央的政策是避免衝突擴大，能夠化解的就化解，光想著和日本和談，可日本人調兵遣將，源源不斷地往中國運兵。”7月25日，陸續集結到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 當時，中日雙方軍事力量相差懸殊，日軍武器精良，不但有飛機，還有坦克和大砲。而二十九軍將士的手裡，除了大刀，只有落後的“漢陽造”步槍。北平城已經危在旦夕。 1937年7月28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趁二十九軍換防之際，突然夜襲了他們位於南苑的兵營。閻啟志老人對這一夜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說：“就在這天夜裡3點多鐘，日本人的砲就來攻擊南苑了。”阮捷成當時就住在宋哲元司機家附近，害怕不大安穩，就搬到前門的六國飯店。在以後的幾天裡，阮捷成在六國飯店的樓上，目睹了南苑戰鬥的整個過程，他說：“火光都看到了，炮聲都聽到了。” 南苑是平原，沒有山坡，沒有躲避的地方，所以這裡並不是有利於中國軍隊作戰的地方。而且，當時的南苑並沒有正式的部隊駐守，張可宗老人回憶說：“往南苑攻擊的日本兵力比我們多好多。當時，南苑哪還有部隊，三十七師在北京盧溝橋，三十八師在天津，一四三師在張家口。” 這一刻，南苑兵營已成孤營。 在重砲的掩護之下，日軍牟田口聯隊率先沖入南苑守軍的最薄弱處——學兵團的駐地。這些學生兵大多沒進行過實彈練習，這時卻要作為正式的部隊來參戰。當時，每個學生一支步槍、四個手榴彈、二百發子彈，就開始武裝起來。閻啟志就是當時學兵團的學員，他說：“看到日本人就打，打一槍，也不知道打死沒有，就趕緊蹲在下邊，有時候就抬起頭來看看。” 在學生兵的頑強抵抗下，日軍又遭到了趕來救援的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的夾擊，就這樣，日軍被趕出了陣地。 在日軍被趕出南苑陣地的同時，趕去團河前線指揮作戰的趙登禹卻遭到了日軍的伏擊。 張可宗說：“團河遭遇日本人的伏擊以後，趙登禹馬上他就把他的長大褂一甩，草帽一丟，隨從把他的大刀一交給他，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槍，跟日本就乾起來了，但是離著他近了害怕得很，他那個刀呼呼的響。日本軍官也好，當兵的也好，他一看到我們師長那個場合，都不敢圍到前面，圍到前面只要他一來你就沒命了。尤其是他有一把手槍，他的刀砍不到你，他的手槍可以把你打死。” 這一仗打過以後，橋兩邊已經堆滿了屍體。面對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開始對南苑進行轟炸。閻啟志說：“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日軍的轟炸就開始了，當時日軍不僅飛機炸，而且大砲打。” 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原本準備與日寇在陸地上決一死戰的南苑兵營，霎時間變成了火海。面對日寇的囂張氣焰，士兵們這時也豁出了性命，要與日軍戰鬥到最後一刻。當時黃成祥看到有一名戰士拿著步槍打飛機，結果被飛機機槍掃射，當場就犧牲了。 戰鬥一直持續到了下午，陣地已變得支離破碎。學兵團1700名學生兵，只剩下了800餘人。這時，士兵們聽到了趙登禹宣布撤退的命令，突圍開始了。 趙登禹率領部隊向城裡撤，撤退到北京西南的大紅門一帶，卻落入了日軍的伏擊圈。張可宗說：“忽然間敵人的大砲、坦克車、飛機就來了，飛機在轟炸，坦克車也在打。馬路邊上還有一排日本人在機槍掃射，衝鋒槍、機關槍都朝趙登禹的轎車打來，把車子打得亂七八糟，打了幾百個洞。”坐在車裡的趙登禹當場殉國，年僅39歲。張可宗看到，趙登禹的臉上、身上都是血。 在生命結束的最後一刻，趙登禹叮囑他的隨從告訴自己的母親，忠孝不能兩全，對得起國家，就對不起咱的媽。 佟麟閣與趙登禹是結義兄弟，得知兄弟陣亡，佟麟閣不願獨活。在與日軍的戰鬥中，他身受重傷卻依然不下火線，直到流血過多，壯烈殉國。 南苑失守後，北平城被日軍四面圍困，軍長宋哲元率領部隊撤出北平，全線南撤。北平城中的百姓們意識到亡國奴的日子要開始了。這時，阮捷成一家決定離開北平，前往天津。 因為阮捷成參加過學兵團，為了防止日軍的盤查，他的家人為他借來一套長袍，還借來一個大陸銀行的徽章，讓阮捷成把它掛在胸前。儘管有了徽章，上火車之前阮捷成還是遭到了日軍的嚴格盤查。阮捷成說：“日本人看我年紀輕，頭髮剃了，就更注意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學生兵受訓，頭髮都剃了。他把我的手拿去看，檢查我手上有沒有老繭。因為我沒摸幾天槍，沒有老繭，而且還和家里人在一起，不是一個人，還戴著一個徽章，就放我們過去了。”阮捷成最終通過了敵人的檢查，而身為一個學生兵，沒怎麼摸過槍反而成了一件幸事。 此時的天津，其實也不再太平。 7月29日，日軍飛機轟炸天津，拉開了進攻天津的序幕。守在天津的二十九軍士兵拼死抵抗。無奈的是，日軍的轟炸越來越猛烈，一枚又一枚炸彈在城市中爆炸，高粱地裡一個砲彈坑挨著一個砲彈坑，天津城裡的建築紛紛倒塌，很多人都躲避不及。在全城老少慘痛淒厲的哭喊與呻吟中，天津最終淪陷。 回憶起當年的戰場，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一一二旅二二三團戰士李蘭亭說：“在天津一開戰，頭一仗我們的班長就被打死了，班長是個老兵，參加過長城抗戰。我一看他左邊胸口、衣服被打破了，流出血來，不一會兒他頭一歪，就躺在那兒死了。”李蘭亭眼睜睜看著班長犧牲在自己的面前。 1937年8月8日，日軍駐北平司令官河邊正三率領3000多人進駐北平城。並在“盧溝曉月”碑前慶祝。 當時劉良惠是北平的學生，他回憶，日軍從朝陽門入城，保甲長通知中國人每家派一個人出來歡迎，並且要拿著一面寫有“中日親善”的小紅旗，百姓們雖然內心抵觸，但是又不敢不去。他說：“日本人佔領我們中國的土地，又殺我們同胞，還叫我們去慶祝他們的勝利。這一點日本人做得非常差，尤其激起了青年學生的反感。”劉良惠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微笑的。此時劉良惠的笑，是對當時狀況的無奈，也是塵埃落定以後刻骨傷痛的浮現。 當時，日本人每打下中國一個城市，就會在這座城市裡放飛一個大氣球，尾帶上寫著佔領某某地方。這一天，日軍在崇文門附近的廣場上放飛氣球，上寫“佔領北平”。 一個月的時間，從月缺月圓又到月殘缺，一切都改變了。此時，平津的月光已不再屬於中國人自己。日本人奪得了平津這道華北的防護屏障後，已經可以長驅南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身在天津的阮捷成只好繼續踏上南下之路。當時陸路不通，阮捷成只好走海路，先從天津到塘沽，從塘沽乘濟南輪到了青島，再從青島乘膠濟路經過濟南，走到浦口，一直到南京。到南京以後，阮捷成的姐姐繼續南下，到了廣州和香港。 而身處淪陷區的北平老百姓，則越發想念二十九軍。黃成祥說：“要像二十九軍那種素質，如果有個好的指揮官，那真是百戰百勝的部隊。趙登禹、佟麟閣、張自忠，都是愛國的軍官，都是很不錯的。” 二十九軍撤出平津後，國民黨軍委會將其編成三個軍，番號分別是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三支軍隊輾轉各地參加抗戰，至抗戰勝利時，六萬餘人的二十九軍，只剩下不足兩萬人。 1937年7月，作曲家麥新有感於二十九軍奮勇殺敵的事蹟，創作了《大刀進行曲》，讓二十九軍英勇殺敵的事蹟傳遍全國，鼓舞著人們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戰鬥之中。這時，中國人面對侵略已不再沉默。 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機！保衛華北！為保衛國家流最後一滴血！ “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最醒目的字眼就是“華北危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