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戰》播出並得到大家的認可，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和鼓勵。作為與抗戰老兵直接接觸採訪的前方記者，想想兩年多在全國尋訪抗戰老兵的經歷，兩個字，“值了”。
這些老人其實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如此普通，普通得走在大街上，和我們面對面地走過，我們都注意不到他們。這些人又是如此的不平凡，在他們日漸衰老的容顏下面，在他們輕鬆的語態和平靜的神情中，娓娓道出的，是半個多世紀前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這段歷史，正逐漸被人們遺忘。
似乎不能說是遺忘，因為這段歷史，已經印記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中，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裡。雖然有些說不明，但卻隱隱約約感受得到，不時地會蹦出來，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和情緒。這是一段怎樣的歷史呢？我們把這些在城市和鄉村里沉默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請到了我們的攝像機前面。對，他就坐在我的對面，講述著埋藏在心底的讓人熱血沸騰的故事。
《我的抗戰》裡面有許多具體的故事。正如崔老師所說，要的是故事，要的是細節。如何從老人的記憶中挖掘出對於他們生命最重要的片段？這需要耐心，需要傾聽。
“你想听嗎？想听我給你講講。”許多老人是伴隨著這樣的開場白，打開了他們的記憶。你想怎麼聽，決定了他們要怎麼說。你是否願意傾聽，決定了他們興致有多高。
但面對這些老人，我們中的大多數沒有耐心，缺少興趣。甚至許多老人的親人對老人的故事都知之甚少。不能責備人們缺少耐心，因為現實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面對。可惜的，是那些埋藏在老人內心的波瀾。
我們其實沒有做什麼，我們只是在做一個耐心的傾聽者。故事，就在老人的“囉唆”中流出，如此自然。一個故事，他能講一天，絕對精彩。
朱鴻是我採訪的第一個老兵，一名新四軍老戰士。每次採訪前夜，他都會把第二天要講的內容整理出來，密密麻麻地寫滿好幾張紙條。朱鴻對我說：“我年紀大了，能做貢獻的事情少了，對你們的採訪提供幫助，可能是我最後能作出的貢獻了。”
聽著非常心酸，卻在以後不得不見證著一個又一個老人的離去。宋錫善去世了、王文川去世了、武干卿去世了、單先麟去世了……我知道，這個名單還要繼續增加。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也如煙。多少生動的故事，都隨著老人的離去而永遠地消散了。
二十九軍老兵曹廷明是張自忠的衛兵。十幾歲他把自己賣兵得來的83元錢全交給了父母，從此再沒回去。 “一輩子只給了父母83元錢”成為他最大的遺憾。 90多歲的曹廷明，想到父母，哭起來像個孩子。
哭過後，曹廷明擦乾眼淚，“我們繼續工作吧”他說。
這些老人，青年時期參加抗戰，是他們為國盡忠，為民族求生存的主動選擇。如今接受我們的採訪，在他們看來是一份責任，是必須完成的任務。老人們認真的態度讓我們感動，他們講述出來的精彩故事讓我們振奮。他們在講述自己，也在紀念倒下的戰友；他們留住自己的經歷，也在留住那個時代。
與這些老人接觸的每一個場景，都已經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腦海。那是一幅幅畫卷，畫卷裡，有重慶冬天薄薄的霧色中，山坡上破舊小屋內的微笑；有江南大片青綠色的稻田掩映的老房內，竹椅上悠然的小憩；有大連的海灘邊，身經百戰老將軍遠眺的眼神。
中國的歷史，都是王侯將相，才子佳人，你方唱罷，我方登場。大歷史談的多了，小人物比較缺少。但大歷史容易被篡改，小人物，往往更加真實。
你說的可能誇張，他講的可能片面，我的記憶也不一定準確。但每個人還原出來的，都是一個獨特的抗戰：抗戰初期參戰的老兵，會給你講述中日雙方的差距有多麼的懸殊，我們的部隊損失是多麼的慘重。抗戰後期參軍的老兵，會意氣風發地給你講述他們作戰是多麼的酣暢，日本人是多麼的不堪一擊。他們有的講述正面戰場的慘烈，有的講述敵後戰場的艱辛。
其實，我們永遠無法還原一個完整的、純客觀的歷史。口述歷史，就是帶著強烈的個人視角。但至少，每個人的講述匯集起來，就會更加接近真實。
正如一束光照進三棱鏡，折射出來的是炫麗的彩虹。 《我的抗戰》只是一個三棱鏡，把抗戰的這束光，分散成各種好看的顏色。
希望這樣的抗戰，不是不負責任的調侃，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也不是揮舞拳頭的狂熱。只希望通過這些老人的講述，讓大家更親切、更生動地觸感到以前被忽略的細節，那無法回歸的過往。
老人在講述屬於他的歷史，相信看過的人，最終都會找到自己還原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