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到11月，我參加了《我的抗戰》的一系列巡迴放映活動，常被人提及的話題是，你好年輕。我知道，他們並不是說，我作為一個導演太年輕，而是我作為一部抗戰題材的紀錄片的總導演來說，太年輕了。出生在1978年，據說也是要被劃入80後的。
但是，多大的年紀才算合適呢？四十歲，或者五十歲？面對這群八九十歲，甚至百歲的老人，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歲數才合適呢？
很多人都說，我們曾經受到的教育太僵化了，我們過去受到的教育太片面了，彷彿總是等著獲得最公正的食物分配，忘記了自己需要多少，忘記瞭如果肚子餓，可以下地干活、上山打獵。我們的方式是根據300多位老人的敘述，製作《我的抗戰》。當然不管怎麼說，確實是一次奢侈的體驗。
等到我們都是史學泰斗再製作這樣的節目，顯然為時過晚。我們願意盡可能誠實，把我們思考的過程表現出來。難免有錯誤，但一部紀錄片確實不能開天闢地，只能供你一個參考，甚至作書架上的擺設。只要能給你提個醒。哪怕有一天你的兒子或者孫子無意間抽出來，問幾個問題，也是它的價值。
很多人都會說，你們的節目怎麼能保證真實性？很遺憾，我們的節目不能給你如此圓滿的體驗。我甚至也不能起身替這些老人保證，他們的所有回憶都精確無疑。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堅持認為這種口述彌足珍貴。這些老人穿越近百年的歷史空間，身上沾滿洗刷不去的塵埃，這風塵僕僕，就是我們能撿拾的真實。
每年春節回老家，我最喜歡聽故事。
有一次，母親給我講起“文革”裡她見到的一件事。街道上有個鄰居剛剪了頭髮，來參加學習活動，不知誰說了一句，你剃了這個頭，怎麼像林副主席。那人大驚失色，旁邊的人推波助瀾，此人竟因此被批鬥，受盡折磨。幾年之後，林彪事出，此人又被糾了出來，因為相反的理由，繼續被批。媽媽講述得投入，那一刻，她與當年曾發生的事之間，產生了一種奇妙的聯繫，甚至可以說是神秘主義的聯繫。即使她講的是片面的，記憶是有誤差的，但在那一刻，當年她的身影出現在我腦中，她年輕時的照片，她的表情，她的聲音，她的手勢，甚至她臉上的一顆痣，包括當時我們家的氛圍，這一切，形成了一種可以被模糊體會的東西。
這種東西，就是我們紀錄片裡，通過老人的敘述，使用音樂、動畫、特技、照片等等，想要觸摸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我們今天能追尋到的真實。
這種情況很像收集古老瓷器的瓷片，瓷片不是瓷器，但依然有精美的花紋，依然掛神秘的釉色，依然投射使用者的喜好。我們有幸將一些瓷片拼湊成某個器形，但那些剩下的形狀，只能讓你去體會，那沒有完成的弧度，正是拍案一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