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連仁——日本北海道明治礦業株式會社昭和礦業所中國勞工
誇田清治——時為日本北海道石狩郡當別町獵人
木屋路喜一郎——時為北海道別町議會議員
席佔明——時為日本北海道華僑總會負責人
劉煥新——劉連仁之子
當這一集首日上映點擊率突破100萬的時候，我並不興奮。至於原因，說不清楚。
2011年5月，在山東省高密縣火車站，我見到了劉連仁的兒子劉煥新，與幾年前在電視中的採訪相比，他蒼老了很多。我總覺得這幾年的時間，在他身上一定發生了很多故事。
那個下午，採訪開始沒多久，劉煥新就哭了。我有些於心不忍。
劉煥新是劉連仁的長子，父親被強擄到日本時，他尚在母親腹中。 40天后，劉煥新出生了，在童年的記憶中，他只是一個沒有父親的野孩子。整整14年的時光，充滿了屈辱與委屈。
我試圖努力地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傾聽者，盡量小心翼翼地不去觸碰他內心的傷痛，但坐在攝像機面前，我很矛盾。
這是另一種意味的戰爭，沒有子彈，沒有軍令，沒有屠殺，卻足以讓一個本應過著平靜生活的平民百姓，變成一個野人。穴居山野，茹毛飲血，整整13年。
1958年，劉連仁被一名日本獵人發現，在歷經了整整14年的苦難後，劉連仁回到了祖國。他雖然重新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當年在日本做勞工和逃亡的經歷，依然讓他備受折磨。那些恐懼，總是在睡夢中出現，使他一夜夜的無法入睡。
當戰爭中這樣一個實實在在小人物的故事，如此真實的呈現在我面前時，他刺痛的不僅僅只是我的神經。
2000年，劉連仁走完了一生，那一年，他89歲，直到去世前，他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答復和公正的宣判。我一直在努力地尋找，是什麼支撐他走完了艱難的一生？在生不如死的煤礦裡，在氣候惡劣野獸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在與不可挑戰的權威的對抗中。
在劉煥新身上，我試圖去尋找劉連仁的影子。除了採訪，我們接觸並不多，但有兩件小事讓我記憶深刻。
2011年6月，劉煥新來到北京，一起進餐時，他點了一瓶啤酒和三個菜：小蔥拌豆腐、拌苦菊，宮保雞丁。他說不用什麼大魚大肉，這樣的菜吃著舒服可口。
隨後，他從包裡拿出兩張照片，是攝製組在山東採訪時，他為我們拍攝的工作照。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他對於攝製組的贈言。這份久違的樸實，讓我感動，也讓我感嘆了很久。
劉連仁去世後，劉煥新遵照父親身前的遺願，開始了漫漫的訴訟之路，但是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審駁回原告訴求，此後便不再受理。
那天晚上，看著劉煥新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想起了劉連仁臨終前的遺言：“我打這官司不是為了我自己，我是為了全國勞工，也不是為了這4萬多勞工，是為了中國爭口氣啊，你要記住，人要有骨氣，要有志氣，要有勇氣，有這'三氣'就能正身。”
1958年2月8日，日本北海道石狩郡的深山里寒風刺骨，獵人誇田清治在追踪一隻野兔時，發現雪地上有一串零零碎碎的人的腳印通向山林深處。
順著腳印，誇田清治找到了一個隱藏在雪地裡的洞穴。
誇田清治回憶：“最初我以為是個狐狸洞。在洞邊用腳踢了一下，雪都掉進去了。幾十厘米大的一個洞吧。我仔細一看，這個洞很奇怪，不像是狐狸洞。我想，難道這兒有人嗎？”
這座山離居民區七八公里，山上樹木稀少。
誇田清治不由得握緊獵槍，對著洞口，高聲呼喝。
“洞裡忽然伸出一隻手來，真讓人嚇了一跳，現在想起來都後怕啊。一個野人在洞裡探出身，抬起頭來就那麼看著我，我對他喊，你出來，但是，不管怎麼喊，他也不出來。”
杳無人煙的深山中傳來了野獸的吼叫聲。天色漸黑，在沒有回應的沉默中，惴惴不安的誇田清治對著洞口扣響了手中獵槍。
1944年12月，北海道冰天雪地，明治礦業株式會社昭和礦業所裡，一個名為劉連仁的中國勞工在黑暗的礦洞裡勞動。
“當時一天干12個小時，一天吃一個窩窩頭，工作挺累啊，幹不動，日本人就用棍子打。”劉連仁生前如此回憶。
劉連仁是山東省高密市井溝鎮草泊村人。 1944年9月2日中午，31歲的劉連仁剛剛走出家門，遇到一夥偽軍，他們端著刺刀，不由分說就將劉連仁用繩子綁了起來。撕扯中，劉連仁甚至沒來得及跟一牆之隔的妻子打個招呼，就被匆匆帶走。此時，他的妻子已有7個月的身孕。
劉連仁被押送到高密城。和他同時被抓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諸城、膠州一帶的貧苦百姓。他們不幸地成為了將被擄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
日本自侵占東北後，就採取誘騙、抓捕等手段，將數百萬中國人送往偽滿洲國，在煤礦港灣及軍事工程等處從事苦役。
據當時偽滿勞工協會調查統計，從1935年到1941年，被日本“大東公司”和“滿洲勞工協會”有計劃統制騙招的入滿華工共486.35萬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量日本男性投入戰場，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狀況嚴重。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入華人勞工的事項》的決議。這個決議毫不掩飾地說明了擄掠中國勞工的用意及目的：“鑑於內地勞務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重體力勞動部門勞動力顯著不足之現狀，茲根據下記要領將華人勞工移入內地，以便使其協力完成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
1943年3月至11月，侵華日軍將1411名中國人“試驗性地移入”日本，從事重體力勞動。經過一年的試行後，1944年2月28日，日本政府出台《關於促進華人勞工移進國內事項》的執行細則，列入《1944年度國民動員計劃》中的為3萬名。從此正式開始實施無代價地大量抓捕中國人到日本從事重體力勞動的計劃。據日本官方統計，自1943年3月到1945年5月，日本共強行移進169批、38935名中國勞工到日本。
根據日本田中宏等人編著的《強捕中國人的記錄》一書記載：“實際被趕上船運往日本的中國人由於飢餓、疾病和迫害，乘船劫運前已死亡2823人，強擄中國人實際應為41758人。他們當中多數為青壯年，15歲以下的兒童為157人，60歲以上的老人248人。”
劉連仁知道，一旦被送到日本，加入被稱為“死亡大軍”的勞工行列，兇多吉少。 “那時，我的地還沒種完，要我給小日本幹勞工，不行！一定得跑！從高密火車站被押往青島碼頭的途中，鄉親們瞅著機會就跑。鬼子用馬隊堵，拿刺刀挑，死了不少人，可也有許多人逃跑了。我腦袋頂上挨了一槍，沒跑掉。可憐我的妻子，正懷著孩子眼看就要生了，我卻被日本侵略者抓走了。”
這次差點送命的逃跑，讓劉連仁頭部留下了一條手指長的傷疤。 “那顆子彈要是再朝下一點，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據劉連仁生前回憶：他和難友們被送到青島，在偽“勞工協會”關了六七天，又病死了一些人。後來，日本人逼迫他們換上軍裝，照了相，在文件上按了手印。加上其他地方被抓來的人，一行800多同胞，被當成俘虜兵，在大港碼頭上了貨船，劫往日本。 “去的時候想，沒有回來的那一天了。”
船行6天，在日本西南端的門司港靠岸。這批勞工被分為兩部，包括劉連仁在內的200人，經輾轉到了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進入雨龍郡沼田村的明治礦業公司昭和礦業所。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對中國勞工的生活條件，日本方面的內部指令是：“不必有仁慈愛護之心；用不著洗澡設備；宿舍方面，坐下後，頭上有一兩寸的空隙即可。”
劉連仁生前回憶說，北海道的冰天雪地裡，中國勞工們穿著在青島時發的一身單軍裝，腿腳凍僵了。下礦幹活，礦洞裡沒有照明，沒有安全設備，空氣髒臭。數不盡的棍子，支撐著搖搖欲墜的礦頂。日本人口頭上說“每天工作8小時”，實際上規定了過重的生產定量，要完成定量，16小時能幹完就不錯了。完不成，輕則挨打挨餓，重則生命難保。日本監工揚手是皮鞭，抬腿是馬靴，中國勞工常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
礦洞裡的煤塊不時墜落下來，砸傷中國勞工。煤屑腐蝕傷口，潰爛流膿，無人治療，也不准假休養，很多人因傷致殘。層出不窮的煤礦事故里，很多人遇難。劉連仁回憶，有時，他被叫去挖死屍，挖出來的人臉漲得發紫，齜著牙，眼球突出，看了使人寒心。
飢餓、勞累、毒打、病痛、塌方像魔鬼一樣奪走一個個同胞的生命。不到8個月，200名勞工只剩下70多人。 “那可真是座活地獄呀！窩窩頭只有鴨蛋那麼大，還摻上木粉、橡子麵。不過，我們可不是軟蛋，吃不飽我們一起抗議，誰病了大家都來照顧，一有機會就逃。”劉連仁說。
1945年6、7月，北海道深山中的積雪融化後，昭和礦業所的中國勞工逃跑事件時有發生。日本人準備在煤礦周圍拉上電網，木樁已經全部釘好。
此時發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早有逃心的劉連仁的逃跑。
7月31日中午，劉連仁遭到日本監工的毆打。 “他打俺，下傢伙了，後來衝突起來了，打就打吧！”劉連仁說，他奮起反抗，“打這個雜種的，他不中用啊，咱也是一命啊，打死一個夠本，打死三個五個更好，反正就豁上腦袋不要了。”
此時，其他監工正在午休，劉連仁打倒了這個監工，和同鄉難友陳宗福、鄧撰友、陳國啟和杜貴陽一起逃出了這座吃人的活地獄。
隨即，尖厲的警報聲響起，駐紮在附近的日本憲兵立刻集結，開始搜捕。
劉連仁和難友們向西北方向奔逃。他們曾聽說，穿過那邊的森林，就可以踏上一條通往中國東北的小路。不過，他們一深入到連綿起伏的大山中，就迷失了方向。
劉連仁回憶說：“東西南北不知道，你有什麼辦法？吃什麼？吃樹葉。人又不是牲口，樹葉不好吃，吃嚐著不苦的。找些草，找些野菜，吃得臉都腫了。”
鎮定下來後，他們憑著大樹上綠苔的多少以及太陽的出沒，辨明了西北方向。他們攀山越嶺，穿過森林，卻又止步於茫茫大海。在傳說中的西北方向，沒有回家的路。
此時，在大海另一邊的祖國，劉連仁家裡，他還沒見過的兒子已經9個月大了。孩子是劉連仁被抓走40天后出生的，日日盼夫的妻子給孩子起名為劉盼（後改名為劉煥新）。
劉煥新說：“在我記事以後，我沒聽人說過我父親是乾什麼的，我只看見我媽媽坐在炕上，默默地流淚，別的她不吭聲。我奶奶摟著我，也是以淚洗面，我看到眼淚滴到我身上。”
一出生就沒看到過父親的劉煥新，與母親相依為伴。在他童年的記憶中，“父親”只是一個會給他帶來羞辱的稱謂。 “有時孩子間打起架來，你這個孩子沒有爹，他侮辱你。我八九歲以後，就問我母親，父親上哪兒去了？她說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在離家鄉很遠的地方，劉連仁和難友們苦苦掙扎。
1945年9月，北海道早早入了冬，氣溫常在零下40攝氏度，劉連仁和難友們身上的單衣早已經破爛不堪。為了能夠活下來，他們在雪地里相互依偎取暖。他們跪拜蒼天，結為兄弟，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患難與共的兄弟，不久就被迫分離了。
劉連仁回憶：“過了20來天吧，叫人沖散了，抓了兩個去，剩下三個。過了一冬，又抓了兩個去，剩下我自己。”
實際上，劉連仁的四個兄弟並沒有都被日本人抓去。據陳宗福回憶，他在幾個人跑著躲避日本人時，和其他人失散了，其後在北海道深山的山洞裡棲身，當了將近3年野人。 1948年初他被日本獵人發現，帶到警察局，警察把他當做間諜，關押了4個多月，在當地華僑的干涉下出獄。 1948年春節前夕，他回到山東高密家鄉。
兄弟失散之後，劉連仁獨身一人在漫天雪花的深山里東躲西藏。令他絕望的是，無論從哪個方向走出去，都只能看到大海，沒有船，他永遠都不可能回到祖國。
劉連仁陷入了絕境中。 “沒人做伴，沒人說話，山里野獸要吃俺，日本鬼子要殺俺。”
劉連仁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茫茫黑夜，他解下束腰的一根草繩，打成圈系在樹上，面朝祖國跪拜後，大聲呼喊：“弟兄們，等等我，我來找你們了！”他閉上眼睛，將頭伸進了繩圈裡。
1945年12月，杳無人煙的北海道深山里，來了幾個面容憔悴的中國人，他們高聲呼喊著劉連仁的名字，這些人是劉連仁的難友們。
劉連仁等五人逃走半月後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當年12月，所有中國勞工被通知可以返回中國。在動身之前，昭和礦業所的難友們想起了劉連仁。
難友們找過許多地方，一無所獲。茫茫森林，彷彿一個巨大而沉默的暗洞，將劉連仁吞噬得無影無踪。帶著遺憾，這些中國勞工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大海另一端，天津塘沽碼頭，人群中，母親懷抱裡年幼的劉盼，望著靠岸的輪船。父親沒有回來。
劉煥新說：“我父親兄弟張同升，他回來了，他過來和我奶奶、母親說：'我大哥夠戧了，他們跑到山上去，有回來的，但就沒見他回來，但願別叫野獸吃了，但願別凍死了，餓死了。'”
寄託著母親和奶奶對父親盼望之情的劉盼，漸漸長大了。班主任老師知道他家裡的情況後，覺得“盼”字表示一種被動的想法，建議他將名字改成了“煥新”。
劉煥新回憶：“我奶奶領著我找瞎子算卦，算一算我的命怎麼樣，瞎子說這個小孩有福氣，他的爸爸在外邊沒有死。”
劉煥新的爸爸確實沒有死。徹骨的寒冷中，劉連仁醒來了，發現自己還躺在雪地裡，用來上吊的草繩因為日久腐爛，承受不住他的體重，繃斷了。
“死了怨誰呀？死就死在個明處，這樣死了，家裡不知道，日本鬼子也不知道我怎麼死的，為什麼死的。”劉連仁對自己說，“我還不能死。抓著頂多殺我，要是抓不著，回了家，我要公佈日本鬼子對中國人的殘忍。堅決要活下去。”
北海道的冬天漫長而寒冷，6月剛剛化雪，9月又飄起了雪花，天地一片白茫茫，森林裡常有野獸出沒。決定要活下去的劉連仁，沒有禦寒之物。 “那個冷啊，說起來難受。”劉連仁說，“我住的地方不是山洞，山洞不敢進去，我自己挖的一個洞。”
在這個躺不下也站不起來的土洞裡，劉連仁不分白天黑夜地蹲坐在裡面，睡覺也是蹲坐式。除了出去尋找食物，他哪裡也不敢去。
據劉連仁生前回憶：當他偶爾看到地裡勞作的農婦時，便以為男人們還在前線打仗；當他聽見進山打獵的獵人放出的槍聲時，便以為那些追趕他的憲兵又來了。在恐懼中，他被迫躲進了更深的山林裡，從此變成了蓬頭垢面、茹毛飲血的穴居野人。
劉連仁後來回憶說：“晚上，狼群的嚎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我爬上大樹，在樹杈上棲身。天亮了，我餓得不行，正要從樹上下來找東西吃，看到對面的樹杈上盤踞著一條大蛇，昂頭立身沖我直吐芯子。我慢慢抽出刀子，猛砍過去……我溜下樹，顧不了太多，撿起這條蛇，剝了皮，把血淋淋的蛇肉放進嘴裡，覺得腸子一起往上翻。吃完蛇，看著太陽，認准方向，我邁開了雙腿，猛然看到不遠處有一大漢，我大吃一驚，拔腿就跑。跑了一陣，不見有人追來，我壯起膽子挪近，這才看清，原來是個護莊稼的草人。我迅速扒下了草人的衣服，套到自己身上，覺得暖和多了。”
劉連仁白天躲在山上，夜裡到山腰坡里刨幾個土豆吃。他曾在一個田間小窩棚裡發現一盒火柴，欣喜若狂，點火烤了一些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了。 “那是我13年中唯一的一頓飽飯，也是逃出礦業所後第一次吃熟食。”劉連仁說。
逃亡的第二年，劉連仁弄到了一隻火爐和一把質量不錯的小鐵壺，有了炊具，他至少能喝上一口熱湯了。
逃亡的第三年，劉連仁找到了一把雨傘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五年，他找到了兩根針，身上已經破成布條的衣服可以縫補縫補了；第六年，一件美式軍大衣奇蹟般地出現在他的生活裡，它既是衣服，也是被子。就這樣，年復一年，在氣候惡劣、野獸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劉連仁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雖然很想回家，但劉連仁始終不敢走出深山。 “日本鬼子比狼都厲害，不是打就是殺，不敢出來。那就在深山里頭，過他一輩子，死了就算了吧！”
劉連仁就這樣一直在深山穴居了13年，成為一個遠離祖國遠離人類的野人。
1958年2月8日，獵人誇田清治無意間闖入了劉連仁持續13年的穴居生活。
陰森的深山，詭異的洞穴，沉默的人影，這一切都讓誇田清治無比恐懼，他扣響了手中的獵槍後，惶惶而去。
洞裡的劉連仁同樣惶惶不安。他回憶說，當天晚上，冒著嚴寒，他披著那件破爛的軍大衣，爬出了棲身之洞。在洞裡生活過久，他的腿已經變得僵硬，膝蓋幾乎不能彎曲。在零下40攝氏度的寒冷中，一整夜時間，他也僅僅爬了不到100米。
第二天，誇田清治帶來了警察。順著洞外爬行的痕跡，他們很快找到了劉連仁。
時為北海道別町議會議員的木屋路喜一郎回憶說：“我們看到劉連仁時，他在30來米之外。發現他以後，兩個警察追過去，那時劉連仁還沒意識到。警察到了相距他10米的地方，劉連仁才發現（我們），想跑。”
此時，劉連仁已經虛弱不堪，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追了過來，他驚恐到極點。
木屋路喜一郎回憶：“那兒有個山溝，他向著山溝逃，警察追上了，三個人都滾倒了，然後他又逃，被我們抓住了。”
在劉連仁被警察找到時拍的一張照片上，他充血的眼睛裡滿是恐懼，頭上頂著兩根一尺半長的扭曲的辮子，一件又髒又破的軍大衣沾滿了污泥和裸露的棉絮，大衣裡面是用各種材料縫綴在一起的雜衣破布和紙片，腳穿一雙形狀扭曲、殘破不堪的高幫膠鞋，雙腿被凍得又紅又腫，有多處因為嚴重凍傷而形成的潰爛。
“我們想和他交流，但語言不通。”木屋路喜一郎說。
日本警察根據他的口音判斷，這是一名中國人，他們隨後把劉連仁關進了警察署。
此後不久的一個早晨，日本北海道華僑總會負責人席佔明，像往常一樣翻開了報紙。一則在山中發現身份不明的中國人的消息，讓他驚訝不已。
席佔明回憶說：“那報紙最初懷疑他是個間諜。美軍佔領日本以後，那個地方有個雷達基地，他是在雷達基地附近被發現的，所以被日本人懷疑這個中國人是間諜。我們一看呢，不可能。”
席佔明馬上打電話與警察署聯繫，希望會見這名身份不明的中國人。 “頭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們穿的是西服，我們和他說，我們也是中國人，他懷疑。”席佔明說。
儘管席佔明說的是中國話，並一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已經在驚恐逃亡中度過了13年的劉連仁，已經不再信任任何人。第一次溝通失敗了。
為了讓劉連仁放下戒備，席佔明決定，先將劉連仁從警察署接出來，找個賓館先安置下來。 “洗澡那就困難了，他穿的衣服脫不下來，只好拿剪子剪。”
在席佔明為劉連仁安排的賓館裡，一些當地華人幫他剪掉了長長的辮子，洗了澡，換上了乾淨衣服。直到此時，人們才真正看清楚他的樣子。
不過，人們的善意依然無法讓劉連仁放鬆戒備。席佔明說：“他總是睡不著覺，睡十幾分鐘眼睛就睜開了，警惕成習慣了。”
劉連仁的這個樣子讓席佔明意識到，他也許是當年被抓來的勞工。為了讓他放下心理的戒備，席佔明找來了一名也曾當過勞工的山東人。
這個與劉連仁有著相似經歷、口音相近的山東老鄉，終於讓劉連仁逐漸消除了戒備。劉連仁費了很大的勁，才斷斷續續地說出“我是山東高密勞工劉連仁”，隨後放聲痛哭。
在深山穴居13年的野人，終於回歸人間。
劉連仁和其他人的交流逐漸順暢。席佔明回憶：“我們每天下班以後就到賓館，慢慢地告訴他國內的情形。他問什麼叫解放，什麼是新中國，他完全不懂。只有當我說到八路，他才說知道。”
北海道中國野人的身份揭開了，當地各家報紙紛紛報導，但消息一出，劉連仁卻被日本政府判定為非法入境者。
證實劉連仁的身份成為了一項迫切的任務。擺在席佔明面前的難題是，劉連仁已經記不得自己當年所在煤礦的地點和名稱，而日本政府以“管理局已經解散，文件下落不明”為理由，拒不提供任何有關被抓勞工的檔案資料。
為了幫助劉連仁，席佔明發動所有關係，盡力尋找有用的線索。 “北海道有一個北海道資社，那時候還存在，我們找到那家公司，公司把當年的勞工名簿拿出來了。”
經過幾天的查找，在當年日本外務省《華人勞工就業情況調查報告書》第65件的殘留名薄上，席佔明他們終於找到了劉連仁的名字，附註了“下落不明”四個字。按照名簿上的歸屬單位，席佔明找到北海道明治礦業公司，要求他們立刻派人前來確認劉連仁的身份。
席佔明說，13年過去了，劉連仁還清楚地記得當年他在昭和礦業所，日本監工點名時不叫名字，叫工號，他的工號是76號。
劉連仁對日本方面的抗議，很快得到了日本華僑以及很多善良的日本人的支持，一些日本媒體也強烈要求政府給予劉連仁公正對待。
1958年4月15日，歷盡14年的苦難之後，劉連仁終於登上了回家的輪船。
劉煥新對父親從回國的輪船上岸那一刻記憶猶新。 “汽笛聲過後，從舷梯上慢慢走下來一個人，戴著禮帽，個子很高。這是誰？不認識，他是父親。我聽到他用沙啞的嗓音，說了斷斷續續的幾個字，連起來就是：'祖國，我回來了。'他大概喊不出來。好像從舷梯下來走完20多個台階，也沒說完這句話。”
未能守在妻子身邊親眼看著兒子出生的劉連仁，在等待了整整14年後，終於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父親。
“我母親光顧著哭，光對我說'這是你爹'，別的，不吱聲了。我這麼多年的委屈，想著叫聲爹多麼高興，痛快一下，沒人欺負我了吧。我和我父親、母親，想跑出去，但人山人海跑不動，擠出去以後，三個人抱在一起。我叫爹，使勁不小，叫聲爹，但是誰也聽不到，三個人抱在一起。我叔也來了，抱成一堆。大家就哭起來了，用淚水錶達過去的怨恨和現在的高興。”劉煥新說。
對劉煥新來說，這是一個仍然活在過去陰影中的父親。 “他回來以後，不樂意見人，晚上睡覺蜷縮在炕上，有時候坐起來，好像從一個噩夢裡驚醒了一樣，又好像有日本人發現了他一樣。回家頭三年裡，他幾乎天天晚上睡覺都會驚醒。”
33年後，1991年5月，在兒子的陪同下，劉連仁回到了日本北海道的那座礦山上。
劉煥新回憶：“我們在那裡，他一直在礦洞口呆呆站了有10分鐘，不吭聲。”
1996年3月，83歲的劉連仁正式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並支付2000萬日元的賠償。
起訴後，劉連仁說：“希望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為什麼這麼說呢，我80多歲了，來趟日本不容易，來一趟就遭一回罪啊。解決了，我沒有這個心事了，把眼一閉，也就這麼著了。我覺得這個事必須解決了，腦子裡沒有鬥爭，我死了有我兒子，有我孫子，子子孫孫要把這件事解決。”
從1996年開始，劉連仁三次走進日本法庭，講述遭遇，表達控訴。
2000年9月2日，劉連仁因病去世，享年87歲。直到去世，他始終沒有等到公正的判決。
“他知道自己身體不行了，成天拽著我的手，他說：'我不行了，我打這官司不是為了我自己，我是為了全國4萬多勞工，也是為中國爭口氣啊。'”劉煥新說。
2001年7月12日，劉煥新捧著父親的遺像走進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將父親遺像恭恭敬敬地放在原告席上。
當天，東京地方法院宣判：日本政府承認劉連仁在北海道的非人遭遇是歷史事實，並承擔責任，賠償劉連仁一家2000萬日元的賠償金。
日本政府對判決結果不服，隨即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2005年6月23日，劉連仁案二審在東京高等法院宣判，法院以“該賠償責任不適用日本國家賠償法”以及“訴訟超過期限”為由改判，駁回了原告的訴求。
法庭一片嘩然。一位前去旁聽審判的日本友人當即大聲質問審判長：“你還有沒有人性？作出如此判決可恥到了極點！”
劉煥新走出法院後憤懣地表示，東京高等法院的改判理由完全是軍國主義的邏輯，這是極其不公正的判決。隨後，他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對劉連仁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007年5月15日，13名山東勞工和勞工遺屬、山東法律援助團的律師、專家學者和日本友人在濟南召開新聞發布會，表達對日本最高法院的強烈抗議。
2009年12月20日，曾在二戰期間被強擄到日本的首批38名受害中國勞工中的5名倖存者及其他勞工的家屬，在濟南接受二戰時強擄中國勞工的日本西鬆建設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萬日元（合人民幣4.5萬餘元）的“補償金”。此次和解賠償歷時16年、歷經3次訴訟，根據協議，西鬆建設公司將向360名受害勞工提供2.5億日元的賠償。
2004年清明節，劉連仁的墓碑在他的家鄉落成。這個為了自由和尊嚴歷盡苦難的中國農民，臨終時給兒子劉煥新留下一句話：“你要記住，人要有骨氣，要有志氣，要有勇氣，有這'三氣'就能正身。”
1994年6月22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川島裕在國會參議院回答社會黨議員清水澄子的質詢時首次承認，根據日本外務省1946年編寫的《華人勞務者就勞事情調查報告書》，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軍受其政府的指示強擄38935名中國人到日本充當勞工，其中6830人慘死在極為惡劣的勞動條件下。時任日本外相的柿澤弘治在回答質詢時也表示，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他對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所受的苦難“深表遺憾”。此前，日本的一些政黨和團體已發現外務省的這份報告書，但日本政府一直未承認這份報告書的存在。
被掠至日本的中國勞工，年齡最小者只有11歲，名叫王殿美（奎？），出身於山東省淮縣南胡莊，被掠至北海道川口組室蘭出張所，於1945年6月22日死亡；年齡最大者78歲，名叫張照論，出生地為山東陽谷縣，被掠至北海道歌志內鐵道工業株式會社神威出張所。中國勞工的出生地以河北省為最多，其次是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此外，還有湖北、陝西、上海、廣東、江蘇、浙江、東北地區等。就勞工的身份而言，農民最多，此外有商人、被俘的中國官兵（包括國民黨軍與八路軍），還有偽軍、保安隊、警察和原勞工、工員、教師和學生。
按日本外務省的報告書記載，北海道川口組室蘭出張所的969名中國勞工，310人死亡，其死亡原因全部為疾病。但是在1954年秋於當地海濱發掘出在川口組死亡的125具華工遺骨中，“在場醫生認定'有人還在呼吸中，便被放入坑內'，這種遺體是緣於活埋。有的是頭蓋骨上有彈孔，有的頭蓋骨有銳器的擊傷和裂痕”。 1955年夏在下關市發掘出73具華工遺骨，掩埋時的目擊者也證實：“還有相當體溫的身軀，由於病情惡化，雖然未死卻被認為死亡，儘管還活著，卻被拋入墓穴之中……在墓穴的底下，還有夾在腐爛的屍體中拼命掙扎的重病人。”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美國占領軍與日本政府共計送還華工31917人（其中包括戰時送還的1180人），為擄掠時乘船人數的82%。加上死亡的6830人，同乘船時相比還差188人。這188人有下落者為100人，其中住院及陪護35人，在刑務所內42人，希望留居日本的23人；下落不明者為88人，其中戰爭結束前便下落不明者21人，戰後逃亡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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