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巧蓮——時為山西盂縣西煙鎮夾掌村村民
劉面換——時為山西盂縣西潘鄉羊泉村村民
黃有良——時為海南陵水縣田仔鄉架馬村村民
文字表達的深刻性優於影像，但並不都是如此。
不管是侯巧蓮的字字泣血還是劉面換平靜的回憶，甚至是黃有良那些令人難懂的黎族方言，這些平凡影像背後的真實如利刃一般犀利，戳得人疼到骨子裡。
我沒有直接跟這些受害的女性交流過。直到今天，我仍覺得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就像是欠了她們一筆債。
在創作的始終，眼前總會出現一張張臉。我不敢過多地去注視這些面孔，尤其是她們的眼神。我始終難以解讀出這些眼神中透露出的含義，即便是在完成了本集節目之後。
另一面我也在想：如果我真的跟她們面對面地接觸過，我是否還有勇氣面對這些女性背後的曾經發生的事實。她們是最普通的中國婦女，也是最普通的中國人，戰爭沒有給她們帶來背井離鄉的災難，卻在她們心靈和肉體上刻上了一道傷疤。
在中國人的心裡，對於戰爭遺留的問題，有幾件事是永遠不能釋懷的，比如南京大屠殺，比如細菌實驗，比如“慰安婦”。
但不能釋懷跟不能遺忘是兩回事。在影視劇裡，“慰安”一詞已經可以以調侃的方式博取笑料，這又算得什麼？
如果“不能遺忘”是這樣一種表現形式，那徹底的遺忘反而是最好的關懷吧？
什麼才是悲劇呢？
日本《廣辭苑》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學者給“慰安婦”一詞作的定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
這些遭遇屈辱的中國女性根本不是《廣辭苑》中定義的“慰安婦”，她們完全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這不僅僅是對概念上的解讀，同樣是對這些受害者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只是可惜，這個解讀時隔多年才被重新定義。
劉面換曾經說她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在一般的處理中，這似乎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可她的內心卻無人能夠體會。她能接受采訪，能夠再次回憶起那些慘痛的經歷，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
同樣的道理，在涉及中國人千年不變的倫理道德上，她們能夠站出來又需要面對怎樣的心理糾葛？
我難以體會劉面換的心理，但我相信她的“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只是她堅強一面的表達，而不是全部。她一生都在面對一種眼神，這眼神是可以殺人的。所以她才有“其實我不如人”的感嘆，所以她才要一直對日訴訟討要說法。
中國女性身上有種與生俱來的堅韌，這堅韌延續了千年，她們在危難困苦之際表現出來的生命力頑強而又充滿希望。假如真的有日本政府對性暴力問題低頭認罪、道歉賠償的那一天，像劉面換一樣的眾多受害女性是不是仍然能夠繼續堅強地活下去？
受害者侯巧蓮的墓地已經難以辨認，像她一樣，這些受害者生前沒有歷史，死後沒有墓碑。
我眼前總會出現一張張臉，後來那些面孔不見了。
1999年5月，山西盂縣西煙鎮夾掌村71歲的侯巧蓮去世了，每一個了解她經歷的人都深深嘆氣，默默流淚。人們記得她生前不止一次說過的話：“我的一生，只有14年。”
侯巧蓮生前說：“想起以前的那些事兒吧，我實在是痛苦，我當時還是一個14歲的娃娃，我不能受那罪啊。”
200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中國慰安婦侯巧蓮、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的訴訟請求。訴訟是兩人於1996年2月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的。 2001年5月，東京地方法院認定她們遭到性虐待的事實，但作出了駁回她們訴訟請求的判決。 2002年3月，郭喜翠和侯巧蓮的子女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當天，東京高等法院門口，中日正義人士打出寫有“不當判決”和“恢復尊嚴”等字樣的聲援橫幅。侯巧蓮的老鄉郭喜翠坐在輪椅上，手裡捧著侯巧蓮的遺像，一臉悲戚。
遺像上，侯巧蓮皺紋密布的臉上寫滿滄桑。
這個女人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她，她們，抗戰時中國的性暴力受害者，經歷了怎樣的屈辱，造成長達一生的磨難？
1942年4月的一個清晨，山西盂縣進圭村日軍據點的鬼子外出“掃蕩”。這個據點，當地村民們習慣叫它炮樓。炮樓裡的日軍不多，只有日軍獨立混成旅第四旅十四大隊一中隊不多的幾個人駐守，其他的多是偽軍“清鄉隊”隊員，村民們叫他們“黑腿”。
距離進圭村不遠的羊泉村一座普通民宅里，15歲的劉面換一家正準備吃早飯。花季少女劉面換，此時已出落成方圓十里數一數二的俊俏姑娘。
外面傳來一陣喧鬧聲，鬼子來了。
劉面換回憶：“記得那天是陰曆三月二十幾號，我們都已經脫了棉衣。鬼子包圍了羊泉村。”她說，鬼子進村“掃蕩”已經不是頭一次了，家里人並不是特別意外。過了一陣，外面稍微安靜了一些。突然，兩個“黑腿”踹開了她家大門。
“他們進了家，叫我出去開會。誰敢跟他們出去開會嘛！我就不出去，他們就打我，一邊打一邊往外拖。”
“黑腿”不理會劉面換家人的苦苦哀求，把她拖出大門。劉面換看到，門外，幾個日本士兵押著同村的兩個姐妹，一邊高聲叫罵，一邊踢打她們。劉面換突然意識到將要發生什麼，嚇壞了，反抗起來。
“那我就不走嘛，他們就拿那皮帶打我臉，又打又拉。拉了一段，我又不走，他們又打，我也不走。他們就拿繩子把我捆著了，要我走，我還是不走，你打就打吧。”劉面換回憶，“我躺地下，他們又把我抓起來，拿鐵鍬打我，把我的肩骨都打斷了，直到現在也疼得不行，天氣一變尤其疼。”
劉面換是家裡的獨女，她原本有幾個哥哥姐姐，但都夭折了，父母按照當地的風俗，給她做了個面人替身，埋在地下，意思是告訴鬼神，孩子已經不在世了，並給她取名為“面換”。年幼的劉面換躲過了傳說中的索命鬼，活了下來，長大後卻沒能躲過現實中的鬼子。
在羊泉村這個不足300人的小村子裡，包括劉面換在內的3個姑娘被抓進了炮樓。
這一年，離羊泉村不遠的夾掌村里，一個叫侯巧蓮的女孩也被抓進了炮樓。已經無人知道侯巧蓮被抓走的確切日期了，只是有一點可以確認，侯巧蓮生於1928年，被抓走時還不滿14歲。
1942年4月，海南陵水縣田仔鄉架馬村黎族少女黃有良和村里的其他4個姐妹被抓進了鬼子的慰安所，成了慰安婦。被抓走時，黃有良徒勞地抗拒著，她只有15歲。此前她從來沒有聽說過“慰安婦”這個詞，後來她才體會到，這個詞有多麼沉重。
按照中國慰安婦問題專家蘇智良所下的定義，“'慰安婦'是指因日本政府或軍隊之命令，被強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強迫各國婦女充當日軍士兵的性奴隸，並有計劃地為日軍配備性奴隸的製度，是日本法西斯違反人道主義、違反兩性倫理、違反戰爭常規的製度化了的、無可辯駁的政府犯罪行為。慰安婦的歷史也是世界婦女史上空前的、最為慘痛的被奴役記錄。”
慰安婦制度始於1932年初的淞滬事變。當時在滬日軍達4萬人，發生了多起強姦戰地婦女的事件，引起中國和各國輿論的嚴厲譴責。為了防止發生更大規模的強姦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並由此影響日軍的軍紀及戰鬥力，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決定設立一些為日軍官兵提供性服務的場所。來自日本長崎的一批妓女被送到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將她們送到前線陣地，在吳淞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戰後，岡村寧次承認：“我是無恥至極的慰安婦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在中國最早設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楊家宅娛樂所”。 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婦共104人乘船到達上海吳淞碼頭，其中包括多為妓女的24名日本婦女、80名被誘騙而來的朝鮮婦女，開了日軍強徵、擄掠良家婦女為性工具的先河。
此後，慰安所在中國各處大量出現。
1938年6月，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向所屬的幾十萬部隊發出了設置慰安所的指示。
1941年7月，關東軍制訂了征集2萬名朝鮮慰安婦並運至滿洲的計劃。至於強征戰地中國婦女的行為更為普遍。從此，幾乎有日軍駐紮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婦的身影。
1941年12月，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又把慰安所推廣到東南亞。
蘇智良研究發現，就慰安婦的國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鮮、中國，也有一些東南亞各地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太平洋一些島嶼的土著居民和華人及歐亞混血兒等，還有少量俄羅斯婦女。 “我推斷，有40萬以上的各國婦女成為這個軍事性奴隸制度的受害者。”他說，慰安婦的主體是中國和朝鮮的女子，其中，“中國被日軍擄掠充當慰安婦的人數總計在20萬以上”。
蘇智良認為：“扼要而言，戰時日軍的慰安婦制度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慰安婦的來源，除少量妓女外，主要是掠奪各國的良家婦女；第二，多數慰安所實行避孕措施，並在有條件的地方每週或兩週為慰安婦體檢一次，當然其目的並非是保護慰安婦，而是防止性病在日軍中蔓延；第三，慰安婦被強制充當日軍的性工具，以滿足日軍官兵的性慾，她們中的絕大部分人處於飢寒交迫、超負荷勞作而得不到任何報酬的狀態，尤其是朝鮮和中國婦女，受盡暴力虐待，不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隨時可能被殺害。”
日本學者淺野豐美認為：“慰安所成為日軍組織的一部分，最高目標是調整士兵的精神和身體狀態，為戰爭服務。日軍關於中國戰場前線的慰安所要保證每個下士官都能率領部隊定期前往慰安所的規定，就能說明這一點。即使在面臨前線即將被敵軍襲擊的情況下，起初在和平條件下設立的'慰安婦'也不能尋求避難，而是被強迫與即將進行'玉碎'的士兵們一起繼續待在戰鬥前線。在前線形勢越來越危險的時候，似乎默認將'慰安婦'作為他們死亡和戰場失敗的離別禮物。”
1944年9月3日，松山戰役期間，美軍顧問團中的隨軍記者拍攝了一張照片，照片上左側是一位持槍的遠征軍士兵，他身邊是4名被俘的日軍慰安婦，衣衫襤褸，憔悴不堪，其中一名慰安婦已懷孕。這張國際上最具震撼力的慰安婦照片，讓很多人知道了慰安婦的存在。
在當年的松山，末日來臨前，日軍對慰安婦採取了區別對待的處理方法：那些朝鮮籍慰安婦，有的被逼迫吞下昇汞片自殺，有的則被集中在一個戰壕里投入手榴彈炸死。一個慰安婦因為拒絕服用毒藥，被日軍殘忍地用拐棍從口腔捅入腹部殺害。
根據一個從松山逃出來的日軍士兵的回憶，在他逃跑前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總部一個下士官讓我“殺掉所有慰安婦”，並給了我十包汞粉。他說：“殺掉所有女人，給她們吃下了毒的飯糰。”我回答說：“那太愚蠢了。無論如何她們都是會活下來的，如果她們被聯軍俘虜了，誰又會在意呢？”他說：“那就讓你死。”我沒有毒死這些女人，將汞粉袋扔進了一口裝了水的鍋裡。一個朝鮮“慰安婦”說“變成俘虜會好些”。當時有許多我無法理解的命令，比如“殺掉所有女人”。
被抓進慰安所的黃有良成為日軍擄掠的20萬中國慰安婦之一。其實，一年前，黃有良的悲慘命運就開始了。
一年前，14歲的黃有良已開始幫家里幹農活。春天的一個早上，黃有良挑著稻穀走在鄉間路上，聽到身後有人要她站住。
黃有良回憶：“我回頭一看，是日本兵，準備要跑，結果四面八方都有日本兵過來包圍我，跑不了了。”
小姑娘被眼前的場景嚇呆了，擔子從肩上掉落，稻穀撒了一地。一個滿臉鬍渣的日本兵大聲吼叫著，其餘幾名日本士兵肆意地大笑，步步逼近。 “一個日本兵過來就抱著我，在我臉上亂親。後來又一個人在我背後摟住我，把我衣服脫光了，前面的還在我的胸上亂摸。我就抓住那個日本兵的手狠狠咬了一口，他鬆手了。”黃有良回憶說，手上被咬了一口的日本兵惱羞成怒，臉變得扭曲，操起軍刀，要朝自己頭部砍來。 “有一個軍官叫他住手，他就住了手，站到一邊。那麼多日本兵大聲笑，我就大哭了。”
黃有良回憶，那些面目猙獰的日本兵在她的哭聲中揚長而去。她穿好衣服，挑上空擔子，往家裡趕。回到家，父親上山砍柴還沒回來，只有雙目失明的母親在家。她沒有想到，一個悄悄尾隨而來的日本兵突然從自己身後躥出來，死死抱住她，不顧她反抗，把她壓在床上強暴了。 “母親看不見，只聽到聲音，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後來母親問我為什麼哭，我說，日本兵把我強暴了。”
突如其來的災禍，讓一家人憤怒而又驚恐。夜裡，父親把黃有良送到鄰居家暫住。 “一整晚，我都在被子裡蜷成一團抽泣，父親在屋外發出沉沉的嘆息聲。”黃有良說。
一家人沒想到，噩夢遠未結束。
黃有良回憶：“第二天，有個日本軍官帶了幾個兵來家裡找我，找不到，就把父母打了。我在鄰居家聽到，父母好像倒在地上快死的牛一樣痛苦呻吟，很慘。我就回家了。”
回家看到癱倒地上的父母，黃有良哭喊著撲到父母身上。日本兵上前一把拉起她，得意地笑了。
“父親就說：'叫你不要回來，你回來幹嗎？'像那樣子，我不回去，怎麼受得了？”黃有良說，“那個日本軍官把我強暴了。”
鬼子走後，村民們來了，他們只能沉默。
此後整整一年時間裡，鬼子經常來黃有良家蹂躪她，直到她被抓進慰安所。
黃有良被抓進慰安所後，日復一日受到性虐待。
黃有良回憶：“衣服被扒光，被強暴，如果不順從就要挨打，沖我頭上打。”
黃有良說，她和幾個姐妹白天要洗衣、煮飯、種菜、砍柴，進行粗重的勞動，到了晚上，就要忍受折磨。 “有時一晚上每人有兩三個日本兵來強暴。姐妹們住在同一個房間裡，你看到我，我看到你。”
有的姐妹受不了，含恨自殺。黃有良不想死在這裡，她想逃走，但日本人對慰安所把守很嚴。 “我們住的那個房間，門是不鎖的，日本兵在外面站崗。”
黃有良回憶：為了防止她們逃走，鬼子殘忍地在她們身上刺了文身，成為一個抹不掉的屈辱標誌。一個名為陳有紅的姐妹逃跑時遭到毒打，兩天后死在了姐妹們的懷裡。
此時，在山西盂縣西潘鄉進圭村的鬼子炮樓，14歲的侯巧蓮痛不欲生。
“我受了那罪，痛苦得不行。”侯巧蓮生前回憶說。一被抓進炮樓，她就被強暴了，全身疼痛，不能坐也不能躺，蜷縮成一團，像個死人般，在角落裡捱過了一晚。
被抓進炮樓那天，劉面換死死攥著自己的衣領口，蹲在地上，頭也不敢抬一下。
劉面換回憶：“一個當地人叫他'毛驢'的日軍小隊長進來了，看著我笑了一下，說：'花姑娘，好的。'說完就走了，他手下把我們關在窯洞裡。窯洞裡連舖的席子也沒有。到了晚上，我被一個日本兵帶到了另一個房子，他把我糟蹋了。之後，他把我送到'毛驢'小隊長住的地方。我又被小隊長糟蹋。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窯洞裡。當天晚上，又來了幾個日本兵，我就喊救命，他們拿手巾把我嘴塞著……5個日本人，然後又進來兩個，一共是7個。他們走後，我已經爬不起來了。”
窯洞里黑黝黝的，只有一點冷冷的月光。
“每天就哭呀。”耄耋老人劉面換聲音顫抖。
後來，一個漢奸也來糟蹋劉面換。 “他在枕頭底下抽出把刀子，說：'你不脫衣服我就殺了你。'我就怕了，他把我的衣服脫了。”
在那裡，劉面換吃得很差。 “每天早晨送來一天的兩頓飯，都是沒去皮的土豆，還有小米粥。”
天天遭蹂躪的劉面換，不順從就要挨打，一條胳膊被打成重傷。她的活動受到嚴格限制。 “只能出門上個廁所，看看天氣，就得回去。後來就不能走了，就爬出來。”
40多天后，同被抓去的姐妹中已經有人死去，劉面換不能坐也不能走動，不成人形，她覺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她“希望自己早一點死去”。
劉面換生不如死的經歷持續了40多天。 “就在這一個多月中，我父親到了鬼子據點8次，也見不到我。有看見過我的村里人對他說：'你閨女再關里頭就活不成了，不能走了，臉也腫了。'父親更著急了，他找親戚走關係，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為救我，父親把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賣掉，又把一群綿羊送給日軍，日軍才允許放我回家治病。”
劉面換父親用籮筐把她抬回家。 “我回到家裡，半年不能動，母親伺候我，那時我吃飯端不了碗。家裡窮得不能過，吃的喝的什麼也沒有，就摘一些野菜和樹葉回來吃。”劉面換說。
侯巧蓮也被放回來了。她回家一看，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日本人搶掠一空，只剩下一個土炕。後來，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打掉孩子後，侯巧蓮瘋了。
1944年，經歷了漫長地獄生活的黃有良在同村人幫助下逃離慰安所，一家人背井離鄉。
戰爭結束後，黃有良回家了，只是此時，她又要面對另外一種侵擾。
“回來後發現，全村人都已知道我曾經被日本人抓到慰安所，經常有人在我背後說這事。”黃有良說。
劉面換身體復原後，不再出門。 “屈辱的經歷讓她變得十分內向，因為她覺得所有人的眼神裡都充滿了鄙夷。”曾和劉面換交談過的蘇智良說，“但相比來說，她還不算最慘的。有人沒被贖出來，死在裡面；有人被贖出來，社會的貞操觀卻容不了她們，她們就自殺了；還有人被日軍蹂躪後，喪失生育能力，晚年無子無女。這都是有個案的。”
劉面換說：“過了幾年，我也大了，父母說，女兒不能老關家里和咱們受罪，父親對人說：'幫我女兒問個人家。'人家說：'你的女兒不好找對象，因為被日本人糟蹋了，那和寡婦、二婚的一樣。'”
劉面換後來有了個對象，對方比他大10歲，喪偶，帶著小孩。他知道劉面換的遭遇，從來沒有提起過。
劉面換的丈夫去世得早，她獨自撫養5個孩子長大。孩子們曾經在下地干活時被村里人笑話，說他們的母親是進過鬼子炮樓的女人。 “過去的事情了，不用說了。別人真要笑話，我也不怕。”劉面換說。
多年前那段恥辱的經歷，在劉面換心底揮之不去。 “經常想這些事情。有天晚上，小孫女說，奶奶你睡覺時叫喚什麼？我說我做了個噩夢，害怕得叫喚。我不願意告訴孩子，其實是夢見鬼子又拉我走呢。就在那窯洞裡頭，對面住的是老百姓，他們晚上經常聽見有人哭，那就是我們。”
瘋女人侯巧蓮結過兩次婚，生下6個孩子。二女兒不理解的是，每次母親發起瘋來都要往茅廁裡跑，藏起來，有時一藏就是幾天，怎麼拽也不出來。
侯巧蓮二女兒回憶說：“她動不動就說，把我的頭割下來，抬到水渠子裡洗乾淨。她主要是腦袋難受。瘋起來，什麼也不知道，半夜起來跑了，我們只能時時地看著她。她受罪，我們也受罪。我們受罪是小事，主要是她受的罪太大了。”
1996年，侯巧蓮和當年同被抓進炮樓的老鄉郭喜翠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1999年，“只活了14年”的侯巧蓮去世，她沒有等到判決。 4年後，她的墓地已經難以辨認。 8年後，她的案子有了最終結果：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告二戰時被侵華日軍綁架和強暴的事實，但駁回其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的訴訟請求。
2001年11月28日，黃有良走進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代表8名中國海南婦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所受到的終身傷害出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正視過去的侵略事實，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公開謝罪，向每位原告提供經濟賠償。
2006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黃有良等8名原告的訴求。
2009年3月，東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審判決，依然駁回原告方的訴求。
201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判。
劉面換走過了一條和侯巧蓮、黃有良相似的跨國訴訟路。從1995年起，她先後5次到日本出庭作證，為自己的尊嚴討還公道。 “我不覺得醜，要醜也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醜，要揭露他們的醜。”劉面換說。
2004年冬案子二審時，劉面換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強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說：“這不只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氣，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雖然最終敗訴的結果，讓老人難以接受，不過，她已經為自己重新贏得了尊嚴。
2001年11月，東京一所大學，劉面換參加一個慰安婦問題的證言大會。日本老兵金子安次到會為侵華日軍的性犯罪作證。會後，金子安次和劉面換有過交談。
金子安次的回憶錄中寫道：“那時我告訴劉婆婆，想幫忙籌款，雖然不是大數目，但也帶了來，請她接受。可是劉婆婆說，我不要，絕對不拿。我說，我在戰爭時干了很多壞事，對很多人做了不可挽回的錯事，想把錢塞給她。律師也幫忙拿了，但她始終不肯收。劉婆婆說，你光明磊落地重新站起來，所以不需要你的錢。我只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賠償。”
表情堅毅的劉婆婆和向受害者暴露自己罪行的安次，被眾多工作人員團團圍著。
“身體還可以嗎？”
律師把安次的話翻譯過來。
“還可以，我們今後都要繼續努力。”
劉婆婆邊看翻譯員，邊看安次，溫和地笑著回答。
“我會盡力而為。”
安次回答，兩人一起握手。
1937年底，日軍在蘇州擄掠了2000多名婦女，無錫則有3000名婦女被日軍裹脅，在杭州一地被搶的婦女達到2萬人。
1938年，徐州一戰中，23名中國女戰俘被強迫進入日軍軍中妓院。
1939年11月，廣州日軍將拘留於黃德光醫院的2000多名婦女強制編成“姑娘慰勞團”。
1940年初，海南感恩縣新街市日軍慰安所成立，40多名當地年輕婦女被強行抽派。
1943年春，日軍“掃蕩”江蘇益林，抓走當地婦女，送到軍中妓院。
1944年5月，日軍天津防衛司令部強制150名中國妓女前往河南開封一帶的日軍慰安所。
日軍在中國各地的慰安所數量很多。蘇智良說：“從目前調查的狀況看，南京的慰安所至少在60個以上，武漢的慰安所也有這個數量。海南島的日軍慰安所有60多個，而根據筆者的調查，上海的各類慰安所至少有83個。”
朴永心（朝鮮）：“我就是死了，也要證明我就是那個遭受日本鬼子蹂躪的慰安婦，也要指認我被關押過的慰安所，我要讓那幫傢伙承認我沒有說謊，我更要他們給我老老實實地賠罪！”
金學順（韓國）：“我是一個女人，可時至今日卻沒有一天是像個女人樣生活的。我不知道怎樣形容50年來埋在我心中的仇恨。僅僅是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如此地度過了一生。我不知道該如何來解除這仇恨。”
瑪麗莎（菲律賓）：“日本軍人對我所做的一切讓人無法想像，他們的所作所為殘忍無比，他們像野獸一樣，他們還不如野獸。”
第一是搶奪。日軍在戰場或者在佔領城鄉時，公開用暴力掠奪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也有在佔領一地後秘密搶奪當地女子的。日軍侵入上海掠捕中國婦女後，即當眾“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日軍佔領蕪湖後，甚至到尼姑庵中搶奪年輕的尼姑。
第二，以俘虜充當慰安婦。當這些女俘虜已不能再做性奴隸時，通常被日軍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殺練習膽量的活人靶子。
第三是欺詐與誘騙。日軍及日僑等經常在佔領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飯、洗衣等名義誘騙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
第四是依靠漢奸組織，強迫良家婦女或強徵妓女充當慰安婦。南京陷落時，日軍曾指使傀儡組織利用發放良民證之際，扣押數千名婦女，到東北等地充當慰安婦。在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妓女被強徵為慰安婦。日軍侵入蕪湖後，經常派人到妓院，強行索要名妓輪流去日軍慰安所當值。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國慰安婦訴訟案作出終審判決，認定中國慰安婦在二戰時被侵華日軍綁架和強暴的事實，但分別以“賠償請求權的時效已過”和“《中日聯合聲明》放棄了中國人的個人賠償請求權”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蘇智良認為，日本法庭宣布的兩條敗訴理由，均不能成立。 “《中日聯合聲明》，條約簽訂的是中國政府放棄賠償，而沒有包含中國公民放棄賠償，所以不能成立。關於時效問題，時效只對國內法有效，這是戰爭犯罪，是對人權的踐踏，沒有時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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