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勳——黃埔軍校第十四期學生
張訪朋——黃埔軍校第十六期學生
易慶明——黃埔軍校第十四期學生
王用中——黃埔軍校第十四期學生
張修齊——黃埔軍校第十五期學生
宋錫善——黃埔軍校第十六期學生
饒平如——黃埔軍校第十七期學生
李頌卓——黃埔軍校第十七期學生
楊岑峰——黃埔軍校第十七期學生
個人的命運總是與時代大背景息息相關，如若過於強調背景，缺乏個人的鮮活的故事、細節與情感的敘述，注定會讓人覺得百般空洞與枯燥。整篇編導手記寫下來，像是在作論文，但我始終難以從這空洞與枯燥中跳出來，暫且這樣，我想，黃埔軍校的將領們，他們的命運也注定要與這跌宕起伏的歷史息息相關！
現實虧欠歷史良多！
“黃埔”一詞淡出人們視線多年，大多數人們知道“黃埔”時，它被定義為蔣介石培養嫡系的一己之私，完全背離中山先生創建黃埔軍校的初衷。在“黃埔”被提及的時候，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是強調最多的。
歷史，當然需要多一些層面的了解。北伐不必說了，抗戰卻需“斟酌”。
1937年抗戰開始後，部隊裡最需要的其實是連、排一級的指揮官，而這些指揮官除了從有經驗的士兵中提拔，幾乎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
這一集親歷者的講述中，以十四期至十七期黃埔軍校學生居多，印象深刻的是李承勳和張訪朋兩位老人，他們報考黃埔軍校的初衷源於1925年，那個春天，他們被孫中山和一群年輕的學生軍所打動。
在報考黃埔軍校的故事裡，在許許多多決心以身許國的年輕人中，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的初衷。王鼎鈞在《從八年抗戰念黃埔先進》一文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每一代年輕人都有他的偶像，在那個各種思潮奔湧、到處都在亂折騰的時代，青年人最羨慕4種人，這就是黃埔軍校學生、新聞記者、土木工程師、外科醫生。那時候，外科非靠西醫不可，西醫外科簡直是神醫；那時候，新聞記者穿長袍大褂，衣襟上插一支自來水鋼筆，為民喉舌，見官大一級；那時候，皇權被廢除，民國建立，國家建設剛剛開始，到處修橋鋪路，蓋大樓，修工廠，土木工程師吃香，下巴翹得很高；那時候，黃埔軍校學生穿著呢子軍服，披武裝帶，掛寶劍，天子門生，成功成仁，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英雄般的偶像，總是讓人羨慕，然而，探尋歷史，發覺榮耀背後的代價卻異常沉重。淞滬會戰，自1937年7月至11月4個月間，有一萬多名黃埔軍官犧牲在抗日戰場上。黃埔一期生胡宗南戰後回憶道：“黃埔部隊多已打完，無人撐持……吾人必須努力，培養第三期革命幹部，來完成未來之使命。”
淞滬會戰，一批批黃埔將士在戰場上倒下去時，更多的青年學子邁入了黃埔軍校的大門。
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於1939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200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於緣木求魚”……
創作中，看到過這樣的文字：“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殺人很兇，蔣介石說它趕不上黃埔精神。”
我的疑問是，黃埔精神到底是什麼？
王用中是黃埔軍校十四期學生，上學之前就已經打過忻口會戰。 1940年畢業，後來擔任連長，戰至抗戰勝利倖存下來。 70年後，他仍能大段地背誦當年上課時教官的講話。
王用中復述了一段蔣介石的講話：“蔣介石說：'你們是步兵，現在各戰區犧牲的官長挺多，特別是下級軍官不夠用，讓你們去犧牲去。我們為什麼下這麼大的決心呢？不是為別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爭取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至今已近70年，黃埔軍校的名稱也幾經變革，1924年6月16日創辦時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1926年3月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28年5月更名為“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同年9月又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 1946年1月，黃埔軍校改名為“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學校國有化。國民黨遷台時，軍校一併遷至台灣高雄縣鳳山市。
據《廣州日報》2010年2月25日的報導，建於1924年的廣州黃埔軍校同學會舊址已被改造成了夜總會。
1937年的一天，南京城秦淮河邊桃葉渡旁的一座小院內，李承勳一家充滿了離愁別緒。從這一年8月15日起，日軍飛機開始轟炸南京，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李承勳的父親決定帶著全家逃離南京。不過，李承勳有自己的想法。
李承勳回憶說：“我決定進黃埔軍校，跟日本人好好打一打，出出氣，報仇。”
他對父母表示，已經下了決心，非去黃埔不可。
“兒子要走了，我母親哭得不得了，縫補我的破衣服。”李承勳說，“她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我說我不曉得什麼時候回來。我爸爸就在旁邊嘆氣。”
看著執意要去上黃埔軍校然後上戰場的兒子，李承勳父母放心不下。他們不知道，兒子的黃埔夢已經在心裡藏了很久……
1929年6月1日，孫中山靈柩由北京西山碧雲寺移送到南京，在紫金山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南京城幾十萬市民守候路邊，為孫中山送行，少年李承勳也在其中。當時的情景，在他心中掀起波瀾。
“我一生看過好多名人出殯，這一次是最壯觀的，最感動人心的。”李承勳說，“送行隊伍很長，有海軍，有陸軍，有砲兵，有學生，有工人，有農民，有商人，有各國代表。那時我還小，不懂，只是想著，我們中國，這麼一個偉大的人物去世了。”
李承勳聽說，孫中山曾在廣州辦了黃埔軍校。他對這所學校充滿好奇。
1924年6月16日，廣州黃埔長洲島，新創辦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清晨，近500名師生列隊肅立軍校門前，恭迎前來參加開學典禮的孫中山，後來成為陸軍中將、時年21歲的湖南人鄭洞國也在其中。
多年後，鄭洞國在回憶錄中憶及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所作的演講：
中山先生在訓示中開宗明義，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軍隊的重要意義。他說：“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的事實……這是由於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
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宣布校訓為“親愛精誠”。這是由校長蔣介石擬選的。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的“本校誓詞”是：“盡忠革命職務，服從本黨命令。實行三民主義，無間始終死生。遵守五權憲法，只知奮鬥犧牲。努力人類平等，不計成敗利鈍。”
黃埔軍校大門彩樓兩旁原掛有一副對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橫額為“革命者來”。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改為其政治遺囑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25年，少年張訪朋被黃埔軍校走出的一群學生軍打動了。
1925年，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征討盤踞在廣東東部的軍閥陳炯明部，取得勝利。其中，黃埔學生軍勇敢作戰，發揮了先鋒骨幹作用。
那時的張訪朋還是廣東揭西一個普通的小學生。他記得，東征軍“往梅縣那邊走，經過我們那個大道”。他從大人口裡聽到了關於黃埔學生軍的故事。他見到，學生軍在東征中高喊著“不怕死，不貪財，愛國家，愛百姓”的口號，一路向前。 “大家都來看學生軍，燒茶，做了很多糕點。端到路邊，獻給他們吃，大家向他們鼓掌。”
張訪朋說，從那時起，他就對黃埔軍校有了深刻印象。
1937年抗戰爆發，20歲的張訪朋投考了由廣西南寧遷到桂林的黃埔第六分校，成為第十六期的一名學生。李承勳告別父母后，來到武漢，加入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師組織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成為一名學員。後來，這一期戰幹團學員，被劃入黃埔軍校第十四期。
從1937年起，黃埔軍校開始在全國各地設置招生點。報名者絡繹不絕。當南京考生易慶明趕赴黃埔軍校設在武漢的招生點時，考試時間已過。
易慶明回憶：“我到那裡去時，錄取學生的體格檢查都過了。我就要求補考，考官說：'你不是冒充的吧？'他怕我冒充。他讓我用英語背《總理遺囑》，我就背給他。考官說：'好好好，就背到這裡，你是個高中生，不錯。'”
易慶明順利通過了考試。他沒想到，在檢查身體時，自己卻被考官從隊伍中拉了出來。 “他檢查以後說，'別的正常，血壓過高。'我問：'血壓過高，有什麼問題沒得？'他說：'帶兵管理，血壓過高恐怕脾氣躁，將來對士兵不好，會虐待士兵。'”
這讓易慶明很著急。 “我說，那我不虐待士兵，對當兵的像兄弟一樣對待啦，我保證不會虐待他們。”
聽了易慶明的話，考官沒有多說什麼。幾天后，易慶明的名字出現在錄取榜上。
1937年底，日軍佔領南京前夕，黃埔軍校撤離南京，經九江、武漢、銅梁，歷時十六個月的輾轉，最終到達成都，在原成都分校的基礎上，建立了黃埔軍校成都本部。
抗戰爆發後，黃埔軍校在全國開設了九所分校，學員畢業後，多充實到軍隊，成為下級軍官。
鄭洞國在回憶錄中用“火熱”二字來形容他的黃埔歲月。火熱，是當年黃埔學生們對軍校生活的一致感受。
清晨，睡夢中的黃埔第十四期學生王用中和同學們被一陣急促的集合哨聲驚醒。
王用中回憶：“按規定只有5分鐘時間著裝、洗漱，然後帶上槍，準備出操。剛洗完臉，就見有個同學沒穿好衣服在走動，遠處有一個軍官向他招手說，過來過來。”
著裝不整的學生忐忑不安地走了過去。
“過去了一看，哎喲，是校長。在那兒站好，這個同學嚇壞了。”
蔣介石對黃埔學生的嚴格要求，王用中和同學們早有耳聞。他們聽說，黃埔軍校建校之初，一次全校集合時，教官顧祝同遲到了，一邊扣衣服釦子一邊插入隊列之中。這一幕被正準備訓話的蔣介石看到了，他馬上喝令顧祝同出列，當眾罰跪。蔣介石講完話後徑直走了，一眼也沒看顧祝同。顧祝同就這樣一直跪到第二天早上。
郭一予在《我對黃埔軍校的片斷回憶》中寫到蔣介石對學生的嚴格：“我記得有個學員因為違反了校規受處分，被關在禁閉室里大哭，恰逢校長蔣介石經過禁閉室，聽到哭聲，馬上說：'革命軍人是有價值的、自愛的，犯了校規受處分，認錯悔改就是了。哭！喪失了革命軍人人格，錯上加錯，再加禁閉三天。'”
在王用中記憶中，那個同學走過去站在蔣介石面前，“校長笑說：'同學，你幹什麼去？'他說：'報告校長，我洗臉去。'校長說：'你怎麼不把衣服領口扣好？著裝要整齊，明白了嗎？'他說：'校長，明白了。'校長就讓他回去了。”
原以為會受到重責的學生，從此再也不敢在著裝這樣的細節上疏忽大意。
王用中記得，黃埔的嚴格紀律體現在細節處，比如課堂上有《修學規則》：軍帽一定要放在課桌的左前方，不抄筆記時雙手放置於膝蓋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點歪斜，雙目注視教官，抄寫筆記時身體不准扭動。關於講堂和自習的規定多達20條。
黃埔軍校第十五期學生張修齊說：“強迫你要習慣軍營的生活，所以剛去時有一個轉變過程，哎呀，大家都是懊悔死了，跑這個地方來受這個罪。”
張修齊進入黃埔軍校一個星期的時候，覺得盼望已久的軍校生活無比枯燥。 “天天出操，還沒開始文化教育，主要就是鍛煉身體。早上跑步，還有機械操、單槓、雙槓、木馬這些，都是強制性的，一定時間內要達到標準，完不成，就等晚上人家都睡覺了，到操場去加練。那時我們抓那個單槓，手上磨損後都起血泡，不能動了，但你抓在上面不許下來，下來就拿皮帶揍你，沒有客氣的。”
黃埔畢業生宋錫善回憶：“一個老百姓變成一個軍人還是不容易的。吃飯8分鐘，緊急集合8分鐘，走路挺胸抬頭，步子速度、長度都有要求。那個時候新兵訓練整死人，不習慣，你說緊急集合怎麼能夠那麼快？”
黃埔畢業生饒平如慨嘆：“說句老實話，我原來在家裡是當少爺的，家裡有燒飯的大師傅，有黃包車，有車夫。我18歲之前，什麼事都不做的，連打洗臉水什麼的都是人家幫我做好。”
這些來自各地的青年們脫掉便裝，剃掉長發，頭戴軍帽，腰束皮帶，足穿青布鞋襪，打著綁腿，這是抗日軍人的戎姿。
宋錫善說：“緊急集合的時候就考察你的著裝，不光是白天的著裝，還有晚上的著裝，那麼你晚上著裝要快的話，睡覺時衣服怎麼擺放，背包怎麼打，這些都是在訓練範圍之內。”
黃埔畢業生李頌卓說：“不管你是老兵還是新兵，都要統一接受專門的訓練，這是黃埔的特色。這個訓練期滿後，就開始接受軍事教程了。”
“成為預備軍官後，軍裝就不一樣了。”王用中說。
雖然訓練、學習艱苦而緊張，不過，黃埔軍校學生在當時總是讓人艷羨的。
在《黃埔校友抗日回憶錄》中，有人如此描述：“星期天放假，我們穿著新發的學生製服，佩學生領章，胸前佩上軍校學生符號，三五成群地朝著納西墟鎮遊覽市容。四川人總愛叫我們老總，同學們說我們不是老總，是學生。在茶座中有一位文化較高的人笑著說：'你們同學今天是學生，將來就是老總，還要成為抗日英雄呢。'同學們感到自豪，大家都希望當抗日英雄呢。”
1938年的一天，張訪朋和同學們被通知到大禮堂集合。他到達時，禮堂裡已坐滿了人，卻鴉雀無聲。這一天，前線又有失利的消息傳來。
張訪朋說，黃埔第十一期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張漢良講話，“他就講，做一個黃埔軍人，一定要以身許國，你們進了黃埔軍校，就把性命交給國家了。”
據張訪朋回憶，張漢良給大家講了個故事：從前，有一個商人到了海邊，看到許多漁民在海灘上補漁網。商人問一個漁民：“老兄，我問問你，你的爺爺是做什麼的？”漁民說：“我爺爺打魚。”商人問：“他是怎麼去世的呢？”漁民說：“出海打魚，天氣本來好好的，忽然間大風大浪，船翻了，死在海上了。”商人聽了之後，挺同情，“哦，這樣啊。你的父親做什麼的，又怎麼去世的呢？”漁民告訴商人，他的父親也是漁民，同樣死於海上。商人聽完漁民的講述後，便開始勸說漁民轉行。漁民說：“先生，我要問問你，你的爺爺是做什麼的？”商人講：“我的爺爺做生意，在外跑來跑去，年紀大了，生病了，死在床上。”漁民又問：“那你的父親呢？”“我的父親也是做生意，年老多病，死在床上。”漁民就站起來了：“哎呀呀，你又做生意，你將來會和你爺爺、父親一樣，又死在床上啊，你趕快改行，趕快改行。”
聽到這裡，禮堂裡的500名學生哄堂大笑，掌聲一片。
“張漢良說：'你們反響這麼熱烈，可見你們懂得了這個故事的真諦。你們來黃埔軍校，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為祖國盡忠，就是最有意義的。'”
為了鍛煉預備軍官們的指揮能力，軍校裡不時進行沙盤作戰演習。張訪朋回憶：“在一個大廳裡邊，我們100多人圍著一個沙盤，那沙盤比乒乓球檯稍微大一點，上面有山、道路、河流、森林、士兵，兩軍對壘。一邊是紅的，一邊是藍的。教官講怎麼指揮作戰，講得很生動。”
這是張訪朋第一次從軍官的角度去思考應該如何作戰。 “教官通過沙盤教我們，假設你現在是連長，你怎麼安排排長、班長，你這個部隊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佔領陣地，敵人從哪個方向來進攻，面對敵人的飛機、迫擊砲轟炸，你怎麼指揮。”
黃埔軍校遷址成都後，迫於形勢，學制大大縮短，教官們選定最重要的基礎科目，分為學科和術科兩大類，在最短時間內將這些軍官必備課程全部講授完。
王用中記得，緊急集合後，“連長把我們帶到野外去，教投手榴彈，還有各種工具的使用，就這樣天天訓練不停”。
張訪朋印象最深的是，“夜間教育特別多。我們都在山地訓練，刮風下雨的時候，道路泥濘，遇到大坑，叫跳下去就跳下去，鍛煉勇往直前的精神。夜間教育回來時往往到了半夜，腳上都是泥巴，很累了嘛，顧不上洗腳就睡了，被子上沾了腳上的泥巴。天亮時被子上的泥巴就乾了，腳上的泥巴也掉了，等以後再洗被子，所以叫'洗腳不如洗被子'。”
1938年的一天，黃埔軍校成都本校訓練場，王用中和同學們剛剛結束了一天的訓練，值星官宣布：全體同學到校禮堂集合。
到禮堂不到兩分鐘，王用中就听到了立正、整理著裝的口令。接著報告人數。此時，王用中意識到，一定是蔣介石來了。
王用中回憶起蔣介石的講話：“他說：'本首長是全國的統帥，帶著這個責任，不能天天來看你們訓練。抗戰打了一年了，可不得了，緊張到極點了，本校長晚上只睡4個小時覺。你們說訓練苦，你們是本校長的學生，應該刻苦，我們付出了這樣大的辛苦，還要犧牲，為什麼，你們說為什麼？'”
學生們沉默不語，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來自淪陷區。
“蔣介石說：'你們是步兵，現在各戰區犧牲的官長挺多，特別是下級軍官不夠用，讓你們犧牲去。我們為什麼下這麼大的決心呢？不是為別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爭取抗戰勝利。'”
王用中說，那一刻，聚集了幾百人的大禮堂裡異常安靜，每個人都神情嚴肅。
經過為期半年的訓練、學習後，王用中和同學們被送上戰場。
1940年春節過後，張修齊在黃埔軍校完成了6個月的加強訓練後，被分配到駐第三戰區的第109師擔任排長職務。
張修齊回憶說：“我們剛到的時候，師長就講了：'你們這些學生，在學校裡邊搞軍事演習的時候，那個敵人是假的，他不打你的，現在到這個地方來，你們在敵人面前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戰爭是怎麼回事，你們在學校裡不知道，你們自己到戰場上去看。'”
張修齊被帶到了一個叫做柴家畈的村子。幾小時前，這裡剛剛進行過一場戰鬥。陣地上，到處是屍體、丟棄的武器和被炸毀的車輛。
“有野狗去拖屍體，拖得那個亂七八糟的，哎呀，味道臭得不得了，到那兒都噁心。哎呀，大家心裡震盪很大，原來戰爭是這麼回事。”
這是張修齊第一次目睹真實的戰爭場面，眼見的一切在腦子裡揮之不去。
“回來以後，師長說，你們現在考慮怎麼分配。因為當時我才20歲，還有一個同學也20歲，師長說，你們兩個年齡太小了，你們去當排長，士兵歲數都比你們大，你們管不了。我說我們希望到前線去。”
師長沒有阻攔，張修齊和同學直接轉到了前線部隊。
“我們去的時候，那些士兵已經很苦了，由於棉衣沒運上來，冬天他們還穿著單衣，身上都生膿包瘡，手指上、胯襠裡面都有瘡，槍都抓不起來。所以分到連隊裡，我一看，不得了，這不能打仗。”
疲弱不堪的士兵，陳舊的武器裝備，讓初上戰場就指揮一個排的張修齊心急如焚。
“我心想，一有情況，這個仗怎麼打？而且我所在連隊的連長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對士兵也很刻薄，我心裡很難過，我都哭了。那時士兵看到我們也不親切，因為從未謀面嘛。他們喊我小排長，連問我姓什麼都不問。”
張修齊說：“我們有許多班長都是老兵了，都是負過若干次傷的。他們就跟我講，小排長，打仗你有什麼本事？”
從死人堆裡摸爬滾打過來的老兵根本瞧不上這個小排長。
“我記得一天晚上有情況，我就帶我這個排到外面去搜查，那時候部隊沒給排長配手槍，我拿了一支步槍，上了刺刀。後來，有個班長對我說：'排長，你到後頭來。'我去了，問什麼事。他背著大刀，說：'我這個大刀砍了不少日本鬼子了。'又說：'士兵們都認為你不行，他們不敢公開說出來就是了。'搜查沒有發現什麼情況，回來以後，他說：'排長，你說你行，我們來比試比試。當然我不用大刀了，用竹片子當大刀。'我說：'那我就用竹竿子當槍，我們試試看。'”
聽說這位新來的小排長要和老班長比試，士兵們紛紛圍觀。
“我出槍很快的，刺殺主要就是反應要快。我們在學校學的：首先，你不要看敵人的刀，也不要看敵人的槍，你要看敵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就是他的意圖表現，這點我記得很清楚；還有一點，反應要靈敏，讓人家的刀來不及。就這兩點很要緊。所以那時候我跟他講：'我體力不一定比你強，但動作比你快。'確實，他跟我比試過後說，'喲，小排長還有兩下子嘛。'我說：'怎麼樣，你大刀剛提起來，我刺刀就到你胸口了，就這麼快。'”
這次比試後，老兵們對張修齊的態度和以前大不一樣，慢慢的，他們開始接近這個黃埔軍校出來的小排長。張修齊帶著這些經歷過生死考驗的老兵，在戰場上一次次出生入死。
1942年3月，黃埔第十七期學生楊岑峰，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九十六師二八六團排長，隨黃埔三期生——第二零零師師長戴安瀾的部隊，進入緬甸同古城。
楊岑峰迴憶：同古阻擊戰即將打響之際，戴安瀾帶頭寫下了“誓與同古共存亡”的遺書，各級軍官紛紛效仿。 “部隊裡比較友好的，互相抄抄通訊錄，說：'如果我戰死了，你倖存了，通知一下我家人。'”
歷時12天的同古大戰以中國軍隊主動撤退、日軍佔領了一座空城結束，日軍傷亡5000餘人。後來，蔣介石聽了戴安瀾的匯報，誇獎道：“中國軍隊的黃埔精神戰勝了日軍的武士道精神。”
同古一戰後，1942年4月28日拂曉，緬甸平滿納的中國軍隊陣地遭到日軍猛烈砲擊，日軍轟炸機低空掃射，步兵向楊岑峰所在陣地步步逼近。
楊岑峰迴憶：“敵人猛攻了半小時，陣地上死了不少人。有個班長說，排長，你流血了。我一看，身上流血了，我說，沒事沒事，你們繼續戰鬥。”
楊岑峰咬牙將嵌進肉裡的彈片拔出來，簡單包紮傷口後，再次投入戰鬥。
此刻，日軍已殺到面前。楊岑峰手下的一個士兵，“四川人，也就20來歲，他喊了一聲排長，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機槍打死了”。
楊岑峰說：“我這個排是先遣排，相當於團裡一個前哨，距離團主力有三五里路，孤零零的在一個高地上。如果沒有我們這個前哨，敵人來襲擊的話就不知道，那不全軍覆沒了嘛。當時我看了一下，排裡也就剩下不到一半人，副排長倒下了，二班的機槍手已是奄奄一息，一班大部分戰士都犧牲了。”
這場戰鬥打了整整8個小時，陣地最終保住了。
楊岑峰的排原有60人，倖存者不過10人。
“那個場面太慘了。炮火非常猛烈，有的士兵衣裳都燒光了，有的負傷了，趴在地上不能動。那個時候心情非常悲痛，打仗啊。戰場上，槍砲沒長眼睛，打起仗來之後只能前進，不能退卻，如果沒有命令你就退卻下來，馬上就有上級一槍把你處決。如果有士兵臨陣脫逃，我作為軍官有權力把他打死。所以當時兩種心情交錯。”
1942年5月18日，戴安瀾率領第二零零師向北轉移時中彈，5月26日，戴安瀾以身殉國，年僅38歲。
從1942年3月入緬作戰到1945年1月緬北、滇西反攻戰勝利結束，5700多名黃埔軍校畢業生，長眠在了異國土地上。
多年之後，王用中還對他和同學們走出校門上前線的情景記憶猶新。
王用中記得，那是1940年2月23日，黃埔軍校成都本校的操場上，他和同期畢業生們列隊唱響校歌。
“宋慶齡先生來了，在台上和校長並排站著，她表情非常和藹，看著我們，就像母親看自己的孩子一樣，特別的慈祥，我們心裡都很激動。校長走下台，開始騎馬檢閱隊伍，前邊有一個衛士牽著馬。馬走得挺慢，校長看著每一個學生，臉上的表情也和宋慶齡先生一樣和藹，但又透出一種特別的威嚴，就是人們常說的不怒而威。我們都注視著他。”
熟悉的口號聲漸漸遠去，熟悉的歌聲再一次響起，久久迴盪。王用中和同學們心裡明白，這將是他們在黃埔軍校的最後一次集合，同學少年也即將踏上赴死之旅。
初春的寒意還沒有退去，冷冷的春風中，隱約飄來一股硝煙的味道……
抗戰時期，黃埔軍校一共設立了9所分校：原來的洛陽分校改為第一分校，並遷往陝西漢中；武漢分校早已停辦，1937年冬在武昌南湖成立第二分校，後遷往湖南武岡；第三分校成立於江西瑞金；第四分校由原來的廣州分校改名，抗戰爆發後多次遷移，最終以貴州獨山為校址；第五分校成立於昆明；第六分校由原南寧分校改名，後遷往桂林；第七分校最初成立於甘肅天水，後遷西安；第八分校成立於湖北均縣；第九分校成立於新疆迪化。
身為陸軍軍官學校學生，堅持不說謊、不欺騙、不偷竊的榮譽信條，也不縱容他人違反，立志成為允文允武、術德兼備的軍事領導人才，具備領導管理、解決問題、語文溝通及持續學習四大能力，信守國家、責任、榮譽、犧牲、團結、勇氣、自信的核心價值，發揮親愛精誠校訓，確定我是最好的認知，貫徹尊師重道、存誠務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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