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憲良——時為731細菌部隊勞工
朱玉芬——時為黑龍江密山縣山河村村民
篠塚良雄——時為侵華日軍731部隊少年班學員
松本博——時為侵華日軍第一六四四部隊衛生兵
越定男——時為侵華日軍731部隊運輸班司機
湯淺謙——時為侵華日軍山西潞安醫院軍醫
三尾豐——時為日本關東軍大連憲兵隊隊員
“電影不是直接簡單地反映給大家看，例如表現戰爭的慘烈，表現人們的反戰情緒，並不是簡單的暴力、屍體的展示，而是如何縮短與現實的距離，希望觀眾反省反思，而不是刺激的場景。”
這是亞洲導演李滄東，在“新銳導演計劃”課堂上的一段講話。觸類旁通，我覺得，這樣的思考也同樣適用於紀錄片。
小的時候看電影《黑太陽731》，只記住了陰森恐怖的氛圍，真正對這事開始了解，並有新的認知，是在《我的抗戰》創作階段，在《泣血控訴》的畫冊裡，100位中國老人寫滿滄桑的面孔讓我深受觸動。
60多年前，他們經歷了那場戰爭，是戰爭的倖存者，這些幸運活下來的人，卻不幸被細菌感染。戰爭留給他們的傷口，每一天都在潰爛。戰爭已經結束，但肉體帶給心靈的折磨卻從未停止。
每次看到那些面孔、那些傷口，我總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悲傷，忍不住地想要探尋，在一張張寫滿了傷痛的面孔背後，隱藏的是怎樣一段歷史。很幸運，在篠塚良雄的故事裡，我找到了答案。
1939年，篠塚良雄是一名15歲的日本少年，他當時所在的學校每天都在進行軍事訓練，為了逃脫教官們的毆打，篠塚良雄參軍報了名，他和很多同學一起來到了中國。因為徵兵者承諾：“如果參軍，他們日後會得到獎學金，還可能被分配到醫院或航空部門工作。”
1942年，篠塚良雄接到了新任務：幫助軍醫準備已感染上細菌，即將被進行活體解剖的人。在解剖室內，篠塚良雄用板刷把即將接受活體解剖的中國人清洗乾淨，軍醫用聽診器確認受害者還活著，在進行解剖後，篠塚良雄還要幫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內臟器官。
在知道了細菌戰的真相後，正式編入軍隊的篠塚良雄，面對的是嚴酷的軍事法。一是非常嚴酷的《武器保護法》，對於所從事的工作要做到不聽不看不說，另一個就是《陸軍刑法》，如果任何人逃出部隊的話，就將作為一個逃兵被處死。
戰爭，只有殺戮，只有滿地的彈殼。
1945年，石井四郎在逃離中國前銷毀了所有的證據，並向他的部下宣布了嚴厲的軍令：“絕對不能把在部隊裡做的一切事情說出去！”
60多年過去了，回到國內的日本老兵中有的人良心發現，他們開始不斷地經受著精神和心靈上的折磨。因為他們曾參與細菌戰的過程始終不能表露，有些人終日惶恐被送進精神病院，有些人因做過這樣罪惡的事情心神不寧、經常搬家。
當然，他們當中也有許多人至今沒有悔悟，他們甚至裹挾著新一代的年輕人再次陷入愚昧的狂歡。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從華中到西南普降大雪。這一天的《大公報》社評寫道：“今後一年是我們國家最艱苦的一年，已經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盡甘來的展望。”
這一年6月的一天，黑龍江延壽縣，正在幹農活的青年左憲良突然接到偽區公所徵集勞工的命令。這一天，全縣有500多人接到了同一命令。
勞工們被告知，將要上國境線去，沒有期限。他們並不知道國境線在哪裡，但他們都聽說過，凡是被抓到國境線去做勞工的，很少有人能活著回來。 “有人警告我們，誰也不許往回跑，跑回來還是死罪，而且爹媽都得死罪。”左憲良回憶說。
身處淪陷區，他們不敢反抗。一輛載著500多名勞工的火車，在家人們的哭泣聲中慢慢遠去。
“乘警告訴我們，誰往外瞅就把腦袋砍下來。”左憲良和工友們驚懼不安。轟隆隆的列車，像是通往地獄。
幾天后，左憲良和工友們被押送到勞動地點——位於哈爾濱平房鎮的一個場區。左憲良記得：“大牆一丈多高，四周都是鐵絲網圈著，南邊有門，兩個站崗的。”
場區只有一個門進出，勞工們每次必須經過門崗衛兵搜身檢查後，才能進入場區勞動。左憲良當時的工種是木工。
在左憲良的記憶裡，勞動時總是提心吊膽。 “在那裡頭乾活，不許你打聽，不興你亂瞅，你走吧，就這麼直接往前走，東張西望都不行。旁邊有日本鬼子，端著槍，帶刺刀，看你往周圍一瞅，一槍就打死你。”
據左憲良回憶，日軍對勞工們規定了十二條禁令：不准經過場區亂看，不准談論場區事情，不准給親友寫信，不准在場區勞動時交頭接耳等等。如果違反規定，就會被處死。不過，時間一長，大家也學會了應對的辦法。 “一共有二三十個倉庫，我們白天干活，衛兵走過去了，我們就偷著瞅。”
場區裡有一幢灰色建築，戒備森嚴。左憲良和工友們就在灰色建築外的空地上乾活，建築裡面究竟有什麼秘密，他們無從知道。
據左憲良回憶：一天，工地上出現了兩隻老鼠，“我在另一邊，我聽到有人說，踩死了，踩死了。我看他扒拉扒拉，用棍子掘出來，一看，黃老鼠，大眼賊。”
工地上這個小小的變故引來了日本人。讓勞工們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工頭竟然因為兩隻老鼠被踩死大發雷霆。 “日本人關崗來了，拎個棒子，半截扁擔長，上去打他，那小個子就立正站著，老給他敬禮，嘴上說，哈伊。”左憲良說，整個場區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事情似乎比大家想像得還要嚴重，勞工們被命令放下手中的工具排隊站好。
個子最高的左憲良站在了整個隊列的前頭。 “（日本人）到我跟前，把那棒子撇了，扔到一邊，啪啪啪打我耳光，又抬腿踹我一腳，一踹就倒了，腦袋一下子嗡嗡響。我尋思，好好的，打我幹啥啊？”
左憲良被打掉了兩顆牙齒，耳膜也出了血，疼得就地翻滾、慘叫。其他工友在日本兵的脅迫下被迫互打耳光。
左憲良記得，後來日本工頭找來翻譯告訴大家：“今後再見到老鼠要捉活的，不准踩死！”
大家都很疑惑：為什麼日本人這麼在意老鼠？
勞工們對老鼠充滿了困惑。場區內21歲的日本兵篠塚良雄，也有著同樣的困惑。
篠塚良雄回憶說，1939年的一天，在日本東京的一所中學裡，一名徵兵員向學生們許下效忠天皇的美妙諾言：“你們如果參軍，會被分配到醫院或航空部門工作，還將得到大筆的獎學金。”聽到這個消息，少年篠塚良雄十分開心。
“當時日本的學校不是學習的地方，而是軍事訓練的地方，一直在進行訓練，經常被教官毆打。由於這樣的情況，更想加入軍隊，也許能逃脫。所以連家長也沒有說就報了名。”
那一年，篠塚良雄只有15歲，他在錄取考試中取得了優異成績。兩個月後，篠塚良雄與一批新兵一同來到了中國，加入駐紮在哈爾濱平房鎮的日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
關於這支部隊的淵源，在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秦正氏、荻原英夫合寫的《“滿洲第731部隊”罪惡史》中有如下描述（有刪節）：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郵政信箱隊號是“滿洲第731部隊”，這是根據天皇命令設立的細菌部隊。
日本統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滿足帝國主義侵略需要的“科學家”。當時在軍醫學校任“軍陣防疫學”教官的石井四郎軍醫少佐，就是這種“科學家”的代表。他生於日本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陸軍派遣學生的資格在京都大學醫學部畢業，當了軍醫。他是一個性情執拗，非常狡詐，野心十足而無半點良心的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開始侵略中國東北，轉眼之間，東北淪陷。石井便利用憲兵警察逮捕中國的愛國人士當做實驗的“材料”，以研究細菌戰的方法，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龐大的經費，在東北設立大規模的秘密研究所，製造細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許。因此，在曾經洋溢著春耕秋收愉快歌聲的背蔭河畔（五常縣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農民被逐出了家門，流離失所。就在這裡，出現了實現細菌戰陰謀的秘密部隊。這是731部隊的前身，所謂“加茂部隊”（1933年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者侵入中國的關內。這時，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越發感到侵略中蘇兩國必須以細菌武器為有力武器的必要。於是，石井就強佔以（哈爾濱）平房車站迤北約4公里正黃旗屯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為建造兵營的工地，奴役幾千名中國勞動人民，大規模地修建了“細菌製造廠”。
外圍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進入內部工程的階段。
以活人做實驗的“第七棟”、“第八棟”包括有大約120間獨身監房，還有特殊試驗室（凍傷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衛生用的減壓試驗室）、實驗室、屍體解剖室、標本室以及種種殺人設備；“第三棟”、“第五棟”是培育細菌室；“第四棟”、“第六棟”是細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設備陸續建成。
以該部隊為中心，方圓8公里半徑的範圍以內，劃為特別地區。以《國境地帶取締法》和《軍機保護法》為護符，從該處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即在雙城街道、拉林街道、平房街道、阿城街道等各街道上，經常有偽警和憲兵嚴密監視。在這片土地內的23個村，1.2萬農民都變成了731部隊的奴隸。
731部隊的人員，也在1939年到1940年之間驟然增加。到1942年，部隊人員已達2000餘名。
另一方面，在1938年以後，更把731部隊的基干人員，置於中國關內各地的淪陷區內。於是在中國各地，組成了一張細菌戰的網，到1940年7月，遂對中國大陸開始了細菌戰。
1907年的《海牙國際公約》和1925年的《日內瓦決議書》都明確規定，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氣體、毒性氣體以及包括細菌武器在內的生化武器。日本是這兩個國際公約的簽約國，卻秘密建立細菌部隊。
日本人森村誠一曾經採訪了一些原731部隊成員，在其著作《魔鬼的樂園——關東軍細菌戰部隊恐怖的真相》中寫道：“我在採訪期間，只是從前隊員的談話裡才略微窺見該部隊的一副可怕的凶相。這個731部隊本是從日本陸軍中派生出來的一股惡魔式的部隊，它的任務是把生物學和醫學轉用於武器上，肆無忌憚地想要發動已被國際法禁止的細菌戰爭。”
1940年春天，篠塚良雄被派到了跳蚤繁殖部門。 “在暗室裡，濕度很大，溫度很高，我們當時每次只能進去30到40分鐘，都是赤身裸體在外面罩上一層白衣，穿上木製的拖鞋，進行跳蚤的繁殖。”
篠塚良雄最初以為，防疫給水部隊的任務是負責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飲用水，他想不明白，為什麼防疫給水部隊要從事跳蚤的繁殖。
篠塚良雄負責每天將老鼠放入培養了大量跳蚤的暗室裡。 “放入的老鼠都是被注射過鼠疫菌的，這樣就產生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據篠塚良雄回憶：病原菌的大量生產是根據第10號關東軍作戰命令進行的。至於細菌用到什麼地方，怎樣使用，他一無所知。直到1941年，他被派去執行新任務時，才知道這支防疫給水部隊的真正工作。 “生產的細菌要確認它的殺傷力，實際上就是殺人的實驗。”篠塚良雄說，殺人實驗要進行活體解剖，“為什麼活體解剖很必要呢？因為培養細菌時會有雜菌進入，腐爛屍體中的細菌就含有很多雜菌，因此必須趁人活著時解剖，從臟器裡將細菌提取出來。”
朱玉芬沒有見過父親朱雲桐的樣子，因為父親在被日本兵抓走時，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來得及為她留下。那一年是1941年，在黑龍江密山縣山河村，父親被抓走兩個月後朱玉芬才出生。
後來，朱玉芬聽大人們講，父親和二叔朱雲岫都是抗聯戰士，二叔在一次執行秘密任務時被捕。
據朱玉芬回憶：“我姑姑上了火車，就在那車廂連接的地方，看到我二叔了，二叔披個棉襖，手倒背著，因為被綁著嘛。我姑姑說，二哥你幹啥去？他就拱拱嘴，意思是日本憲兵隊在那兒，不讓說話，只是說，你告訴家裡吧，我沒事。”
朱雲岫被抓走幾天后，因為漢奸告密，日本憲兵來到山河村，踹開了朱雲桐家的大門，朱雲桐來不及和已有身孕的妻子道別，甚至還沒給即將出生的孩子取一個好聽的名字，就被帶上了開往憲兵隊的汽車。
整整60年後，朱玉芬才第一次見到了二叔的照片——在哈爾濱的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裡，保存著一份長達15萬字的《關東憲兵隊特別移送檔案》，檔案中，朱雲桐和朱雲岫的名字緊挨在一起。檔案中的《昭和16年度撲捉諜者處理一覽表》，清楚顯示了當年朱雲桐和朱雲岫被帶走後，被押送的目的地，正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
“被運進來的，絕對不能活著出去，這一點很清楚。”曾負責將被捕後的中國人押送到731部隊的原關東軍大連憲兵隊隊員三尾豐說。
原731部隊隊員越定男提到押送中國人的情況：“為了掩蓋同一輛車的頻繁出入，而不斷更換車牌。押送時，駕駛室坐3人，後面車廂裡都是'馬路大'，被苫布遮擋。5年內，共運了3000人。”
朱玉芬的父親和二叔被押送到731部隊後，她的奶奶每天都守候在院子外的小路上，老人相信兩個兒子總有一天會平安歸來。 “我奶奶領著我媽，去了憲兵隊，帶著給我爹的棉襖棉褲，憲兵隊的人說，東西你擱這兒吧，（你兒子）幾天就回去了。”
但是，年過七旬的母親沒有能夠盼回朝思暮想的兒子，直到老人去世，兩個兒子還是杳無音信。
朱家兄弟和其他被押送到731部隊的中國人一樣，在這裡受到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折磨。
原731部隊隊員松本博說：“這些俘虜來的時候還都穿著衣服，根據各人的體質適用於霍亂還是適用於鼠疫等，分配到各班，然後把這些人的衣服扒光，每人都放入一個50厘米長寬的裝動物的小籠子裡，不能直立也不能躺著。籠子裡有一個大小便的器具，除此之外，什么生活用具都沒有，連大小便的紙都不給。吃飯的時候，不給飯碗，只是用紙捲起來，這些人把手從鐵欄杆空隙伸出去拿，當然也沒有筷子，沒有勺，都是用手抓飯吃。他們根本沒有受到像人一樣的待遇。這些俘虜在籠子里關了有半年時間，上面認為他們已經有了對細菌的抵抗能力，他們就被送到處理室。”
左憲良也差點被送進了處理室。 1945年7月，他被抓來勞動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一天午後，分隊長命令他和一名軍官去倉庫取東西。
據左憲良回憶：所謂的倉庫，正是平日里嚴禁勞工靠近的那幢神秘的灰色建築物。空曠的車間裡有幾個油罐形狀的大機器，6個日本人穿著黃色工作服，戴著白色手套、口罩，正在查看機器。將他帶進倉庫的軍官走過去，跟其中一人小聲議論。 “那人看著我。說啥啊？日本話，不知道。”
雖然聽不懂日語，左憲良從那人打量自己的眼神中，感覺到對方似乎在考慮要不要把他留下。 “那人擺擺手，軍官領著我又走。”
軍官將左憲良帶到了其他幾個穿著工作服的日本人面前。在打量過左憲良後，他們都向軍官擺了擺手。
當左憲良走出悶熱的車間時，汗水已經濕透了全身。回到工棚後，他立即被工友們團團圍住。 “他們問，你拿啥啊？我說沒拿什麼啊。他們都說，你命大啊。我說咋命大呢？他們說，日本人領去那裡的勞工，沒有一個回來的。”
“哈爾濱以北250公里處，有個安達野外實驗場，在這裡曾多次用活人做細菌彈實驗：把四十多名'馬路大'綁在十字架上，排成圓圈形狀，向中心投放陶製細菌彈。我們觀察的人站在大約4公里以外的地方，幾乎沒有聽到什麼聲音，就看到突然湧出一片煙塵。為了不使'馬路大'在實驗中死亡，在他們胸前掛上鐵板，戴上帽子，因為如果他們死亡了，就觀察不到實驗效果。”越定男回憶說，“在實驗時，有一個'馬路大'解開了繩子，從十字架上掉了下來，隨後'馬路大'一個一個都被解開綁在身上的繩子，向四外逃散，但實驗場地很開闊，是無法逃脫的。731部隊隊員駕駛汽車，將他們逐一軋死。”
篠塚良雄負責對那些在實驗中染上細菌的中國人做活體解剖。 “拿著各種各樣的工具去，被解剖的人看著我，目光裡充滿了蔑視，似乎在說，你這樣的算人嗎？我只能閉上眼睛。”
解剖過程非常殘忍。
以下是幾個原731部隊隊員的講述：
胡桃澤正邦：“先麻醉被解剖人，讓他睡眠，然後解剖，血像打開龍頭的自來水一樣湧了出來。因為麻醉不夠，（被解剖人）在中途醒來的情況也有。解剖中國女性的時候，她們叫喊著，要救自己的孩子。”
湯淺謙：“準備一個大瓶子，有管子接入。準備完之後，就從（被解剖人）大腿部位把血管切開，血就噴出來，從管子流入大瓶子裡。等血漸漸止住了，讓現場的軍醫在（被解剖人）胸部按壓，把心臟裡最後的血擠出來。（被解剖人）抽搐，這個生命被奪走了。這時候出來的血變成血泡，和空氣一起從管子裡流出來。我們就進行這種殘忍的事情。”
湯淺謙：“有兩個中國人被蒙著眼、綁著手，看守掏出槍來向兩人的肚子開了兩槍，兩人還在痛苦地掙扎，我們40多個人，就把他們扛進手術室去了，接著就開始了手術練習。軍醫部長用軍人特有的高傲聲音說，在切掉睾丸以前讓他們活著。”
松本博：“我的一個同伴是泌尿科的，他把中國人的睾丸舉得高高的，很高興地喊叫。”
篠塚良雄：“把他們的髒器取出來，用來繁殖下一代的細菌。”
篠塚良雄：“曾經看過凍傷實驗：把中國人的手按入冰冷的水中，使其凍傷，有人因為凍傷而被砍掉手腳。”
《“滿洲第731部隊”罪惡史》中提及“731部隊滔天罪行中的一鱗半爪”：
1944年秋，因生產鼠疫細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橋班（高橋正彥軍醫少佐）內，有四名做“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術員，感染了鼠疫。 （“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給老鼠，再把這只鼠餵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內潛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於鼠疫，會影響全體隊員的“士氣”，下令必須全力醫救。高橋少佐在診療部長永山太郎軍醫大佐的指導下，大量製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進中國人的身體使之感染，然後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喪命。用這樣的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來醫治受傳染的隊員。為救一個殺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須有四個愛國志士丟掉寶貴的生命。
《魔鬼的樂園——關東軍細菌戰部隊恐怖的真相》一書中如是寫道：
他們朝“馬路大”的身上註入了凡是能夠想到的一切東西。他們曾往“馬路大”的靜脈裡註射空氣，然後觀察身體各器官要經過怎樣的程序才能把人憋死。 731隊員們對於朝人體內註射空氣，並且觀察一個人被活活憋死的詳細過程，是大有興頭的。
他們還把“馬路大”倒吊起來做實驗，觀察需要經過幾點鐘幾分鐘才能死亡以及身體各個部分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有時也把“馬路大”放進一個巨大的離心分離器內反復進行高速旋轉實驗，一直轉到“馬路大”死掉為止。這些都是出於解剖的需要。
在這人間地獄，罪惡彷彿沒有盡頭。
1945年8月初的一天，左憲良所在的勞工場區上空響起了淒厲的集合警報聲，這一次他們接到的命令是去燒倉庫。 “日本人說，快快的，快快的，拿著鞭子抽我們。”左憲良說，日本人用槍逼著勞工們往倉庫裡扛木料，然後再澆上汽油和酒精，放火燒。
倉庫裡到底隱藏著什麼，勞工們終於看見了。倉庫裡頭還有很多牛和馬，在熊熊大火中叫喚著亂竄，“沒人管，日本鬼子也顧不了了”。
這把火一直燒了三天三夜，所有倉庫，全化為灰燼。
對於日本人這一反常舉動，左憲良和工友們大惑不解。他們不知道，3個月前，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迫使德國法西斯於6天后投降。隨後蘇軍對日宣戰。石井四郎很快接到了日軍大本營發來的電報：“銷毀一切設施，所有人員全部撤回日本。”
石井四郎在日記中寫下了撤離步驟要點：1. 工兵爆破；2. 焚毀；3. 挑選並攜帶；4. 第一批家屬出發。
炸毀營區，焚燒倉庫，一切都按石井四郎的計劃在進行。
從7月17日開始，左憲良所在的勞工場區，除去做飯的30多人，500多人都去挖大坑。 “日本人在樹頂上坐著，他喊，快快的，老這麼喊。還有人拿了半截扁擔舉著，看你慢了一點，他劈裡啪啦就往你腰這兒打，可勁打啊，有的人腰被打腫了。就這樣，越往後（他們）越著急，越往後越加緊了。”
據左憲良回憶：8月9日，緊急集合的警報再一次響起，勞工們被逼去把很多沉重的長方形木箱搬上火車。裝車現場一片混亂，很多日軍家屬爭先恐後上了火車。
此時，石井四郎下令開始消滅罪證。 “首先令第一特別班長石井猛男將關在秘密監獄中的數十名愛國志士全部槍決。一個蘇聯婦女在獄中剛剛生出的嬰兒也不例外。除把一切秘密文件、跳蚤、老鼠、細菌等燒毀之外，更命令工兵隊將總部房舍——以監獄為中心，包括三層方形樓房的研究室、生產工廠在內——一齊炸毀。”
此後，“石井四郎儘早探知'8月11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已屬確實'的外國情報，發出'部隊全部撤退'的命令，將近80輛列車，開進隊內的支線，裝好2000餘名隊員和家屬，於13日向南逃竄。石井和其家屬則搭乘其女婿增田少佐所駕駛的飛機逃回日本。臨逃竄時，他們把一部分帶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731部隊為中心，方圓8公里的所謂'特別地區'內立時發生了鼠疫。僅僅一星期中，就有146名善良的農民死於非命。”
從8月9日到10日夜間，左憲良和工友們連續乾了一天兩夜沒合眼，有的工友因為極度疲憊，暈倒吐血，活活累死。左憲良和30個同伴不願坐以待斃，風雨交加的黑夜裡，他們用鋼鍬劈開鐵絲網圍牆逃了出去。
“走了五天五夜啊，從哈爾濱到家是450里地呢。回到家，我媽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我說，媽，你怎麼不認得我了？我是你兒子呀。媽哭著說，你怎麼回來的啊？這兒看那兒看，說你累得都脫相了。”
1995年，當左憲良重返平房實驗區時，他才知道了關於731部隊細菌實驗的全部真相。他和工友們一起挖的大坑里，白骨累累。 50年前，除了逃走的左憲良與30個同伴，其餘500多人全被活埋在這裡。
左憲良如今年逾九旬，當年和他一起逃出來的人大多已經離世。他將家裡3部電話的尾號，全都選擇為了731。
而在日本，731部隊的罪惡，很多人不知道。 “戰爭結束以後，731部隊隊員們彼此都在頑固地隱瞞著這一段經歷，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就好似在屏息中混著時光。”
2010年冬天，哈爾濱的大雪中，當年那座人間地獄的原址，被掩沒在厚厚的積雪下。
在731部隊的實驗中死亡的人數，目前存在爭議。百度百科“731部隊”詞條裡的記述：“一些研究者認為超過10000名中國人、朝鮮人以及聯軍戰俘在731部隊的試驗中被害。”森村誠一的說法是：“（731部隊）曾以3000名俘虜為對象進行了非人道的活人實驗。”
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後，隱居在千葉老家，由於害怕成為戰犯，他連假葬禮都準備好了。
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石井四郎接受了美國細菌戰專家湯姆森的審訊。他詭稱：“創建731部隊是為了保衛日本，研究細菌戰是為了自衛。”他的助手內藤良一中佐與美軍談判，以提供人體實驗和細菌研究資料為條件，換取了美國對731部隊有關人員免除戰爭責任，逃脫了審判。此後，石井四郎在東京經營旅店。他信了基督教，經常免費給周圍的孩子治病，並說：“作為醫生救助生命真的很快樂。”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癌病死。
731部隊和其他部隊（如長春的一零零部隊）在中國發動了多次細菌戰。
1941年11月4日，日機在湖南常德投擲了鼠疫菌蚤，以及帶有鼠疫細菌的穀子、麥和棉花、碎布等雜物。投下鼠疫的數週內，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疫情持續了數年之久。 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認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這場違反《日內瓦公約》的細菌戰中喪生。
1943年夏秋時節，日軍駐濟南細菌戰部隊於魯西北地區扒開衛河大堤，同時播撒霍亂病菌，致使魯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帶霍亂流行。時至今日，受害者的人數尚無法準確統計，但據估計應不少於20萬～30萬。
數十噸生化武器在戰爭期間被存放於中國東北多處，至今對平民還時有傷害，如2003年9月，在黑龍江，29名建築工人無意間挖掘到了埋藏地下近60年的化學武器彈殼，造成多人受傷，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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